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后继之师霆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

1884年8月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后，奉清政府之命，有一支由四川、两湖组成的军队——霆军，为西线陆路战场主力滇军的后继之师，行军数千里，由川东开赴滇越边境前线，拟与滇、桂军一起，同法国侵略军作战，但刚到达边关前沿时，中法已经停战媾和了。霆军虽然未能直接参加援越抗法、保卫祖国的战斗，但将士们不顾长途跋涉的辛劳，踊跃效命疆场的爱国热情却是十分感人的。同时，作为中法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之进行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霆军之名，来源于其统领鲍超。鲍超（1828—1886年），字春霆，四川奉节人。咸丰初，以行伍在广西从向荣镇压太平军，后随胡林翼，往长沙招募湘勇，号曰“霆军”，成为湘军的主力之一。以后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斗争中特别卖力、剽悍。1862年被授予浙江提督之职，1880年授湖南提督。1882年以病解职，住奉节。

1884年6月下旬，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北圻无故挑衅，制造观音桥事件，进攻清军驻地，妄图占领谅山，但遭到了失败。此后便一面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一面又准备更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清政府除利用列强进行调解转圜外，同时也作了一定的军事部署。6月29日，清政府下谕说：“法兵至北圻、谅山、观音桥等处，无故攻犯我营，衅自彼开。我军已与接仗获胜。法兵经此次惩创，自可遏其军锋，第恐其不得志于北圻，势必至中原沿海各口岸及台湾、琼州肆扰泄愤，亟应格外防范，以备不虞。”又说：“云南边防紧要，着丁宝桢于四川现有各营中酌拨五营，交鲍超统带，驰赴云南，择要驻扎，为岑毓英后继之师。一切粮饷、军械，由丁宝桢赶紧拨给。嗣后随时接济，毋任缺乏……鲍超向称勇往，接奉此旨，即着迅速起程，带营前进，到防后与岑毓英和衷会办，以副委任。”^[1]

1884年8月23日，法军不宣而战进攻中国马尾海军，炮轰福州造船厂，造成中国方面的重大损失。8月26日（农历七月初六日），清政府下令正式对法宣战。除了对沿江沿海作了具体部署外，清政府对北圻陆路战场表现了特别的关注。一方面，命令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立刻统率所部，星驰出关，迅赴戎机，进规北圻，争取打开陆路战场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又遣原湖南提督、现会办云南军务鲍超，迅速招募楚蜀兵勇二十一营，赶赴云南，择要扼扎，为滇军的后援，随时准备增援东西两线。

清政府的上谕颁发后，正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养病”的鲍超，“闻命之余，顿觉沉疴立起，百倍精神”，表示要激励将士，奋勇争先，将巨寇荡平^[2]。他立即飞檄散在各地的霆军旧部将士，在夔州和泸州两地集合待命。原霆军所部将士，听说要到前线去打击法寇，十分振奋，个个“志切同仇”“自备斧资，不避艰险，水陆兼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三百余员将弁前来报到，二十七营的马步丁勇也很快募齐（超出预募六营）。四川总督丁宝桢，立即拨银十万六千两给霆军，作为其购买锅帐和粮饷之资。又拨洋枪3600杆（解到2400杆）、劈山炮104尊给霆军；天津也拨解马步洋枪8750杆、丁子火10万颗、铜帽600万颗给霆军（正在途中）。由于十万余两的粮饷仅敷置办锅帐和部队二十日之用，且大宗军械尚在途中，未曾解到，故霆军未能按期开拔，入滇赴越。11月3日，鲍超上折清廷，说：“惟是正饷未到，似难忍饥以行；枪炮未齐，亦难徒手而往。前承准户部咨由四川预为筹拨两三个月行粮；是新募之师，向来未发行粮三个月。唯此番出征外夷，边荒遥远，山路丛杂，烟户稀疏，行师之难，与内地大相悬殊……是以前片有五个月行粮之请。即万分难筹，至少亦需四个月之饷，方足以利师行而免迟滞。”^[3]为此，他要求政府速拨军火粮饷，以免贻误师期。鲍超的奏折，受到清政府的训斥，说他募勇赴滇，已逾数月，尚在夔州，未经启程，实属不知缓急。要他马上统领所成之军，迅速驰赴关外，投入战斗。并警告他：“倘再以募勇未齐，借口逗留，既糜巨饷，又误戎机，唯该提督是问！”

此后，鲍超仍然按兵不动。他再次上折，要求在川、黔等处设转运局，并俟饷械到齐后再行启程。对于鲍超这种初尚勇往，继即不断请兵、请饷，磨磨蹭蹭，株守坐待，屡误师期的拖拉作风，清政府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愤怒。1884年12月7日，上谕斥责鲍超说：“若如所请，饷械到齐，究于何时，方能启程？况饷到一次，散发一次，仍借口不进，必俟四、五个月饷到始发，事机能无贻误耶？着即懔遵迭次谕旨，统领募成之营，迅速前进。目前饷需支绌，未募各营，即着暂停招募（鲍超原拟募四十营）。经此次严谕之后，倘敢仍前迁延观望，不顾大体，定将该提督从重治罪。”^[4]口气十分严厉。但在具体问题上，清政府也采取措施，切实解决霆军的困难：命令丁宝桢于霆军启程后，无论何款，解数万两银以供其急需；嗣后每月饷银，由户部筹拨；该军到滇后，岑毓英于张之洞筹借的商款内酌量拨给；军械等项，由四川先拨2400杆，李鸿章先后拨解3750杆，曾国荃、丁宝桢各拨1000杆，共8000杆，此后随到随给；饷械由沿途政府妥为转送，勿稍迟延。针对霆军过去一贯纪律松弛、骚扰民众的情况，上谕要鲍超认真约束兵勇，不得扰害百姓。

鲍超接到即刻带兵启程的命令后，不敢停留，于12月上旬离开夔州，12月14日抵达万县。接着他又裁遣五营募勇，率领二十一营步兵（每营六百人）、二哨亲兵及三百名探哨调队之骑兵，共一万三千余人，由万县奔赴泸州。霆军每日行程七八十里，至1885年1月15日抵达泸州。稍事休整后，霆军二十一营分批向黔、滇二省进发。由于山径狭小，每日只勉强开行两营人马。过了永宁以后，队伍进入云贵高原，只见山势逐渐嵯峨高耸，羊肠小道盘旋于崇山峻岭之间，加之适值冬令，终日雨雪纷飞，乱石冰凝，寸步皆滑，人马难行；更兼人烟稀少，粮草难筹，即使野菜山果也不容易找到。一万余人的队伍在这又冷又饿又滑的荒山秃岭中行进，每日仅行六七十里。战士们顶住了一个个困难，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战胜了饥饿、疲劳和寒冷。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即赶快赶赴边关，杀敌报国：“各奋忠勇，人人皆有杀敌致果之心，誓拼一战，以期无负委任”。到了贵州毕节，大部分将士均感冒风寒，但他们没有停留，次日仍力疾前进。1885年2月13日，大军行抵云南宣威州城，又遇连日大雪封山，四野茫茫，东西南北不辨，大道小径难寻。霆军在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带领下，又向南迤逦而行。至嵩明州地方，雪霁方晴，人烟渐稠，三军才算基本摆脱饥寒的困境。2月26日，霆军到达云南省城昆明。计此次行军途中，将士们死于疾病或坠入悬崖者，共有将领九人，士卒一百余人。

二十一营霆军将士，能在崇山峻岭、渺无人烟的云贵高原，步行千里，得以战胜冰雪严寒、饥饿疾病等困难，除了上下一致同仇敌忾急赴前线杀敌的高昂士气外，还与西南诸省各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帮助分不开。在霆军还未到达之前，沿途各地人民即已接到蜀、滇、黔各督抚和地方官的命令，组成人背马驮的运输大军，将省吃俭用的粮米柴草送到海拔二三千米的行军安营处所，从而使得一万余人的大军师行荒山穷谷中，得以免受或少受饥饿冷冻的困苦。当大雪迷漫、队伍不辨东西南北时，是云南的彝族、苗族人民充当向导，带领霆军走出了艰难困苦之地。到了昆明后，霆军由泸州拔队时丁宝桢提供的六万两银已告罄尽，云南巡抚张凯嵩不顾滇省财政拮据，向天顺祥票号慨然借银十万两给霆军；云贵总督岑毓英正指挥围攻宣光的战斗，在滇军严重缺粮、缺饷甚至在只能以粥充饥的情况下，仍以大局为重，匀出五万两银兑给霆军，才使得霆军渡过难关，继续前进。

至此，我们似可以探讨一下鲍超是否有请饷待粮，借口逗留，拖延时日的问题。从1884年8月至12月末上旬，前后共三个余月，鲍超一直以募兵、等款、等械为由，未能迈出夔州一步。而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滇军、桂军、粤军陆续开进北圻，并同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血战。一百三十一个营、共数万人的滇军将士，在岑毓英的指挥下，于同年9月25日出保胜下文盘州，进驻馆司关，同刘永福的黑旗军一道构成了夹击包围宣光的态势。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唐景嵩的景军也于同年8月29日招募成营，9月13日由广西龙州拔队出关，攀绝壁，逾深溪，跋涉千有余里，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立即投入了包围宣光的战斗。因此相形之下，鲍超和唐景嵩的态度就显得泾渭分明，而清政府对鲍超的严厉申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兵法云：“兵贵神速。”如果只是一味地讲条件、等条件具备了才能出师打仗，这岂不贻误戎机，耽误了国家大事？作为主观动机上讲，鲍超的借词逗留，是否有个“官怕洋人”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中，一般均患有“恐洋症”。他们在镇压人民起义时，耀武扬威，杀气腾腾，不可一世；而当他们面临强大而又凶恶的外国侵略者时，又表现的那么怯懦和踯躅不前！

但是，除以上情由外，我们还必须从多方面看问题，才会不致失之偏颇。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无粮而自遭困。”作为霆军统帅的鲍超，要将一万余人的大军，由川东带到越南前线，爬山越岭，行程数千里，耗时几个月，中途又大多是人迹罕至之区，如果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粮饷的不断补充和接济，没有当局的许诺和可靠保证，那么，要越过这冰天雪地的云贵荒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军械弹药的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战士没有武器，怎么能上阵杀敌呢？徒手缚虎的例子毕竟是个别的。据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五日（1884年11月12日）鲍超的奏折所称，霆军仍缺矛头长洋枪3500杆，马枪300杆，官用短洋枪450杆，丁字火十万颗。所以他不无感慨地说：“新募之勇，不难于成军，而难于得将；远征之师，不难于拔队，而难于行粮。”^[5]又说：“惟是正饷未到，似难忍饥以行；枪炮未齐，亦难徒手而往。”^[6]他在夔州时的日子并不好过，“望饷如望云霓，坐夔如坐针毡”^[7]，还要时时受到上司的训斥，“每奉到一次，则汗流浃背，五内彷徨，诚惶诚恐，无地自容，昼则风雪奔驰，夜则寝不安枕，刻刻惊扰，莫知所措”^[8]。鲍超此时此地的实在情形，当是我们研究问题时所应充分注意到的。

二

正当霆军奉命拔队挥师南下的时候，滇军一百三十一个营共数万人的队伍已经开赴北圻，并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了。作为滇军的后继之师——霆军来说，云贵总督岑毓英对之是什么态度呢？自1884年8月26日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命令鲍超迅速招募霆军，来越助战后，岑毓英对这位“久著战功，素有威望”的战将前来帮助，表面上“钦感莫名”“曷胜欣喜”，但实际上却是不欢迎的态度。他希望霆军改调他省，不要来滇入越。他说：“江海各口尤关紧要，若以此军即由川赴援，则顺流东下更为迅速。”^[9]此后，他再次上折，进一步阐述他的意见，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越南水土恶劣，烟瘴甚大，只有粤勇相宜，滇军还算勉强可以；若楚、蜀各勇，则不能适应，死于瘴病的可能性很大，过去就有不少这样的教训。他举例说，前次滇军出关，曾雇川人运送军械粮米，其死于瘴疫者占十之八九。而鲍超所部皆系楚、蜀之人，来此瘴乡，不战自困，虽有智勇亦不能施展，故霆军不宜到越作战。第二，霆军每年需饷银二百零数万两，其军火军装皆取办于四川。四川总督丁宝桢虽公忠体国，接济不遗余力，但川省每年收入也只有二百万两，如此势必挹彼注兹。云南、贵州民穷地瘠，两省每年各需川饷四五十万两以为“养命之源”，尤其是滇军数万人开赴北圻前线，亦常望川饷源源接济；若一旦停解，是犹绝婴儿之乳，那么越南战事将不堪设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鲍超改调他省，即少此一军供给，得以专筹滇、黔协饷，边事方免贻误。第三，霆军如改调北洋差遣，既可减轻四川的负担，又可拱卫京都，实属一举数得。

岑氏的这些意见，应该说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的。他所担心的正是“滇军不患无兵而患无粮缺饷”。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后，虽然清政府下令两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丁宝桢，以及江苏、湖北、江西、湖南等省督抚，接济滇军军械粮饷。张、丁二人虽也“公忠体国”，顾全大局，竭力筹措，但毕竟财力有限，常常捉襟见肘，显得力不从心；其他诸省则纷纷以各种理由为借口，奏停或缓解滇省军饷，“十无二三”，因而造成滇军的许多困难。在军费日益浩繁、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岑毓英建议让川省力保滇军粮饷，霆军改调北洋或赴沿海驻防的意见，应是正确的。至于他的川、楚各勇不耐烟瘴的说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缺医少药、卫生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

霆军在昆明得到了云南巡抚张凯嵩由天顺祥票号借给的十万两银后，即离昆经玉溪、通海，向临安（今建水）进发。此时北圻战场东西两线清军正在酣战。东线谅山失守，法军进逼镇南关，威胁龙州，两广震动；西线滇军、唐军、黑旗军加紧围攻宣光，迫使东线侵越法军总司令波里也回师增援，滇军后路有被法军截断的危险。其时五万余人的滇军、黑旗军的粮米均赖临安、开化两府运济，由于转运艰难，致成“士无隔宿之餐”“军士半饥半饱”的窘况；若霆军与滇军同走一道，分粮而食，则两军粮草供应更加困难。所以岑毓英拟请鲍超去开化（今文山），出广南，驻防保乐州、高平一带，一是该处粮多，可以采粮，两军皆不掣肘；二是可以牵制法军，固滇、粤之门户，通粤军之声援，“相机进取，或夹攻谅山，或由中路取太原甚便。鲍军得粮，桂军得援，云军免扰，唐军通后路：四善皆备”^[10]。

对于岑氏的建议，鲍超认为这是实在情形，霆军不能从河口、马白方向入越，因他“自入滇以来，见户口凋残，人烟稀少，沿途欲雇一夫亦不可得，采办之艰，转运之难，不问可知。若两军共粮而食，必致同受饥困”^[11]。但对于岑要他由开化、广南进驻保乐的意见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该处已有滇军驻防，霆军不必再往，而现在谅山失守，该处距镇南关甚近，若法寇乘机侵入，那么不仅广西可虑，即广东、两湖精华之地，不无震动，大局将不堪设想。与其防驻保乐，距谅山甚远，恐久无战事，心抱不安，不如根据敌人当前的动向，直接去同他们作战。他说，以眼前的军事形势而论，应区别轻重缓急，广西战事吃紧，必须移缓救急；霆军应由开化直接取道龙州，先固内地根本，然后再出镇南关，进取谅山、太原。

1885年3月18日，霆军到达临安。由于行军数千里，人困马乏，且后队各军尚未到达，直隶、两江所拨军火亦正由泸州解赴途中，所以鲍超打算在临安候齐大队，稍事休息，并等待如何取道的命令。正在此时，他接到法军占领镇南关，龙州危急的情报。接阅之下，他“五内如焚”，因而没有拘泥于静候政府的命令，亦等不得稍事休息和军火解到，便催队兼程，火速向广西方向前进。

对岑、鲍二人的不同意见，清政府肯定了岑氏的建议，认为“所筹甚妥”。着岑飞咨鲍超，迅速由开化东趋保乐，力顾牧马（今高平省一带），使桂军与宣光城外各军声息相通。岑毓英在滇军十分缺粮、缺饷的情况下，仍匀出五万金以接济霆军，另外，又从保乐襄安府为滇代办的粮米中，拨出四十万斤给鲍超，以促其迅速进扎保乐、牧马。他认为，由开化出牧马，进规谅山，较之由广西龙州至谅山，路程要更近得多。

此时霆军的前锋已越过开化，到达广西归顺。岑毓英即檄止其前行，命令霆军速往河阳（今河江）会剿。霆军当即折回，往马白关方向进发，准备由此出关，前往河阳。当大军行抵马白关时，张之洞的电报已经到达，说：“法人请和，已允停战撤兵，着毋庸出关。”由于马白地小粮少，滇、霆两军共食，粮草更形紧张，所以鲍超决定移师广南就粮，等候清政府的示下。1885年7月8日，上谕命令霆军全数遣撤回川，以节饷需。该军所需银饷，由丁宝桢赶速拨解应用，未解到前，由岑毓英先行垫发，再由四川归还。鲍超上折称，该部欠营饷已达五月之久，约需饷银四十万两，除广东已拨解十万两外，尚欠三十万两。为此，岑毓英十分犯愁，因滇省并无存饷，司库早已罗掘一空，各省协拨之款又寥寥无几，滇军各营月饷积欠已经两月有余，而采办军粮及军火的运费又多半赊欠。别无他法，岑氏只好从广东拨解的滇饷二十万两银（尚在路途）中，划拨十万两给霆军，以资遣散。鲍超在接到广东拨的滇垫饷银后，于1885年8月22日在广南先行遣散十营；9月9日，鲍超自率十一营及亲兵马步各队次第开拔启程。至9月11日，霆军全部撤散完毕。行前，岑毓英会同云南巡抚张凯嵩，檄饬沿途地方官员，凡霆军经过宿营之处，多准备粮米柴草，妥为照料，以利师行；并派知府蔡信义、游击李超护送出境。后据各地方官员禀报，霆军过境，纪律严肃，兵民相安，并无骚扰。

三

霆军一万余名将士，奉清政府之命，长途跋涉数千里，来到边关，准备参加抗击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援助越南、保卫祖国的伟大斗争。但由于政府已经议和，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壮志难酬，一腔报国热血不免付之东流。此诚为千古憾事、恨事，令人不免扼腕叹息。不过，他们忠于祖国的爱国精神，壮怀激烈的豪言壮语，却是永昭日月，催人泪下，令人感奋的。当他们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前来投效军营时，就抱着狠狠打击法寇的决心，希望“王师大举，以振天威”，表示一定“奋勇争先，将巨寇荡平”。当大军在夔州即将挥师南下，拔队启程时，鲍超即带领全军将士宣誓：“不诛夷复越，必不生入关门！”^[12]表示了与敌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有我无敌的气概。当他们穿着草履，冒着风雪严寒，忍饥挨饿，跋涉于崎岖的道路和崇山峻岭时，大家“志切同仇”，没有丝毫的怨言，也没有一个掉队。当他们千里迢迢，奔到边关，正准备杀敌立功，报效祖国时，忽闻停战撤兵的消息，“皆捶胸跌足，怒目竖眉，恨未能战”^[13]。忠勇之情，溢于言表！这里还有一段十分感人的场面：“统领徐连升、李金声、向世珍、周鹏举并诸将，俯伏帐前，力请兼程一战；营务处何应钟则力求迅速拜折请战。奴才（鲍超）以君命为重，再三慰退。及闻我兵退而法不退兵，诸将愤怒，又环列帐外，擦掌磨拳，同声请战，战如不胜，先立结状，甘从军法。奴才谕之不应，挥之不退，更叩头不起，言词激烈，至于涕泣。”^[14]

此时此地的霆军统帅鲍超，他又何尝不是将士们的这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心情呢！他说：“（奴才）当五旬之后，久积愤懑之怀，幸奉主战之旨，于此而不图报国，后恐图报无由；于此而不期诛夷，后恐欲诛不得。故选将练兵，益加严慎；满期一战而捷，以彰国威。虽边衅久开，恐兵连祸结；然痛加惩创而许和，则法夷胆慑，群丑心惊，夷患可除。今圣主怀柔俯允其请，奴才一腔热血未遂所怀，半年来虚糜帑金数十万，徒劳士卒，此奴才心中之恨事，亦即奴才毕生之恨事也。”^[15]鲍超作为一员专事戎行的武将，对于战事之外可以缄默不言，但一腔爱国热忱又使他欲罢不能，不得不披肝沥胆，上折陈词，希冀朝廷采纳。主要内容有三：

第一，法寇狡诈，甫败请和，我方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中法所订之条约，必须慎重，要考虑其后果，勿使其独据财源，勿使其稍得地势。法寇无故扰我藩疆，侵我内地，坏我兵轮，毁我船厂，该赔偿兵费的正是他们，即使从宽免赔，则越南之疆土尺地不可让，侵入台湾、澎湖之法军一卒不可留。滇越相连，云南五金丰富，如越南一失，法寇必然垂涎内犯，后患无穷；台湾宝岛，物产富饶，法寇占领，必然得陇望蜀，那么福建诸省也就难保无虞。如果和约涉及法人要求，侵犯我之主权时，我们就只有用战斗来保卫，届时他和滇粤诸军及所部将领，“誓拼犬马余生，灭狼小丑，必动出万全，功成一战，庶我朝柔远之恩威并周，而奴才报国之愚忱略尽，使天下臣民二十余年之积愤亦得稍抒”^[16]。

第二，在战略战术上，必须扬长避短，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说：“法夷所恃者枪炮，而我所恃者队伍。枪炮为呆物，队伍乃活人。若专赖枪炮与之决胜负，实攻其长，即胜亦伤寇不多。我虽不能不用枪炮，但决不专赖枪炮。”^[17]我之长处在于冲入敌阵，短兵相接，则敌之优势就可变为劣势，而我之枪炮劣势就可转为优势。且法国兵力有限，远道而来，士气不扬；我则“海内臣民无日不以诛法为心，将士亦无日不以灭法为念”。军民上下，同仇敌忾，这是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这里，鲍超所谈的扬长避短，对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在装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如何去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确是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经验教训。

第三，群策群力，加强兵备，万不可因和而松懈斗志。他说：“夫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无备。用兵以得将为先，选将难而得将尤难，募兵易而练兵不易。”“所谓恃一人之力而有限，合众人之力而无穷。”^[18]法人狡诈，贪心不足，和议虽成，朝廷“必思自强以杜彼诈”，下令沿海沿边选将练兵，讲求战事，以壮军心。万不可因和而稍为松懈，丧失警惕。(www.xing528.com)

鲍超的这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对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做了一些有益的总结，并对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所认识和警惕。他希望政府“自强”，万不可因和而麻痹大意的思想，也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鲍超在对待黑旗军领袖刘永福的问题上也是比较正确的。他在师次昆明时，曾上折说：“记名提督刘永福，于大军未到之先，法逆横行之际，以孤军当大敌，屡建奇勋，是其忠义奋发，谋勇兼优，实为不可多得之才……惟细察其情，究因兵单饷绌，未能大展所长。”他的目的，是想利用刘永福，作其臂助，但对刘的评价是公允的。这较之岑毓英利用、资助刘永福，到后来与刘龃龉不和，指责甚至贬低刘永福，确是有其高明之处。

总的说来，鲍超及其所属霆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及其他农民革命运动中，罪恶累累，是摧残人民力量的刽子手，但在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法战争中，又和广大的爱国军民一起，投入到抗击法寇侵略、保卫祖国的伟大斗争的洪流中了。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在疆场上同敌人肉搏厮杀，但他们勇赴国难、备尝艰辛、慷慨请战的爱国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并在中法战争的史册上应有其一席之地。

（原载《云南文史丛刊》1988年第3期）

【注释】

[1]《清德宗实录》卷185，第7－9页。

[2]《中法战争》六，第91页。

[3]《中法战争》六，第92页。

[4]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第503页。

[5]《中法战争》六，第239页。

[6]同上书，第91页。

[7]同上书，第92页。

[8]同上书，第116页。

[9]《中法战争》六，第325页。

[10]《岑襄勤公奏稿》卷二十一，第15页。

[11]《中法战争》六，第348页。

[12]《中法战争》六，第468页。

[13]同上书，第467页。

[14]同上书，第467页。

[15]《中法战争》六，第468页。

[16]同上。

[17]同上书，第469页。

[18]《中法战争》六，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