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中的杨玉科：闽江胜利！

一

1884年8月23日，法国海军孤拔舰队在闽江击沉了中国福建水师战舰，轰毁了马尾造船厂后，清政府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于8月26日下令正式对法宣战，中法战争由是全面爆发。

清政府的战略方针主要是：海面防守，陆地进攻。在陆路战场，清军分东西两路出关：西线滇军、黑旗军和部分桂军出宣光，下太原；东线的粤、桂军队出镇南关，进取谅江，然后两路会合再取宁平、河内。

西线方面，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滇军131个营共5万人的兵力，从河口、马白关两路入越。同年9月25日，岑亲率大军出保胜下文盘州，会见了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传达了清政府对刘的嘉奖，并接济黑旗军一批军械弹药。10月上旬，滇军、黑旗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馆司关；另一路滇军在总兵丁槐等的率领下，由河阳直趋宣光，与唐景嵩、刘永福会合，接连收复宣光省属之安平府、陆安州、沾化州，兴化省属之镇安、文振、安立各县，以及山西省属之夏和、清波两县。1884年底，以滇军为主，桂军、黑旗军为辅的西线清军，包围了法国侵略军在北圻的重镇宣光，从而开始了长达73天的、打得法军狼狈不堪的宣光包围战。

东线方面，清政府调遣抗战派将领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以接替张树声；又命令广西巡抚潘鼎新立刻督率所部，星驰前进，迅赴戎机，进窥谅江。

然而新任广西巡抚潘鼎新是清廷投降派头子李鸿章的亲信和爪牙。他根据李鸿章“逐步抽撤”谅山驻军以满足法国侵略者无理要求的指令，不断地电奏清政府，强调谅山三面受敌，不能防守；又说在界外驻兵，违反条约规定，竭力要求将桂军撤入关内。他还在李鸿章“选将练兵”的授意下，胡说广西军队不会打仗，把桂军裁减了五分之四，造成大批军人失业。同时又奏调安徽、两湖、贵州各省派军队来北圻，以替桂军。潘鼎新还在“选将”方面，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重用淮系将领，打击排斥不同派系的各级将领，从而大大地损伤了爱国抗战官兵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一直到法国军队大举进攻谅山前夕，潘鼎新仍奉李鸿章的密信为圣旨：“政府勿催进攻，惟以慎固边防为亟……必须步步踏实，处处稳慎。”^[1]于是东线的清军一直滞留于谅山，不仅没有执行进攻谅山的计划，相反却随时准备向关内撤退。

由于潘鼎新的消极避战方针，使得东线前沿也采取消极防御的态势。潘手下共有两万多名军队，被分散在纵深百余里的广阔地带内。这两万多清军，由于主帅消极避战，没有乘西线滇军大举进攻宣光，法军主力被吸引到西线的有利时机，发动进攻，与滇军有力配合，采取钳形攻势，使法军被迫陷于首鼠两端的困境，而是观望游移，裹足不前，贻误了战机，使得法军能够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清军，从而使东线形势由主动变为被动。

法国方面，马江战后，继续对中国采取军事讹诈和政治诱降的政策。一方面，它利用赫德进行调停，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趁机调整对华军事部署，撤销海军北上攻占旅顺的计划，转而采取炮轰基隆，封锁台湾海峡的方针。陆路战场，法国在西线采取防守，在东线则采取进攻的态势。1884年9月8日，法总统任命波里也将军为远征军总司令，以接替米律。11月28日，茹费理内阁批准了1884年1600万法郎的军事开支，并通过了4300万法郎作为1885年第一季度的军事拨款。

1885年春，法国8000多名援军到达越南，这样就使波里也指挥的两个旅团增加到16000余人。1885年2月4日，法军利用东线清军分兵把口，战线过宽过长，不能协同作战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专攻中路谷松。谷松守军陈嘉、苏元春率部英勇抵抗，但挡不住法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伤亡甚众。2月4日坚老失守，2月6日谷松失陷。先锋营陈嘉败北，苏元春所部亦退，总兵董履高率龙字五营援救亦败。潘鼎新在谅山坐视不救，苏、陈被迫退守离谅山仅35华里之卫街和20华里之委坡。2月11日法军攻占卫街，12日又进攻委坡。此时潘鼎新慌了手脚，赶忙派总兵叶家祥统率淮军五营前往援救。贪生怕死而装备又十分精良的淮军，刚和法军接触，便仓皇后逃。苏元春后路被敌切断，只好突围撤入中国边境。法军便集中兵力，专攻董履高军。董不幸中炮折足，兵无主帅，所部便溃退至谅山。

正在谅山的潘鼎新，听说委坡失守，全军溃退，吓得魂飞魄散，没有了主张。当夜叫人放火把积聚在谅山的粮饷、军械等军用物资全部焚毁，然后连夜奔回镇南关；诸路各军也相继溃退入关；惟杨玉科所率之广武军仍驻扎于关前十里之文渊（即同登）。13日中午，法军进入谅山。这样，北圻重镇、镇南关屏障谅山，便在潘鼎新的逃跑主义下，不战而失陷了。

谅山失陷，各军退入关内，仅剩杨玉科所部仍驻扎关外，孤立无援，而法国侵略军则步步紧逼，志在必得，因此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和不利。2月23日，尼格里率法国远征军第二旅团9000人，从谅山进攻文渊（此时波里也已率第一旅团增援宣光）。援桂白族将领杨玉科率领以云南籍为主体的广武军英勇还击，于是便展开了文渊血战。

二

杨玉科（？—1885年），字云阶，白族，云南省兰坪县营盘街人，原籍湖南靖州。青年时代的杨玉科，曾跟随和耀曾、岑毓英参加过镇压贵州苗彝起义和滇西杜文秀的回民起义，1880年因功授署广东陆路提督之职。法国侵略越南后，中国西南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公年力正强，留心洋务”，奏调两江。光绪八年（1882年），行抵两江，时左宗棠已接替刘坤一，以杨玉科“才略出群，饶有气慨，战阵勇往，实为边才之选”而被保荐镇守粤西，后因伤创频发，请假回滇调治。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署湖南巡抚潘鼎新上奏折：“粤西边防吃紧，奉命驰往援剿，已奏请杨玉科招调旧部一千人，作为亲军，随同前往，统领粤西防军。”（《中法战争》三，第83页）

杨随即招募云南各族子弟，组成广武军，于1884年7月4日率领所部，驰抵广西凭祥，支援陆路东线战场的抗法斗争。9月5日，杨抱病出镇南关，进驻谅山。11月28日，杨奉潘鼎新命令，统领中路十二营驻守观音桥。杨玉科在观音桥安营扎寨，进行防守，令方友升率领前后两营驻郎甲，命蒋宗汉（云南人）统领中营扼观音桥大路，他自己则率领精锐，随时准备支援各处。

1885年2月4日，法军万余人分两路向中国军队进攻，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观音桥。杨玉科设下三面埋伏，以待敌军。法军凭借精良的武器向清军扑来，杨率队英勇迎战，打死打伤法军多名。正酣战间，埋伏于四处的三路清军一齐掩杀过来。法军大败，被杀死者数十名。法军退据南面山岗，用火炮频频向清军轰击。杨命人分占山岭，用枪炮和敌人对峙。战至天晚，忽报谷松一路清军失利。杨当即留下蒋宗汉守桥，自己则亲率精锐连夜前往支援。迨至谷松，始知各营垒已为法军攻陷，陈嘉、苏元春已退回中国边境，而法军在夺取谷松后，又向屯梅、五台等处进犯。杨又率所部，火速奔赴屯梅。忽又闻讯法军再次猛烈进攻观音桥，杨怕大营失守，便留下一支人马助守屯梅，然后赶回观音桥。护守大营的蒋宗汉正与敌鏖战，忽得杨玉科的支援，便勇气倍增，打败了法军的接连进攻，守护住了中路大营。但此时原驻屯梅之清军已撤往谅山，仅余前留助的一支人马，法军再次包围屯梅，情势十分危急。杨玉科闻讯后，又急忙分兵前去援救。

就这样，杨玉科的十二营约四五千人的广武军，被迫分散在五台、屯梅、贵门关和观音桥等处作战。杨来回冲杀，伤敌甚众，但不免有顾此失彼，被敌切割后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他想了个“围魏救赵”的主意，命令各地将领分任守营，互为声援，自己则亲率人马，以越官黄廷经为向导，出敌不意，断其后路，径取法军的老巢郎甲、谅江。

这本来是一个可行的作战方案，但此时的广西前线统帅潘鼎新却畏敌如虎，在逃跑失败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使观音桥的左右翼谷松、卫街、委坡等地先后失守，谅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他一面饬令杨玉科放弃屯梅、观音桥，火速统率中路各营回谅山援救，一面却乘守敌未至，一把火烧掉了粮草辎重，逃回镇南关去了。

杨玉科接到潘鼎新的命令后，即密饬各营，乘夜突破法军的包围，到达三台。而此时谅山已经失陷，头台、二台等有利地形亦落入法军手中，加之阴雨连绵，路滑山险，难以冲突，广武军遂绕道出谅山，进扎于镇南关前的文渊（同登）。

1885年2月20日，潘鼎新檄令杨玉科守镇南关。次日，杨令广武军各营分扎文渊左右山头，自率一军入关。2月23日上午7时，法国远征军第二旅团司令尼格里率领萨克雪炮队、罗北炮队、东京冲锋兵队、海军步兵队、一一一团、一四三团等数千人，由驱驴（与谅山隔淇江相望的村镇，2月13日与谅山同时陷落）出发，沿大道向北推进。杨玉科闻报后，一面函请潘鼎新发兵救援，一面率军飞驰文渊，抗击法军。

文渊位于镇南关通向谅山的大道上，其北面和东北面是高约二百多米的岩石群，形成了一座巍峨的突角堡。角面五至六公里，突出的角尖则面向谅山，其东北面则延伸入中国镇南关内。文渊城即建筑在岩石突角的下面，它们全是些砖石和石块砌成的房屋。广武军即依山托岭构筑工事，并凭借文渊的砖石房屋和周围的岩石园丘作掩体，以阻击法军。杨玉科调宁裕明（湖南衡阳人）为正路，驻防中岭，扼守同登的大道；派记名提督徐联魁率广武军三营守左岭；遣廖应昌当右岭；自己则在中岭后不远的大塘岭上督战。

2月23日上午9时30分，法军在文渊前面的一个村子与清军前哨接火。尼格里避开中路清军，命令大路右翼的罗北炮队、东京冲锋兵队和狄格营步兵向驻守左岭的清军进攻，其余主力则向右岭清军扑去。驻守左岭的徐联魁率部英勇抵抗，但不久即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不幸牺牲，其余清军被迫后退。法军左路得逞后，即集中火力，向驻守右岭的清军猛烈攻击。此时杨玉科除了命人坚守右岭的阵地外，还将伏于文渊谷中的广武军集结起来，准备包抄法军的两翼。但法军的密集炮火很快地阻止了清军的前进。而在岩石突角处的中国炮垒，则不断地向法军阵地开炮还击，可惜没有一发炮弹爆炸，致使法军的大炮迅速地将中国的炮垒轰毁（黎贡德撰：《远征谅山》）。法军击毁清军炮垒和左翼阵地后，随即占领了文渊，然后，由占领文渊的东京冲锋兵向大道上推进，作正面进攻；萨克雪炮队、罗北炮队及其他法军，分别从左右岭两侧进攻清军的中岭阵地。担任中路防守的宁裕明率部力战，但挡不住法军的猛烈攻势。杨玉科见宁裕明力单，亲督将士，前往应援。而此时法军已全力进攻，“炮声如雷霆，子飞如风雨，枪连环如数万爆竹齐发，如倒岩墙，非忘生死者不敢斯须立也”（《中法战争》三，第120页）。杨率领将士，在枪林弹雨中往来冲突，杀伤杀死法军多人。不料正酣战间，一颗炮弹飞来，弹片贯穿杨玉科左耳底，杨当即昏坠马下（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甲申越南战事杂记》中说：“炮弹已洞穿思河胸，玉科亦负两伤，一中头太阳，一洞腹。”此说与杨汝翼所说稍有出入）。不一会，杨苏醒后勉励部下：“我一死不足以报国。汝等须努力同心，痛歼逆夷，早为国家除患，我虽死目亦瞑矣！”（《中法战争》三，第85页）言讫而殁。宁裕明不知主帅受伤已死，仍派人到玉科处索取弹药，说：“把子药全部给我，我决不后退！”回报玉科已经阵亡，裕明放声痛哭着说：“主帅死，我须性命何为！弟兄不能战者请逃死，不惧死者请随我为主帅复仇！”大家齐声回答：“愿从死！”于是又麾军向法军冲去，并杀死了一名五圈官（校级）（《中法战争》三，第120页）。但法军炮火愈来愈烈，左右随从大都牺牲，裕明也被枪弹击中右颊，血流满身，仍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杀。左右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争扶掖入关。裕明坚决不肯，说死也要死在关外。后来众人不由分说，才勉强把他扶下战场。清军由于失去主帅、将领，群龙无首，加之潘鼎新又不派兵支援，于是被迫向关内撤退。2月23日下午5时30分，法军占领文渊，并继续向中国边境推进，当晚我国南大门——镇南关失陷。随后侵略者又疯狂地炸毁了关隘的城墙和大门，并挑衅性地用汉文写上：“尊重条约较以边境门关保护国家更为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加尔新撰：《在侵略东京时期》）侵略者的魔爪伸进了祖国的大门，我神圣南疆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镇南关失陷前，潘鼎新就已逃进关内，躲在幕府。镇南关失陷后，潘氏更是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化装潜逃，从幕府逃到凭祥，又从凭祥逃到离关四五十公里的海村，仍觉不够安全，又从海村跑到龙州，最后被龙州人民赶回海村。他白天躲在村子里，夜晚藏宿在船上，随时准备溜之大吉。在他的影响下，广西前线溃不成军，几乎不可收拾：“法既入关，各军多溃逃，无复队伍；淮军大掠龙州，商民迁徙一空，营官乘乱攫饷还省。电报局移至舟中，转运粮饷军装者皆中途奔回。游勇水陆肆掠，难民、逃军蔽江而下，关内大震，沿江自南宁、梧州、浔州达于桂林省，无不惊扰，纷纷告急请兵，南宁戒严。”（无名氏撰：《克复谅山大略》）实际上敌情尚未严重到如此地步，导致广西全省震动，清军哗溃，前线吃紧，四处风声鹤唳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被吓破了胆的广西巡抚潘鼎新的不战而退的惧洋恐敌症所造成的。

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拿起大刀长矛，为保卫祖国的神圣南疆和美丽的家园而斗争。就在法国侵略者炸毁镇南关城门、用挑衅性的标语写下“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的时候，边关军民在敌人的标语旁边，庄严地写上了“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的神圣誓言（加尔新撰：《在侵略东京时期》），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把镇南关变成埋葬法国入侵者的坟墓的坚强决心。

在广大爱国军民的一致拥戴下，已退休的清军老将冯子材毅然出任前敌主帅，挑起了保卫祖国南疆、驱逐法寇出境的重任。他立即召集旧部，组成萃军十营，并把溃退的桂军收集拢来，加以整顿，使人心惶惶的局面得到稳定。此后他又在镇南关内十里的关前隘构筑长墙工事，精心部署，积极地组织对敌的反攻。1885年3月24日，一举取得了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是役，“毙敌千余人，擒斩数百，夺取枪炮、饼干不计其数”（《中法战争》三，第93页）。接着，清军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夺关斩将，连克谅山（29日，敌总司令尼格里受重伤）、谷松和屯梅（31日），实现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的豪迈誓言。(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西线的滇军、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接连收复清山、清水、广威、不拔、燕毛等十几个州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临洮大捷。这两次大捷是中法战争中清军最后也是最辉煌的胜利，它们都直接导致了茹费理政府的倒台。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科在文渊为国捐躯后，广武军十营由蒋宗汉率领退入关内。冯子材出任前敌统帅时，十营广武军和方友升的四营标抚亲军驻扎在凭祥，成为前沿的第三梯队。1885年3月23日关前隘战斗打响后，蒋宗汉率广武军投入战斗，他和陈嘉所部迅速登上关前隘侧的东岭，抢占了四号、五号堡垒，并多次打退法军的进攻，从而粉碎了尼格里妄想攻占东岭，进而突破长墙的图谋。次日，萃军在冯子材的带领下，跃出长墙，大举反攻。广武军和陈嘉所部，亦从大、小青山上居高临下，猛攻敌占的三号堡垒，反复争夺，七上七下，最后将堡垒攻克，后又连下一号、二号堡垒，继续奋勇追杀敌人。以云南各族子弟为主体的广武军，在镇南关大捷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杨汝翼在《杨武愍公讨法夷死事节略》中说：“旋于二月内，谅山大捷，杀虏数百，皆广武军首为先登，其亦公（指杨玉科）之忠魂不昧有以致之耳。”（《中法战争》三，第85页）这里说的“忠魂”，自然指的是杨玉科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事迹对广武军将士的影响和鼓舞。

三

杨玉科牺牲后，由其侄杨汝翼饬部下将其尸体负入关内幕府，随后又移至龙州，如礼含殓。清政府追赠他为太子少保，谥武愍，以一品封典，赐二等男爵，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于大理、镇南关两地建祠纪念。当时的诗人陈玉树曾写诗热情地赞扬了杨玉科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并愤怒地抨击了潘鼎新的罪恶行径。诗云：“水路千里拒虎狼，战和两策沸蜩螗。雨云翻复夷情狡，功罪纷纭吏议忙。犵鸟蛮花供亿苦，蛟门鹿耳凯歌扬。南关顿失杨无敌，潘美逍遥坐裹粮。”（陈玉树：《后乐堂集·乙酉春杂感》）

诗的后两句借用历史上宋朝抗辽名将杨继业（人称“杨无敌”）英勇杀敌而惨遭奸臣潘美迫害打击的故事，影射中法战争文渊之战中，杨玉科英勇抗击法寇，为国捐躯，而潘鼎新畏敌如虎，逃入关内，坐视不救的真实情况。比喻贴切、生动，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杨玉科战死沙场的惋惜和悼念，同时也表达了人民对失败逃跑的潘鼎新的鞭挞和痛恨。

云南人民在中法战争中对派出自己的子弟参加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感到十分自豪，并对因此而死难的爱国志士无比怀念。20世纪，云南最早的一首学堂歌曲，题为《云南大纪念》，就热情地讴歌了杨玉科的爱国精神，号召云南各族人民向武愍公学习：

壮哉武愍公！壮哉武愍公！镇南关为国血流红。名誉战死雄，招国魂，谁为主，法路已修通。战文渊，歼敌酋，思当年，广武军威震越中。我滇人，我滇人，大纪念，壮哉武愍公！（《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第202页）

这些诗歌寄托了当年国人和云南人民对杨玉科的敬仰和怀念之情。那么，时隔一百年后的今天，杨玉科是否还值得人们纪念，他的爱国事迹至今有无现实意义呢？

我认为，对他的功绩应该充分肯定，他的爱国事迹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今天，以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青少年便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983年《云岭歌声》第1期重刊《云南大纪念》的歌词，便是上述问题的最好说明。

也许，有同志说像杨玉科、岑毓英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即使在中法战争中做了点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还不是为封建朝廷卖命么？“文死谏，武死战”，他们爱国的本质还不是忠君的思想。

不错。他们中的大多数靠镇压人民起家，而且在其爱国的活动中，又都杂有忠君的思想。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的功绩。正像岳飞、冯子材曾经分别镇压过钟相、杨幺和太平天国的起义，而不能否认他们在抗金、抗法斗争中的巨大贡献，被人们公认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一样，杨玉科也因其在抗法斗争中的贡献，而不能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这里，我们不防进一步讨论一下什么是爱国主义的问题。爱国主义是指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它包含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促进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以及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对外平等互利等内容。它是一种高尚的思想情操、纯洁的道德规范和传统的民族感情的结合体。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阶级内容，有不同的思想境界，但它作为道德情操修养的重要部分，总是构成一个时代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它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

在我国，近代史上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同志说，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2]。因此，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成员，只要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言论和行为，都是爱国主义的行动，凡是立下了卓越功劳的，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或民族英雄。在统治阶级中，由于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不仅人民会遭受苦难，统治阶级的整个利益也受到威胁。在人民爱国斗争的推动下，统治阶级也必然会分化，其中有识之士也会加入到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伟大斗争中来。同时由于他们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有的还掌有政权、军权和左右舆论的力量，因此他们的爱国行动作用和影响都比较大，有的还可能成为一个时期爱国斗争的核心和中坚。民族的利益，民族的矛盾，也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在这个时候，凡是主张和参加抵抗外来侵略斗争的人，他就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而其行动就是爱国主义的了。邓小平同志说：“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邓小平文选》，第328页）由此可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是何等的紧迫和重要了。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介绍宣传杨玉科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所在。

诚然，对于统治阶级中的爱国思想和行为的肯定，必须持实事求是的、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对其一生的功过应作出恰如其分的、正确的评价，既不能左，也不能右。实事求是，就是指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是几分功就是几分功，是几分过就是几分过，不能以功饰非，更不可以过没功。同时我们在分析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一定要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关系。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也就是说，在分析、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要把他们放到一定的历史和阶级中去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那么，杨玉科所处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在《评中法战争后期和战后的岑毓英》一文中说：“岑毓英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国是日非的大动荡年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相当尖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岑毓英，自然在这政治斗争的大搏斗中表演着他自己。他是云贵总督，封建政权的柱石和象征，必然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履行其封建阶级专政的职能作用：对外抵御外国的入侵；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当国内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阶级的时候，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血腥地镇压了人民的起义；而当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民族矛盾上升超过了阶级矛盾的时候，他又站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成为抵抗外族的一名爱国者了。对人民有罪，对国家有功，这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岑毓英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4]以上对岑毓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阶级的分析，我想也是适用于杨玉科的。

在中法战争中，曾经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抗战派人物，如彭玉麟、张之洞、冯子材、苏元春、李秉衡、岑毓英、唐景嵩、陈嘉等等，他们的情况与杨玉科极其相似，但也不尽相同：有的前半生坏，后半生好；有的则是前半生好，后半生坏。怎么评价？还是实事求是。这是由于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活动经历相当复杂，个人的一生又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因此坚持从整体上评价的同时，还应该从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去评价，也就是要采取“阶段论”“方面论”“一点论或多点论”的评价方法。

至于杨玉科，我认为，他前半生参加了镇压黔西猪拱箐的苗、彝大起义和滇西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充当了清政府的爪牙和工具，这是他历史上的严重污点。但在其后期，即中法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他抱病驰赴疆场，英勇杀敌，最后以身殉国。特别是他受重伤后，仍然坚持战斗，不肯后退一步，并留下了气壮山河的铮铮言词，表现了中华民族誓与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他仍不失为一员杰出的白族爱国将领。

（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注释】

[1]《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2页。

[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4页。

[3]列宁：《论民族自治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4]龙永行：《评中法战争后期和战后的岑毓英》，载《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第8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