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后：法国对云南的入侵与抗击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越南条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法国也因此以越南为基地，把魔爪直接伸进了我国的西南地区。差不多同时，英国用武力占领了整个缅甸，并以此为跳板，不断地向我国的内陆腹地推进。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又首当其冲，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物产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因而成了西方各国早巳垂涎并首先掠夺的主要目标。中法战后，随着西方的步步入侵，从此云南进入了多事之秋。而在这些侵略活动中，法国又充当了主要的角色。

一、法国侵占我国领土，边疆人民保卫领土主权的斗争

在中法战争期间和战后，法国侵略者曾不断地动用兵力，企图武装侵占我国云南的广大地区，但由于边疆各族人民的团结战斗，一次次地大败法军，使侵略者的野心未能得逞。拙文曾经指出，在马关一带，由于以李云珍为首的清军的积极抵抗，把法国侵略者赶回了安南；在麻栗坡猛洞一带，由于项从周团结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粉碎了法军的多次入侵，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边疆，从而使法国侵略者妄图武装占领云南的阴谋遭到破灭。但是，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在中国人民面前是失败者，但在清政府面前却是胜利者。中法战后，法国侵略者通过胁迫清政府的办法，得到了他们用武力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了领土的野心在内。1885年9月，根据《中法越南条约》之规定，清政府派出内阁学士周德润为勘界大臣，会同云贵总督岑毓英、巡抚张凯嵩办理中越勘界事宜，并着吏部主事唐景嵩、江苏试用道叶廷眷随同办理。法方派出浦理燮，以后又改派勘界大臣、驻越帮办狄隆，副将狄塞尔，五圈官西威仪等会勘中越边界。在谈判中，由于法方“反复刁难，变诈万端，内存为鬼为蜮之心，外肆侵土拓界之计”^[1]，对清政府进行软硬兼施，而清政府软弱无能，虽然在划界问题上也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但最后还是以满足法国侵略者贪得无厌的欲望而告终。通过谈判，法国侵略者得到了以下的土地：

（一）对三蓬之侵占

云南广南府所属之三蓬，即上、中、下三蓬，位于普梅河下游、滇越第四段分界的地方，早在明代以前这里就是中国的领土了，其时归广南府土司管辖，后来该土司与越南保乐州土司结姻，他们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竟擅自将三蓬土地作为陪嫁品送给了保乐州土司。其女死后，广南土司要求赔还三蓬，保乐州土司没有应允。双方争执不休，长期悬而未决。1886年9月，周德润会同法使狄隆勘界，据理要求将三蓬土地收回，遭到法使的蛮横拒绝。以后又拟将龙哈寨、中河卡、瑶人寨的我国土地收回，法使亦不从。双方相持了四十余日。“至九月三十日（公历10月10日）会晤，狄隆等出座密商，复入座定议，狄塞尔遂亲笔将北圻之苗塘子、龙潭、龙薄、田蓬街、沙人寨五处划入滇界。”^[2]这几处地方，系上蓬所属之几个村寨，仅是三蓬地界的十分之一二，而大部分土地均被法国侵略者占去。

热爱祖国的三蓬人民，对法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反抗。他们纷纷集会，强烈要求回归祖国的怀抱，并且组织起来，准备同法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甚至越南保乐州土司阮谅也寄予同情，承认三蓬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主张归还中国。但广南知府兴禄却厚颜无耻地声称：“卑府到界之初，风闻越属之三蓬民人麋集，相率归附，意欲抗令法员，将三蓬地方划入中国。若是如此，不独阻挠界务，且恐变生临时，关系诚非浅鲜，当即密派随员，授以机宜，前趋安抚，幸不辱命，一律解散，声色无闻。”^[3]这里，卖国分子兴禄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

（二）对黄树皮、箐门等地之侵占

云南开化府属之黄树皮、箐门等地，在明代以前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通志·图考》记载：“开化南二百四十里至交趾赌咒河为界。”赌咒河，即黄树皮、箐门外之大赌咒河，越南称为安边河。“安边”，就是两国边界接壤，相安无事之谓。但是安边河并不安宁，明末清初，交趾王趁中国国内动乱，我国政府无暇过问，遂领兵越过安边河，侵入我国境内，掠夺逢春里各寨人民。而云南开化总兵高必胜“私开谋利”“既畏处分，又惮救援之劳，遂将塘汛移入内界”，“另指一小河强名为赌咒河”，用以搪塞上级，推卸罪责^[4]。清世宗为了“息事宁人”和表现“天恩高厚”“天朝岂与小邦争利”的大国风度，竟于雍正五年（1727年）将大赌咒河之地赏赐给了安南，而以马白关前之小赌咒河为中越两国的边界。

中法战争结束后，两国勘界，周德润、岑毓英鉴于马白无险可守，会商法使，要求收回南至黄树皮、箐门前之大赌咒河，东至船头之清水河，西至山门硐前之陆地的中国领土，共计460余里，5500余户，22700余人。但法使坚持以小赌咒河划线。为了收回这块土地，周德润、岑毓英经总理衙门的许可，决定将“荒远瘴疠，弃之不足惜”的猛梭（即丰收里）、猛赖一带二百余里的中国土地让给法人，以“换取”南丹山以北的我国领土。（按：猛梭、猛赖，原系云南临安府建水县管辖的猛梭、猛赖、猛蚌刁姓土司之地。咸丰年间，清政府忙于镇压回民起义，对三猛管理逐渐松弛，但三猛土司仍照例向建水县缴纳钱粮。中法战争中，三猛人民曾配合滇军，参加了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法战后，大部分滇军撤离三猛，仅留下少数驻防。法国侵略者遂乘虚而入，竭力拉拢利诱三猛土司脱离祖国怀抱。）1887年6月30日（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十日），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与法使恭思当反复会商，决定“将猛梭、猛赖一段准归越界；其南丹山以北，西至狗头寨，东至清水河一带地方，均归中国管辖”（《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三，页五，函五）。这里所说的南丹山以北之地，系指开化府属归仁里所辖八甲中之一部分土地，而南丹山以南直至大赌咒河以北之地，原系归仁里所辖之聚义、聚美、聚仁三甲的土地，其中尤以聚仁甲（包括黄树皮、漫美、箐门等地）所辖地面辽阔，三甲之地约为八甲总和的二分之一。这样，法国便攫取了我国南丹山以南，横阔一百七十里、直长四五里的膏腴险要之地。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清政府将箐门、黄树皮正式割让给法国，滇军撤回开化。此后，法国侵略者又得寸进尺，法使西威仪再次胁迫清政府要在临安第五界段内“彼此互让一地”。临安开广道汤寿铭答“有争则有让”，于是将猛蚌划归越南，以“换取”猛洞三村（实际上，猛洞三村一直在我国境内；加之苗族首领项从周积极抗法，大败法军，使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法人无可奈何，才转而向清政府敲诈勒索）。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中法界务专条附章》签订，法国正式侵占了黄树皮、漫美、箐门、猛梭、猛赖、猛蚌等地。

在这期间，边疆各族人民反抗法国侵占我国领土和反对清政府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的爱国斗争不断高涨。除了前面所提及的项从周坚持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迫使法国不得不承认“猛洞三村，均在（中国）界内”，从而胜利地保住了我国扣林山一带的主权外，还有被占领的聚仁、奋武等地人民的抗法斗争。该地人民不甘接受法国的欺侮奴役，纷纷奔回祖国，请求清政府保护。根据文献记载，聚仁、奋武两甲人民，眼见沦入异域而“情急事迫”，说他们“久受中朝抚字之恩，咸求永隶，不甘外向，扶老携幼，相率赴地方官衙门沥情呼吁”^[5]。而另一部分人民则拿起武器，同流落于中越边界的部分黑旗军、清军一起，共同抗击法国侵略军。1893年9月，黄九、阮朝宗、黄胜利等率领一千余人，攻入黄树皮，遭到中法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894年2月，清军开门揖盗，请催法兵接防箐门。当地抗法义军获悉后，连夜渡过黑河，分股直奔箐门，准备中途拦截法军。不料为虎作伥的清政府，竟事先设下埋伏，三面夹击义军，杀死、俘虏义军二百余人，伤者数百人。义军伤亡殆尽，被迫撤到河阳，继续坚持抗法斗争。直到19世纪末，这支抗法的武装力量才逐步被中法反动势力镇压下去。

（三）对猛乌、乌得之侵占

猛乌、乌得，是云南省普洱府下辖的两土司之地，早在元代，两乌便成了云南省的一个部分。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中央政府在此设置车里军民府，洪武十九年（1386年）改车里宣慰司。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刀穆祷正式接受清政府委任，授车里宣慰司世职，管理十三版纳及六茶山之地。雍正七年（1729年），普洱、思茅等地改设流官，各版纳仍归宣慰司管理；分置十三土司为十三猛，内属思茅八猛（大顺、倚帮、易武、猛腊、橄榄坝、猛遮、猛阿、猛笼），分隶宁洱县五猛（普藤、猛旺、整董、猛乌、乌得）。猛乌、乌得由于地域辽阔（近八万平方公里），矿藏丰富（该地之磨扫、磨旺等井，出产细白食盐，产量很高，远销南掌等地），加之位置十分重要（外通黑仙江、南乌江下游之猛赖、猛浑，内通六茶山之捷径，是滇南的重要门户），因而引起法国侵略者的垂涎。光绪二年（1876年），法国殖民者特拉格以游历为名，经暹罗（泰国）、南掌（老挝）、缅甸，窜入云南的猛乌、乌得等地，将老挝通入云南的交通、山川、出产等作了详细记载，并绘成地图，为日后入侵做了充分的准备。中法战后，法国更加紧了对云南边疆的侵略。法国侵略者利用清朝政府发给他们的游历护照，窜到两乌等地进行诈骗活动。他们将护照用绣龙黄缎包裹，诡称是清朝皇帝的圣旨，前来“接收”猛乌、乌得。由于当地少数民族不识汉字，真伪莫辨，几乎为其愚弄。后来幸得有人当场识破，才揭穿了他们的骗局。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八月间，法国侵略暹罗得手后，便积极准备武装占领我十三版纳之地。车里宣慰司刀承恩对法人的入侵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一方面向清政府飞文告急，另一方面率领十三版纳各土司头领，做好了抗击外来入侵者的准备。他在给清政府的禀文中说：“自奉职以来，均体自己之职守，饬令各猛土弁小心保护各猛边界，不准外匪窜入滋扰地方……土职等本不愿离本乡故土归服他人，如上宪不派兵来边界弹压挡御，即南掌之地亦多丢失……土职等实不愿从洋人，是要照旧归顺做皇上百姓，如九、十月间洋人上来，定要开放枪炮同他对战。”^[6]表示了边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坚决抗击外来入侵的决心。但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却认为刀承恩的禀报“俱属无稽之言，或系暹罗有意挑唆，借势损法；或系该土司怀疑致恐，设词请兵”，并警告刀承恩等“切勿轻听人言，妄举滋事，致启边衅，获咎匪轻”^[7]，给抗法爱国的边疆人民大泼冷水。同年九月二十七日，猛遮土司刀经成、前缅官召法弄等派方上容等八人再次向清政府禀报：“闻法人三路进兵占据车里，不日即到，愿筹备兵饷，与各猛拒战洋人。”愚昧的清政府，不仅不支持人民的爱国行动，对法国的入侵警惕防范，反而训斥他们“编造谣言，挑逗生事”，说：“西洋各国久通和好，立有条约，此次法暹划界，法人遵守条约，在总署自认不敢有损车里权利，岂有兴兵进占车里之理？与尔前缅官毫无干涉。如果洋人将来划界或游历贸易经过各猛边境，不惟前缅官妄启争端必干拿严办，即车里属各猛有与洋人争竞之事，亦惟前缅官是问。切勿造言播弄，妄想于中取事，徒干严办。”^[8]甚至对于个别的爱国首领，他们竟下令要“设法诱除，以靖边患”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积极抵抗外来入侵的爱国人民反而成了“边患”，需要加以“诱除”“严办”，而肆意入侵的敌人倒成了“和好”“遵约”的“友邦”，需要竭力加以保护。这种人妖颠倒、敌我混淆的卖国行径，实在令人发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法国借口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要挟清政府将猛乌、乌得两地割让。清政府“以法既因调停和局，坚求利益，自不得不勉从其请，以示酬答之意。因于界务、商务二者，权衡利害，于界务予以通融，于商务严其限制，允将猛乌、乌得两地让与法国，以敦睦谊”（《清季外交史料》卷114，第122页）。当这个屈辱卖国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谴责。两乌人民更是“个个惊急，食卧不安”，一致要求清政府撤销这个卖国的决定。猛乌下辖的整秀村人民，立刻向当地官府递交了呈文，他们恳切地说：“众百姓乃是皇上粮民，总要照旧，望祈作主。”（《云南史料丛刊》第2辑，第78页）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但清政府一意孤行，置人民呼声于罔闻。次年一月，派委员思茅同知许台身、张桓，宁洱县谢诗纯、知县黎肇元、游击刁丕文，会同法员巴威、桑德来、佘纳尔等勘察澜沧江东岸一带之地。两乌人民获悉清廷派员下来勘界，纷纷阻拦他们的去路：“勘界华员两乌起程之日，土民闻法员起意侵占，遮道悲泣，哀求内附，揆之地势人情，均无让与法管之理。”（《云南史料丛刊》第2辑，第171页）再次表达了两乌人民不愿脱离祖国怀抱，誓与法国侵略者斗争的坚强决心。但一味卖国的清政府，一面继续对人民进行威胁恫吓，说：“遇有英法洋员带领役到境，不准轻率妄动，以及造谣播弄，擅开边衅，致干严办。”一面又飞札饬令各级地方官员转札各猛居民人等，“务令各安生业，不必惊疑”，并要当地对洋员切实保护照料。十足地表现了这群对内恣睢凶横，对外卑躬屈膝的奴才嘴脸。

在勘界中，法国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妄图更多地侵占中国的领土。法员巴威对黎肇元等清朝官吏竭尽拉拢利诱之能事，说：“倘肯于界务上稍事迁就，则我驻京公使必有异常酬报；立跻显要，决不如是之循资艰难。”（黄诚沅：《蜗寄庐随笔二则》二）利欲熏心、卖国求荣的黎肇元竟超越职权，在巴威事先准备好的界图上会印，但又做贼心虚，怕将来获罪非轻，于是又在图上注明：此图界线，系法员自画字样。狡猾的巴威骗黎会印之后，即于次日拂晓携图潜往北京，声称两乌地方业经滇省委员划归法界，盖有会印。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好按图割让。在巴威图中，除两乌之外，还有车里宣慰司之整法，猛蚌属之磨丁，猛腊属之黄竹板等地，也划入了法国版图。1896年，中法签订《界务专条附章》（下简称《附章》），清政府正式承认法国对两乌、化帮等地的侵占。《附章》第三条说：“自南马河注墨江之处界线……其西边之漫乃、倚邦、易武、六大茶山等处归中国，其东边之猛乌、乌得、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各处归越南……其猛莽、猛润之地归中国，至八盐泉（一名坝发岩）之地仍归越南。”为了掩人耳目，推卸罪责，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黎肇元革职，但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从此沦入法国手中。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895年9月7日），法国接管猛乌、乌得，“夷民男妇老幼哭声震天”（《云南史料丛刊》第2辑，第179页）。表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法国占领的无比愤怒和对清朝政府卖国活动的强烈抗议。

二、法国加紧对云南地区政治、经济的侵略

（一）中法战后蒙自、蛮耗、思茅、河口开为商埠

法国侵略者发动中法战争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商品市场，掠夺原料，推销商品，以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中法战后，两国在1885年6月6日签订的《中法越南条约》里规定：“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均可在此居住，应得利益，应遵章程，均与通商各口岸无异……法国亦得在此设领事馆；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各通商口岸之领事无异。”（第五款）该约的第六款、第七款还规定，法国货物进出云南、广西所纳通商税应予减轻，以及日后中国修建铁路应向法国商办，等等。次年，即1886年，《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十九款的签订，又进一步对上述条文作了具体的规定。在关税征收方面，规定法国进口商品按中国海关通商税则减五分之一收纳正税，法国所购之土货出中国海关，则按税则减三分之一征出口税。此外，通过第三款、第十六款之规定，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取得了其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居住贸易权、租地、建房、雇佣买办和领事裁判等权益。1887年6月26日，法国对上述不平等条约仍不满足，再次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十款，正式指定云南之蒙自、蛮耗，广西之龙州为商埠，法在这些地方设立领事馆；所征关税再次降低，法国将进出口税收各再按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少十分之四。1895年，法国又以“三国干涉还辽应有酬劳”为借口，与清政府订立《中法商务专条附章》九条，除广西之龙州、云南之蒙自开为商埠外，还指定增开思茅为商埠，并改开滇越水陆之要冲——河口为商埠，以代替蛮耗。法国可在上述地区开设领事馆，并减十分之四的进出口税。《附章》第五条还议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其开矿事宜，仍遵中国本土矿政章程办理。至越南之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拟添者，彼此拟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界内。”《附章》之第六条规定，准许法国接通思茅至越南之电线等等。

通过上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法国在云南取得了蒙自、河口、思茅等地作为其政治、经济侵略的重要据点。他们用不断迫使清政府增开商埠、降低关税、控制海关等办法，使其商品在云南自由倾销，并掠夺云南地区丰富的矿产和农副产品资源，通过商品输出和原料输入的不等价交换，从而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以蒙自县为例，根据民国八年（1919年）的统计材料，该县当年进口货物比出口货物多128145包（件），入超金额高达4971000元（《蒙自地志资料》卷四）。

再如曾被开为商埠的蛮耗，在中法战争以前，有棉田4000余亩，收草棉、木棉三四百担，城内城外及新安所有土机织布者500余户，年产土布60万匹；中法战争以后，洋纱、洋布等大量输入倾销，每年平均输入蛮耗之洋纱达三万七八千件。由于洋货的大量倾销，地方产品受到严重打击，造成境内棉田荒芜，手工纺织业纷纷破产。

位于蒙自西北的建水县，在法国入侵以前，商业活跃，市场繁荣，物价低廉，中街天市场由城内延至城外，交易有棉花、香油、棉布、棉线、农具、牲畜、副食品等本地产品。特别是手工纺织业十分发达。该县西庄、南庄等坝区，几乎家家都有纺织机械，十一二岁的姑娘便会纺织，甚至姑娘出嫁也要送纺机一架。每逢中街天，在马市街上交换自己纺织品的人就有数百，狗街子一天便有数百驮棉花在此买卖，几百挑土靛洽谈成交。中法战争以后，随着蒙自等地开为商埠，法帝的魔爪也就伸入了建水，洋纱、洋布、呢绒、洋靛、香油、煤油等大量涌入建水市场，使该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到民国初年，建水城乡的简单商品生产已几乎全部破产，专靠手工纺织为生的劳动者和靠种植土靛为生的农户已濒临绝迹，土产完全被洋布、洋纱、洋靛所冲击排斥，绝大部分纺织土机被迫停转，甚至当作柴禾付之一炬。

由上情况，法国通过开辟商埠，增加商品输出，对云南经济之掠夺可见一斑。据蒙自海关的报告，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23年中，蒙自正关的每年收课数目，由44000余百两激增至245380两（《续蒙自县志》卷十，《外交志》）。而从全省来看，自1919年以后的十余年中，云南对外贸易连年入超，每年入超的白银在500万两以上，最多的是1926年，进出口相抵，入超白银竟达1096125两之巨！（《续云南通志长编》卷七十四）有人统计，从1889年蒙自开关到1937年的48年中，仅蒙自、思茅、腾越三埠的入超累计数为127170911关平两，出超累计数为33382054关平两，出入相抵后实际逆差达93688957关平两^[9]。当然，这个数字还不是全省的绝对数字，对外贸易也不仅是法国，但蒙自是云南的主要海关，法国从中捞到的好处显然比其他西方各国要多得多。

（二）对云南路权的掠夺

19世纪末叶，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已逐步完成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方式也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除了继续进行商品输出外，这段时期法国的经济侵略则以修筑铁路、开设银行、操纵金融、掠夺矿权为其主要内容，其中铁路利权的取得又是法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因为它不仅是侵略者输出“过剩”资本、榨取巨额利润的极好途径，同时又是其伸展势力范围，扩大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重要工具。诚如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所鼓吹的：“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生死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俎上之肉，是‘亡人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土’而‘分之使不知其分’的绝妙方法。”^[10]法帝国主义分子古德尔孟在其《云南游历记》中更是赤裸裸地宣称：“吾望他日火车游行云南时，吾法之权力随之而达于云南全省。吾尤望云南铁路告成之日，能在日本休养未足之先，则席卷云南，如探囊取物矣。”帝国主义分子的自白，一语道出了他们在华修建铁路的真谛。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秋，法国驻华公使吕班，以1885年6月所订的《中法越南条约》和1895年6月所订的《中法商务专条附章》的规定为“理由”，向清政府提出在云南修建铁路的要求，并未经许可，就擅自派遣吉默里等人于同年12月进入云南，勘测河口—蒙自—昆明—叙州（宜宾）的线路。虽经数次争辩，但卖国的清政府慑于法国的威势，被迫于1898年4月9日、10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二十日）照会吕班，“准允”法国“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造铁路一道”。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法国滇越铁路公司正式成立。同年10月28日，清朝总理外务部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三十四条，作为定章，以此遵照办理。于是法国正式攫取了修建滇越铁路的权益。《章程》的要点如下：

1.在铁路的起止、宽窄方面，规定：由“东京边界至云南省城”“自河口起，抵蒙自，或于蒙自附近以至云南省城”“铁轨宽窄，在两轨之间，计一迈当”。

2.在经营管理方面，规定：铁路之监工、副监工、匠目及各色执事由外国人充任；工人可招募云南或他省之人民充当。工人之招募或遇工人罢工、罢市，中国地方官应设法尽力相助，并负责保护洋员和铁路工程之安全。所有公司执事人员、工匠人夫等，归总监工或总监工所派之人管理。如有词讼，外国人应按条约办理（即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凡有关铁路的事宜，须由铁路监工定夺。

3.在土地的占用方面，规定：铁路修造之车站、机器、厂房、铁厂、存货栈房，均应备有地段听用，以足敷其用为止。“若所用地段系属官地，应即交公司收领；若系民业，应由滇省大吏购买，于六个月内拨交公司”。铁路两旁，可修造工程运路以抵石矿，开挖运送石块物料，并抵铁路及铁路所属厂房。所有修造此项运路地段，亦由该省交给公司。公司可逐段设立厂房，并于沿线敷设电线电话。

4.在税收方面，规定：“路成开车后，凡经此铁路出入之货物，均照通商税则交纳进出口正税，若运往内地，已经交纳子口半税，凡过关卡，概不重征”“修造铁路及开办铁路应用机器物料等件，概免进口各色税项”“客位、货物运送价值，均系公司自行核定”。

5.在收回方面，规定：“中国国家于80年期限将满，可与法国国家商议收回地段、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其应须偿还所造花费并专门各色手工之资，及法国所保代为给发公司股本利息，凡所有此项铁路各色经费，俟到期限，均在此款内归清，则铁路及一切产业，自可归还滇省大吏收管，无庸给价，如欲核算各项制造等费，当以彼时开议法国所结历年出入账目为凭，则预知中国应否给费以收回此项铁路及一切产业。”

其他方面，虽然《章程》里也写上了一些诸如中国工匠人夫“自必优待，或有病症，应由公司济以医药，若有伤亡，应给抚恤”；公司“不准扰及民人生产”；“铁路专为治理商务，不准运送西国兵丁或西国兵力所用军火粮饷”；“遇有战事，悉听中国调度”等冠冕堂皇的规定，但实际上法国并没有照章执行，而是变本加厉地对中国人民和中国主权进行疯狂的掠夺和破坏。根据《章程》的规定，法国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建权、管理权和拟订客货运价等权利，严重地侵害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而中国方面则一无所得，只能为他们提供土地、土石木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已。至于铁路“收回”的规定，也是海市蜃楼的空文，因为80年后中国收回时是否给钱，要视铁路进款能否抵偿公司之投资及股本利息而定，而其进款又以法国历年之出入账目为凭。法方狡诈，自然不会公布经营款项，即使公布，也是弄虚作假，布置迷阵；中国方面则根本无权过问，只能听凭他们的摆布而已。

法国在《章程》订立后，即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开工修建“滇段”。此段原拟从河口、新街，经大窝子、新现、鸡街、临安、馆驿、通海、玉溪、昆阳、晋宁、呈贡而至昆明。由于所经之地都是人口稠密和经济繁荣之区，受到沿线人民强烈的反对，因而被迫改由河口经碧色寨至阿迷州（开远），再沿南盘江北上，经盘溪、宜良到达昆明。1910年（宣统二年）4月1日滇越铁路全线修筑完毕，全长855公里，其中云南境内为466公里。

在修路过程中，法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竭尽了欺压盘剥之能事，其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令人气愤。法国公司不仅无偿地占用了铁路沿线的广大土地，破坏了许多田园、村舍、街衢、庐墓，砍伐了大片的森林，毁掉了人民的家园，使不少人流离失所，无家可依，而且强迫云南和外省人民作其苦力，对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剥削与压迫。起初，法帝国主义为了急于修路，从沿线一带招募工人，但“滇之民近路工者，谂知其惨状，并知越路有害于滇，不愿为法人筑路”^[11]，或是“皆因洋人虐待，散亡殆尽”（沈祖燕：《案事篇》），于是转而与清朝官吏勾结，利用政权手段，驱使云南人民筑路。一惯媚外卖国、为虎作伥的滇督丁振铎和洋务总办兴禄等人，竟甘当法帝的鹰犬，利用手中职权，“仰承风旨”，“严札饬催”云南、东川、楚雄三府共十六州县的官吏“勒民赴工”，说：“倘敢任意玩延，定即撤任详参，决不宽贷。”并令“民间出钱财资送，一夫之费二十余金。一县数百夫，遂至数千金”。滇省民工不足，又向两广、福建、四川、山东、天津、宁波等地陆续胁迫、诱骗了二三十万人来滇修路。“其工棚伙食，概由苦力自备”“或数十人十数人为一起，即于路侧搭一窝棚，斜立三叉木条，上覆以草，席地而卧，潮湿尤重……秽臭熏蒸，加以不耐烟瘴，到无几日，病亡相继，甚至每棚能行动者，十五一二。外人见而恶之，不问已死未死，火焚其棚，随覆以土；或病重路旁，奄奄一息，外人过者，以足踢之深涧，其得藁葬者，尚为幸事……先后共埋二千具之谱。于是，其未病者，皆舍命逃亡，不数日而尽，工价未得，路费全无，沿途乞食，转由蒙自入内地……计此次由海道所招来六千名，及由内地逃归者，至多不过六七百人而已。其后续由成都、重庆招来，或中途逃散，或到工未久而逃亡，见于交涉者十数起。在工瘴故，多未据报，已无确数可稽。”这是清政府驻蒙自滇越铁路总局会办的贺宗昌在《幻影谈》里所记述的惨状。

这些被诱骗来的工人，受尽了洋监工、洋包工和工头的层层盘剥和奴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除了上述情形外，他们还被克扣工资，甚至遭到洋监工的打杀。根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南存记道沈祖燕的实地调查，说：“法人接造滇路，以意大利人包修为多，而希腊等国人次之，其中以意国包工为最苛刻。中国则又有工头，或管数百人，或管数十人不等，皆受命于洋包工，其发给工资，往往不按定章，多所扣欠，如工头黄福记被洋人瓦理格扣欠八千九百余元，黄胜记被洋人马约扣欠七千余元，李宝兴被欠三千余元，林六被欠四万二千余元等，此等克扣工资之案，积卷盈椟，虽经控追，亦不过一照会而已。”又说：“当其在工之时，洋包工督责甚严，每日须点名两次，偶值歇息，即扣工资一日，并有运米给食，作价倍昂者，稍不如意，鞭瞂立至。甚有铁索贯十数人之辫发，驱之力作，偶有倦息，即以马棒击之。种种苛虐，实不以人类相待，多有凶殴致命及无故殴毙者，如洋人基施地之殴毙王开宗，纳弥那之踢毙刘保如，基日窝之枪毙唐贵廷，此等毙命之案，不能悉数……据沿路所访查，此次滇越路工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病、于饿毙、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人计。”（沈祖燕：《案事篇》）类似的事例还有，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初六日，意监工咖尔赵你在和尚咀击毙工人张大兴；同年八月初九日，意监工咖钮在江头村无故打伤彭三，至十五日因伤死亡；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洋工雷维在七孔坡用石头打死工人马正海；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十一日，监工弗里阿在水井坡殴毙工人李四；等等（《云南杂志选辑》），真是层见叠出，举不胜举。这些触目惊心、血迹斑斑的事实，都是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笔血债，也说明滇越铁路完全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筑成的。

滇越铁路的筑成，是法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根锁链，也是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支吸血管。它成了法国侵略和掠夺我国的一个重要工具，给我国人民，尤其是给云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10年，越南总督都墨在给法政府的报告里就直言不讳地供认：“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以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新亚细亚月刊》第3卷）法国通过滇越铁路的修建，控制了云南的交通命脉和沿线大片领土，掠夺了云南丰富的矿产、物产资源，垄断了云南的金融，并进而干预和操纵了云南的政治和军事，把云南社会进一步地推向了半殖民地化的深渊。

滇越铁路建成后，法国的商品直接从越南大量地进入云南市场，使云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和脆弱的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的打击。以开远为例：滇越铁路通车前，当地盛产甘蔗、棉花、稻米和油菜，土制白糖年年增加，榨糖机械有120多架，大米、棉花自给有余；滇越铁路通车后，由于洋糖、洋纱、洋布、洋油的大量输入，开远的土糖销路不畅，榨糖机被迫减少二分之一，榨油作坊几乎全部关闭，粮食也不能自给，每年要从越南进口两三个月的东京米，棉田也被改种烤烟，土纱、土布等手工业品一落千丈，几乎濒临绝迹的境地。

法帝国主义除了用铁路向云南大量倾销商品，还用它来掠夺滇省丰富的矿产资源。其时云南的对外贸易，出口以大锡为主，约占出口总值的80%～90%，其次是生丝、皮革、猪鬃、药材等农副产品。据蒙自海关统计，1890年（光绪十六年），滇省共出口大锡1338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增加到2497吨，1910年（宣统二年）滇越铁路通车后，一跃而为6195.4吨，为1890年的4.7倍。个旧大锡的产量，也由1890年的1315吨，猛增到1911年的6347吨，22年内增加了3.8倍^[12]。这些大锡到哪里去了呢？主要还是到了法国的手里。据《建国前滇越铁路修建史料》的估计，在该路筑成后的30年中，法帝国主义通过滇越铁路，共掠夺我国大锡234242吨，价值达293845923关平两。

法国还通过任意提高车费，“自行核定”客货运价，在越南海关无限制地增收“过境税”等手段，巧取豪夺，对云南人民进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根据滇越铁路公司的报告，全路的投资为15846万法郎，而每年的收入却是6720余万法郎，其中纯利润竟达一千万法郎以上（《云南交通长编》）。这只是法方的片面之词，其实际数目当然比这要多得多。

（三）对云南财政金融的掠夺和控制

中法战争结束以后，法国对云南路权掠夺的同时，还加紧了金融资本的侵略。列宁曾经指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第802页）事实正是如此。法国对华经济侵略的机构有二：一为东方汇理银行，一为中法实业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创于1875年，总行设于巴黎，有资本800万法郎。中法战后，总行移至越南之东京、西贡，并于香港、上海、汉口、天津、北京、广州等处设立分行。滇越铁路建成后，该行于1914年在蒙自正式设立支行，1918年在昆明设立办事处，其后又将分行由蒙自移至昆明。除承汇、保管铁路款项和海关关税外，东方汇理银行还包揽了云南的盐课、邮政的收益，操纵和控制了云南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他们通过铸造银币、输入银元（到清朝末年，法国输入云南之银元总数为3000万元）、大量发行纸币（1912年发行总额81720109法郎，1933年增至956378946法郎，20年内发行额增加11倍）和抬高法元、打击国币（如1909年2月，铁路公司曾单方公告：铁路载运收费，无论是客是货，一律概用法元；如用龙元，每元须补水五分，即5%）等办法，搅乱了云南的金融，控扼了滇省的财政，从而达到“最‘方便’最有利的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之目的。法帝国主义也因此从中国人民的身上吸尽了膏血，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到1931年，东方汇理银行的资本总额达到12000万法郎，公积金12200万法郎，相当于1875年开业时的14倍。而云南每年的财政赤字则年年递增，到1929年（民国十八年）竟达8021000元之巨！（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云南的军阀政府又把经济的欠收转嫁到人民的头上，不断加捐加税，发行公债，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云南人民的贫困化。(www.xing528.com)

（四）对云南矿权的掠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对云南经济侵略和资本输出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便是加紧对云南矿权的掠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法国驻越南总督都墨派遣奥塞和工程师克业等来云南，用巨金对云南洋务总办兴禄和矿务督办唐炯进行贿赂，提出对云南（今昆明地区）、澄江、临安、开化（今文山地区）、元江、楚雄、永北（今永胜）七府矿产的开采权。由于云南人民的坚决反对，云南地方政府未能应允。此后，法国又在幕后加紧活动，联合英帝国主义，组成英法隆兴公司，共同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屈服于英法的压力，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经外务部左丞瑞良、右丞顾肇新与隆兴公司总办、法国总领事弥乐石签订《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府矿务章程》（下简称《矿务章程》）二十四款，出卖了七府矿产的开采权益。《矿务章程》要点如下：

1.隆兴公司承办云南府、澄江府、临安府、开化府、楚雄府、元江直隶州、永北厅七处之矿产。如上述各府州县无矿可办，则由中国另指定他府州县相抵，不得逾七处为率。（第一款）

2.除官矿外，公司可开采民间未开及荒废之矿。（第二款）

3.公司可在矿产附近修筑铁路及水陆各道。（第四款）

4.公司开办铜矿，三年期满，即按年缴京铜六十万斤。再二年期满，按年加缴京铜四十万斤，以后即以岁缴铜一百万斤为定额。运转出口之铜，按每百抽五完纳落地税。开矿所得利润，中国得百分之三十五，内百分之十云南留用，公司各股东得百分之六十五。（第六款）

5.公司可禀请地方官，在开矿处招募士勇，遴选武官一员，管带驻扎，保护弹压。（第十八款）

6.六十年后公司将开之矿厂移交云南地方政府，无庸给价；倘限满后矿务兴旺，中国可允准展限，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年。（第二十一款）

《矿务章程》至关紧要的是第一款、第四款和第十八款，它规定公司可在云南七府开矿、修筑铁路和驻兵。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和侵犯，七府之地也无异于成了公司的殖民地。众所周知，云南矿藏富于全国，而七府矿产又甲于全省。公司不仅可在七府开矿，而且可以以“无矿可办”为借口到他处开采。这样，实际上英法帝国主义就等于霸占了云南的全部矿权，控扼了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所以，当《矿务章程》签订后，该公司在伦敦召开的股东会上，股东们无不眉飞色舞，喜形于色。其负责人更是露骨宣称：“本公司有权在云南七府厅开矿，矿区面积甚广，若铜、若金、若银、若煤、若铁……无一不备。合同载明，七府厅境内之矿，如开工后见矿产不佳，或地势不合，准以他地更换。此言所关甚要，必如此而后云南全省矿权，始尽归本公司掌握也。”^[13]

清政府对国家主权的出卖和英、法对云南矿权的攫取，激起了云南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坚决反对，各地纷纷集会，要求收回矿权，废除条约。不少爱国学生更是在报刊上大声疾呼，痛陈矿权损失的危害，号召云南人民迅速行动起来，为开展废约而斗争。一篇题为《危哉云南七府矿产》（作者：义侠）的文章写道：“财政者万事之根本也，矿产者财政之发源也……矿开则财政足，财政足则学可兴，军可练，铁路可建设，实业可举办，内可以整理内政，外可以捍御外侮……欲救云南，保全铁路而外，必先保全矿产，欲保全矿产，实行自办而外，必须实行废约。”更有部分青年，眼看我国主权的逐步丧失和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无不义愤填膺，痛心疾首。他们决心用实际行动向清政府请愿，“效秦廷痛哭，设目的不达，则誓死争之”，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云南杂志选辑》，第612页）。为了表示决心，云南陆军小学堂的两位学生赵永昌、杨越，断指割臂，书写血书，向政府慷慨陈词（在湖南，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徐特立也拔刀断指，表示了对中外反动派的无比愤恨）。他们的爱国壮举，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纷纷成立“保矿会”，积极开展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这个斗争逐步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收回矿权的运动，参加的有工人、农民、学生和工商业者，以及一些封建士绅，形成一个有各阶层参加的、范围较广的反帝斗争高潮。在云南人民的坚决斗争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911年8月29日（宣统三年八月初八日），以150万两银子的代价，向隆兴公司“赎回”了七府矿权。人民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的成果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矿权是自己的矿权，反而要出钱向外国“赎回”。这是清代外交史上一件极为荒谬的事件，它说明清政府是多么的昏庸和无能。

三、法国对云南文化的侵略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是资本主义进行侵略的工具和别动队。中法战后，法国对云南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就加紧了文化的侵略和渗透，其中教会和传教士又充当了急先锋的可耻角色。

早在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帕努就向该政府鼓吹利用宗教征服亚洲，在远东建立教会。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云南成立教区，并派遣雷勃朗为云南主教，开始传教活动。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法国奥斯定会士山遥赡窜到云南，绘制云贵地图，为法国殖民者的入侵云南开辟了道路。1787年，法国阿德兰区主教百多禄在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奏议中，建议以越南作为根据地，对中国进行侵略。他说：“这些利益就是这个国家的天然富源以及建设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所将获取的莫大利益。建设中国中部的商道将使我们获得那个人们不认识的国家（中国）的（种种）财富。”^[14]百多禄的奏议，深得路易十六的赞许，并以此拟订了建立野心勃勃的“东方帝国”的计划。1857年6月《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根据该约第十三款之规定，法国“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这样就使得法国取得了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的特权，用宗教来毒化中国人民，并使得大批外国特务打着“游历”“传教”的幌子，不受限制地窜到我国各地，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报，进行各种侵略活动，并进而干预我国的内政。特别是1866年（同治五年）云南回民起义以后，新任滇督劳崇光因畏惧人民的力量，躲在贵阳，不敢入滇，法国主教古若望觉得有机可趁，便到贵阳亲迎劳崇光到滇就任。劳崇光对法教士感激涕零，为了表示谢意，竟于1870年将昆明平政街某公馆之地慷慨地赠给了教会。从此“司铎之名乃大噪，官吏无不优礼备至”（《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其他各级地方政府也争相效尤，实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勾结。中法战争以后，法国以越南为基地，不断地派遣传教士窜入云南，并以昆明为中心，将势力扩张至易门、宾川、曲靖、罗平、陆良、路南、弥勒、通海、文山、华坪、砚山、蒙化、永仁等几十个州县，并在这些地方建盖天主教堂。据《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八》的粗略统计，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38—1939年），昆明教区有教徒11482人，预备入教者4162人，外籍教士29人，中国教士13人，大教堂11座，小教堂45座；大理教区有教徒5038人，预备入教者1194人，外籍教士2人，大教堂5座，小教堂55所；昭通教区有教徒5204人，预备入教者236人，外籍教士1人，中国籍教士11人，小教堂15所。总计全省有教民21724人，预备入教者16339人，外籍教士47人，中国籍教士26人，大教堂16座，小教堂115所。而中法战争前，法人在云南仅有十余所教堂，其中建于乾隆、嘉庆年间的各1所，道光年间建的有4所，同治年间建的7所；中法战后的第八年，即1893年（光绪十九年），云南的天主教堂由十余所猛增至48所，到1938年更激增至一百余所，为中法战争前的10倍。

在建立教堂的同时，法国还在各地建立教会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所谓的慈善机构，借以收买民心，推行奴化、洋化教育，麻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斗志。在邓川、洱源等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歪曲、捏造云南各族人民的历史，处心积虑地挑拨民族关系，为破坏各民族的团结、阴谋分裂我国制造舆论。50年前出版的《云南边地问题研究》等书，有关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如他们煽动边地少数民族说：“汉官多年不来一转，看看他的子孙牛马，可见是决心不要你们了。”又说：“我们的洋官不惟时时都来看视，并且每村都派有撒拉来保护你们，你们不要痴迷了，赶快入教吧！”更为恶毒的是，他们竟在小学生的课本里编上“汉人来了我怕”等课文，以此离间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教士频频活动，到处刺探我国的军事情报，并在群众中散布“法兰西帝国不可战胜”“中国不堪一击”等谬论，直接为法国的侵略战争服务。如永北厅（今永胜）的法国司铎艾若瑟，在马江海战中就竭力吹嘘法国的强大，“每以法扰闽海情形，夸张于市”，而且“广购军火米粮，招集夷倮。民人疑有异谋”（《续云南通志稿》卷八十七，《洋务志·教堂》）。当地人民对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是十分警惕的，因为他不仅为法国的侵略战争制造了舆论，同时还在行动上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除此以外，法国传教士还盗窃了我国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自然资源，包括昆虫蛱蝶在内无不搜求。如副主教龙氏（Ducloux）和赖教士（Delavay）在云南、广东的三十年中，就掠去我国植物标本达三万余种，其中三千种为我国独特稀有之新品种。法国天主教主教邓明德等，以“研究云南人种语言”为名，在漾濞、嵩明、陆良、路南等地搜集我国彝族的资料达三十年之久，并用彝文翻译教会经籍，在彝族地区广为传布。所著《云南罗罗文研究》《罗罗与苗子》《罗罗人之历史与宗教》《法夷字典》等书，在毒化人民方面也起了恶劣的作用。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法国教会多招收乡里恶霸、地痞无赖之徒入教，并倚为心腹，充作爪牙，到处行凶作恶，掠夺财富，欺压善良，奸淫妇女，败坏人伦。一旦激成词讼，他们或勾结官府，或私设公堂，包庇教徒逍遥法外。而云南之地方官吏，视人民如草芥，对洋教士却畏如虎狼，千方百计加以庇护，致使云南人民“含冤莫诉”，发出了“其何日方得见天日”的呼喊（《云南杂志选辑》）。比如：宾川知州汪寿春，“专以妾妇之道事法教士田司铎”，为法教士鱼肉我国同胞推波助澜。汪问讼时，但听“教民”二字便吓得魂不附体，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云南杂志选辑》）。由于汪的媚教殃民，为虎作伥，因而使得法教士田得能横行无忌，“权重于官”。他们武断词讼，捆绑毒打良民，奸淫妇女，鞭挞路人，霸占房屋田产，干尽了种种坏事。有一次，田得能在宾居街路遇一人赶马数匹，因路窄避让稍缓，田立即将这人的头发拴在他乘坐的马尾上，拖至大街上示众。后来这人将头发割断，这才从王钟灵的店铺内逃去。田获悉后，又叫人将王钟灵铺内的货物毁尽，并系王之发于马尾，拖了数十里。宾川居民李济川，买得杨姓住宅一所。教民罗田斗，仗恃洋主子的势力，竟私造伪契，冒为己有。双方争执，田得能即命人将李济川投入监狱，罚了他四百元。像这样颠倒黑白、助纣为虐的事件，真是层出不穷。人民对此十分愤恨，把洋教堂称为魔窟，骂汪寿春是拍洋马屁的狗官。1906年，当地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省垣历陈了汪寿春媚教殃民的罪行，但滇督丁振铎却置之不理，致告状者忿忿而归。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1883年（光绪九年）2月19日，迤西大理府浪穹县（今洱源）孟福营和沙凤村人民，因教堂司铎张若望勒民入教，奸污妇女，霸占农民吴大发之女傅吴氏而激起公愤，二百多白族群众，手持锄头、木棍，冲进了教堂，打死了为非作歹、衣冠禽兽的张若望及其爪牙十余人，并将其巢穴——教堂付之一炬。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法国一方面在中越边境密陈重兵，广置炮垒，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入侵中国；另一方面又命令驻云南领事方苏雅，从越南偷运枪弹数百箱及士兵百余人进入云南，企图伏兵昆明，阴谋里应外合，对云南实行军事占领。后事泄败露，军火等被昆明南关厘金局查获扣留。方苏雅带领几十个暴徒，气势汹汹地冲进厘金局，将军火抢回，并转移至平政街天主教堂内。昆明人民获悉后无不义愤填膺，立即包围了领事馆和教堂。方竟开枪打伤我数人。于是群情益愤，立即捣毁了领事馆附近之法工程师住宅，将天主教堂和小东门外之修道院烧毁。消息传到州县后，会泽、师宗、陆良、盐津、镇雄、昭通等地人民纷纷起来捣毁教堂，赶走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尤其令人拍手称快的是会泽试用知县费希龄惩治法国传教士的事件。费是四川人，很有民族气节，他说，不少奉教的都是借外国传教士的势力，经常欺压老百姓的奸民，要制服这些奸民，就必须制服洋教士不可。因此，每当临审有人自称教民站起不跪时，他都拉下去先打二十大板后再勒令跪下审问。有一天，法国传教士唐司铎到县衙求见，费使人回复说：“现公事忙，不得闲。”唐司铎从未受此冷遇，竟恼羞成怒，在大堂外高声叫骂。费希龄带了两个侍从，由侧门出来，亲自动手，一顿拳脚，将唐打翻在地。他边打边问：“你来我这里胡闹什么？大堂外还能容你撒野？”唐被打得直告饶：“不敢，来伺候大人。”费说：“不消伺候，请你滚回教堂去吧！”唐从地上爬起，抱头鼠窜而去。这一下大灭了洋教士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当地人民都称赞费知县打得好。“从此风声所播，反教者日益增多，而教会干涉诉讼之风在费任内实已绝迹。”（徐崇光：《清末民初关于地方司法上之见闻录》）这对当时大小官吏莫不畏惧洋人、媚教殃民的风气是个大改变。

云南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由于北方义和团运动和本省项从周抗法武装斗争的影响，至20世纪初便逐步推向高潮。其标志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滇南爆发的杨自元、周云祥的武装起义。

首当法帝侵略要冲的滇南人民，在近代饱受了法帝压迫剥削之苦。中法战后，蒙自、蛮耗、河口相继开为商埠。1898年法国又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法人借口勘测线路，强占良田，估拆民房，还阴谋夺取个旧富饶的锡矿，因而引起了蒙自、个旧一带人民强烈的不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十四日晚，个旧矿工及附近农民数千人，在矿工杨自元的领导下，攻打蒙自路斯洋关，遭到殖民者的抵抗。税务司斯必立（美国人）和法国领事宋嘉铭带领巡丁、卫队负隅顽抗。杨自元率众从海边寨方向进攻洋关的西南两方，与法军激战八九个小时之久。比及天明，蒙自城内清军即将出援法军，而洋关又急切难下，众人在愤怒之下，一把火焚毁了洋关，然后才缓缓向大屯、松树坡方向撤退。这时龟缩城内的清朝文武官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镇台刘树元望见火起，急得直跺脚，知县颜先春更是吓得面无人色，慌作一团。杨自元焚洋关后，为了避免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令解散弟兄，只身逃亡江外。1903年春，杨自元抱病回家，被知县孙家祥重兵包围，最后因寡不敌众，弹药告罄，被俘牺牲。杨自元虽然被清政府残酷镇压下去了，但云南人民爱国反帝的怒火并未熄灭。他们前仆后继，继续为反对最凶恶的敌人——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英勇斗争。1902年秋，临安府属个旧锡矿工人周云样“以拒修铁路、仇洋为名”（《林文直公奏稿》），往来于临、个之间，发动、组织锡矿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次年四月十三日（农历），周云祥联络王显忠、张耀等人，率领数千名矿工，宣布起义。通风口峻岗一战，义军击杀清军哨弁李正春。蒙自知县孙家祥脱靴逃遁，才免为义军所擒。其余清军不战自溃，遭到了全师覆灭的命运。人民兴高采烈，热烈欢呼义军，有首民谣唱道：“四月点兵动干戈，不怕官兵来得多；通风口前打一仗，死的死来逡的逡。”（《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义军首战告捷后，乘胜直下个旧，十九日再挥师西向，二十日击毙清军管带马子贤，二十一日大队直薄临安城（今建水）。西门城守郭小六、中营游击陆鸣皋开门迎接。义军轻取临安，并竖起“官逼民变”的旗帜。人民讴歌义军，唱道：“七月点兵七月七，松林坡上打对敌；马家管带打败仗，北门楼上插红旗。”（《林文直公奏稿》）周云祥攻克临安后，兵分三路，郭小六出通海，王显宗取石屏，张耀取阿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曲江张超杀死清吏巡检沈缵烈，响应义军；郭小六攻克阎家坡、管驿；王显宗兵不血刃占领石屏。此时义军威名远播，“风声至，省城大震，各属鼎沸”（《林文直公奏稿》）。连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的林绍年也不禁惊呼：“（周云祥）揭竿一呼，所在响应。自个旧拒捕起事，未乃旬日连陷临安、石屏，贼党不下万余人。及进窥通海，四出勾结，如阿迷、嶍峨、河西、江川、宁州、弥勒、广西、元江各处，土匪蜂起，警报纷传，势等燎原，几难收拾。”（《林文直公奏稿》）

清廷震惊之余，即调兵遣将对义军进行残酷镇压，同时对法国领事、税司、路工员役人等竭力保护，表现了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阶级本质。清政府派遣云南臬司刘春霖为总统防团各军按察使，负责军事镇压，并从省城、楚雄、罗平、广南、浙江、江苏各地调遣五十余营清军及团丁万余人，对起义队伍进行围剿。而法帝国主义则趁个旧矿工起义之机，陈兵数千于中越边境，准备随时武装入侵中国。贺宗章在《幻影谈》里曾揭露说：“时已五月中旬，烟瘴愈盛，保胜附近百里，驻有法军三千名，安南兵三千名……思借口内乱，进兵谋占个旧锡厂。”另一个材料也说，法军以“自行保护”为名，“欲由越南红河派兵来滇……即以助剿，其开至保胜者，已数千人”（《林文直公奏稿》）。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尚有能力对付起义军，同时也怕法军来滇“助剿”引起麻烦，因此没有同意法人的要求。后来法国领事又想了一个花招，假借河口无粮，要派几千名军队到蒙自“就食”。这一下清政府可慌了手脚，赶忙派人送数十艘船粮米至河口，才算堵住了法国侵略者的嘴。最后，法国驻河口五圈官又照会清朝官员说：“保胜烟瘴过甚，所部军队，死亡过多，欲到蒙自暂行避瘴，特告知照，并无他意，幸勿惊疑。”（《幻影谈》《蛮河之役》）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法帝国主义的阴谋是显而易见的，就连清朝官员贺宗章也看出来了，他说：“我蒙自非避瘴之地，贵军队岂避瘴之人？迭次来电，幸未辱命，今所言直欲启衅，敝处惟守条约，他非所知，虽能力薄弱，然责任所在，无所逃命，业已下令戒严，如有外兵闯越界桥，勉尽所能捍御矣。”（《幻影谈》《蛮河之役》）法帝国主义见中国方面有所戒备，才未敢贸然入侵。

个旧矿工周云祥领导的反法抗清的武装斗争，在反动派的镇压下很快失败了，云南人民的抗法爱国斗争也随之暂时处于低潮。但是，这个斗争并未结束。他们偃旗息鼓，聚积力量，准备迎接更大的革命风暴到来。1911年10月30日，继武昌起义之后爆发的昆明重九起义，便是个很好的例证。

（原载《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3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1]《云南史料丛刊》第2辑，第91页。

[2]《周德润等奏为遵旨校图定界分别办完折》，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3]《分办界务委员广南府兴禄禀》，光绪十九年三月。

[4]高其倬：《勘察开化府边界折》。

[5]《滇督王文韶奏游勇充斥请缓撤聚仁奋武两甲中国驻兵藉资保护片》，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6]《云南史料丛刊》第2辑，第78页。

[7]同上书，第81页。

[8]同上书，第86页。

[9]董孟雄：《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对云南的经济侵略》。

[10]宓汝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二，第684页。

[11]陈荣昌：《特参司道大员奸邪柔媚贻误疆臣折》。

[12]陈吕范等编：《云南冶金史》，第77、92页。

[1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109页。

[14]张雁深译：《1787年百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