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后，云南经济受法帝国主义控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经济也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云南和全国一样，也处于这个总体的变化中。然而对云南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还是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通过这次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了我国的西南后门，云南省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中法战后，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越南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魔爪伸进了云南，相继将蒙自、蛮耗、河口等地辟为商埠，1898年又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1902年又伙同英国，胁迫清政府，取得了云南七府矿产的开采权。法帝国主义控制了云南的经济、交通和贸易，把云南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差不多同时，英国用武力占领了缅甸，并以此为跳板，不断地向云南内陆腹地推进。因此，在中法战后，随着西方势力的步步入侵，云南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进程进一步加深了。

蒙自、河口等地辟为商埠后，外国领事和洋行机构纷纷设立，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云南。他们用降低关税、控制海关等办法，使其商品在云南自由倾销，从而使云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

1905年，昆明继蒙自、河口、思茅之后被辟为对外商埠，外国洋行、公司和商品纷至沓来。法国的安兴洋行、沙厘爷洋行、亚细亚水火油公司，英国的英美烟草公司，日本的保田洋行，美国的三达美孚煤油公司，希腊的哥胪士洋行、若玛利洋行等相继在昆设立。在蒙自，法、意、希、日、德、英、美等国设立的洋行、公司便有30处之多。这些机构的设立和不平等的关税优惠，使外国商品如洪水般涌进云南市场，其中棉花、棉纱、棉布约占进口总值的40%～60%。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平均每年进口洋纱都在6万担以上，最高时为民国元年，达139020担。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首先受到最大打击的是云南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其次是云南的民族工商业。比如，被辟为商埠的蛮耗，中法战争前，有棉田4000余亩，年产土布60万匹；中法战后，由于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和倾销（每年达三万七八千件），地方产品受到严重打击，造成境内棉亩荒芜，手工纺织业纷纷破产的状况。又如开远县，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前，当地盛产甘蔗、棉花、稻米和油菜，土制白糖年年增加，榨糖机械有120多架，大米、棉花自给有余；滇越铁路通车后，由于洋糖、洋纱、洋布、洋油的大量输入，开远的土糖销路不畅，榨糖机被迫减少二分之一，榨油作坊几乎全部关闭，粮食也不能自给，每年要从越南进口两三个月的东京米，棉田也被改种烤烟，土纱、土布等手工业品一落千丈，几乎濒临绝迹的境地。

1910年4月，滇越铁路建成通车，这是法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根锁链，也是插在云南人民身上的一支吸血管。法国驻越南总督都墨曾直言不讳地供认：“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尤深。”^[1]法国通过滇越铁路，控制了云南的交通命脉和沿线大片领土，掠夺了云南丰富的矿产、物产资源，垄断了云南的金融，并进而干预和操纵了云南的政治和军事，把云南社会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法帝国主义除了利用滇越铁路向云南倾销商品外，主要还用它来掠夺滇省丰富的矿产资源。其时云南的对外贸易，出口以大锡为主，约占出口总值的80%～90%，其次是生丝、皮革、猪鬃、药材等农副产品。而在1902—1935年的34年中，云南出口的锡在全国锡的出口量中，占99%以上的有29年，占80%～89%的有4年。据蒙自海关统计，1890年，滇省共出口大锡1338吨，1900年增加到2497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一跃而为6195.4吨，为1890年的4.7倍。个旧大锡的产量，也由1890年的1315吨，猛增到1911年的6374吨，22年内增加了3.8倍。据《建国前滇越铁路修建史料》的估计，在滇越铁路建成后的30年中，法帝国主义通过该路，共掠夺我国大锡234242吨，价值达293845923关平两，折合243892116美元。

不仅如此，西方列强在对云南路权掠夺的同时，还加紧了财政资本的输出，而尤以法国为最。法国对华经济侵略机构有二：一为东方汇理银行，一为中法实业银行。前者创立于1875年，总行设于巴黎，有资本800万法郎。中法战后，总行移至越南之东京（今河内）、西贡，并于香港、上海、汉口、天津、北京、广州设立分行。1914年于蒙自设立支行，其后又将其移至昆明。除承汇、保管铁路款项和海关关税外，东方汇理银行还包揽了云南的盐课、邮政的收益，操纵和控制了云南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他们通过铸造银币、输入银元、大量发行纸币和抬高法郎、打击国币等手段，搅乱了云南的金融，控扼了滇省的财政，从而达到“最‘方便’最有利的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2]之目的。法帝国主义也因此从中国人民的身上吸取了膏血，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到1931年，东方汇理银行的资本总额达到12000万法郎，公积金12000万法郎，相当于1875年开业时的14倍。而云南每年的财政赤字则年年递增，到1929年（民国十八年）竟达8021000元之巨^[3]！

近代云南的经济，除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外，还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主要兴起发展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僚，以“自强”为口号，兴办了一些以制造军火和军需品为主的工矿企业。云南地方政府于1884年（光绪十年）在昆明承华圃设立机器局，购买外国机器，制造新式枪炮弹药。这是云南官僚资本开办的的第一个近代军事工厂。此后，官办的电报局、邮电局、造币厂、制革厂等企业也相继设立。在个旧、东川的矿冶业中，虽然也采用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但仍以官僚资本的“官办”为主体。它们一方面从国外引进了一些近代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另一方面又因其自身的腐朽性而阻碍了生产的进步和扼制了民族资本的向前发展。

19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的一批官僚、地主、商人逐步投资手工矿业，发展了一些私营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云南提督杨玉科，用剥削掠夺人民血汗的370余万两银钱，开设“长盛”和“云丰泰”商号，经营盐业和石磺。总兵丁槐，在腾冲、保山开设“有庆昌”堆店。腾越镇总兵蒋宗汉，在腾冲开设“福庆”堆店和“福春恒”商号，并在昆明、保山、下关、缅甸曼德勒等地设立分店，经营生丝、棉纱和土特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进入20世纪初叶以后，又有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对工矿业进行投资。1902年，会泽县大地主刘盛基等设立“鑫泰公司”，开采、冶炼当地的铅锌矿。1910年秋，昆明“同庆丰”商号的富商、“四品京堂”王鸿图，组织耀龙电灯公司，进口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机器设备，于石龙坝建设水电站（装机450千瓦，15年后添建850千瓦，共1300千瓦），1912年建成投产。这是我国也是我省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水力发电企业。辛亥革命后，云南民族资本的发展具有以下有利条件：①中华民国政府提倡“振兴实业”，云南地方政府也颁布了一些发展工商业的措施；②列强忙于扩军备战，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③云南的铜、锡、铅、锌进入国际市场，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俏商品；④广大农村经济破产，为工矿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⑤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对外出口路程大为缩短和方便。这些有利条件，促使云南的民族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有了较大的发展。大战中，云南铜的年产量为209余万斤，锡达到8000～10000吨。1915—1919年间开办的铅锌矿共有42个，铁矿不下百余家。纺织、生丝、茶叶、药材、卷烟、面粉等轻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商业贸易十分活跃，原来具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商帮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号，如昆明帮、喜洲帮、腾冲帮、鹤庆帮、通海帮等各商号，在沟通本省和沿海、本省和国外（缅甸、印度等）的经济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财政方面，云南由于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军费开支浩繁，加以统治者对人民的无情掠夺，因而财政上一向入不敷出，清政府统治时期，每年均要依靠邻省协饷接济。辛亥革命后，邻省协饷停止，云南财政更形拮据；又兼军阀割据，战争频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云南军阀政府靠加捐加税、滥发纸币、大开烟禁以补军需，从而使鸦片在全省的种植、运销、吸食合法化，以致流毒无穷（1920年，全省种鸦片36余万亩，1923年达70余万亩）；同时由于大量发行纸币（1916年富滇银行发行纸币400万元，1926年发行3860万元），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1928年龙云上台后，对云南进行了18年的封建割据统治。他加强了财政税收，增大了对人民的剥削，发展了云南地方的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除原有的富滇银行、锡业公司、东川矿业公司、个碧石铁路公司、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兵工厂、造币局、官印局、电话局、电报局等10来个地方官僚资本企业外，又开办了兴文、劝业、益华、矿业、光裕、侨民银公司6家银行，以及由财政厅投资兴办的云南矿业公司（锡矿）、滇北矿务局（铜矿）、鲁甸矿务局（铅锌矿）、一平浪制盐场等；农田水利方面有开文垦殖局、洛川水利工程处、思普区茶叶试验场等；此外还有印刷厂、新华光学制药公司、开个汽车公司、盘江制糖厂、佛海纺织厂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相继沦陷，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属各银行、厂矿纷纷迁移来滇。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外，来昆设厂的有中央机器厂（在茨坝，昆明机床厂的前身）、炼钢厂（云南冶炼厂的前身）、电工器材厂、发电厂、光学厂、兵工厂、化工厂等；新组设的有滇北公司、明良煤矿、宣明煤矿、安宁钢铁厂、中国电力制钢厂（在安宁桥头村，安钢与电力制钢厂新中国成立后合并为昆明钢铁厂）等。这些银行、厂矿企业的迁滇，对云南的经济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并助长了云南地方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的经济生活中，还发生了以下两件大事：一是滇越铁路主权的收回；二是滇缅国际公路的开通。1940年9月，日寇侵占越南，截断了中国通过滇越铁路的国际运输，同时进窥云南。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同年9月17日，中国政府根据中法条约，将滇越铁路主权收回。1943年8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对法绝交，正式接收滇越铁路。法帝国主义通过滇越铁路对云南进行为时30年之久的长期侵略，由此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凭借其海空的优势，妄图封锁我国沿海口岸，切断我方交通线。特别是越南被占后，我国西南的对外主要交通命脉——桂越铁路、滇越铁路及公路被迫中断。为了摆脱日军的封锁，以便取得外援，增强抗战的力量，因而另辟一条国际交通线便成了战略上十分紧迫的问题。1937年冬，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共商决定赶修滇缅公路西段，使之外通缅甸，内联川、康、滇、黔、桂，成为我国大西南的重要国际交通线。经过20万滇西各族人民的日夜奋战，1938年9月14日全长958公里的滇缅公路终于告成通车。它的建成，对于我国早日战胜日寇，促进云南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增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友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地发动了内战。云南地方政府为了配合内战，大搞征兵、征税、征粮，滥发纸币，对各种经济进行统制，无情地榨取人民的血汗，使云南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在工业方面，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全省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仅1.1亿元，工业总产值1.86亿元，年产钢356吨，钢材248吨，生铁6442吨，有色金属1202吨，原煤23.7万吨，发电量0.51亿度，糖2.3万吨，卷烟2.7万箱，棉纱32660件，食盐88万担，棉花3888733斤。交通极其闭塞，有三分之二的县不通汽车，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商品经济极为落后，城市轻工消费品大都靠沿海省市供给。新中国成立前两年，每年要从缅甸输入棉花12～15万担。过去曾经较为发达的云南矿冶业，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由衰落残破而濒临绝境了。和1945年比较，云南的锡、铜、铅、锌、铁等主要金属产品，在1945—1949年的5年中，分别下降了52%、63%、61%、33%和62%。曾经拥有数万名工人的个旧锡矿和上万工人的东川铜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也只剩下不到过去十分之一的工人了。昆明钢铁厂也同样是千疮百孔、满目凄凉的景象。

农业方面，据云南省建设厅统计，1931年全省115个县，共有人口11753634人，其中农业人口占89%；到1949年，全省人口增至1595万人，而农业人口也增长到占92%。农业生产条件很差，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省耕地面积仅有3392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只占11%，农业总产值仅9.25亿元，粮食产量为78.6亿斤，平均亩产只有231斤。在广大农村，土地占有越来越集中，阶级分化愈演愈烈，占农户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以上的土地和收获量的60%～70%。云南农村经济进一步恶化，各族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

总的来说，近代云南的经济，不仅十分落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云南由于地处西南边陲，山川险阻，自然条件复杂，加之历史的原因，生活在这里的20多个民族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而造成各地区、各民族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一般地说，在昆明、下关、个旧、东川等城镇和交通沿线平坝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渗透、控制的地区；一般坝区和半山区，则普遍处于封建地主经济的阶段；西双版纳等傣族地区，则处于封建领主制的阶段；在滇西北彝族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则是奴隶制或农奴制的阶段；而生活在广大边远山区的基诺族、佤族人民，却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这种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历史系列，因而构成了云南近代社会经济的一大特点，也是云南有别于全国其他省、市的一个重要省情。

（原载《云南方志》1989年第4期）

【注释】

[1]盛襄予：《法国对华侵略之滇越铁路》，《新亚细亚月刊》第3卷，第6期。

[2]《列宁选集》第2卷，第802页。

[3]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