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抗法斗争事迹调查报告

今年（1983年）仲春时节，我出差滇东南文山、红河地区，调查中法战争前后边疆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河口的黑旗军将领黄茂兰，砚山的清军什长李云珍，以及猛洞的苗族首领项从周，等等。其中尤以项从周领导的抗法斗争规模最大，时间最久，成就也更为突出。他们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表现了中华民族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史上为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保卫我国的神圣南疆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本篇调查报告所要记叙的，主要是项从周联合边疆各族人民抗法斗争的光辉事迹，时间从1883年至19世纪之末，地点主要在猛洞之上、中、下三村（即今之上营盘、扣林、船头一带）。笔者于炮声隆隆中，深入麻栗坡、猛洞（扣林）、马关、河口等地，先后三次访问了项从周的孙子，现全国政协常委、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项朝宗；项从周的孙子，现猛洞公社阳坡生产队社员项朝勋（七十三岁）；原国民党政府马关县参议长，现文山州政协副主席欧阳河途（八十岁）；文山州政协委员吴明铣（六十岁）；项朝宗的内兄，现麻栗坡县政协副主席熊自兴（苗族，六十二岁）；梅里长梅土司的孙子，现麻栗坡县南温河公社城子上小学教师梅家仁；猛洞生产队七十六岁的壮族社员卢汉斌；以及猛洞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文芳（瑶族）；等等。访问中，由于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各级党政部门负责同志的亲切关怀，各地文化站同志的大力帮助，因而使这次调查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项从周的家世

项从周，苗族，云南省西畴县么洒锅底塘村人，生于1856年，卒于1914年（民国三年）。项氏祖籍河南省项城县，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随黔国公沐英到云南，定居于镇雄。大约过了两百多年，到1621年，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彝族土司叛乱，项氏又由镇雄迁居路南。清初，项氏九弟兄又从路南分道扬镳：四家迁居缅甸；两家沿红河而下到个旧；一家下董干；一家到耍马寨；项从周一家则迁到西畴么洒锅底塘。项从周七八岁时，其父项发正又把家迁到扣林山下的猛洞。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苗瑶械斗，项氏由猛洞迁居野猪塘。苗瑶械斗平息后，项家再由野猪塘搬回猛洞。项从周的孙子、现年七十三岁的项朝勋，便住在猛洞公社猛洞大队的阳坡生产队，离猛洞街子大约七八华里。

项从周的父亲，一说是项发正（项朝勋说），一说是项正清（项朝宗说，他的父亲是项正清，曾祖父才是项发正），弟兄二人各持己见。项从周排行第四，人称项四，苗语叫年四。他有三个哥哥：从富、从义、从忠，苗名分别叫由中、由绒、由亮；有七个媳妇和十八个儿子：长子项国恩（原姓马，马头的儿子，小名马小孥，马死后过继给项从周），次子项国文，四子项国茂，六子项国云，九子项国仁，十子项国强，十一子项国忠，十二子项国安……项朝勋是老六项国云的儿子，项朝宗是老九项国仁的儿子，哥俩是堂兄弟。

猛洞位于扣林山下，在中越两国交界的国境线上，距麻栗坡县城五十余公里，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项氏初到猛洞时，村子里只有七户人家，周围是一片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豺狼虎豹到处横行。项氏和几家苗、瑶居民，破土开荒，驱虎逐豹，把这一带荒野垦为良田。由于人烟稀少，遭受野兽践踏的庄稼很多，项氏又到锅底塘把同宗、亲戚接来猛洞同住，其他各地群众也陆续迁来猛洞，因而形成许多村落，到了19世纪70年代，猛洞有了二三十户人家，逐步形成了街子，经济日趋活跃，人丁也兴旺起来。由于猛洞生产木材，特别是出产一种当地叫“土杉”的珍贵木料，因而使得该地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据说，该木埋在土内历经数百年而不腐朽，挖掘出来后，芳香四溢，是做寿木的高级原料，一副板子可卖一千多元。当时猛洞每个街子有两三百匹骡马驮上驮下，有从马关来的商人，也有从文山、麻栗坡来的官绅，也有从越南方面过来贩茶运盐的商贾。马帮南来北往，人们川流不息，互市贸易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据熊自兴同志讲，那时猛洞街子十分热闹，过往的马帮太多，项从周项土司和梅里长梅土司两家土官，轮流征收课金，每驮收钱二十文（十文可买二三斤大米）。梅、项两家各收半年。项从周死后，众子分居，轮流征收街课，一子征收一个月。另外，梅家还在保良街的漫由等地征收花户粮。据说，梅家原住河江（今越南河阳）坝子，项家势力发展起来后，他们不愿当官，也不会做官，就请梅家来猛洞做官。梅家于是从河江迁到了猛洞。后来项梅两家因收街课发生矛盾，并酿成武力冲突，梅氏才由猛洞搬到船头。后来项从周抗法，项氏主动与梅家修好，在抗击外来入侵的斗争中都做出了贡献。

猛洞，苗语叫猛考。“猛”，即是“苗”的意思；“考”，汉语为“洞”，即住的地方。猛洞二字，意思就是苗家住的地方。

关于苗族的来源，熊自兴说，相传苗族的始祖叫“之有”，就是同轩辕黄帝打仗的那个蚩尤，汉话翻译时把它译成蚩尤了。“之有”与黄帝打仗，失败后从黄河逃到了南方。因此苗族是从黄河迁徙来的。熊氏的说法，与滇中、滇西北苗族民间流行的苗族祖先为蚩尤之说相符。另外，根据文献资料，古代散居于巴东到江淮广阔地带的“三苗”“九黎”诸部落，他们的酋长就是蚩尤。“三苗”“九黎”，即以后的苗族和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尚书·吕刑》中说：“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孔安国也说：“九黎君号蚩尤”是也。据此，说蚩尤是苗族的祖先，是苗族的酋长和首领，并非子虚乌有，而是有可信的记载的。当时，“三苗”“九黎”经常与华夏各部落（传说中的大酋长黄帝）发生战争，失败后逃向南方。《史记·五帝本纪》说：“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吕氏春秋》说：“舜却苗氏，更易其俗。”《山海经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这些记载，与传说中的苗族来源基本符合，它说明苗和汉都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成员。

关于项氏的来源，项朝勋说，听祖辈讲，他家的祖先是项羽。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打仗，项失败后乌江自刎，八千弟兄围着他的坟守了三年，等坟上的草长旺了才纷纷离去，散佚江东。项羽的姓，是舜皇帝亲自封的，他的食禄也在项城。因此项姓的祖籍就是河南的项城县，项家的祖先也就是战国末年叱咤风云的楚霸王了。这个说法，比较牵强附会，同时确有不少人喜欢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历史上的某某大人物。不过，项朝勋之说并非凭空杜撰，《史记·项羽本纪》就有这样的记载：“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索隐）：《地埋志》有项城县，属汝南），故姓项氏。”可见项家是项羽之后，其祖籍是河南的项城，也不无道理。另外，项从周的祖辈由河南入两湖，再由两湖入贵州，由贵州到镇雄，再由镇雄而路南，而西畴，而猛洞，这与《马关县志·风俗志》所载吻合：“苗族本三苗后裔，其先自湘窜黔，由黔入滇，其来久矣。”

项从周的青少年时代

据项朝宗、项朝勋、熊自兴三位老人说，项从周的“从”，是双人旁加上两个小人的“从”，不是崇拜的崇，这与《马关县志》等文献的记载吻合。个别书上把他写成项素周或项崇周，都是错误的。

项从周不识字，无文化。但他从小就有胆识，聪明机警过人，为人侠义，娴熟枪法。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习武的风尚，青壮年都喜爱舞拳弄棒，主要是为了自卫，不被人欺侮。在项氏几弟兄中，从周的武艺超过了他的三个哥哥，在猛洞一带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据熊自兴说，项年轻时曾经徒手和猛虎格斗，打杀过老虎、豹子。项从周的本事很好，能力举百斤，又会运气，纵身一跳，双脚可以蹬人的眼睛；一个筋斗，可以翻过丈把高的墙。他的这些超群武艺，大概也是他以后得以成为抗法首领、众人拥戴的一个重要原因。

项从周超群的武艺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苗族首领马头的弟弟马飞天那里学来的。项十多岁时，跟随洞奔（今越南境）苗王熊天主（当地人叫他“猪熊”），当一名马弁。马头、马飞天也在熊天主驾前做事。由于苗王爱国抗法，后来被法国人收买刺客暗害。

有一次，法帝国主义伙同一批安南军，骑着十多头大象，全副武装，准备一举把洞奔踏平。起初，苗族吃了些亏，对付不了大象军。后来，苗王熊天主叫大家想办法。年轻的项从周想了想，对苗王说：“苗王，有办法了！大象不是最怕老鼠吗？我们可以多捉些老鼠，再预备些小猪儿，等到法国、安南人的象队来时，把耗子遍地丢，再捏小猪儿的嘴，就像耗子叫了。大象一听老鼠叫，一见耗子跑，必然扭头就跑。我们趁势掩杀，准可大获全胜。”苗王深从其计。按项从周的办法，第二天果然大破象军，杀死了许多法国侵略军和安南伪军，把敌人赶出了洞奔。法国鬼子武装入侵失败后，十分痛恨苗王，转而采取收买刺客行刺的办法，把苗王刺死。

熊天主从“登基”到遇刺身亡，前后共十二年，项从周服侍了他八年。熊在世时对项从周说：“这里有马飞天保护我，你回猛洞当那里的‘汉大兵将’。那一带有我的几个帅主，你可辅佐他们。有陶帅主、李帅主、吴武爷、张帅主。”熊死后，由他的结拜义弟马头继位。马也是一位有名的爱国者（当地人叫他马爱国）。他积极组织群众抵抗法寇的侵略。马头在时，十分赏识项从周的机智和勇敢，特地请他到帐下当他的贴身侍卫，项也欣然应诺。由于马具有较高的威望和爱国思想，因而对项不无影响和熏陶，并由其弟马飞天教习项从周武艺，项也很快和马家弟兄结成金兰之好。不久，马飞天病故，法帝国主义又收买民族败类分子刺杀了马头。项从周悲愤已极，在众人的一致拥戴下，当了“苗王”，继续马头未竟的事业。

法帝国主义的入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即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从而加紧了对外的剥削和掠夺。法国先后吞并了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扩张至北圻，并进而侵入我国云南的马关地区，用武力侵占了安平厅南部（今马关县和麻栗坡县境内）长一百多公里、宽二三十公里的一个狭长地区。这一带与越南的河阳（今河江）、老街相接壤，居住着苗、瑶、壮、彝、傣、白、布朗、回、纳西等少数民族，约占总人数的二分之一。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出产较丰。特别是马关、麻栗坡地区丰富的森林和矿藏资源，如蔓家寨的铜，都龙、南丹的银、锡，麻栗坡、南温河的钨，大栗树、木厂、马白的金，都很有名，早在明代，有的已经进行开采。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勘察开化府边界折》中就说：“都龙厂广产银铜，内地及外夷俱往打矿，货物易销，贸易者亦多，总兵设汛稽查，暗抽私利。”（《云南史料丛刊》，第三辑，第208页）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八月下旬，都龙铜街立的《万福攸同碑》也记载：“蔓家寨产斯铜矿，经数十载，宝藏之兴，虽由于人胜，而实亲于有德。”又说：“兹岁夏，予（唐丹园）适宝山，过铜街脚，有小溪历来以木舆梁，壹贰年间不无腐朽。回署公暇，有诸属役、炉户，欲砌巨石，各皆乐从，捐金雇匠，鸠工期月告竣。因志其事，并列名于左。”由此可见，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云南省开化府都龙蔓家寨一带的苗、瑶、壮、汉各族人民，已经对当地的铜矿进行了开采，并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及至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炉火仍很兴旺发达，因而引起法帝国主义的垂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法人奥塞和堵布益就偷偷进入云南，对滇南的矿藏、出产、地理形势等进行“考查”，回国后在报刊上大肆鼓吹“云南是天府之国，富甲天下”。帝国主义分子古德尔孟更是赤裸裸地声称：“云南……矿田之富，物产之饶，较诸越南，奚啻霄壤……以异常殷富之物产，以生吾法人无穷希望之心。”法帝国主义的强盗嘴脸昭然若揭。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侵略者公开进行了武装入侵，非法占领了都龙、南温河、猛洞、船头、麻栗坡和马关以南的大片地区，企图使之成为他们工业原料的基地。1883年，法国殖民者强占了这个地区后，对当地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暴的殖民统治和剥削。他们疯狂地掠夺都龙、南温河一带的矿产资源，强行征收各种赋税和劳役，迫使猛洞、保良街、那才、董干等地的各族群众为他们纳粮交税，筑路修桥，建造兵营，把青壮年拉到越南去为他们充当炮灰，对各族妇女任意侮辱奸淫，特别是他们上下马都要以人垫脚，稍不如意，即任意鞭打或杀害。在法帝国主义的铁蹄下，马关一带敌占区的各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殖民生活。但是，中国人民是有反抗外来侵略光荣传统的人民。不久，猛洞一带便爆发了以苗族首领项从周为首的各族人民的抗法斗争，它像燎原的烈火，越烧越旺，最后终于迫使入侵的法帝国主义分子，不得不退到安南去了。

揭竿而起

公元1883年，法国殖民者大举进攻越南北圻，并侵占了我国马关、麻栗坡的部分地区。这年5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在越南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大败了河内的法国侵略军，击毙了法军头子李威利。这一胜利，大长了中越人民抗法的信心和决心，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使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戳穿了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次年，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中法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刘永福的黑旗军和滇、桂军队在北圻英勇杀敌的事迹，进一步激发和鼓舞了项从周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忱。也就是这一年，项从周的父亲项发正到猛洞赶集，被法国占领军拉去船头当苦力。由于山路崎岖，荆棘丛生，加之年迈力衰，负重难行，项发正两眼发黑，一下栽进了山坳里。不料法兵竟惨无人性，对老人一顿毒打猛踢，项发正当即口吐鲜血，昏死过去，法军也随之扬长而去。这些国耻家仇，不由项从周怒火中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抗法的决心。这年仲春，项从周约集了他的十七个郎舅弟兄，并联合了猛洞一带对殖民者苦大仇深的苗、瑶、壮、傣、汉各族群众，高举起抗法斗争的大旗，决心以武力反对武力，为驱逐法寇、收复祖国的神圣南疆而英勇斗争。

项从周揭竿而起后，很快得到文山地区人民的响应和支持，起义队伍由二十多人迅速发展到二百多人，成分也由单纯的农民、猎户发展到铜、锡业工人和小产业主、民族上层，地区也由猛洞、船头、老寨扩展到保良街、都龙、漫美一带。他们以自己制造的大刀、杆子（长矛）、散杆、流星锤、火铳、毒弩、牛角叉、铛、火（土炸药包）、竹签、滚石檑木等为武器，同拥有来福枪、锥把枪（一号欧、二号欧、三号欧）、鬼绿枪、铜炮枪和火炮的一千多名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战斗主要在高棚、扣林、上营盘、马鹿洞、野猪塘、船头等地进行。他们利用滇南重峦叠嶂、林密箐深的有利地形，常常用游击战术，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有时他们于敌寇的行军途中，设下埋伏，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一个不留地消灭；有时又趁着黑夜，投放土炸药包，骚扰敌人军营，打得敌军晕头转向，丧魂失魄；有时敌人来攻，他们预先准备好滚石檑木，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等到敌人仓皇后退，他们又用预先设置的连弩、竹签、陷阱来杀伤敌人。就这样，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士气高昂、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从而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经过战斗，又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进一步去扩大战果。

刀背岩、马跌坎之战

猛洞地区的抗法斗争揭开序幕后，项从周以上营盘为抗法根据地，积极地联络和团结四方的各族爱国志士，不分民族，不分土司头人和穷人，也无论官绅、地主、商人和农民，只要是打法国鬼子的，都欢迎参加到抗法的队伍中来。在爱国抗法的义旗下，参加者不仅有苗族，而且还有当地和外地的各族群众。如响水一带的瑶族青年梁武、盘绍光（人称“盘铜炮”），汉族的杨三、滕教师、张师爷（后改姓项，又称“项师爷”），壮族的卢和、王正祥、梅廷况（以上三人分别在瓦厂和金厂），傣族的黄承亮（在马关城子上），以及古姓、马姓、项姓的苗族弟兄，甚至还有从两广、四川、贵州、文山、西畴、丘北等地前来投奔的爱国志士，像李双刀、姚远学、黄鲢夹、童棍子、庞少管、苏铛钯等人。他们团结在项从周的周围，赞划军机，勇敢战斗，大都成了抗法的骨干和项的亲密助手。至此，抗法斗争的形势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席卷了大半个滇东南地区。

法国殖民者眼看猛洞地区的抗法武装日益壮大，十分恐惧，恨不得一下子将这支武装消灭。他们勾结当地个别民族败类，带领一百多个殖民军，由猛洞向野猪塘扑来。但项从周早已举家迁走。殖民军扑空后，便丧心病狂地放火烧了项家的草房，然后又四下搜索，打探项从周的下落。当他们得知抗法武装的主力和首领都驻上营盘时，便气势汹汹地杀奔上营盘来，企图一举拔掉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上营盘距野猪塘约五六公里，由野猪塘到上营盘须经一条崎岖狭窄的羊肠山道，其间有一段长五六十米、宽不足两米的人称“刀背岩”的咽喉要道，形势十分险峻；要道的两侧是万丈悬崖，深不见底。项从周知道敌人要进攻上营盘，必先经过刀背岩，于是在此设下埋伏，等候敌人。

起初，法国殖民者的队伍凭仗着先进的洋枪洋炮，根本没有把只有大刀长矛的抗法武装放在眼里。他们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向上营盘接近。当一半人马进入刀背岩时，只听一阵山崩地裂的响声过后，山上的檑木、滚石像暴雨般地倾泻砸落下来，走在前面的几十个法国鬼子，顿时被砸下了两面的深渊，在后面的几十个敌人，见状后吓得赶忙往后逃跑。他们在仓皇逃窜中，又触发了抗法武装事先设在草丛中的连环甩杆（当地人民作狩猎用的一种木质机关武器），一瞬间，只见一排排、一串串碗口粗的大木棍，从隐蔽的草丛中呼啸而出，直向侵略者扫去。法军当场被横木打死、打伤二三十人，被甩杆扫下深渊者十余人，剩下的少数人连滚带爬地逃回猛洞法军营地报丧去了。

驻猛洞的法国侵略军，自上营盘遭伏击后，再也不敢轻视猛洞地区的抗法武装力量，只好整日龟缩在营房内，不敢迈出猛洞一步。项从周根据敌众我寡、敌武器装备优良而现时又新遭打击不敢出洞的情况，决定进一步骚扰、打击敌人，不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

项从周和杨三、滕教师等几位首领，率领一二十个苗、汉族青年，悄悄来到猛洞法军营地的后山坡上，借助灌木丛林的掩护，用甩兜把十来斤、二十斤重的大石块，狠狠地向法军营地甩去。法军顿时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乱作一团，但又不敢跑出营地，怕再次吃上连环甩杆和檑木滚石的亏，所以只好躲在营房内，向后山的丛林乱放枪炮壮胆。等到万籁俱寂，法军已经酣然入梦时，抗法武装又以更多更大的石块，冰雹般地向敌人甩去。打得法军哭爹叫娘，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一日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项从周看到敌人军心动摇，士无斗志后，又进一步巧布疑阵，迷惑瓦解敌人。他把上营盘根据地的一百多名抗法战士，组成九队疑兵，每队每人各执火把二束，夜晚于猛洞法军营地前的大山上，不停地穿梭绕转；又把当地的苗、瑶各族老幼妇孺组织起来，在山上大敲铜锣、皮鼓，大声呐喊，作厮杀状。惊疑未定的法军，看到大山上整整过了一夜人马，弄不清抗法武装到底有多少人；锣鼓声又此起彼落，使得本来就已疲惫不堪的法军更成惊弓之鸟；而眼下，营地四周又都是抗法战士埋下的竹签、陷阱、连环杆、“三步跳”（即“见血封喉”，是当地人民猎获猛兽用的毒弩），弄得他们草木皆兵，动弹不得。眼看整个猛洞地区变成了埋葬殖民主义者的汪洋大海，这头冲入火阵的野牛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了，于是过了几天，侵入猛洞的法国殖民军，便夹着尾巴滚到船头，逃到河江去了。

项从周领导的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法武装力量，赶跑了猛洞的法国侵略军后，声威大震。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信心倍增。他们亲眼看到，过去神气活现的高鼻子洋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再凶恶的敌人也是可以被打败的。于是又有几百名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法的洪流中来，这支抗法爱国武装力量随着斗争的节节胜利而不断地发展、壮大了。一个抗法斗争的高潮正在猛洞地区形成、扩展。

就在法国撤出猛洞的第二年，即1884年，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集结了数百人马，悄悄地由河江经船头，进攻老山，企图从侧后偷袭猛洞抗法根据地。从船头到老山脚，是一条险要的马跌坎石道。该石道位于老山山腰的陡峭石岩中，其上是状如刀削的千仞石峰，其下则是万丈深渊，险峻异常，以往马帮经过此地，就有不少人马因不慎而坠入万丈悬崖，因而当地群众以“马跌坎”称之。马跌坎石道，又是河江到老山、猛洞必经的唯一的咽喉通道。因此，它不仅十分“险”，而且还十分“要”，真有一夫当道、万人莫进的境况。

当法国侵略军从河江经船头，向老山进犯的时候，当地的瑶族群众便将这一十万火急的情报飞报了项从周。项从周一方面命令驻守天险马跌坎的瑶族首领盘绍光（人称“盘铜炮”）、梁武，迅速集结当地的瑶族战士，坚决扼守通道，不准敌人向猛洞靠近；另一方面，他迅即带领猛洞主力部队，赶赴马跌坎增援。而此时的盘绍光早已做好准备，在敌人尚未到达老山前，便已设下埋伏，在马跌坎石道上布下了大量的滚石檑木、连环甩杆，安上了“三步跳”毒弩和竹签；还在道口摆上两门土铜炮，填满火药，专候来犯之敌。

数百名法国侵略军，在一名四圈官的指挥下，分作前后两队，向老山进犯。当前队法军进入马跌坎伏击圈时，盘绍光一声令下，顿时铜炮怒吼，滚石檑木齐发，连环甩杆和毒弩像飞蝗般地射向敌人。法军倒下了一大片。但敌人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在遭到伏击后，就地卧倒，用密集的枪弹向抗法战士射击。抗法战士有的用火铳，有的用毒弩，有的使用刚缴获的洋枪回敬敌人。盘绍光杀得兴起，干脆脱光衣服，一手拿着大刀，一手提着铜炮枪，专向法军指挥官冲去。刀光起处，一个侵略者的脑袋像皮球似地滚下了深涧。敌人哇哇乱叫，向后倒退。后队的法军又涌了上来，他们一面卧倒射击，一面喝酒壮胆，在格林炮的掩护下，又猛地跳起，恶狼般地向抗法战士反扑过来。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盘绍光身负重伤，其他瑶族战士也多半壮烈牺牲，形势变得十分危急。正在这时，忽听山后一阵呐喊，原来是项从周带领的增援部队赶到了。他们像下山猛虎，直向法军扑去。法军猝不及防，在这支生力军的冲击下，损失了大半人马，不得不遗弃大批的尸首、枪炮，往来时的路上撤退。项从周追赶了一程，获得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并用刚缴获的白兰地酒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马跌坎之战，由于抗法武装充分地利用了有利的天险地形，并事先作了周密的布置，加之有效的配合和及时的增援，因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次战役，共歼敌七八十人，其中一圈官、二圈官三人。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法军，粉碎了殖民者妄图进攻老山、偷袭猛洞抗法武装根据地的计划，而且还使抗法力量获得了急需的先进武器装备。

船头之战

1885年春，中法战争的陆路战场进入了紧张激烈的阶段，法国一万多名侵略军在尼格里将军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扑向谅山、镇南关。白族爱国将领杨玉科英勇阵亡，镇南关失陷。法国侵略军疯狂叫嚣：“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甚至他们已经狂妄地拟订了胁迫清政府投降的计划。

盘踞在文山地区的法国占领军也趾高气扬，气焰极为嚣张。为了配合陆路战场，他们加紧拉夫派款，强迫群众交粮、交鸡、交猪，并抓走了许多青壮年去越南为他们当炮灰，做苦工。项从周一方面教育群众，一起抵制侵略者的无理勒索；另一方面又派人在途中设下埋伏，多次打死押送民夫的侵略军，解救了许多被押送的各族同胞，从而配合清军正面战场，在敌人占领的后方打击了侵略者。

为了拔掉敌人的据点，这年春天，项从周率领队伍，主动进攻盘踞在船头的法国侵略军。法军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项从周的队伍几次冲到敌人据点跟前，都被密集的炮火挡了回来，部下伤亡很大。后来在当地壮族群众的支援下，找来了十多床棉被。项从周和十几名勇士，披着浇湿的棉被，冒着敌人的炮火，舞着大刀，齐声呐喊地向敌人冲去。顿时枪炮声、呐喊声、兵器的碰击声和敌人的惨叫声混成一片。敌人一批批地倒在勇士们的大刀之下，剩下的赶忙落荒而逃。经过激烈的肉搏，勇士们终于冲进了敌人的阵地，彻底地消灭了盘踞在船头的法国侵略军。接着，高棚、保良街一带的苗、瑶、壮族队伍，也赶走了敌人；驻守在马关的以李云珍（壮族）为首的清军，经过马白之役后，也赶走了法国鬼子。这样，法国侵略军就全部被逐出了我国的领土。

新寨歼敌，勇士捐躯

1885年4月，中法签订《巴黎停战协定》，慈禧太后下达了停战撤军命令，中法战争结束了。但法帝国主义并没有停止对文山地区的侵略，文山人民也绝没有停止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战后的第一年，即1886年的秋季，法国侵略者再次纠集了几百名侵略军和越南仆从军，从清水河、老寨方向向扣林、猛洞扑来，企图一举消灭项从周的部队，重新占领文山地区。项得知消息后，没有等到敌人站稳脚跟，就主动出击敌人。他命令部队主力在新寨附近埋伏接应，自己则亲自挑选了古姓（苗族）、庞姓（瑶族）、美姓（汉族）等十多个精壮弟兄，由他率领，脱去衣服，全身抹黑，带着大刀和轻便武器，趁月黑风高，干掉了敌人的哨兵，冲进了驻在新寨的敌营。此时法军尚在梦中，来不及惊叫，一个个已成了刀下之鬼。埋伏在附近的我方战士，也闻声杀入，不到半个时辰，就消灭了法国鬼子和越南伪军二百多人。其余敌人丧魂失魄，纷纷向猛洞西北角的黄瓜坡方向逃窜。项从周手舞双刀，奋勇当先，率众紧追不舍。看看快要赶上，不料从黄瓜坡的斜坡上窜出一个高大的洋鬼子，一把拦腰将项抱住，两人便扭打起来，从山坡一直滚到山脚。紧跟项从周冲在前面的是他的侄子猫爪子（苗名），他见叔父的双刀丢在路上，不见人影，心已怀疑；再听坡下厮打喊叫，才闻声奔到山下。由于夜雾茫茫，分不清哪是叔父，哪是鬼子。只听叔父一会儿喊：“下面的是我！”猫爪子正待举叉欲刺，忽又听说：“上面的是我！”后来又听道：“我在下面。快动手！”猫爪子看得真切，一牛角叉便结果了法国鬼子的性命。猫爪子扶起了叔父，揩揩身上的污血，再鼓余勇，又继续追杀敌人去了。刚过现在十号界碑的茅草坡时，猫爪子不幸遇伏中弹，英勇牺牲。他的头被法国侵略军割了下来，一直拖到离黄树皮（今越南境）不远的老黄箐时才被项从周的部队追上取了回来。年轻的勇士，为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就这样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死时还不到十八岁。在抗法斗争中，先后牺牲的还有项从周的胞兄由绒（在扣林牺牲）、侄子由满（在老寨牺牲）、川林（在扣林牺牲）和胞弟差桑等多人。

寸土不让

中法战争结束后，光绪十一年七月（1885年8月），清政府命内阁学士周德润会同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张凯嵩办理中越勘界事宜，并着吏部主事唐景嵩等随同办理。由于法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和百般阻挠，直到1895年双方才勘界立碑，确定了现在的中越边界。边界分为五段。自龙膊河至戈索为第一段，立界碑二十二号；由戈索至高马白为第二段，立界碑十九号；从高马白至瑶人寨为第三段，立界碑二十四号……中越界碑的勘立，主要是边疆各族人民斗争的结果：在马关一带，由于壮族清军李云珍在马白之役中击败了法国侵略军的侵入；在猛洞一带，主要是由于项从周积极抗法，因而迫使法人西威仪不得不承认漫美及猛洞三村划归中国，从而放弃了原来“请将该地剖分一半”的贪婪妄想。(www.xing528.com)

中法双方新立的界碑呈方柱形，顶部是个正四棱台，中为长方柱，下面是座基，全用花岗岩石料做成，被深深地埋在土内。界碑北面向中国，镌有“中华”二字，南面对安南，镌有“安南”二字，侧面则刻记着界碑的号数，一般都安置在高山之顶。每一界碑之附近，我国又密埋界砖，上刻汉字，以防界碑之偷移。但尽管如此，界碑建立后，法帝国主义还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地把界碑往中国境内搬移，企图重新侵占我国的领土。项从周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主权，率领苗、瑶、壮、汉各族群众，同侵略者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步不让。敌人趁天黑无人之际，偷偷摸摸地把界碑移进来，他们就白天把它抬回原处。有时为了争夺一块界碑，双方你来我往竟达一二十次之多。特别是位于茅草坡前的第十号界碑，因所管的地方辽阔，法寇千方百计想把它移到大塘子来，苗、壮族群众在项从周的领导下，又坚决地把它抬回了原处。项从周估计，敌人是不会甘心的，便决定派人看守。果不出所料，天黑尽时来了四五个无赖，鬼鬼祟祟地又在动手挖碑了。早就埋伏好了的战士，在一声“打！”的命令下，顿时枪声大作，几个挖碑的家伙也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打这以后，敌人越发恼羞成怒，又不断出动兵力武装移碑，项从周也毫不客气地用武力回敬敌人，一次次地把移碑的强盗歼灭，最后迫使法国驻河江的六圈官在第十号界碑前与项赌咒发誓。项当即严正警告侵略者：“谁要再把界碑移过来，有如这鸡狗一样的下场！”说毕，将一鸡一狗的头斩了，掷于碑前。法官吓得面无人色，随即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项从周深知，同强盗赌咒是十分靠不住的，敌人常常是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于是他命令各族战士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就在法官返回的途中，愤怒的船头人民将法国六圈官丢入清水河中淹死（现该坟墓还在越南的河江省）。从此法人不敢再移动界碑了。

按：关于与法官赌咒的时间、地点，不少文章都说是1886年，在马关城南二里处的小赌咒河进行。有的还说是因与法人赌了咒后才取名为赌咒河的。这次笔者对之做了实地调查，并对文献资料作了详细的考证，发现上面诸说都是不符合事实的：第一，赌咒河之名早在清初就见诸历史记载了，不能因名附事；第二，时间也不会在1886年，因勘界立碑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后的事。据项朝宗说，他清楚地记得家人说过，乃祖与法官赌咒是在茅草坡的第十号界碑进行。茅草坡是项从周与法寇经常战斗的地方，猫爪子就英勇地牺牲在那里，后来的界碑争夺也主要在那里进行。据他说，自从法人赌咒被伏击后，就再也不敢经过十号界碑了。直至50年后的1949年，在一次他与法人的交涉中，法人到了十号界碑前的风丫口就止步不前了，一直不敢从碑前过来，最后绕道第十一号界碑才到达猛洞。可见第十号界碑是法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关于移动界碑的问题，除了第十号界碑外，还有位于绿塘子的那块界碑，法人企图把它移到马关的石丫口来，各族群众把它抬回了原处，后来法人又把它搬到都龙街的大梁子，马关的人民又把它抬回绿塘子。

“这是国家的江山，人民的土地！”

法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偷移界碑的阴谋接连失败后，转而采取金钱利诱、物质拉拢和进行奴化教育等更阴险、更卑劣的手段。他们不断派遣传教士利用传播宗教之名，进行间谍特务活动，并拉拢一些地痞流氓入教，为他们的文化侵略张目；又以经商、做生意为名，对我境内的个别民族首领进行收买贿赂；把银钱财物撒在街上进行“布施”，以示他们的“富有”和“仁慈”。面对敌人种种阴谋，项从周不仅不受贿，而且教育当地群众和民族上层，坚决抵制法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号召大家不入教，不受贿。“不要高鼻子的臭东西！”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起初，法国殖民者佯装成商人，用小单毫（银币）换成中国的小米钱（铜币），一到猛洞的街子天就遍街撒。项从周看见十分气愤，命令赶街的人不准捡，哪个捡了洋人的钱就砍谁的手，结果没有一个人去拾法人的钱。到了第二个街子，法国人以为中国老百姓赚钱少，于是改撒双毫和一块的大钱，但是猛洞的人民连看也不看一眼。法人的这一招又失败了，气急败坏地说：“哼！难道你项从周真的不爱钱？”他们随即命人驮了十驮金银财物，来见项从周，要求购买猛洞圆堡（今猛洞文化站）牛皮大的一块地。项当即严词拒绝，说：“别说牛皮大的一块，就是牛蹄大的一块我也不卖！”法人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事后，项的部下问他，法国人用这么多钱来买牛皮大的一块地，你为什么不卖？项解释说：“法国鬼子很狡猾，手段也狠毒，明说是买牛皮大的一块地，实际上，他们把牛皮划成很细很细的线，横竖一拉，就不是牛皮大的一块，而是很大很大的一片，连对面的那座山都可以围进去了。再说，这是国家的江山，人民的土地，我怎么有权卖呢？”听了他的这一席话，众人茅塞顿开，连连称赞和佩服项的聪明过人和忠于祖国的爱国精神。

图穷匕见

法帝国主义的各种阴谋接连遭到失败后，狗急跳墙，图穷匕现，最后施展出了绝招：阴谋暗杀，除掉他们侵略道路上的这一巨大障碍。由于当时社会上普遍盛行比武打擂的习俗，法人便以比武为名，企图诱杀项从周。一次，法人通知项从周，他们要来猛洞和他比武。项明知敌人的暗害阴谋，但他自恃武艺高强，更不能在强敌面前显示中国人民的怯懦，于是欣然回复使者：欢迎他们前来。法方挑选了二三十个身强力壮的蛮汉，除了带着比武用的大刀、棍棒外，还身藏手洋炮，以便必要时动手。比武就在猛洞的街头进行。这日恰逢街子天，观战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把比武擂台围得水泄不通。法方选派了一个武艺高强的彪形大汉，拖着齐眉棍大摇大摆地出场了。他傲视一切，高声催促对方赶快出场比试。项看了看对手后，挑选了武艺较好的第六子项国云（苗名申狗）出场，一棍就把敌人打倒在地，大杀了敌人的傲气。其他法人刚想拔枪动手，项从周的部下早有准备，一下全部将鬼子缴了械。法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只好赔着笑脸说：“比武的，打伤了不要紧，下次再来。”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法人垂头丧气地抬着伤员走了。

法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897年春季的一天，法人收买了一伙流氓无赖，前来刺杀项从周和与项并肩抗法的黄大老爷。黄、项二家相距不远，有六人去项家，二人去黄家。经过一场惊险的搏斗，企图暗杀项从周的六个刺客全部落网。

其他两个分头去行刺黄大老爷的刺客，一个手拿十三响，一个手拿一对钩镰，径直冲进了黄家的大门。黄氏正在屋里抬着黄铜铸的烟杆吸烟，他见来了两个陌生人，正欲起身问事。话未出口，来人便一钩镰向他打来，老人急忙一闪，躲过钩镰，顺势一烟杆，打中了那人的鼻子；另一个想拔十三响，又被老人一烟杆，横扫在他的太阳穴上。两个刺客都被打翻在地。随后老人夺过十三响，“啪”！“啪！”两枪，便结果了两个刺客的性命。

清政府的出卖

猛洞苗族首领项从周，领导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从1883年起，直至19世纪末叶，前后和法帝国主义斗争了十多年，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入侵，赶走了法帝国主义，收回了滇东南一带长一百多公里、宽二三十公里的大片国土，形成了现在的中越边界，对祖国、对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赶走了法国侵略军后，他又不断地粉碎了敌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为保卫和巩固我国的南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的斗争，不仅严重地打击了法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推迟了文山地区向半殖民地化演变的进程，而且给腐朽卖国的清政府也是一个教训。本来，马关以南，南丹山、大赌咒河以北，以及都龙、漫美、保良街、猛洞等地向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七中说：“只因黄树皮、箐门及猛洞三村等处，向来驻有华兵……”（按：猛洞上村为今之上营盘，中村为猛洞，下村为船头）可是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周德润、岑毓英会同法使狄隆勘界后，称猛梭、猛赖一带，“荒远瘴疠，弃之不足惜”，结果丢掉了两地。而原属于开化府八甲中的聚仁、奋武两甲（今之漫美、黄树皮、漫瓜、箐门、保良街、猛洞、船头等地），光绪十九年（1893年），滇督王文韶竟不顾“两甲人民，久受中朝抚字之恩，咸求永隶帡幪，不甘外向，扶老携幼，相率赴地方官衙门沥情呼吁”，而以“聚仁、奋武两甲，虽与北圻界外毗连，实距法国官兵甚远，声息隔绝，历年游匪充斥，皆有鞭长莫及之势”为借口，主张放弃两甲，撤回滇军，并催促法国“应早派兵接防”（见《滇督王文韶奏游匪充斥，请缓撤聚仁奋武两甲中国驻兵借资保护片》，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文韶的无耻卖国活动，遭到了两甲人民强烈的反对，连一向投降卖国的清朝总署也表示“殊堪诧异”！

以王文韶为代表的清朝官吏，媚外卖国，不仅在法帝国主义的面前屈膝投降，出卖两甲人民，撤走滇军，给敌人以可趁之机，而且还恶意诬蔑抗法的群众为“游匪”，主张进行镇压。项从周等坚决反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他们在内外夹攻、毫无外援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团结各族人民，一致奋起抗击法帝国主义的入侵，连连取得胜利，使法人望而生畏，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王文韶等人无耻地把聚仁、奋武两甲拱手奉送给了法帝国主义，但法国侵略者始终不敢前来接收。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仲秋，项从周把经过浴血奋战，从法帝手中夺回来的两甲土地献给了清政府，清政府才迟迟承认“猛洞三村，均在界内”。而法使西威仪在失败面前，不得不说：“漫美及猛洞三村，从前总署允归越南，现照红线，均在中国境内。请将该地剖分一半如何？”（《新纂云南通志·外交考一》，卷一百六十四）在人民的铜墙铁壁面前，早已碰得鼻青脸肿的法国侵略者，只好向反动卖国的清政府进行敲诈勒索了。腐朽的清政府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再次妥协退让，终于以猛拨（原中国领土）“对换”猛洞，满足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根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二十八日签订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五款》的规定，以及次年《中法界务专条附章》的规定，猛洞山及猛洞之上、中、下三村正式划归祖国的版图，但猛拨、猛蚌、猛叠和猛乌、乌得、化邦等地却同时沦入了敌手。位于猛洞对面的老寨，历来属于中国领土，此时也划入了越南，而清政府却掩耳盗铃地欺骗群众，说是和越南“调换”。至今流传于猛洞一带的民谣还有这样两句话：“憨不憨，老寨换龙潭；傻不傻，老寨调那马。”

至于周、岑两大钦差下来定界，是否接受了法人十八两金子贿赂的问题，历史上没有记载，不过现在文山地区的人民一直盛传此事，说法人用十八两金子把周、岑两大钦差收买后，将开化府的八里（东安里、逢春里、江那里、归仁里等）、八甲（每里下又分八甲，如黄树皮、黑河到小坝分别叫纪美甲、纪龙甲、纪河甲；南温河叫平易甲；猛洞叫费五甲……）出卖给法国了，表达了人民对卖国投降的清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人民的愤怒是有根据的，1887年就有这样的上谕：“将猛梭、猛赖一段，划归越界；其南丹山以北，西至狗头寨，东至清水河一带地方，均归中国管辖。”（《德宗实录》，卷234，页5，函5）前面提及的滇督王文韶，将聚仁、奋武两甲拱手送给法国（后来由于人民的反对才未得逞）等等，都是清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证。

“苗中豪侠”

1893年，项从周把从法帝国主义侵占下的麻栗坡和马关地区夺回来献给了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以示奖赏，同年，清政府封项从周为千户把总，将猛洞地方赐给项作为世袭衣禄之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赐项从周六尺长、二尺宽的红缎软匾一面，上书“苗中豪侠”四个大字（据项朝宗说，是“苗中之豪杰，边防如铁桶”十个大字），右边一行小字为：“钦赐猛洞项从周”，左边一行小字为：“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某月某日”。

据项朝宗、项朝勋回忆，清政府给他家的奖词、锦旗很多，有的被家里人做民族服装了，多数在1937年苗瑶械斗时失去。项朝勋说，他小时还见过一副清政府赐给他家的奖词，共有八张，挂在板壁上，老师教他识字，每天令他背诵奖词，所以至今尚还记得。词曰：“猛洞一带地方，划归法洋，中外委员即已具结，彼此交代法人，而项从周不从。大员曰尔小小法国，胆敢横行，乃尔侵安南侵掠我，而项从周不休。国家生人，派员前密防守，攻击抗敢，与法人大动干戈于谅山、高平、牧马、保罗、老街等地。”这段奖词，已无从考订，加之老人口齿不清，记录亦难免失误。项从周是否与法人大动干戈于谅山、高平、牧马、保罗、老街等地，迄今没有更多的材料说明。从他当时的力量来看，不可能达到如此广阔的地方。熊自兴说：“从马关黑河到清水河一带是项的势力范围是毫无疑问的。奖词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可能是指国家的南防，也就包括了冯子材、刘永福在内，不光是指项从周一人。如果说项的势力达到了谅山、高平等地，这要多少人啊！而当时项从周的队伍不过几百人，不可能占有那样宽广的地方。中法会勘边界，项带兵护卫，参加了一些工作也是可能的。”项朝勋自己也说，他爷爷与法人打仗，主要在清水河、老寨、保罗、坝关一带进行。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法帝国主义为了要拔掉项从周这颗眼中钉，曾贿赂老寨的王鼎魁，向清政府诬告项在猛洞一带自立为王，说什么项盖铜瓦铁柱，老子称王，儿子称太子、太保，要反朝廷了，企图借清政府之手除掉项从周。清政府信以为真，指令云南清军清剿项从周。大军已到开化府（今文山），前军密探回报说项称王造反并无此事，清政府才发觉上当受骗，随即着人调查。来人回报说：“项从周坚持抗法多年，忠心耿耿，并无异心。他住的是竹瓦房子，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苞米杂粮。”慈禧太后听后才放了心，转怒为喜地称赞项从周说：“此乃我南天之锁钥也！”为表彰其功绩，除政府颁赠奖旗、锦匾外，还任命他为南防统带，负责河口、马关、麻栗坡一带的边防。项从周也尽心竭力保卫边疆，使法人不敢染指这一地区，直至1914年逝世。

项从周手下有三名管带（相当于现在的营级）。管带有贵带（正职）、帮带（副职）之分，每个管带下又有三名哨官（连级）。哨下为什长（排级），每哨约百余人。统带相当于团级，约统兵一千余人。项当了统带后，部下都称他为“项四大人”。项有常备兵员500人（有事临时可召集乡丁配合），配有调羹枪360支，九响枪120支，每月军饷花银3600两。民国三年（1914年），从周死，长子项国恩袭职。时安平厅（现马关）谓匪患已平，南防兵员应予裁减。于是将南防统带撤除，另任项国恩为边防团练营管带，每月经费减为360两。民国十二年（1923年）项国恩病故，由项国云（项从周的第六子）接任管带。这时中法边界平定，政府再将团练营兵员裁为120人，作为马关县政府的保卫队，饷银照发360两。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为360广毫。同年全国各地发行纸币，又改为360元滇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改为360元国币。民国三十年（1941年），由于国币贬值，360元国币养不活兵员而自动撤销保卫队机构。自此，项氏的军事大权便宣告结束。项国云于1946年去世。

项从周武艺超群，善使双刀，会连弩法（据说是学孔明的连弩法，一下可射出十多支箭）。弩头有药，名为“三步跳”，又名“见血封喉”，人兽只要中箭出血，顷刻即亡，不能解救。他又会做土炸药包，当地名叫“火”，用火药、铁片、瓦渣、石块做原料，使布扎紧，上有引线，一般可扎三四层、五六层不等，重量可达5～10斤，投掷时视各人的体力而定。散杆（用五鳰长的杆子、五鳰长的绳子做成，前有一尖状铁器，几十步外飞掷伤人，百发百中）、流星锤等，亦是项从周得心应手的武器。项的双刀，据项朝宗讲，1949年他还看见他的十叔背过，有四尺长、两指宽，刀柄用马鹿角做成，其刃锋利无比，出鞘寒光四射。现下落不明。清政府所赐的锦旗、绣匾，从周死后，由项国恩保存，国恩死，由项国文保存，国文死，由项国云保存。1937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苗瑶械斗，项家逃到上营盘，家中财物荡然无存，仅双刀由项国云随身携带；项从周的坟也被挖掘，焚尸扬灰。以后项朝宗将其祖父的一些遗物和骨灰埋于猛洞附近的香草坡。现仅有一土堆，没有碑石。

关于“游勇”的问题

这里，还须一提的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项从周参加围剿越南“游勇”的问题。中法战争结束以后，大部分清军和黑旗军撤回国内，但尚有一部分不愿归国，继续留在越南，同越南人民一起，进行抵抗法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有一部分滇军、桂军和黑旗军入关归国后，被淘汰遣散（如滇军被裁撤一万四千余人），其中一部分回家种田，一部分做小商贩，还有一部分无家可归。无家可归或不愿归家的，基本上是清军中的下级官兵，他们三五成群，流落于中越边境一带，有勇名而无粮饷，所以被称做“游勇”。他们无端被裁，对清政府极端不满。他们有爱国热忱，常常不顾清政府的命令，同入侵的法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后又掉转枪口对付清政府的镇压。他们劫富济贫，有时为了生存，也对人民进行一些骚扰。因此，情况虽然复杂，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些抗法的武装集团。清政府为了取悦法帝国主义，扫除法帝侵略中国的障碍，竟丧心病狂地把这些抗法战士诬之为“匪”，公开进行武装镇压。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九月间，游勇黄九、阮朝宗、黄胜利等一千三百余人，趁清军绥远营管带覃克振病故，新委接任管带黄忠襄尚未到防之机，袭击南冲、大牛等地，与清军激战于塘坝、安检，八月二十七日攻陷中越边境重镇黄树皮，清军退守漫美、都龙。九月上旬，清政府一面飞檄署临元镇总兵马维骐由蒙自速赴都龙、漫美，“进剿”黄树皮之游勇；一面又调署开化镇总兵张绍模，火速支援驻守都龙清军。九月二十三日，清军围逼黄树皮。次日，黄九、阮朝宗、黄胜利分三路进击清军，不利，退守黄树皮。十月二十日，清军攻克漫瓜。二十六日，清总兵马维骐派怀远前营把总项从周带领苗、瑶部队攻黄树皮之南，游击刘秀和、都司熊学文攻其东南，参将马遇龙、游击郭先阳攻其西北，并派哨弁王锡恩带开花炮队相机遥击。黄九等率游勇分路抵抗，相持两昼夜，互有伤亡。二十九日凌晨，黄九等突围，退守安枧、大牛；部分游勇约五六百人，于十月初八日夜由扒龙渡河，围攻小坝子。十二日晚，游勇分三路进攻都龙，击毙清军都司喻飞雄、守备廖兴仁。十四日清军张绍模大队赶至，游勇由茅坪、戈马渡河败退。十月二十九日，清军乘胜追击退守丫口寨、南庄街、漫龙、筠竹棚、小坝子等处的游勇。项从周等率领的少数民族部队，在“清剿”游勇中，眼看和自己一样抗击法帝国主义的义军，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死在自己同胞的手中，十分愤懑，因而在筠竹棚之战中，不愿继续屠杀自己的弟兄，主动撤围，回到猛洞一带防守祖国的南大门去了。马维骐、张绍模等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在镇压了中越边境一带的游勇之后，开门揖盗，请催法兵接防。正月二十四日，法国四圈官国思泥来箐门接防。原驻大牛、安枧之游勇义军，获悉后连夜渡过黑河，分股径奔箐门，准备中途截击法军。不料卖国反动的清政府，事先设下埋伏，三面夹击游勇，杀死、俘虏义军二百余人，带伤者不计其数。游勇义军伤亡殆尽，其余被迫撤退到河阳。马维骐等为法国侵略者扫清道路后，再次敦请法兵前来接防。二月初十、十一日，法国四圈官国思泥带领法兵七十余名、安南兵三百余名，接防箐门及附近之漫攸、扣刀等处；二十七日接防黄树皮；二十九日接防漫瓜。唯猛洞一带因项从周带兵驻扎，法国侵略者已多次领教，始终不敢前来接防并染指这个地区。

由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项从周在当了清政府的土官后，不得不听命于政府，参加了镇压“游勇”的活动，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其后期，他已初步觉醒，主动退出了残杀抗法弟兄的活动，并一直留守猛洞、马关、河口一带，使虎视眈眈的法帝国主义始终不敢妄越雷池一步，这又是他的可取之处和功绩。这次调查中，项朝勋对作者说：“当年游勇闹边疆，那些游勇多半是两广的人，头头有阮朝宗、黄胜利、党三绍，还有梅里长。他们被我爷爷打败后，阮朝宗和梅氏跑到河阳去了，黄胜利、党三绍跑到河口去了。现在河阳还有梅家的人，在洞奔还有阮朝宗的后人叫阮富胜的。此事隔了十多年后，他们见我爷爷还不错，想回祖国来；我爷爷也想，苗家人不会当官，还是把梅家接来当官吧。于是就把梅家从河阳接来当里长。‘里长’是随法国人的官号叫的，不是谁委任的。文官有街长、里长、州官，武官有少銮、洞銮、州銮，等等。”这些说法，大体与《谭中丞文稿》的记载相符。游勇阮朝宗等于1897年在广西泗城为清军所逼而“受抚”。《大清历朝实录》四○七卷第一三页记载：“游目阮朝中、黄镇辉、麦贵安，业经该督将其所部编为三营，分别安置。”黄镇辉很可能就是黄七。关于梅里长先是游勇，后被请到猛洞当里长之说，迄今未见记载，现姑且存之，以俟后来者详察。

团结就是力量

在本文快要结束的时候，作者拟用一点篇幅来探讨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项从周为何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几百人的武装最终战胜并驱逐了法帝国主义，在我国的近代史上创造了惊人的奇迹？我想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斗争就能胜利。

项从周除了武艺超群、斗争目的性明确、英勇善战、足智多谋（这些品质都是人心归附、博得群众拥戴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外，还有其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因而能把麻栗坡、马关一带的各族人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了实现保家卫国这一崇高的神圣目标而英勇斗争。

当时，马关、麻栗坡一带，由于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和法帝国主义乘机武装侵占后，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有一个领袖人物出来领导他们斗争。项从周适应了人民的这一要求，及时地把群众的自发斗争变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揭竿而起，振臂一呼，万众响应，共同团结在他的义旗之下。但是，群众起来后，能否把大家扭成一股绳，斗争能否持久，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领导者的才能了。

据文山地区人民反映，项从周关心人民疾苦，仗义疏财，谁家有苦难，他就想方设法去解决；不管哪个村寨、哪个民族，只要受了法国侵略者的欺侮，他一知道后就派人或亲自前去解救，因而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如前面提到的法国占领军强迫人民到越南当炮灰、服苦役时，他率领部下伏击押送民工的侵略军，解救了许多青壮年，后来这些青壮年大多跟随项从周，投入了反抗侵略者的斗争洪流。又如法国侵略军在船头、曼昆等地，除向群众派粮、派猪、派鸡外，还无耻地派姑娘陪他们睡觉。当地群众十分愤慨，严加拒绝。法军竟动用武力，抢夺民女。项从周得知后，立即率人前去，赶跑了法寇，搭救了民女，因而在船头之役中，群众积极支援人民的武装，争献大棉被。又如当时猛洞街子上很多群众生活困苦，他就主动送粮送钱接济他们。项朝勋说：“我爷爷不爱财，他有一升米也要分半升给穷人吃。他常对家里人说：‘我过去还不是穷人么？人家穷人不容易找着吃的，他们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助’。”因此，项从周在滇东南一带深得人心，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领袖关心人民，人民热爱自己的领袖。有一次，项从周的大老婆项国恩的母亲被法军劫到河口时，瑶族青年梁武和盘绍光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他们安慰项国恩说：“不要紧，大少爷，我们去把你妈夺回来！”说完，二人各背一把大刀，趁天黑时泅水过了南溪河，干掉了敌人的岗哨，摸进法军的军营，从牢房里把项国恩的母亲背了出来，后又夺得敌人的两匹军马，飞驰回营。

项从周是当地深孚众望的一位民族上层，但他不以领袖自居，生活简朴，从不搞特殊，吃的是苞谷饭，穿的是麻布衣，看上去像个放牛老倌。平时常和部下一起练习武艺，对待各族同胞犹如自己的兄弟姐妹，因此当地群众都亲热地叫他“老四哥”。他不仅团结了当地各族的爱国志士，如瑶族的梁武、盘绍光（人称“盘铜炮”），汉族的杨三、滕教师、张师爷（后改姓项），壮族的卢和、王正祥、美廷况（均在瓦厂），傣族的黄承亮（马关城子），以及古姓、马姓的苗族弟兄，而且还热烈欢迎由两广、川、黔、文山等内地前去投奔他的爱国志士，并根据他们的特长，分别委以重任。他们在抗法斗争中，大都成了抗法骨干和项的亲密助手，有的在捍卫祖国的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如梁武、盘铜炮、滕教师等。

项从周还十分重视做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这是因为，各民族的头人和上层，在大敌当前时，他们的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同样受到侵害，因而有可能共同抗法。另外，他们在本民族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威信，有相当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团结他们，对取得抗法斗争的胜利，便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为了争取、团结他们，项从周主动地去联络附近各族的土司头人，晓以民族大义，陈以切身利害，使他们由观望、动摇到坚定地站到抗法斗争的行列中来。对于过去同他有前嫌的土司头人，他也能捐弃前嫌，主动登门拜访，使之和好如初。譬如，原来住在猛洞的梅里长梅光德，与项曾是友好的结拜弟兄，后因小隙，致动干戈，梅家被赶到船头。法人入侵后，项不记前愆，主动将占的土地退给梅山官，梅山官也赔还了从项家抢来的财物。二人握手言欢，重结金兰。自此两家一在船头，一在猛洞、都龙，齐心抗法，互相策应，在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

对于个别迷途的民族上层人物，项从周也竭力争取团结他们，使之迷途知返，共同联合对敌。如原住在黄树皮的一家傣族黄姓土司，起初依附法人，在项从周与法侵略者赌咒时，曾参加法方赌咒，同项争过地盘，做了一些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后又与法国侵略者发生矛盾，被赶出了黄树皮。项从周抓住机会，对黄开导教育，使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抗法的队伍中来。当时项的部下曾竭力反对，项对大家说：“只要回来就好，何必计较人家过去的事情呢。”他又对黄说：“如果那时（指赌咒划界）你不站在法国方面和我们争地盘，现在不就有你的土地种了？既然回来了，我们还是欢迎。你没有土地，就把那港给你好了。”黄土司连连称谢，并在以后的抗法斗争中，带领傣族群众，与项从周并肩作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毛泽东同志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侮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政府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同上）毛主席的话，恰好说明了项从周为何能以数百之众（不！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和千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能够战胜世界第二强国——法帝国主义的重要原因，也说明了清政府为何以百万之师而在中法战争中却遭到失败的主要症结。

结　语

项从周抗法斗争的英雄事迹到现在已经是整整的一百周年了，他为捍卫我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的尊严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过去，由于统治阶级的民族偏见，他的英雄事迹很少被用文字记载下来，在史书中也就没有其应有的地位。今天，调查、研究项从周抗法斗争的活动，恢复他在近代史上应有的地位，乃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1983年7月2日）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彪炳千古的爱国事业，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生存和新中国成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从鸦片战争起，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直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进行的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现代革命运动史，同时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现代的爱国运动史。”（《人民日报》，1983年7月16日，第2版）中央号召我们，要宣传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著名的历史人物。项从周正是中法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涌现出来的爱国者，他领导的滇东南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虽然不如义和团运动那样壮观宏伟，但其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他的伟大和功绩就在于：他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功地抗击住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他是苗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参考文献：

［1］《马关县志》卷五《绿营·附猛硐团练之设置》：“项从周，行四，苗族，原居野猪塘，幼为梅里长器重。有胆识，娴枪弹。梅卒，猛硐地方附之。滇越划界，都龙六社及南山三社附入版图，猛硐地方倚从周为屏翼。助马维骐、张绍模数平边乱，以功加从周千总。自是之后，政府定案每月由县署支给从周团练饷银三百大元，以作练团之资。二十八年，苏抡元调周剿匪。民国三年从周卒，军府优给恤赏，准予国恩袭职。”

［2］谭钧培撰：《谭中丞文稿·越南游匪一律肃清折》，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月二十日，即将漫瓜攻克，各路营垒扎定。二十六日，把总项从周带队攻其南，游击刘秀和、都司熊学文攻其东南，参将马遇龙、游击郭先阳等攻其西北，并派哨弁王锡恩带开花炮队相机遥击。”

［3］谭均培撰：《谭中丞文稿·剿办越匪竣事并交防情形折》，光绪二十年四月：“法国带兵官国思泥亦于二十七日带领法兵及安南兵接防黄树皮，二十九日接防附近之漫瓜，我军亦派怀远右营分扎南丹山。惟猛峒一段界务尚有轇輵未交接，现仍派怀远前营项从周带勇驻扎，并添派怀远右营哨弁黄玉悦管带土勇一哨协防；其怀远左营仍扎小坝子一带。”

［4］王敬彝：“敌骑马驱处，归仁思弃捐。虫沙沦异族，沧海变桑田。新市犹成里，临危转戍边。不应訾项伯，从汉识徼权。前划界时，土司项从周，据地归有，隶安平厅，称归仁里。”

（原载《云南现代史料丛刊》1983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