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马关县都龙铜街有一块《万福攸同》石碑。1983年春，该县文化馆派人将碑运到县城。同年4月上旬，我到猛洞、马关、河口一带调查中法战争前后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法爱国斗争事迹，于县文化馆处得见此碑。其时碑身满是泥土，经反复冲洗后乃得见碑文。文中个别字迹虽模糊不清，但大多数仍可依稀辨认。碑云：
盖闻：天生德是亲，地以人而胜，诚至言也。□蔓家寨产斯铜矿，经数拾载，宝藏之兴，虽由于人胜，而实亲于有德。兹岁夏，予适宝山，过铜街脚，有小溪，历来以木舆梁，壹贰年间不无腐朽。回署公暇，有诸属役、炉户，欲砌□石，各皆乐从，捐金雇匠，鸠工期月告竣。因志其事，并列名于左。（以下是炉户秦廷卿、属役梁文材等捐银的名单。）
此碑宽50厘米，高80厘米，厚约10厘米。文为阴文正楷汉字。除“万福攸同”四字横写外，其余全为直书。无标点。
《万福攸同碑》记载的是咸丰八年八月（公元1858年9月）都龙铜街聚隆堡矿诸属役、炉户集资修砌石桥的经过。石桥竣工后，该碑立于铜街桥头。它是我们研究滇东南政治、经济历史的一件重要文物。
根据云南地方史料记载，明清之前，云南开化府治南二百四十里之赌咒河，是中国交趾的交界线，河南为交趾，河北为中国[1]。赌咒河，即黄树皮、箐门外之大赌咒河，交趾称为安边河，意谓两国边界接壤、相安无事之谓。距河一百二十里境内的都龙，向来属于中国领土；该地广产银铜，早在明代，边疆各族人民和内地人民即前往开采，因而颇负盛名。厂商常常将铜运至交趾贩卖，“获利甚丰”。由于交趾不产银铜，且见有利可图，遂渐染指都龙，并进而用兵侵占。明末清初，交趾国王趁中国国内动乱，我国政府无暇过问之机，兴兵越界过河，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而开化府之地方官员，腐败无能，丧失保卫疆土的职责，“总兵、知府既畏处分，又惮救援之劳，遂将塘汛移入内界，称此外系交趾地方，另指一小河强名为赌咒河”[2]，用以敷衍上司，推卸罪责。这样就使得交趾国轻易地占去了我大赌咒河以北、都龙厂对过山下一百二十里的土地。此后四十余年，“历来知而不言者，因都龙厂广产银铜，内地及外夷俱往打矿，货物易销，贸易者亦多，总兵设汛稽查，暗抽私利，恐说出旧界，则一经清查，此弊亦露”[3]。开化府之地方官员，为了中饱私囊，竟将失职弃界之事隐瞒下来，长期不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交趾派兵侵入我逢春里地区，抢掠各寨人民，开化总兵不救，致使该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此后交趾未经中国许可，便擅自在逢春里收赋立界。到了雍正年间，随着都龙铜矿的兴旺繁荣，江西、湖广等内地人民前往采矿贸易者竟达万人，而交趾的封建统治者对该地区也越发觊觎垂涎。他们唆使本国居民前往都龙，争矿寻衅，借以挑起事端，以便从中渔利。我都龙人民坚决维护祖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据理力争，但由于地方政府不加过问，他们才不得不将情况禀报云南藩司（省政府），这才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雍正二年（1724年），云贵总督高其倬根据布政使李卫的报告，又反复核对志书图籍，找到了明代中国同交趾的旧界和中方的塘汛旧址，以及被交趾侵占地区人民年纳秋粮十二石有余的详细记载。随后他命令开化镇总兵冯允中“亲身详查”“具折奏闻”。忠于职守的冯允中，经过一番详细的勘察后，查出了都龙厂对过铅厂山下至赌咒河一百二十九里的我国领土，在四十年前即被交趾用武力侵占，而该地除了马都戛等六寨外，又新查出了南狼、猛康、南丁等三四十寨亦被交趾强占。为了维护祖国版图之完整，收复被交趾侵占的土地，身任封疆大吏的云贵总督高其倬认为，“铜矿事小，疆境事大”，遂于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1724年12月31日）、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1725年3月10日）两次上折，据实奏闻，一面报告了边地丧失之经过，一面请求政府按旧界收回被交趾侵占的一百二十余里的土地。与此同时，高其倬又移咨安南（交趾）国王，指出大赌咒河（安边河）才是两国的边界，安南侵占我安边河至铅厂山的大片土地是非法的，双方应立即派员会同清理旧界。但安南国王黎维陶不仅诡词狡辩，而且派员率兵数千，前往该地驻扎，妄图长期霸占。高其倬亦派兵员到都龙戍守，等候清廷的谕示。
对于“朝廷境土臣以尺寸为重”、一片忠心为国的云贵总督高其倬的两次奏折，雍正皇帝不仅不予嘉奖鼓励，反而把他训斥了一通，说：“朕思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据云：都龙、南丹等处，在明季已为安南所有，是侵占非始于我朝也。安南自我朝以来，累世恭顺，深属可嘉，方当奖励是务，宁与争尺寸之地，况系明季久失之区乎！其地果有利耶，则天朝岂宜与小邦争利？如无利耶，则又何必与之争？朕居心惟以大公至正为期，视中外皆赤子；且两地接壤连境，最易生衅，尤需善处，以绥怀之，非徒安彼民，正所以安吾民耳。即以小溪为界，庸何伤？贪利幸功之举，皆不可为。”[4]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725年7月6日），高其倬又再次上疏，进一步详细地汇报了边地沦丧的经过，以提请皇帝的注意：“当日（按：康熙初年）开化镇总兵高必胜在任之时，开化有八撤一汛，下有河口通海，广东洋船可到，高必胜私开课利。彼时，广商到此颇多，遂有往都龙贩货者，走到双眼井地方，被劫杀死三人。高必胜畏事，随暗将该汛撤进四十里，另在马伯汛立界碑，谓此外与开化府无涉，逢春里之各寨亦隔在外，此弃界之由也。然虽弃出，交人亦未敢攘为己有。后于康熙二十一年，彼国有小交王伪宽之乱，抢掠逢春里各寨人民，开化总兵不救，都龙土目援之，故各寨遂认彼粮，此各寨与安南纳粮之由也。然安南虽收各寨之粮，究只在都龙立界，此时并未设守，中外皆置之不内不外、若有若无之间。臣向未知此界。藩司李卫管理铜务，有土人呈开铜矿，铜矿无验，遣员查出此境，详报前来。臣遣员再查，查出双眼井地方有芹菜塘之旧址，又有逢春里之马都戛等六寨，原纳开化府秋粮共正米十二石有零，年年总催赔纳……”[5]高其倬根据大量确凿的史实和派员勘察的结果，认定安边河是中国、安南两国的交界河，揭露了安南派兵非法侵占铜厂山、都龙地区的事实；敦请安南火速派员前来会同查考，“议清疆界，永杜争端”。可惜他一片忠心为国，据理据实，三次上疏力争收回失土的意见，不但未被雍正皇帝采纳，反而将他调离云南，任闽浙总督去了。
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日（1726年4月13日），虽调任闽浙、而“职任封疆，难容久弃外域”、不甘缄默的高其倬，又再次上疏，说：“云南开化府南与交趾邻界。臣前查出自开化府马伯汛外四十里至铅厂山下小河内，有逢春里六寨，册载秋粮十二石有余；且有芹菜塘昔日塘房基址，足据于康熙二十二年失去，遂入于交趾，应行清查。再查《云南通志》开载，自开化府南二百四十里至赌咒河与交趾为界，今开化府南至现在之马伯汛止有一百二十里，即至铅厂山下小河，亦止一百六十里，是铅厂山下小河以外，尚有八十里，亦系云南旧境，虽失在明朝，但封疆所系，亦请一并清查。缮折具奏，钦奉朱批：‘境界失自明朝者，恩免清查。’令臣另议立界。臣谨钦遵圣谕，移咨安南国王，其自铅厂山下小河以外之境，宣播皇仁，畀与安南不复清查外，其铅厂山下小河以内四十里之境，事在本朝……臣查此四十里之疆界，既有志书可凭，又有粮册炳据，且事在本朝；且六寨之人，现皆衣窄袖之衣，尤为可证。今安南不即清还，虽皇上天覆地载，子育万国，但臣职任封疆，难容久弃外域，今虽调任闽浙，难容缄默，伏乞皇上谕令现任督臣畀安南速行清还。”[6]但由于自高自大的雍正皇帝一味坚持“勿与小邦争利”和表现“天恩高厚”的宽容态度，谕令“境界失自明朝者恩免清查”，并要继任的云贵总督“别议立界”。
继任高其倬的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后任云贵总督），经过再三勘察后，仍得出了与高其倬一致的结论，并于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七月、九月、十二月，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九次上折，议定边界。他说：“铅厂山下地方山川形势，中外截然，不独志书可凭，且有粮册可据，塘汛旧基可查，居民服饰可验，原属内地，应于此处立界。仅收还四十里，仍予以八十里。”[7]铅厂山外直至大赌咒河（安边河）之间虽然曾是中国的领土，但由于有雍正皇帝“着于铅厂山立界，余地尽行赏给”的敕谕，所以鄂尔泰只得遵旨委员于铅厂山下距河岸一百零三丈处建关立界。关墙高一丈六尺，厚八尺，正面及左右共长十三丈；关楼三间，高二丈八尺；墙尽处接连木城，达左右山顶，各设看房一间，烟墩一座；墙上竖旗一杆，炮台四座；关前十二丈处竖立大石界碑一座，高一丈二尺，上书“敕建云南省开化府界”九个大字，又有“大清雍正四年五月初四日钦奉圣旨于铅厂山立界，凡河水上流以内村寨俱系中土，外夷不得越境侵扰”等字样。此外，又于各寨径路立碑六块，各书“钦奉圣旨，于铅厂河一带立界建关，凡客商来往，俱由山口，不得私从山径小路出入，如敢故违，把守兵役捆拿解究不贷”。关楼、界碑于雍正四年八月一日动土开工，同年十月初十日告竣。
铅厂地方设关立界后，中国疆界已经退让了八十里。但安南国王仍贪餍不足，一面陈兵五千于铅厂山对面屯扎，增置卡房营盘，对我进行威胁；一面又致书于云贵、两广督抚和清廷，诬称“开化府捏报”，胡说马伯汛外一里之小赌咒河为两国的界河。对此，鄂尔泰一面申报朝廷，严饬开化备兵防范；一面将此事始末移咨广省督抚，密札商嘱；另外又咨覆安南，对其无理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一向“息事宁人”的雍正皇帝批准了鄂尔泰的奏折，认为“今即此立界之事，只可委曲善全”[8]。他说：“朕再四筹画，不如特遣天使，申明事情大义，伊便少有不恭处，朕意亦当隐忍……便将此数十里地界赐他，毫无损失国体，更表朕之仁政也，何妨乎？”[9]狡猾的安南国王揣摩透了中国皇帝的心理，在得知“颁谕安南国王遵奉施行”的旨意后，一面仍然无理纠缠，死乞百赖地硬要四十里之地；一面又假惺惺地派员“敬备龙亭仪仗”“三跪九叩”“山呼万岁，鼓乐彩旗”迎接圣旨，从而使清朝皇帝自尊自大的心理得到了满足。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清世宗因安南国王“感恩悔过”，下令“特沛殊恩，将云南督臣等查出之地四十里，赏赐该国王”[10]。还说：“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顷鄂尔泰将该国王上年十二月内本章呈奏，知国王深感朝廷怙冒之仁，自悔从前执迷之误，踊跃拜命，词意虔恭。（按：安南国王黎维陶谢表全文为：‘安南国王臣黎维陶谨奏：十二月初二日，臣接领敕谕，焚香披阅，喜惧交并。窃臣国渭川州与云南开化府接壤，原以赌咒河为界，即马伯汛下之小河。臣国边目世遵守土，臣罔知侵占内地为何事。且未奉诏书，是以备因陈奏。旋奉敕谕，令撤回斜路村等处人员，别议立界之地，仰蒙慈照，欣幸无涯。今复奉敕谕，定于铅厂山小河立界，谕臣勿悖优待之恩，怀无厌之望，自干国典。臣咫尺天威，弥深木谷。目今铅厂山经广南知府先已设关门，筑房屋，立界碑。臣国边目土目遵臣严饬，帖然无言。臣竭诚累世，向化圣朝，蒙圣祖仁皇帝柔怀六十余年。今恭逢皇帝陛下所膺景命，如日方升，且薄海敷天，莫非王土。此四十里地，臣何敢介意有所觖望也？兹荷纶言，晓谕诚切，臣感戴圣恩，欣跃欢忭。惟愿万方拱命，圣寿无疆。圣朝千万年太平，臣国千万年奉贡。谨奏。’）朕览阅之余，甚为嘉悦。在王既知尽礼，在朕便可加恩。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着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并遣大臣等前至该国，宣慰朕衷。朕念已加惠藩王，亦当俯从民便。倘此地居住民人，有情愿加入内地者，已令督臣鄂尔泰酌量料理。并谕该国王知之。”[11]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1728年10月20日），署开化府吴世鲲、署开化镇中营游击王无党，同安南兵部侍郎阮辉润、国子祭酒阮公采会立界于马伯汛南小河之两岸。北岸界碑的碑文是：“开阳（开化）远处天末，与交趾接壤，考之志乘，当府治南二百四十里之赌咒河为界。继因界址混淆，委员查勘，奏请定界于铅厂山。我皇帝法威远播，念交趾世守恭顺，宠颁谕旨，复将查出四十里之地仍行赐赉。士鲲等遵承总督云贵部院檄委，于九月初七日会同交趾国差员阮辉润等，公同议于马伯汛之南小河为界，即该国王奏称之赌咒河也。爰于河北遵旨立界碑亭，从此边陲永固，亿万年蒙休于弗替矣。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署开化府臣吴士鲲，署开化镇中营游击臣王无党敬立。”[12]（本文作者1983年春到此考察时，界碑及碑亭早已拆除，只有一条丈余宽的小沟蜿蜒于田畴之中。此小沟离马关县城二华里，即安南国王蒙混奏称的赌咒河。）
以上所述，便是中国云南开化府所辖小赌咒河至大赌咒河（安边河）地区失去的由来。此次失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末清初，交趾国乘中国社会动乱、政府无暇过问之机，兴兵过界，用武力强占去铅厂山至大赌咒河之地，而云南地方政府不闻不问；第二阶段为都龙铜矿兴旺后，交趾前往争利，因而与中方发生争执。雍正皇帝谕令“境界失自明朝者恩免清查”，“准予别议立界”。从而使得交趾的非法侵占合法化，中国的疆界由大赌咒河后退了八十里；第三阶段是雍正六年清政府将小赌咒河以外之地全部赏赐给了交趾，中国的边界又后退了四十里，共失国土一百二十里。中国边地丧失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清初中国社会刚刚经过动乱，战争频仍，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亟需安定，而边疆的安定更是统治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雍正皇帝采取了“息事宁人”、以退让求睦邻的政策。二是交趾步步入侵，而开化地方政府失职弃界，坐视不救，一误再误，终铸大错。三是中国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均以大国自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况交趾又是“累世恭顺”的藩国，所以赐之几百里的土地在清朝皇帝看来也就算不了什么。但是，这却成了后来中越界务轇輵纠纷的来由。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安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越界务的会谈和勘定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在昔为辅车相依，在今为卧榻之侧的中国政府赐给安南的旧地，现在给予收回，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云贵总督岑毓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臣伏思越为中国外藩，要地归藩，原系守在四夷之义，不必拘定撤回。现在越几不能自存，何能为我守险？应否俟勘界时，将都龙、南丹各地酌议撤回，仍以大赌咒河为界，以固疆关，而资扼守之处……”[13]中国勘界大臣周德润在查勘了滇南边界后也上折说：“臣等查马白关外约二里许即小赌咒河，有雍正六年碑记。河北属滇，地势平衍，无险可凭。河南属越，层峦迭嶂，峭峻异常；如敌人登高俯视，凡关外营屯皆飞弹可击。翻山而南，以都龙为最险。从马白至都龙有三路：右路至都龙、箐门、南宴；中路至都龙、漫美、黄树皮、南翁；左路至都龙、箐口、南翁河、船头河、纡绳：度其隘口，有仅容一人行者。都龙为三路喉嗌，扼守都龙，则万夫皆阻。考通志舆图内刊载，开化南二百四十里至交趾赌咒河为界，不得指马白汛外之小沟为赌咒河也。自开化府起，丈南丹、都龙等处应在界内。交趾领地结文亦云马白汛外四十里并系内地，本国蒙恩赏赐等语。值越南颠覆之余，岂能为我守险？昔受之天朝者，今还之天朝，在中国只收还旧界，与另行改正者不同。”[14]为此，中方代表在会谈中坚持要求收回都龙、南丹等地，但遭到了法方的拒绝。后中方提出以中国云南临安府建水县所属的勐梭、勐赖、勐蚌土地（今越南莱州省之大部分）作为交换。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十日（1887年6月30日），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使恭思当反复会商后，决定“将勐梭、勐赖一段准归越界；其南丹山以北，西至狗头寨，东至清水河一带地方，均归中国管辖”[15]。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清总署将勐蚌划归越南，勐洞“换归”中国。至此中越边界始定，马关县属之都龙、南丹地区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但三勐及南丹山以南直至大赌咒河的广袤地区却沦入法人之手。
《万福攸同碑》立于咸丰八年（1858年），其时都龙地区已先被越人侵占、后由清朝皇帝赐给了安南。但当地人民仍然心向祖国，他们早就“急望天朝进兵，皆愿倒戈相向，合力前驱”[16]，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都龙铅厂、南丹的铜矿是块肥肉，安南统治者“久倚此二厂以为大利，必支吾抗拒”（高其倬：《勘察开化府边界折》，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图谋永远霸占，并疯狂地掠夺我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根据《马关县志》所载，都龙铜矿绵延二十余里，不仅藏量大，品位高，而且还是铜银伴生矿。该矿“每生铜百斤可提银八两至二十两，铜值亦十一二两。以铜抵工资，以银为净利”（《马关县志》卷十《物产·都龙铜厂记》，民国二十一年修）。就是说，每产铜一百斤，可提银八至二十两，而每百斤铜又值银十一二两，因此每生产一百斤生铜便可值银三十两，除掉工资外，尚可获得二十两银的净利。这是何等可观丰厚的利润！（当然还有军事地理上的重要价值）难怪安南的统治者要觊觎霸占这块土地了！从雍正六年到咸丰八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铜矿的开采冶炼不仅没有丝毫的衰减，反而更加兴旺红火了。《万福攸同碑》说，都龙蔓家寨铜矿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开采，到了19世纪的中期仍然是兴旺发达的。这兴旺的原因不是别的，正好说明安南统治者对我国资源的无情掠夺和榨取！而《马关县志》所说，在清代的嘉庆、道光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都龙铜厂“产矿甚旺，矿工达数千人，居民城市，庙宇辉煌”，这也可以成为《万福攸同碑》的佐证。该书还记述了铜厂的兴衰，这对我们研究滇南矿业和边防的历史是有一定价值的。现摘录如下：
“距县治东南行六十里有铜厂遗址焉。山脉来自老君山，气势磅礴，矿区广袤二十余里。当有清嘉道时代，产矿甚旺，矿工达数千人，居民城市，庙宇辉煌。至咸丰丙辰，盗匪蜂起，矿工离散，厂地建筑付之一炬，矿务遂停。观其陈迹，犹可见当日盛概。”（《马关县志》卷十《物产·都龙铜厂记》，民国二十一年修）
咸丰丙辰年当为1856年。据县志所说，1856年后，都龙铜厂因“盗匪蜂起，矿工离散，厂地建筑付之一炬，矿务遂停”，昔日拥有数千矿工，“居民城市，庙宇辉煌”的繁荣矿山，而今已变成历史的陈迹了。但是在此两年后所立的《万福攸同碑》，不仅没有只字提及两年前“盗匪蜂起，矿工离散”等情况，相反，铜厂虽“经数十载”的开采，仍然十分兴旺；而铜街脚小溪的木桥，因年久失修，已经腐朽，不便交通，所以诸属役、炉户纷纷集资，捐钱雇匠，改建石桥。由此观之，矿山又无衰败之迹。那么，这个矛盾又作何解释呢？到底哪个是正确的？笔者以为，《万福攸同碑》所载是正确的，原因有二：其一，碑是当年工程告竣时所立，时间最近；而县志修于民国二十一年，时间较晚。其二，县志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污蔑咸同时期的回彝起义，把矿山被破坏的罪责强加于义军（“盗匪”）的头上。实际上，都龙铜厂衰败的原因和时间，应是19世纪的60年代以后，法国侵略者的侵入北圻和越南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是导致北越社会秩序混乱和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刘永福历史草》里说：“是时，越南已以频年变乱，内则大臣弄权，交相排挤，盗匪遍野，民无宁岁；外则强法眈眈，侵掠无厌，忧患之深，前古所无也。”（刘永福《刘永福历史草》，第44页）当时任云贵总督的刘长佑在《刘武慎公遗书》中也指出：“越南连年用兵，国益贫弱……法国蚕食于海滨，黎商虎视于横山，桶冈则白苗跳梁，峒奔则黄英雄踞。戎兵莫诘，变乱繁兴，积为苟安，其势国难复振。”（《中法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内忧外患，致使北越社会动荡，经济凋残，民不聊生；而当时仍然处于被越南侵占的都龙铜厂，自然也受其影响，铜产没有销路，厂商纷纷倒闭，矿工离散，矿务遂停，到处呈现出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末叶，都龙、南丹正式回到祖国的怀抱，铜矿才渐次有了生机。而它的真正兴旺发达，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原载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3年第1～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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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通志·疆域志》载：开化府南二百四十里至交趾，赌咒河为界。
[2]高其倬：《勘察开化府边界折》，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见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五册。
[3]同上。
[4]高其倬：《勘察开化府边界折》，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见雍正《朱批御旨》第四十五册。
[5]高其倬：《勘察开化府边界折》，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见雍正《朱批御旨》第四十五册。
[6]《雍正安南勘界案·高其倬折二》，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日，见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
[7]《雍正安南勘界案·鄂尔泰折九抄录咨会安南国原稿》，见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
[8]《雍正安南勘界案》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朱批，见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
[9]《雍正安南勘界案》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朱批，见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
[10]《世宗实录》卷65；又见《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11]同上书，第20页。
[12]《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5－1266页。
[13]《中法战争》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14]同上书，第34页。
[15]《德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三，页五，函五。
[16]《雍正安南勘界案·鄂尔泰折九》，见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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