在中国、越南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宗藩关系。但河内的某些史学家正利用宗藩关系，大肆歪曲、篡改中越关系史，竭力攻击中国人民。他们公然否认中越历史上曾有过宗藩关系，提出越南从来不曾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藩属，如果存在过“藩属”关系，那也是越南人的一种策略，“是为了实现保卫比敌人小许多倍的越南国家的民族独立主权所进行的柔婉外交路线”[2]。尽管他们闭着眼睛不承认，但还是利用宗藩关系的一些事实，肆意歪曲中越历史上的一些战争，借以煽动民族情绪。他们鼓吹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先发制人”；重弹“来自北方的威胁”，胡说“上千年的历史事实充满着来自中国挑起的对越南的侵略战争”；还将中法战争比作是“两只野兽争夺越南这块肥肉”，说黑旗军和刘永福是清朝豢养的“走狗”；等等[3]。因此，我们在研究中越历史上的宗藩问题时，就不能不对上述谬论进行驳斥。
一
所谓“宗藩”，按《词源》的解释，“宗”为本源、主旨之谓；“藩”即屏卫之意。《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汉高祖）乃封弟为楚王，爰都彭城，以疆淮泗，为汉宗藩。”历史上，中越两国并非自古就有宗藩关系，它是个历史范畴，是封建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特殊关系。但这个关系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源远流长，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较长过程的。
为了探讨中越两国的宗藩问题，我们不妨从它们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关系说起。
越南，中国史书称作交趾、占城，又称安南，19世纪初才正式改名为越南。越南和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是亲密的邻邦。地理位置上，越南位于中国南部，中南半岛的东部。东面和南面濒临南海，北面与我国云南、广西接壤，西部同老挝、柬埔寨为邻。南北长约1650公里，东西最宽处600公里，最窄处50公里，国土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面积3296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260公里。人口约5000万。境内五分之四的土地为山地和高原，北部和西北部为高山、高原盘踞，是中国大陆山脉的延伸部分，山间谷地为中越间的天然通道。越南国内著名的两条大河——红河、湄公河，分别发源于中国境内的元江和澜沧江，流到越南后冲积成两个肥沃的三角洲。这两条河流是中越两国古老文化、经济得以联系的纽带；红河及湄公河三角洲也由于它们的滋润而发展成越南北部和南部两个重要的发达地区。
在历史上，中国云南是元谋猿人的故乡，亚洲文化的摇篮。170万年前，元谋猿人已生息繁衍在中国南方的土地上，后来沿红河、澜沧江、怒江向中南半岛迁移，并定居于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再经过若干万年的发展、融合，逐步形成今天的越南、马来、缅甸诸民族。罗香林教授曾在《南诏种族考》一文中说：“今日云南境内之僰夷，固为南诏与大理国遗民之一支。僰夷自称为歹，故又称为歹人，惟自称为歹之种人，则除了云南一省外，如安南、暹罗、缅甸等地尚所皆有。此类非云南境内之歹人，虽亦为古代越族遗裔之一支，然其移植于安南、暹罗、缅甸等地，既远在东汉之前，且为其种人之自然扩殖，非中夏宗邦有所驱逐；更非在南诏与大理统治期内，始自滇境外迁，尤非在大理国为忽必烈所并灭后，始自滇境外迁。”[4]罗氏未能看到元谋猿人的发掘，但他主张早在东汉以前，滇境和中国南部地区的人类便已移植到中南半岛了。《海国图志》说：“（交趾）面貌皆似中国，本汉人之苗裔也。”法国学者费琅（Ferran）也认为中国人与马来人、越南半岛人、马达加斯加人同出一源，都是亚洲高原古代居民的后裔[5]。但从考古发掘来看，亚洲高原的古代居民最早应为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他们才是亚洲人种的真正祖先。《越南历史》一书仅根据在平嘉（今越南谅山省）发现的与“北京猿人相似的”几颗牙齿和在度山（今越南清化省绍化县）发现的几件旧石器，便将越南文化一下提前拔高到“几十万年前”，并吹嘘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人类的地区之一”“是人类的摇篮之一”[6]，等等。如果真的像越南学者所说，几十万年前他们的土地上就有人类生活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这样认为，那些人类都是百多万年前从云南高原上逐步迁徙去的元谋猿人的子孙。
同样，云南是铜鼓的故乡，这已经是世界公认的事实。根据碳十四的科学测定，云南楚雄万家坝23号墓及其出土的铜鼓距今为2640年～2690年，即公元前700年左右；祥云大波那铜鼓为公元前400年±75年。而越南最早的铜鼓，即被《越南历史》称为“东山文化“的铜鼓，顶多也不过2350年～2100年，比楚雄万家坝的铜鼓晚了将近300年，但他们却厚颜地说：“铜鼓从越南向北传到滇（云南）、蜀（四川）地区，向南传到马来亚半岛和椰岛之国（印度尼西亚）。”[7]还有个名武胜者，更进一步地说：“在北方，东山鼓的形状和纹饰在晋宁留下深刻的痕迹，并从这里流传到广西和广东。”[8]他们这种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的伎俩早被我国的学者批驳得体无完肤了，这里毋庸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越南发掘出来的铜鼓，应是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的晚期铜鼓。从鼓型和纹饰看，很可能不是当地的产品，极大可能是云南的产品，它们是通过红河而流传到越南境内的。因此能否称为“越南铜鼓”，我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
由上可知，越南族源及其古代文化，同毗邻的云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历史文化渊源，同自然地理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同红河、湄公河一样，它们源于中国而流于越南。如果不尊重事实，硬说越南是“人类的摇篮”“铜鼓的故乡”“铜鼓从越南向北传到滇、蜀”等等的话，那么，也就如同说红河的水是从越南发源而流到云南一样地可笑。
三
中越关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但有正式的文献记载，则始于周成王六年（公元前1109年）。在我国的先秦古籍中，已有不少关于尧帝“南抚交趾、北降燕都”[9]的记载。查交趾之名，最早见于《礼记》。《后汉书》引《礼记》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10]还说：“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11]关于这次有时间、地点的中越间的第一次交往报道，最详细的要算《尚书·大传》了，该书说：“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泽焉，则君子不享其质；政令不施焉，则君不臣其人。吾何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老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以荐于宗庙。”后来使者回国，周公怕他迷失路途，特制指南车五乘相送。古代由于语言不通，加之古人的地域概念模糊，因此当时进献白雉的是否就是今日位于越南南部的越裳氏，而其时是否就已建立了“国”，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一千年以后，那里的人民仍过着“居无屋舍，依树止宿”“保身犹耻，无蔽衣”的生活，基本上处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阶段，怎么谈得上有国家的出现呢！但不管怎么说，越裳氏克服“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来到周朝的都城镐京，进献方物，朝贺中国的“圣人”；而周公也友好地以指南车相赠。因此可以认为，这次“朝贡”，是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两国友好交往的第一次。
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年），巴蜀王子姓蜀名泮者，领兵三万南下，征服了交趾地区的“雒王”“雒侯”“雒将”诸部落，筑城于封溪，自称安阳王。城“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号螺城，又名思龙城（又叫升龙，即今之河内）”[12]。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发诸道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使校尉屠睢将楼船之士，使史禄凿渠运粮，深入岭南，略取陆梁地，置桂林（今广西）、南海（今广东）、象郡（今越南北部），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谪徙兵五十万人，戍五岭”[13]。由于内地大量的人员进驻岭南三郡，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也就随之而传入这一地区，这对开发和促进象郡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秦朝灭亡后，南海郡尉赵佗（真定人）乘“秦为无道，天下苦之……豪杰衅秦自立”之机，击并桂林、象郡，又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击败了螺城的安阳王蜀泮，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起了南越割据政权。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需要有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故“释佗弗诛”，并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遣陆贾赐尉佗印，封佗为南越王。“（佗）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遂至孝景时，称臣遣使入朝请”[14]。从此南越王便成了汉朝属下的一个诸侯王，中越的宗藩关系，实际上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赵佗被封为南越王之后，传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丞相吕嘉发动叛乱，杀死汉使者及王、王太后。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平定叛乱，将南越地分置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设交趾刺史进行管理。九郡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天的越南境内。交趾郡治瀛，即今之河内；九真郡治胥浦，为今之清化；日南郡治朱吾，即今之富春。自此南越地区又成为汉朝封建集权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吏进行统治。
西汉末东汉初，汉朝派遣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他们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介绍到南越，对促进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之前，虽然经过两百多年秦、汉在此开设郡县，并“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15]。但总的来说，其生产水平还相当低下，人民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史载，其时“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16]“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17]。由此可以认为，秦汉之际的交趾、九真社会，还处于以狩猎为主、仅有简单粗放农业的原始生产阶段，很可能还没有跨入阶级社会的大门，因为那时他们还没有建立起父权制的家庭。锡光、任延奉命到职后，“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18]。《水经注》说：“九真太守任延使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19]他们把中原地区先进的铁犁、牛耕和种植技术传授给交趾人民，从而增加了种植面积，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后汉书任延传》说：“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20]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用，使得交趾地区的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社会组织也很快地进入阶级社会了。越南史学家明峥也说，由于铁犁的使用和推广，开浚沟渠，引水入田，以及氏族土地制度的被废除，越南的农业生产比过去有了进步[21]。
与此相适应的，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的改革。锡光、任延根据交趾“无婚娶礼法”“长幼无别”的情况，“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九真吏人生为立祠。”[22]他们还在交趾、九真等地建立学校，输入汉字和汉文书籍，传播内地发达的科学文化，从而使当地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到了三国时期，“董督七郡”的绥南中郎将、交趾太守士燮，对中原先进文化在交趾地区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士燮先祖因避王莽之乱迁徙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恒帝时为日南太守。士燮弟兄四人，分别为交趾、合浦、九真、南海太守，“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23]。燮为人“体器宽厚，谦虚下士”，“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对《尚书》《春秋》十分精通，为之注解简练精微。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传播中原文化是不遗余力的：“（士燮）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24]他治理交趾四十余年，对传播中原文化，发展交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而受到交趾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当时贵重，镇服百蛮，尉他（指南海尉赵佗）不足逾也。”[25]后来的越南史家也赞扬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后代，岂不盛矣哉！”[26]
锡光、任延、士燮等，都是为交趾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汉人，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今天的越南史家们又是如何对待评价他们的呢？陶维英在《越南历史》（第一卷）中，也不得不承认：“东汉时期在交州社会新成立的制度与瓯骆社会的前奴隶制形式比较是前进了一步。”“从锡光和任延太守的同化政策之后，（越南）氏族社会的习俗已经逐渐让位于父权家族与婚礼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又对锡光、任延进行了攻击，说：“锡光占据了各村社人民和瓯雒贵族们的一部分土地，拿来分给那些帮助他的中国士大夫。在这些新兴地主的各大庄园中，农民丧失土地并且贫困化，沦为奴隶（或农奴）来给地主种地，按照他们所传授的新技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来耕作。”“任延强迫二十岁到五十岁的男人，十五岁到四十岁的女人，必须根据相应的年龄按照中国的婚礼相互匹配。这样明日张胆地触犯原有的风俗习惯，必然会使人们难于接受。”[27]X·H的《越南历史概要》，攻击任延、锡光、士燮是中国各代推行同化政策最得力的太守。黎笋更是对任延革除他们祖先“男女同川而浴”的陋习痛心疾首，百般地美化交趾人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他说：“雄王时代（按：氏族部落时代），我们社会的生活是十分健康和愉快的，村庄与国家紧密相连，上下和顺，君臣共浴一条河，同饮一泉水。”[28]照他们看来，任延、锡光、士燮把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传到越南，用进步取代落后，以文明战胜野蛮，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它“触犯了（交趾）原有的风俗习惯”，是中国对交趾的“侵略”和“同化”；铁器、牛耕和开办学校，仅是“为殖民者的利益服务而已”；因此最好还是回到他们祖先穿树叶兽皮、刀耕火种、结绳记事、长幼无别的时代。很明显，这种违背历史前进法则的观点，越南人民是不会同意的。
在锡光、任延的治理时期，交趾地区的社会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在他们之后，由于中央封建统治者和地方官吏的残酷剥削，因而激起了该地区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后汉书》写道：“旧交趾……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29]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爆发的二征起义，是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的一次起义，后被马援镇压了下去。越南史学界竭力歪曲这次起义，把它描绘成“一个小国反对强大的侵略者所进行的卫国战争”[30]“反映了貉越人想摆脱殖民统治的意志”[31]，甚至说它是与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我们这颗行星上的各民族为争取和维护主宰国家权利而进行的最早的惊天动地的斗争”[32]，等等。这些说法，只不过反映了他们无视历史事实，借机煽动民族情绪而已。实际上，当时交趾只是一个郡，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地又才进入阶级社会，根本无国可言，那么又有什么“国家”可“保卫”的呢？！
交趾地区作为中国古代领土的组成部分，从公元前214年秦朝平定南越起，除掉赵佗“为汉藩臣”的57年，中经西汉、东汉、三国、晋、隋、唐、宋各代，直至公元939年吴权击败南汉军队，自立为国止，前后共约1100年。其间中国政府对该地区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任命官吏，发展生产，同内地进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行政管理方面，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东吴将交趾改为交州，又新置武平、九德、新昌三郡，合前之九真诸郡，皆统辖于交州。隋开皇十年（590年）改为玉州。唐武德四年（621年）设交州总管府，旋改交州都督府。永徽二年（651年）改为安南都督府，治所在交州，安南之名由此而来。至德二年（757年）改为镇南都护府，兼置节度。大历三年（768年）罢节度，置经略史，仍改镇南为安南都护府，下设州、县、乡各级地方政府，以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咸通四年（863年）六月，唐废安南都护府。咸通七年（866年），升安南都护为静海军节度使。直到唐朝灭亡，安南地区的文武官吏，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和罢免；该地发生了重大事情，也由中央政府派员前去“宣慰”、处理。曾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王勃，其父王福峙便在安南做官。上元二年（675年），王勃前往交趾省父，路过洪州（今江西南昌），登滕王阁，写下了著名的《滕王阁序》，中有“家君作宰，路出名区”“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的词句，便是他万里探亲的写照。可惜次年渡南海时，他不幸堕水而卒，时年仅二十七岁。
三
公元944年吴权死去，管内“十二使君分立”，直到968年丁部领才统一了安南北部，建国号大瞿越，自称大胜明皇帝。970年春，丁部领遣子丁琏为使入宋结好。宋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封丁琏为检校太师、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并制词曰：“尔部领世为右族，克保遐方；夙慕华风，不忘内附。属九州混一，五岭廓清，靡限溟涛，乐输琛赆。嘉乃令子，称吾列藩，特被鸿私，以旌义训。介尔眉寿，服兹宠章。可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趾郡王。”[33]公元975年，丁琏遣使携带金帛、犀、象、香料等贡品再次到中国。宋亦派人赉册赴交趾，正式册封丁琏为交趾郡王。979年，交趾丁部领及长子丁琏为臣下所害，琏弟璇幼嗣立。大将黎桓乘机篡权。980年冬，宋太宗为挽救丁氏王朝，派兵进攻交趾，干涉了他国的内政。战事以宋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983年，“桓惧朝廷终行讨灭”，遣使贡方物，为丁璇上表谢罪。宋太宗也只得承认现实，下诏说：“朕以交趾称藩，代修职贡。昨闻贼臣篡夺，害其主帅之家，聊举师徒，用申赴救，非贪土地，寻罢干戈。”[34]淳化四年（993年），宋封黎桓为交趾郡王。995年，黎桓派兵侵入中国，《大越史记全书》概要地记载了这次入侵的历史背景、经过和宋朝的态度：“时，宋惮于征役，帝（黎桓）负山海险固，稍纵边民侵掠宋境……交趾战船百余艘寇如洪镇，掠民居、劫廪食而去。是夏，我苏茂州又以乡兵五千侵宋邕州，为都巡检杨文杰所击而还。宋帝意在抚宁，不欲用兵，置之不问。”[35]1009年，交趾李公蕴夺取黎氏政权，建立李朝，遣使奉贡。宋朝鉴于征讨黎桓的教训，不加干预，仍授李公蕴为静海军节度使，封为交趾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又晋封为南平王。此后，宋朝对李氏子孙均有加封，“赙赉甚厚”。1029年李公蕴死，遣使入贡告哀。宋派广南西路转运使王惟正为祭奠使兼赐官告使，前往安南，封李公蕴子李德政为安南都护、交趾郡王。1032年，宋加李德政为同平章事。1049年，李德政遣陪臣献驯象。宋朝对之热情款待，赐使紫袍、金带、酒宴，“以示来远之意”。1055年，李德政死，子李日遵遣使告哀，并进驯象。宋派人吊唁，赐绢、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只，面五十石，酒五十瓶给李日遵，并封之为静海节度使、安南都护、交趾郡王。此后李朝虽然表面上也不断来贡称臣，但实际上却包藏祸心，趁宋朝国内空虚，“惮于征役”之机，不断地派兵侵略中国，蚕食宋土，掳掠人口，抢劫财物。而宋朝方面，自宋太宗之后，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相继即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北方和西北部又连续遭到辽、西夏的严重威胁。对于安南李氏王朝在边界地区的不断挑衅和入侵，宋朝无暇顾及，没有积极认真“备边”，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忍让态度。李氏王朝也因此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1075年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入侵。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交趾郡王李乾德以“追捕亡者”和“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36]为辞，派出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突然侵犯宋境：一路由太尉李常杰率水师出永安，攻取钦、廉；另一路由大将宗亶领陆军出永平，攻取邕州。由于敌人的突然袭击，加之宋军无备，因此钦、廉二州很快失陷。李、宗两路合攻邕州。次年正月（1076年2月），李常杰攻陷邕州，“杀吏卒、土丁、居民五万余人，以百首为一积，凡五百八十余积。并钦、廉州所杀，无虑十万余人，并毁其城以填江”[37]。《大越史记全书》也说：“城中感（苏）缄恩义，无一人降者，尽屠五万八千余人，并钦、廉之死亡者几十余万人。常杰等俘虏三州人而还。”[38]这是安南李朝封建统治者公开出兵干涉中国内政，赤裸裸地侵略中国领土、屠杀我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云南马关县城西南两公里处的古坟和《宋代难民因公殒命古墓碑》也记载了此事，碑云：“大坟相传土人合葬于此。当有宋之时，吾邑接壤越南，越人开拓边疆，不时过界滋扰，土人不服，起而反抗，惨遭杀戮者指不胜屈。昔部落时代……人死多属鸟葬，狐狸丛食，蝇蚋姑撮，惨不忍闻，惟此地某酋长独怜而合葬之。”[39]1075年，安南李朝不仅侵入广西，而且还侵入了今云南马关地区，大肆烧杀掳掠。马关人民奋起反抗，但遭到安南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这座古坟和石碑，是越南封建统治者为“开拓边疆”，疯狂侵略我国领土，血腥屠杀我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是我国边疆各族同胞不甘屈服，“起而反抗”外国侵略的一块纪念碑。
当李朝派重兵围攻邕州时，我邕州军民英勇地进行反抗，谱写了我国古代反侵略斗争的光辉篇章。1075年12月下旬，李朝十万水陆军队大举侵入钦州、廉州，由于宋军毫无防备，很快两州失陷。接着，李朝军队又攻破邕州之方平、永平、迁陆、古万四寨，并向邕州逼进。邕州知州苏缄闻讯后，立即检点郡兵，得厢、禁卒并老弱兵丁共二千八百余人，上城拒守。他召集部下进行动员，并将百姓中之壮勇者编为义勇，分地自守。又拿出国库中的钱粮和家中的财物分赐部下，命令他们坚壁固守，以待外援。对个别未战先逃、动摇军心者，给以严厉的惩处。“由是上下胁息听命”，愿与城共存亡。为了挫折敌人的凶焰，苏缄于2800名士卒中，挑选数百名精壮者，乘船沿邕江而下，在邕江中同侵略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杀死敌人二百余人，击毙大象十余只。但敌人仍凭借兵力的优势，疯狂进行反扑。宋军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城内。1076年1月，侵略军全面包围了邕州城。苏缄命部下坚守，自己则日夜巡城防护，不断地鼓励和慰劳守城将士。他选派了一批神弓手，埋伏于城垛内，专视敌之首领和大象射杀，“仆贼殪象，不可胜计”[40]。后，敌人制造了许多云梯，从四面攻城。城上宋军早已等候，待敌爬上云梯，他们先发火箭、火炮焚其梯冲，继则矢石俱下，前后又杀伤敌军五千余人。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秘密派人挖掘濠洞，通入城内，放水入濠，再派人蒙以牛、象生皮，偷袭宋军。苏缄侦悉敌人的密谋后，暗于濠涧水中注入油脂，俟其既渡，令人纵火焚于濠中。侵略者在邕州人民的铜墙铁壁面前，弄得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于是准备撤退。后来当他们看到邕城宋军孤立无援，城内粮草水源已竭，士卒多病，战斗力日益降低时，便下令加紧攻城。他们于城下囊土积山，高数丈，登土囊以入，城遂陷。苏缄仍率领受伤军士，“驰驱苦战”，拼命抵敌。但因寡不敌众，且战且退。看看部下伤亡殆尽，他大呼曰：“吾义不死贼手！”“乃还州廨，阖门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纵火自焚”[41]。苏缄的儿子、桂州司户参军苏子元，在侵略军来到邕州前，携妻孥全家往邕省父，“将还，适闻有交贼，缄以郡守家属出城，见者必以为避贼，则人有去心，独遣子元还桂州而留其妻孥，至是俱死”[42]。苏氏全家三十七口，包括苏缄的次子子明、子正，及孙广渊、直温等，在反对外来的入侵者中，忠于职守，壮烈殉国，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楷模。那么，邕州人民的表现又如何呢？“邕州被围凡四十二日，缄率厉将士固守，粮储既竭，又岁旱，井泉皆涸，人饥渴，汲沤麻污水以饮，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人无叛者。”[43]这是一幅多么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战斗画卷！邕州军民在苏缄的领导下，在内无粮草、饮水，外无援兵和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情况下，同仇敌忾，气壮山河，同入侵者浴血奋战，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而没有一个投降敌人的。而李朝侵略者惨绝人寰地屠杀我十多万同胞，毁灭了我国南方三个工商繁华的城市，其血腥暴行也是史上罕见的。
对于这样赤裸裸的野蛮侵略，只要不带一点民族和阶级偏见的人，都会对之进行谴责的。然而河内的史家们又是如何描述和评价这次战争的呢？
“众所周知，以宋神宗和王安石为代表的中国宋朝封建统治者，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决定实行侵略我大越南的主张。”[44]
“当听到宋朝准备进行侵略时，李常杰决定粉碎宋朝的侵略阴谋……由于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我军在邕州进展得顺利。”
“……李常杰‘首先出兵’，只是为了‘阻遏来势汹汹的敌人’……并不是出兵去侵略中国的土地……如果是一场侵略（而且是封建式的侵略），那么，它应当是掠地、设官兵统治、掠夺人民的财产……在这儿我们没有看到这些。至于残杀人民，剥夺一些财产，与其他封建战争相比，我们所看到的就很少了，而且这一点也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军队所不能避免的。”
“李常杰的这次积极自卫的战争是根据‘先发制人’，在敌人的土地上破坏敌人计划的战略的。”[45]
“他（李常杰）对抗战的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并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李常杰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把天才的韬略与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才能相结合的杰出的军事家。”[46]
1985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河内召开的所谓学术讨论会上，有人说：“李常杰进攻邕、钦、廉的目的，是消灭宋朝皇帝正在准备对越南进行侵略的根据地，在反对宋朝侵略战争中争取主动。”[47]如此等等。
在这里，侵略和被侵略，正义和非正义，是与非的地位完全被颠倒了。明明是越南侵略了中国，反而说是“宋朝准备进行侵略”。于是李常杰侵入中国所进行的肮脏战争，便被描绘成“正义的、合法的、积极自卫的、反侵略战争的性质”了。他们不仅把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屠杀十万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李常杰美化成越南“伟大的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家”，而且还把他打扮成“帮助华南人民摆脱‘王安石变法’之灾”的“救世主”了[48]。甚至他们编造了这场侵略战争“得到了中国人的拥护，我军在邕州进展得顺利”之类的鬼话。谣言世家竟堕落到如此不择手段的地步，不知他们可曾读过他们史书中关于“城中感（苏）缄恩义，无一人降者”[49]的记载？难道中国人民会“帮助”并“感谢”恶魔去屠杀自己的骨肉同胞吗？其所以如此，无非是给恶狼的身上披上一件美丽的外衣罢了。
为了美化这次战争，替侵略者辩护，他们不仅装聋作哑，而且强词夺理地声称：“李常杰并不是出兵去侵略中国的土地。我们没有看到他掠地、劫掠财产。至于残杀人民，剥夺一些财产，与其他封建战争相比，也是很少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李常杰带领十万大军到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毁灭了邕、钦、廉三个城市，屠杀了十余万中国人民，俘虏三州男女老幼而还，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他们甚至给李常杰入侵中国找到了一些借口，其一就是所谓的“帮助华南人民摆脱‘王安石变法’之灾”。王安石的变法，姑且不论其政治进步性曾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就一般而言，这纯粹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与安南何干？这不是赤裸裸地侵犯中国主权、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又是什么？借口之二是宋朝在沿边设防，“准备侵略越南”。宋朝在沿边设防，主要鉴于“濒海之民常惧交州侵扰，承前旨令互市于廉州及如洪镇……今若直趋内地，事颇非便”[50]，因而禁止他们到内地贸易，并在钦、廉一带布防。本来，这是一个国家为保卫自己而采取的措施，同时也是一个主权国家拥有的毋庸置辩的权利，可是这反而成了他们入侵的借口。你要设防吗，我就说你在“准备侵略”，就可以对你“兴师问罪”，大张挞伐了。借口之三是越南出兵是为了“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按他们的说法是，“当听到宋朝准备侵略时，李常杰决定粉碎宋朝的侵略阴谋”。关键在于“听到”二字。只要我一“听到”你“准备侵略”，我就可以“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了。真是道道地地的强盗逻辑！这里，他们不仅在为他们老祖宗的侵略中国张目，而且也为今天地区霸权主义者的扩张寻找依据。在“先发制人”的口号下，我们看到了希特勒的侵入苏联和蹂躏西欧的土地，看到了日本法西斯偷袭珍珠港，看到了今天阿富汗的被侵占和柬埔寨的沦亡……可以说，“先发制人”这句口号，已经变成一切强盗、侵略者对外扩张、掠夺的借口和遮羞布了。须知，一切霸权主义、扩张主义都是在“爱国”“反对侵略”“维护民族利益”“先发制人”等动人的词句下，干着杀人越货、欺凌他国人民的罪恶勾当的。事情就是这样：昨天他们可以以“先发制人”为“理由”，侵入我国，屠杀十万计的邕、钦、廉人民，“俘虏三州人而还”；今天，他们又以“应柬埔寨人民的邀请，帮助他们反对波尔布特”为借口，出兵占领柬埔寨，将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明天，他们又何尝不可以以“履行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为辞，去“主动出击”泰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呢？列宁说：“谁直接为某种政策辩护，这并不重要，因为在现代崇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大财主都可以随便‘雇佣’或者收买或者诱使一些律师、作家甚至议员、教授、神甫等等，让他们来捍卫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是生活在商业时代，资产阶级是并不以买卖名誉和良心为羞愧的。”[51]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我们必须站在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分析、评判和对待这些战争，而不管这些战争是发生在本国或在他国的境内。对于剥削阶级发动的一切侵略和掠夺性的战争，我们都应坚决谴责，彻底批判；而对于人民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则应寄予深厚的同情和大力的支持。当俄国参加1914—1918年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时，列宁就坚决地谴责和反对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并提出要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52]的口号。当沙俄不断向外扩张，掠夺中国的土地，凶残地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时，列宁愤怒地揭露和谴责了沙俄的暴行，对中国人民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和声援。他写道：“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53]看看列宁对待沙皇俄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态度，再对比当代河内某些史家对待李氏王朝侵略中国的态度，就不难明了什么是马列主义的正确原则，什么是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了。河内史家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爱国”的幌子，不断地召开“纪念会”和“学术会”，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华文章，竭力歌颂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大肆美化发动战争并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不断地鼓吹“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战略战术，其种种丑恶表演，不仅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越南人民，而且已经可悲地堕落成越南封建统治阶级的辩护士了。
四
李常杰入侵中国，屠城、毁城、“俘虏三州人而还”后，宋朝于次年秋七月派郭逵、赵莴为招讨使，出兵反击，一直打到富良江边。由于南方暑热，将士不服水土；李朝又承认自己侵犯宋境的错误，愿遣使入贡，于是宋军班师回境，两国重新修好。元丰元年（1078年）秋，李朝遣使入贡，且以广源等州为请；次年十月，又归还了被掠去的321人。宋朝为了息事宁人，表示友好，准李朝所请，将原邕州所辖的广源州赠给了交趾。
在这以后的180多年中，宋朝与交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济、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交趾商人往往用鱼蚌等海产品和沉香等物到中国换取米、布、锦、缎，使臣朝贡也乘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则从四川将蜀锦贩运到交趾出售。这种贸易十分频繁，“凡交趾生活之具悉仰于钦（州），舟楫往来不绝也”“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5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中国江、淮、两浙三路干旱，宋朝派人从占城输入穗长无芒而又耐旱的优良稻种三万斛，从此占城稻便很快在我国各地推广开来，并成了南方人民的主要食粮。
到了13世纪中叶，元蒙军队南下，1253年灭了大理国，1257年12月侵入交趾。国王陈胜逃亡海岛。1258年1月，元蒙大将兀良合台因新取云南，后方需要巩固，于是班师而还。同年3月，交趾遣使纳贡入附，承认蒙古政权是宗主国。忽必烈征服南宋、统一中国后，认为交趾未全部尽到藩属国的职责，“谕以六事：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55]。并以交趾国王不请命而自立为辞，威胁说：“汝若弗朝，则修尔城，整尔军，以待我师。”[56]其时交趾之南的占城国虽称臣内属，然“负固弗服”，经常拦劫元朝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船只和使臣。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将唆都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浮海进攻占城。占城迎敌，兵败，士卒被杀者11万人，最后投降了元朝。1285年1月，元朝派镇南王脱欢假道交趾征占城；唆都亦领兵夹击。交趾陈氏王朝奋力抵抗。是年6月，元军因盛暑疾作，班师回境，遇交趾军伏出，伤亡惨重，唆都战死。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一月，元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及云南兵、海外四州黎兵共9万余人，分道进攻，与交趾兵战于女儿关、木兀门。交趾军失利，放弃都城，退入海岛、山林。元兵深入交趾国境，因“天时已热，恐粮尽师老，无以支久”[57]，被迫向后撤退。次年三月八日，交趾设伏于白藤江，元军溺死者甚众，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元朝统治者在1257年、1285年、1287年发动的三次对交趾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性战争，中国人民对此是抱着批判和谴责态度的，因为它不仅给交趾人民，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交趾军民反抗元朝的斗争，则是防御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事实上，以黎德、欧钟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对元蒙封建统治者侵犯交趾、占城的起义斗争（如拦劫元朝的军粮等），便是对交趾人民的有力支持和援助。今天，我们是站在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元蒙对交趾所进行的战争的。我们反对和批判的仅是少数封建统治阶级的侵略行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越南当局以纪念如月江、白藤江战役为名，趁机挑拨、煽动民族情绪，用以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恶劣行为。
1294年，忽必烈死，元成宗铁木耳继位，对交趾采取了“休兵息民”的睦邻政策。交趾陈氏王朝也遣使奉表“谢罪”，称臣称藩，贡献方物，承认元朝的“圣天子”和宗主国的地位。但此时的交趾政权也不时侵入中国，蚕食我国领土，掠夺我国的劳力和资源，甚至支持怂恿民族主义分裂分子，如黄胜许等与中央政权为敌。如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正月，交趾军三万余人，马军二千余骑，侵犯中国镇安州云洞，杀掠居民，焚毁仓廪庐舍。又陷禄洞、知洞等处，“掳生口牲畜及居民资产而还”。四月，交趾王子亲领军队焚养利州官舍民居，杀掠中国居民二千余人。交趾封建统治者对中国的侵犯，和元蒙三次侵犯交趾、占城一样，其本质都是剥削阶级为扩展领土、掠夺人口资产而进行的非正义侵略战争。
明代建立后，安南国王陈日奎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专使来贺，贡献方物，奉表称臣，并请封爵。朱元璋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等持诏、印前往该国，封陈日奎为安南国王。1400年，黎季睺篡位，国号大虞，改姓胡，名
，于是陈亡。为了维护安南的封建宗法统治，兴灭继绝，同时也为了行使宗主国的权利，明成祖于永乐四年（1406年）冬十月，派几十万大军，数胡
“罪状”二十条，进入安南，力图“复陈氏之宗祀”。事平，遍求陈氏之子孙，其国之官吏耆老莫邃等上表，“言陈氏子孙尽为黎贼所戮，无可继承。请为古制，复立郡县”[58]。明从其所请，置交趾都指挥使司、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趾等处提刑按察司及军民衙门，直接由中央派员进行统治。
明成祖出于维护安南陈氏王朝的封建统治而对安南用兵，这是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及至事平，又置郡县进行统治，显然也是不适时宜的。因此它必然遭到安南人民的反抗。永乐六年（1408年）爆发了简定、邓悉、阮帅的起义。永乐十六年（1418年）又爆发了以黎利为首的反抗明朝统治的武装斗争。1428年，黎利奉表陈情谢罪，贡代身金人、银人，并送还明军溃散的官军马匹，请求明军班师。明军在黎利答应誓守“永为藩臣，常奉职贡”和立陈氏之后的诺言下，退回国境。此后黎利借口陈氏“实无见存”，明朝只好“俯从所请”，封黎利“权署安南国事”。从此安南又建立起了黎氏政权。
1433年，黎利卒，遣人如明告哀。次年，明派郭济等到安南吊祭，“其祭馔皆自北道赉送，极为丰盛”[59]。1437年春，明遣兵部尚书李郁为使，赉诏敕、金印赴安南，封黎利子黎麟为安南国王。黎麟亦遣陪臣捧表和方物，如明谢恩。此后，安南向明“常贡不绝”，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到了发展。
黎氏王朝传七世，嘉靖初年为莫登庸所篡。莫氏“窃据国城，阻绝道路，以致久废职贡”[60]。明朝为行使对藩属的权力，准备“兴师问罪”。后莫氏“畏威悔过，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恭听处分”[61]。表内有“伏望圣慈矜宥，俾获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顺夷情，从宜区处，使臣得以内属，永世称藩”之语[62]。显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嘉靖二十年（1541年），明朝认为莫氏“情有可原”，遂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从二品。仍令三岁一贡。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黎氏驱逐莫氏，继为安南都统使，一直同明朝保持着宗藩的朝贡、册封关系。
在明代的276年中，除了1406—1427年明派兵进占安南和设置郡县外，明朝与安南基本上保持着睦邻的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一方面是明代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显示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示其大国、宗主、“天子”的尊严，因此它要求藩属国家给它朝贺、进贡，享受其宗主国的权力；另一方面，宗主国也必须承担维护藩属国家封建统治秩序的义务，对它进行“册封”“诏谕”，甚至在出现“篡位”时，出兵干预，“兴灭继绝”。但这种出兵，并非为了占领，而是为了恢复和延续藩属国家的封建宗法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曾对部下说：“四方诸夷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若其不自忖量，来扰我边，彼为不祥。彼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伐之，亦不祥也。”[63]安南的封建统治者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侵吞占城国），因而向明称臣称藩，不断派使臣请求册封、朝贡、谢恩和告哀等等。所以这个时期的中越宗藩关系，是建立在两国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的基础上，是符合他们各自的基本利益的。而双方的统治者在利害相左，甚至兵戎相见时，则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争夺和矛盾。从经济上看，朝贡是维系宗藩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可以表现宗主国的“尊大”和属国对上国的“诚敬”。它是不平等的，但这仅是指政治而言。若从单纯的经济方面看，朝贡往往是“薄来而厚往”，中国回赐给安南的物品一般都优厚于所贡的方物。明太祖曾说：“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知响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64]他下令说：“中国之于四夷，惟推诚待之……若彼来贡，亦令三年一来，所遣之人，不过五员，所贡之物，务从简俭，且须来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劳，物不贵多，亦惟诚而已。”[65]但安南朝贡多“兼贸易”。双方使节除携带贡、赐品外，大都携带商品，进行贸易。这对两国的经济交流，物资上的互通有无，以及生产上的相互学习借鉴都是有好处的。如1434年，安南使臣黎伟、阮傅等如明告哀，“多买北货，至三十余抬”。次年明使朱弼、谢经等到安南，“弼等又多赉北货来……发人夫几至千人”[66]。福建、广东的红铜、瓷器、绫绢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安南、占城，“官为收买”，又转手卖给安南的老百姓。河内的史家说中国通过朝贡，对安南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说安南封建政府通过朝贡和贸易，捞到了许多好处，这倒是真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安南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宗藩关系，麻痹中央政府，不时地侵扰我国边境。如：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安南侵夺思明属地丘温、如敖、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1468年，侵入并占据我国广西凭祥。1607年，由龙门港侵入钦州，“掳掠以去”。1405年，侵入云南宁远州猛慢地区，“掳掠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役百端”。1474年，人寇云南广南府富州，“攻劫边寨，惊散人民”，等等。不仅如此，安南封建王朝还对邻国加紧进行扩张。位于安南南方的占城国，与明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藩属、朝贡关系，但也遭到安南的欺侮。1470年12月，安南遣人到占城“索取犀象宝货”，令“待其人亦如奉天朝使命之礼”。占城不肯屈从，于是黎灏起倾国之师，亲率舟师一千余艘，精兵七十余万侵入占城。次年4月，攻破占城都城阇槃，俘虏占城国王罗茶全等三万余人，斩首四万余级，“以占城地，置为广南承宣及升华卫，置十二承宣按察，及置广南三司”[67]，对占城直接进行统治。
黎氏侵占占城后，又使出恶人先告状的惯技，派人入明，告占城“侵凌”安南，说占城“弃礼悖义”“躏籍边民”。明政府洞悉其奸，知“灏贪心罔极，阴谋吞并，乃阳为奏请”。于是对之进行了“诫谕”，严厉地申斥了安南方面凌弱暴寡、侵地杀人的行为。但碍于“王者不治夷狄”的古训，故一直没有出兵干预。而安南黎朝则始终“阳顺阴逆，稔恶弗悛”，没有放弃对四周邻国的扩张侵略政策。
五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在中国建立起统治秩序后，安南的黎朝又与清朝建立并保持着宗藩关系。康熙五年（1666年）五月，安南黎维禧向清缴送明王永历敕印，清封之为安南国王。原安南都统使莫氏因与吴三桂勾结，发动叛乱，后被清朝支持的黎氏消灭。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安南西山阮光平（阮惠）起义，推翻了黎朝，建立了西山政权。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阮氏派人叩关内附。五十四年（1789年），又请求亲自到京瞻觐。乾隆“阅其表文，情词肫切，出于至诚”，于是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当阮氏起义之时，清朝曾应黎氏之请，出兵帮助镇压阮光平，但遭到了失败。后来阮氏当权，“自知贾祸，大惧王师再出；又方与暹罗眐兵，恐暹罗乘其后”[68]，所以再三叩关谢罪恳求，希望得到清廷的谅解、首肯和支持。乾隆也看到黎氏“优柔废弛，已为天心厌弃，自无复令立国之理”，于是来了个“顺天而行”，承认既成事实，给予阮氏封赠。清朝乾隆的这一措施，是合乎实际的明智之举，较明代对安南陈氏一味的“兴灭继绝”的顽固保守政策高明多了。他在《御制安南记事文》中，对安南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说：“安南虽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称外藩者百余年。其邦遭乱，兴灭继绝，礼亦宜之，是盖奉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乱，岂无所由，且其据黎城而擅号召者，原非一姓也，则自古至今，主中华而称正统者，率可知矣。虽乘除有命，而兴亡在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69]过去，乾隆虽然从维护藩属国的封建宗法统治出发，曾出兵灭阮扶黎，镇压了阮惠的起义，把兴灭继绝看成天经地义的事。如他曾说：“朕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70]但他却没有固囿于这种落后保守思想的束缚，他能正视现实，并从中外大量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兴亡在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结论，从而否定了过去的“正统”思想，改变以往的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和需要。这种敢于突破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作为封建阶级的最高统治者，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他说：“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抉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71]“夫兴灭继绝，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72]这是对封建正统的“道”——兴灭继绝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乾隆的一大进步。也正是这种进步，使他在对待阮氏新政权上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从而把两国的宗藩关系推向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月，安南国王阮光平（实为范公治）率子阮光垂、陪臣吴文楚等，携带金、银、象牙、沉香等丰厚的贡品，不远万里，前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祝贺乾隆的八十大寿。乾隆为了“以示格外优眷”，令广西总督福安康、广西巡抚孙永清伴送入京，在其途中又亲笔赐诗一律，谕令“经过沿途各省地方与各督抚接见自应以宾主之礼相待”，并降旨封王子阮光垂为世子。同年八月，乾隆接见“阮光平”于热河行宫，设盛大国宴进行款待，并亲书“拱极归诚”四个大字以赐，还有一副对联，云：“祝嘏效尊亲永失丹忱知弗替，觐光膺宠锡载稽青史未前闻。”酒酣耳热之际，乾隆又制御诗一章以赐阮光平。诗云：“瀛藩入祝值辰巡，初见浑如旧识亲。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九经柔远只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祚永万年春。”宴毕，乾隆再赐安南国王衣服、器皿、古玩等物，另加赏银一万两。阮氏父子陛辞回国，乾隆又再次接见，“亲抚其肩，慰谕温存。令画工绘其形赐之”[73]。阮光平父子归国后，十分感激清帝的接见，他在次年二月的《恭谢表》中说：“至臣深情、尤所感激铭镂石、意料所不到者，臣之亲赴阙庭，展觐祝厘，诚欲借葵向之忱，庶可答天恩万分之一。而臣之国人见臣起身入觐，乃本国前姓李、陈、黎所未有之事……臣既出南关，回到国城，髫庞遮道，皆忻之然曰：大皇帝至德如天，爱出寻常……御制诗文，恩赐物件，置之殿堂之上，几案生乎春风。公之瞻仰，播诸所闻，莫不颂皇仁而歌帝德。臣国从今有磐石之安，有沧桑之固，实唯大皇帝永远之赐，有非言所能载也……臣捧钦颁，臣子拜领之间，臣之家庭昆弟以及国内臣民，莫不举手加额，感颂大皇帝为臣国家计，又为臣子孙计……真是天高地厚莫可状其至仁……臣既忝列藩输，唯愿恪修保障，恭敬不失以事上，行善不懈以守邦……”[74]同年春节，乾隆又特书一大“寿”字赐阮光平，为新春佳节之庆，并加赏金线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及白玉鹅、汉玉象、珐琅金胎碗、果脯等物。阮氏焚香叩首，敬谨领受。他在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十九日（1791年4月21日）的《恭谢表》中说：“昨委臣国员目奉迎御批、御赐各件自南关回义安城。雨露沛来，江山普媚，士庶环观，咸曰：大皇帝恩施至于此极，莫不眉欢额庆，歌颂载途。矧臣躬被荣光，感激何似，祗惟拭目五云，驰神九陛，长祝圣寿无疆，流泽下国，将无穷也。”[75]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792年1月18日），乾隆颁旨，除例赏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四国国王、贡使的锦、缎、罗、织金沙、织金罗等物外，特加赏安南国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瓷器四件，玻璃器四件，绵四匹，大彩缎四匹，闪缎四匹，蟒缎四匹。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阮光平在义安身故。弥留之际，“唯以不得长事圣天子为憾，谆嘱伊子（光缵）世笃忠诚，无负天朝恩宠”[76]。并传旨将他安葬于西湖，“以西湖较义安至镇南关，近有十数站，庶几魂魄有知，亦得近依帝阙”[77]。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阮光缵遣陪臣赴京告哀。清帝览奏，深为惋惜，亲制诔诗一章，派人赴义安祭奠，于阮光平坟前焚化，并赏大哈达一个。又于广西藩库内发银三千两，以示轸恤。即封阮光缵为安南国王。诔诗云：“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觐从无至己身。纳款最嘉来玉阙，怀疑堪笑代金人。秋中尚忆见冠肃，膝下诚如父子亲。七字不能罢哀述，怜其忠悃出衷真。”阮光缵恳求将御笔诔诗“敬谨供奉，永作传国之珍，俾小国臣民恭悉大皇帝加光缵父子优隆，实非寻常外藩所可冀及，从此世代咸知，感仰天恩，恪守藩服，以报圣明高厚鸿慈，求曲加俯允准留传，实为万幸”[78]。另外，乾隆又于阮光平之墓道作诗勒碑，以表其“一心恭顺，始终恋阙之诚”。诗云：“归藩拭泪别枫宸，回首频称觐九旬。嘱令西湖以身妥，示依北阙志心亲。似兹乱命同治命，忍谓外臣诚世臣。藻什七言勒琬琰，桂疆千载识忠纯。”[79]
请看，这是一番何等热烈、何等亲密的景象！真是大有超出君臣、胜过父子之情了。也许读者会问：难道自诩“钦承天道，洞悉先机”“聪慧过人”的乾隆皇帝，竟连入觐的假阮惠也看不出来了么？其手下的耳目难道都是酒囊饭袋？当然不是！他之所以假装糊涂，接见阮惠，其后又给予亲切关怀，乃是政治上的需要，是着眼于大局，着眼于两国的安定和睦邻。他说：“安南虽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就是说，要以国家为重，不要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尽管阮惠与清曾有前隙，但只要你归顺，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了。他还说：“天朝抚驭外夷，逆则加以征讨，顺则永受宠荣。”[80]这就是清政府对藩属国的路线和政策。此时安南的阮氏已经臣服认错，而且破例地“入觐面圣”，已经达到了乾隆的目的，所以他也就另眼相看，“锡之殊恩”了。而作为安南国王的阮惠父子，面对强大的清政府，他不得不虚与委蛇，诚惶诚恐，小心谨慎从事，对清政府尽量表现出“忠诚”的样子。实际上，这是阮氏的一种“韬晦”策略，是为了稳住清政府，有个安定的北方，以便他对其他邻国下手。当然，尽管两国的封建统治者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做其真真假假的表面文章，但在客观效果上，却是对两国的安定、和平有利的。
18世纪末叶，中国、安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大大加强，宗藩关系发展到了高峰阶段，而且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世纪的40年代。
到了嘉庆七年（1802年），原割据安南南方的阮福映推翻了北方的阮光缵，国号嘉隆，建都顺化。是年五月，阮福映派户部尚书郑怀德为如清正使，赍国书、礼物去见两广总督，后又派兵部尚书阮光定等赍国书、贡品至北京请封，且请改国号为南越。为了接待清使，阮氏命令在升龙（今河内）建行宫使馆，增构殿宇和接使堂；又令在谅山修仰德台，谅山至珥河间置驿馆七所，专门安置清使歇息。次年（1803年）六月，清廷因其“恪恭请命，且鉴悃忱，请锡藩封，虔表具贡，特予嘉纳”。准其国“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称名既正，字义亦属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泽”[81]。1804年春，嘉庆派广西按察使齐布森赍诰、敕、印前往宣封，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又赐彩缎、瓷器、茶叶诸品物。阮福映闻报，派员充候命使、界首候接使、公馆候接使于镇南关及沿途迎接。再派弁兵三千五百人、象三十匹，随候命使往关上迎接清使。弁兵一千人从候接使于京北界伫侯。又令廷臣遴员分直诸馆驿。阮福映则亲自在升龙的朱雀门迎接清使，并举行了最隆重的礼仪接受清廷的诰封。清使归国，阮又派员送出关外，并遣使向清廷谢恩、朝贡。此后两国的宗藩关系一直继续向前发展，使臣络绎不绝于途，而安南国名也由此正式改为越南，并一直沿用至今。
随着中越宗藩关系的向前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也更加频繁了。此间贸易有两种方式：一为官方贸易，一为民间贸易。官方贸易，主要靠贡使的往返。安南使臣入贡有二路：一、陆路由镇南关入粤；二、水路经江宁进京。贡使除携带贡品外，大都带有土特产及银两，他们趁经过江宁暂留之机，便在该地销售土特产品，并订制中国的绸缎等物，于次年由京返回时提取，一次议价竟达四万余两之巨。嘉庆八年（1803年），阮福映贡船回国时，置办绸缎一万余斤。嘉庆十九年（1814年），越南朝廷发银一万两，到广东采买货物。最大的一次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月，安南国王阮光平上书于清廷，言：“诚愿学中国文物声容之盛，庶几不囿于陋……又本国所需物件，式样颇多，必得专人带式前往定织，方可中款。现拟派银数万两，差本国通晓工技者一人，随带五人，亲赴采织。”[82]
民间贸易方面，1790年，阮光平因国内“物产短绌，吁请开关通市”。清廷鉴于安南战争频仍，兼以连年荒歉，物产耗竭，人民生计维艰，特“俯从所请”，于1792年2月，将久经封闭的平而、水口、马白三关及由村隘启封，作为两国人民进行商业贸易的地点，并免征税收。安南亦于谅山镇属之花山设立贸易点，方便由平而关来的中国客商。由是“商贾骈集，百货云屯，（安南）国内渐舒，举国臣民皆咸颂大皇帝柔远深仁，处处歌舞”[83]。清廷派去镇南关视察之官吏也说：“自两国通市以来，出口商货，源源不绝，沿途关隘亦极宁谧。”不过，双方的贸易是不平等的，它对安南比较有利。其一，中国方面，对进出口的货物均免征税收，而安南方面则对出口之货物倍征其税。其二，中国出口，均是安南急需之物，而进口物对中国则相应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安南土产微啬，并无中国需用之物，而内地药材、硝磺、绸缎等物，系彼处必需”[84]。除上述药材、绸缎外，中国还向安南出口布匹、纸张、铁锅、茶叶、陶器、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进口物品，则有砂仁、胡椒、竹木、香料等。
在思想文化交流方面，随着两国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清代也比过去各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历法、律书方面，中国由于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孕育、发展和完善了一套律书和历法。嘉隆十一年（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越南国王命令阮文诚、武桢等根据汉、唐、宋、明的律令，编成律书，并“参以清朝条律，取舍秤停，务止于当，汇集成编，颁行天下”[85]。历法方面，清代以前，安南一直沿用中国历法和明大统历法，“三百余年未有改正”。清康熙年间，中国重新审定、编制了新的历法，“其书步测精详，比之大统愈密，而三线八角之法，又极其妙”。越南国王“令天文生考求其法”，于是“天度齐而节候正矣”[86]。1831年2月，大清时宪历曾准确地预测到该月有日食发生。事情果然像预测的那样，这使越南人民十分钦佩。在生产技术方面，嘉隆九年（1810年）十一月，越南聘请了三位广东瓦匠去越南传授制作琉璃瓦技术，“使工匠学制如式”。当他们圆满地完成任务后，越南政府“厚赏遣还”。其他如中国的汉字、古典文学、诗词、“四书”“五经”、史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这个时期都对越南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它的历史痕迹。
（原载《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
【注释】
[1]本文原载《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共4万余字。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杂志1987年第7集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杂志1987年第1、2期合刊对部分内容作了转载。1987年10月在南宁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法战争史学术讲座会上，作者又应邀以此为题，向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等八所高等院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作了学术讲演。此文是讲演的前半部分。
[2]越南《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广西编《学术研究动态》1985年第7期，范宏贵译。
[3]同上。
[4]《中山学报》第1卷第1期。
[5]《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转引自刘伯奎著《中法越南交涉史》，第3页。
[6]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第一集。
[7]同上。
[8]武胜：《在越南和东南亚的东山鼓分布状况》，载《考古学》1974年第3期。
[9]《墨子》。
[10]《后汉书·南蛮传》。
[11]同上。
[12]《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一，《蜀纪》。
[13]同上。
[14]《汉书》卷95，《南粤传》。
[15]《后汉书·南蛮传》。(www.xing528.com)
[16]同上。
[17]《后汉书·任延传》。
[18]《后汉书·南蛮传》。
[19]《水经注》卷36《温水》。
[20]《后汉书·任延传》。
[21]《越南史略》（初稿），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58年版。
[22]同上。
[23]《三国志》卷49《士燮传》。
[24]《殊域周知录》卷6《安南》。
[25]《三国志》卷49《士燮传》。
[26]转引自吕士朋《北属时期的越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64年版，第56页。
[27]《越南历史概要》，第38页。
[28]［越］《人民报》1977年5月21日。
[29]《后汉书》卷31《贾琮传》。
[30]阮文异、膏波：《进一步探讨我国人民在二征夫人时期反抗东汉侵略军的战争》，越南《历史研究》1977年3～4月。
[31]陈国胜、何文晋：《越南制度史》（第一卷）。
[32]《探索二征夫人起义的遗迹》，1978年3月11日越南《人民报》。
[33]《宋史》卷488，第14058页。
[34]《宋史·交趾传》。
[35]《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1《黎纪》。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1。
[37]同上，卷273。
[38]《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3《李纪》二。
[39]龙永行：《滇东南散记续七·历史的见证》，载《春城晚报》1984年1月21日。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1。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2。
[42]同上。
[43]同上。
[44]阮文异、阮郎：《关于1076—1077年裘江防线的研究》，越南《历史研究》1965年3月第75期。
[45]陈国旺、何文晋：《越南封建制度史》（第一卷）。
[46]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第一集。
[47]越南《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广西编《学术研究动态》1985年第7期，范宏贵译。
[48]张友炯：《关于民族抗敌救国传统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越南《历史研究》1968年第5期。
[49]《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3《李纪》二。
[5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8。
[51]《对谁有利？》，《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52]《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2卷，第574页。
[53]《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54]《岭外代答》卷5《钦州博易场》。
[55]《元史》卷290《安南传》。
[56]同上。
[57]同上。
[58]《明太宗实录》卷50。
[59]《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2《黎纪》二。
[60]《大越史记全书·本纪·续编》卷1《黎纪》七，附《莫记》。
[61]《明宣宗实录》卷227。
[62]同上，卷248。
[63]《明宣宗实录》卷16。
[64]《明太祖实录》卷201。
[65]同上，卷122。
[66]《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2《黎纪》二。
[67]《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3《黎纪》三。
[68]徐延旭：《越南世系沿革》。
[69]《清高宗实录》卷1327。
[70]《清高宗实录》卷1315。
[71]《清高宗实录》卷1319。
[72]《清高宗实录》卷1321。
[73]《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3《阮文惠传》。
[74]《军机处录副奏折》。
[75]《军机处录副奏折》。
[76]同上。
[77]《清高宗实录》卷1428。
[78]《军机处录副奏折》。
[79]《清高宗实录》卷1428。
[80]《清高宗实录》卷1327。
[81]《清仁宗实录》卷111。
[82]《军机处录副奏折》。
[83]同上。
[84]同上。
[85]《越史通鉴纲目》卷45。
[86]《大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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