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行学术文选：滇南矿工武装斗争述评

滇南工业重镇个旧，是我国著名的“锡都”，也是镶嵌在祖国西南边疆上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她不仅以丰富的矿藏和巨大的产量而闻名于世，而且还以她反帝反封建的光荣革命传统而载诸史册。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个旧锡矿工人杨自元、周云祥领导的武装起义，便是我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揭开了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是我国近代史上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因而在中国的工运史上有着无可置辩的地位。

一

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外掠夺和剥削，“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与英、美、俄及后起的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一道，为共同瓜分世界而进行赤裸裸的争夺。当时它的主要目标是远东的越南和富饶而孱弱的中国。

1862年，法国殖民者武装占领越南南圻，强迫越南政府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此后又进一步向北圻进攻，企图以此为跳板，觊觎掠夺中国西南地区的财富。同年，法国商人奥塞和冒险家堵布益沿红河进入云南，回国后大肆宣传“云南是天府之国，富甲天下”。1866年，法国殖民者特拉格来与安邺率领探测队，对我国湄公河、红河两岸的矿产资源进行了“考察”。1868年，堵布益为云南地方政府提供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军火，并取得了在红河勘探矿藏和收买铜、锡的权利。法国殖民者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注意和警惕。云贵总督刘长佑就上疏说：“法人志在必得越南，以窥滇越之郊，而通楚、蜀之路……既得之后，或请立领事于蒙自等处，以攘山矿金锡之利；或取道川、粤以通江汉，据泰西诸国通商口岸之上游：计狡志邪，未有涯縵。”（刘长佑撰：《刘武慎公遗书》）这个见解，是相当精辟和正确的。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吞并越南，并以此为基地，把侵略的魔爪直接伸进了我国的西南地区。通过《中法越南条约》（1885年）、《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1886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1887年）、《中法商务专条附章》（1895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法帝国主义不仅强迫清政府相继将蒙自、蛮耗、河口、思茅、龙州等地辟为商埠，而且还攫取了在云南、广西等地修筑铁路、自由倾销商品和掠夺我国丰富矿产资源等种种特权。到了19世纪末叶以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法国对中国的主要掠夺方式也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除了继续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外，这个时期法国的经济侵略则以修筑铁路、开设银行、操纵金融、掠夺矿权为其主要内容。法帝国主义分子古德尔孟在其《云南游历记》中便赤裸裸地宣称：“吾望他日火车游行云南时，吾法之权力随之而达于云南全省。吾尤望云南铁路告成之日，能在日本休养未足之先，则席卷云南，如探囊取物矣。”帝国主义分子的自白，一语道出了他们在华修建铁路的真谛。

1898年4月（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清政府在法国的逼迫下，同意法国将滇越铁路修至昆明。1910年（宣统二年）4月，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这是法帝国主义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支吸血管，也是殖民者直接掠夺个旧锡矿资源的重要工具。法帝国主义通过控制交通、操纵大锡运输、掌握海关和垄断矿产价格等手段，对个旧锡矿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并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据蒙自海关统计，1890年（光绪十六年），云南省共出口大锡1338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增加到2497吨，1910年（宣统二年）滇越铁路通车后，一跃而为6195.4吨，为1890年的4.7倍。个旧大锡的产量，也由1890年的1315吨，猛增到1911年的6347吨，22年内增加了3.8倍。而当时蒙自海关的出口总值，在云南的三个海关出口中名列前茅，约占三个海关出口总值的80%以上。其中个旧大锡又占蒙自海关出口总值的80%左右，并占全省出口总值的60%～70%和全国锡出口量的95%左右。由此可见个旧大锡在云南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了。另据《建国前滇越铁路修建史料》的估计，在该路筑成后的30年中，法帝国主义共掠夺我国大锡234242吨，价值达293845923关平两。

法帝国主义对我国矿产资源和路权的疯狂掠夺，加剧了云南人民的贫困化，同时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个旧锡矿矿工杨自元火烧洋关的事件和周云祥领导的矿工武装起义，便是这些如火如荼抗法爱国斗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

1898年，法帝国主义从腐朽的清政府手中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后，便以勘察线路为名，到处霸占良田，强拆民房，破坏田园、村舍、街衢、庐墓，砍伐了大片大片的森林，毁掉了人民的家园，使不少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还强迫滇南各地人民作其苦力，对之实行惨无人道的剥削与压迫。据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湖南存记道沈祖燕的实地调查，“此次滇越路工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病、于饿毙、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人计”（沈祖燕：《案事篇》）。不仅如此，法帝国主义还图谋霸占整个个旧矿山，但遭到滇南人民，特别是个旧锡矿工人的坚决反抗。

1899年2月23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晚，个旧矿工及附近农民数千人，在矿工杨自元的带领下，用土枪、铁钎、锄头、大刀、长矛为武器，攻打法国驻蒙自的海关和领事馆，计划夺取法国武备库，进而将法国侵略者驱逐出去。税务司斯必立（美国人）和法国领事宋嘉铭带领巡丁、卫队负隅顽抗。杨自元率众从海边寨方向进攻洋关的西南两方，与法军激战八九个小时之久。眼看快到天明，蒙自城内清军即将出援法军，而洋关又急切难下，众人在愤怒之下，一把火焚毁了法帝国主义在云南进行侵略的老巢——路斯洋关，然后向大屯、松树脚方向撤退。这时龟缩在城内的清朝文武官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镇台刘树元（人称“刘跛脚”）望见火起，急得直跺脚，知县颜先春更是吓得面无人色，慌作一团。杨自元火焚洋关后，为了避免中外反动势力的血腥屠杀，下令解散弟兄，只身逃亡江外。1903年春，杨自元抱病回家，被知县孙家祥重兵包围，最后因寡不敌众，弹药告罄，被俘牺牲。这次武装起义，共焚毁法国洋房十余间，击毙十多名为虎作伥的越南人和一个意大利籍工程师，迫使法帝国主义将海关迁到河口，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杨自元等起义群众，却遭到了清政府的无情镇压。

三

杨自元起义失败后，个旧工人前仆后继，不久后又爆发了周云祥领导的规模更大的矿山工人武装反抗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

周云祥，云南临安府（今建水）西庄坝荒地村人。幼时家贫，十岁上即到个旧锡矿当童工（背锡矿砂），过着饥寒交迫的牛马生活。过了七八年，周云祥与人合股开尖采矿。此间，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法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肆虐横行，因而激发了他仇洋抗官的革命意识。

1902年，法帝国主义不仅攫夺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而且还勾结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府矿务章程》，取得了云南（今昆明地区）、澄江、临安、开化（今文山地区）、元江、楚雄、永北（今永胜）等七府矿产的开采权。这就大大加剧了云南人民反抗英、法帝国主义侵略，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热情，促进了周云祥领导的武装起义的爆发。杨自元起义失败后，周云祥“以拒修铁路，仇洋”为名，频频活动于临安、个旧之间，并联络蛮耗一带的抗法反清组织“三点会”，秘密发动、组织矿工进行起义。他们响亮地提出“抗官仇洋”“拒修洋路”“阻洋占厂”等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1903年5月9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周云祥联络王显宗、张耀等人，率领数千名个旧锡矿工人，乘清军前往蒙自镇压人民反对法帝修筑滇越铁路，个旧城防空虚之机，举行武装起义，攻占了个旧矿山，受到了广大矿工的热烈欢迎。清政府闻讯后的第二天，即派一营清兵前往镇压。早已埋伏好的义军战士，在通风口峻冈一带迎击清军。清军管带麦贵安中弹身亡，哨弁李正春亦被击毙，蒙自知县孙家祥脱靴逃遁，才免为义军所擒，其余清军死伤狼藉，遭到了全师覆没的命运。

义军首战告捷后，乘胜直下个旧城，5月15日再挥师西向，16日击败临安督带马子贤，17日大队直薄临安府城。西门城守郭小六，中营游击陆鸣皋开门迎接。义军蜂拥入城，占领了东、西、南二门。唯北门为马子贤盘踞，拒不投降，妄图负隅顽抗。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义军终于消灭了顽抗之敌，击杀清军督带马子贤，全部占领临安城。

临安，是滇南的重要城镇，也是临安的府治所在地，起义军对临安的攻取，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义军继夺取个旧后的又一重大胜利。义军占领临安后，即竖起“官逼民变，除暴安良”的旗帜，并发布告示，出榜安民，开仓济贫，严束部下，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欢迎。滇南人民纷纷响应义军，起义队伍不断扩大，除矿工外，还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以及部分乡绅，起义队伍总数达三万余人。(www.xing528.com)

周云祥攻克临安后，以临安为义军指挥中心，决定兵分三路，北路派郭小六出通海，左路派王显宗取石屏，东路遣张耀取阿迷（今开远）。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曲江张超杀死清吏巡检沈缵烈，响应义军；郭小六攻克阎家坡、管驿；王显宗兵不血刃占领石屏。义军威震滇南十余个州县，建立了以个旧、临安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政权。其时革命风暴如燎原烈火，席卷了南起河口，北迄昆明，东达师宗，西至元江的滇南大地，“风声所至，省城大震，各属沸腾”。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林绍年也不禁惊呼：“（周）揭竿一呼，所在响应。自个旧拒捕事起，未乃旬日连陷临安、石屏，贼党不下万余人。乃进窥通海，四出勾结，如阿迷、嶍峨、河西、江川、宁州、弥勒、广西、元江各处，土匪蜂起，警报纷传，势等燎原，几难收拾。”（《林文直公奏稿》）

周云祥起义的斗争烈火，使法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政府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蒙自法国领事署惊魂甫定，连忙纠集一支数百人的别动队，以帮助清政府镇压义军。他们还陈兵数千于中越边境，以“保护”法国路员、传教士为名，和以到蒙自“就食”“避瘴”为借口，数次企图入侵我国，但都未能得逞。

清政府在震惊之余，连忙调兵遣将，镇压起义。除迅速从省城、楚雄、罗平、广南等地调集五十多营清军及团丁万余人前往围剿外，又命江苏、浙江、四川、两广等省资助粮饷军械，着人领军“驰往会剿”。清军一路烧杀抢掠，“老幼无遗，荡洗尽净”（《建水县志》）。起义军在周云祥的指挥下，英勇地抗击了清军的围剿，但由于敌我力量差距过大，义军不得不退回临安城内。清军包围临安后，周云祥部下猛将吴文魁率领“小松柏”等十余个年轻战士，不畏敌众，开城主动出击清军，并获得了许多次胜利。以后在和数千清军争夺北校场的战斗中，吴往来冲突，所向披靡，最后不幸中弹牺牲。

周云祥在损折大将之后，闭城坚守不出，形势变得对义军越来越不利。清军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加紧了政治诱降活动。义军首领之一的邓云广（周云祥妹夫），在清政府许以四品顶戴的引诱下，开始叛变投敌。而周云祥则在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面前，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最后清政府黔驴技穷，使出了“骗母擒子”的毒招。他们先把周的老母熊氏骗至营中，然后逼周与其谈判。周云祥事母至孝，同时他宁愿牺牲自己去保全临安城百姓的性命，于是毅然前往清营。1903年6月28日夜，叛徒邓云广将周云祥、汤学文等义军首领灌醉后杀害，清军乘机攻占临安，于是坚持了两月之久的轰轰烈烈的个旧矿工武装起义便宣告失败。

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滇南杨自元、周云祥领导的起义军，是以个旧锡矿工人为主体的，有广大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及部分乡绅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军。它是中国早期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先驱。但它终于失败了，其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由于当时的工人阶级处于年轻不成熟的阶段，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形式，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和自己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因而就使得斗争必然陷于失败的境地。这两次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虽然他们也提出了“抗官仇洋”“官逼民变”等口号，但这还是比较朦胧的概念。杨自元的焚烧洋关，基本上是一哄而起，随即解散，实无组织可言。周云祥的起义，则沿用传统的农民起义方式——拜把结盟，因而就使得组织本身难免带有局限性和落后性。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组织上的涣散，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中国早期的工人实际上是大半个农民这一因素的制约。起义队伍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斗争目标，所以它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后，就踯躅不前，不再进取，最后导致困以待毙的境地。

第二，没有联合各族人民，组成一支反帝、反封建的大军。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民族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季之时，由于清政府执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酿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周云祥等起义领导人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在政策上未能团结联合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相反，清政府却利用了民族矛盾，策划一批少数民族上层反对义军。

第三，起义军缺乏领导骨干和对敌斗争经验，在军事战略上有重大失误。义军除了像杨自元、周云祥这样较有威信的领导外，出类拔萃的将才甚少，甚至有不少意志不坚定和别有用心的分子，钻进了革命营垒，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叛卖投敌。而作为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周云祥，在攻占个旧后，迁就队伍的落后意识，没有抓住省城空虚之机，进占昆明，丧失了有利的战机。后来在为敌所困的时候，又不能利用滇南重峦叠嶂好打游击的有利地形，而坐守孤城，与敌谈判，成了“城下之盟”的牺牲品。历史上的石达开、杜文秀，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造成悲剧性的结局的。

杨自元、周云祥领导的个旧锡矿工人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它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掠夺中国，而国内的封建统治者又甘为帝国主义鹰犬，加紧出卖国家权益的情况下爆发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国内的封建势力，迫使滇越铁路另改线路和推迟开工日期，同时也为我国收回矿产主权，废除《矿务章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这两次起义又是在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爆发的。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军，从江浙、两湖、两广、四川等省抽调大批兵员，动用巨额资财以扑灭义军。这就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清军首鼠两端，四顾不惶，从而直接支援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其次，起义还狠狠地打击了个旧地区的封建官僚统治，为矿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这两次起义的前后，个旧锡矿生产基本陷于停顿，利润大幅度下降，国内国外的剥削者受到严重打击。官商合办的矿务公司，便是在起义军的直接打击下宣告破产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个旧矿工，通过这两次起义的洗礼，锻炼了队伍，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而为以后的革命斗争蓄积了力量，准备了条件。比如，当1911年的辛亥武昌起义号角一响，经这两次武装斗争锻炼的锡矿工人，立刻高举义旗，武装占领个旧，响应了全国的起义。尔后，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地下工委，也是以富有反帝反封建光荣传统的个旧、蒙自为基地，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的。

由于杨自元、周云祥领导的以个旧矿工为主体的两次起义，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是年轻的工人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的封建主义而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因而无论在中国的工人运动史或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而这两位矿工领袖在斗争中所表现的勇气、首创精神和历史功勋，必将永垂千古，激励人们为建设我们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不息。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