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及其对抗法军的贡献

岑毓英（1829—1889年），字彦卿，号匡国，广西西林人，壮族，中法战争中曾任陆路战场东、西两线的清军统帅，也当过云贵两省总督。岑氏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残酷镇压滇、黔回民、苗民起义的刽子手，并因此而爬上了云贵总督的宝座，但在中法战争爆发的前后，他又同广大爱国军民一道，抵抗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入侵，成了对国家、民族有一定贡献的爱国者了。岑氏的前半生已有不少文章论述，而对其后半生的活动则大多没有涉及，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为此，本文拟以中法战争时期的岑氏活动为题，对之进行考察、分析，以便为将来对他的全面评价做个引子。

一、未雨绸缪，督办云南、台湾防务

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对外不断地发动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先后占领柬埔寨和越南南圻，并向越南北圻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1873年11月，法国侵略军的急先锋安邺，率军袭击河内，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诸省，妄图吞并越南北圻和中国的滇、川诸省，以实现其建立“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计划。法国殖民者还不断派遣武装人员，乘船侵入我国云南河口、新街地区，试探我之虚实和反应。

面对法国对越南北圻的武装入侵和对我国的挑衅，云贵总督岑毓英说：“越南乃国家外藩，滇、粤屏障，唇齿相依，理宜相助。”（《中法战争》一）为此，一方面他将越南情况飞报朝廷，另一方面檄饬与越接壤的临安、开化、广南各府文武各员，“查探严防，以固边圉”。同时，他又派遣李文益、程友胜、丁冀驰往滇东南，会同总兵何秀林、张保和及该府县各员，积极筹办边防，做到未雨绸缪，以期有备无患。为了加强装备实力，他命令清查追缴得来之军火、军装，分发给各标、镇、协营存备操防，以增强部队的战斗能力。对于以通商、游历为名，混入滇境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及其间谍，岑上疏请旨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国使臣，“通商之事，应勿庸议”，游历之事，“待越南平靖，边境无事，道路通畅，再行来滇，以免另生枝节”（《中法战争》一）。对与法人勾结的黄崇英，岑命临、开、广各营官兵，谨守边隘，严密防堵，倘有窜入滇境，即悉数歼除。1874年冬，被粤军杀败的黄崇英残部退入云南大窝子，全部被歼。而侵入河口、新街之法军，见滇军防范严密，布阵以待，不敢轻进，只好退回越南。

在滇西方面，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缅甸，随即把魔爪伸向了云南。对于1875年初发生的震惊中外的“马嘉理事件”（《中法战争》一），岑毓英派署提督开化镇总兵杨玉科会同迤西道陈席珍查办，并密饬该员暗调官兵，借弹压为名，将边防事宜妥速布置，“倘英人不候查办，擅自派兵入关滋扰，亦惟有据险设伏以御之”（《中法战争》一）。

1876年，岑丁忧回籍。1879年，服阙，授贵州巡抚。1881年，调补福建巡抚，督办台湾防务。岑到台后，随即勘验基隆炮台，视察淡水、新竹、嘉义各县和沿海之扈尾、鹿港各口，对遭受飓风暴雨和地震灾害的台南、台北两府及花莲港、澎湖等地的灾民，及时进行了赈济和抚恤。他说：“台湾为南洋门户，防务紧要……台湾孤悬海外，日本窥伺已久，不早筹整备之方，则戎心易启；不量予变通之策，则兵气不扬。”必须“认真经营……其北开辟未久，尤关紧要”（《岑襄勤公奏稿》）。又说：“台湾自北而南，沃野百里，粮食、茶、糖、煤炭皆出其间，海滨有渔盐之利，前后山又出樟脑、硫磺及各种竹木，此诚外国所垂涎而防范所宜亟也。顾台湾防务与内地不同，内地各省仅一二面临海，所备者寡；台一孤岛，悬港汊纷，乃四面受敌之区。今安平旂后基隆、沪港虽设有炮台而备御难周。兵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恐无炮台之处舍舟登陆，抄袭后路，则中路之彰化、鹿港等处不可不防。”（《岑襄勤公奏稿》）对此，他提出了改进台湾防务的办法：“台湾之事，当以省刑薄敛，团结民心为上；分路屯兵，严守陆地次之；添札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而三者俱宜相辅而行，不可偏废。”（《岑襄勤公奏稿》）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岑毓英除了从福建省城义仓提取陈谷2.2万石赈济台、澎灾民外，还派垦户黄南球、姜绍基等分头招抚台湾的少数民族。先后有禾乃、阿鹿等26社的少数民族首领前来“就抚”。岑按他们所管户口的多少，分别给予八品、九品顶戴，按月给以饭食银数两；对有勇力的少数民族首领，则设千把外委土职，以示笼络，令其招募屯丁，操练防守。于是台南、台北很快有4000名屯丁被组织起来。岑挑选精壮者加以训练，并派员管带操防，以三月为期，轮流更换，不致废农，原领饷银照旧发足，在防之日则加给口粮。

为了增强台湾防务，岑将台湾南路屯丁500名为向导，责成由台南、嘉义交界之三重埔开路六站至后山之大坡，以通璞石阁、卑南等处；将北路屯丁500名为向导，责成由大小南澳、所城一带开路，以通花莲港；又责成彰化总兵丁槐由彰化再开一路以通后山；命台北记名提督曹志忠等修筑彰化、新竹两县交界的大甲溪河堤，以通南北之路。大甲溪长堤的修筑，使台湾南北沟通，民不病涉，驿路畅速，防务增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人民的生产、生活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岑毓英还命何秀林在基隆海口添修炮城1座，碉楼15座；命丁槐于观音山等处修建炮台、营碉多座。这些炮台和营碉，特别是基隆炮城的修建，在以后的中法战争中，为中国将士抗击法军的入侵，起了一定的作用。

布防方面，岑毓英对原在台湾的防勇和镇标练军，认真地进行了整顿，汰弱留强，并加以训练。经过整顿后，留台清军共有11000余名。除留守澎湖、海口及前后山外，岑将主力布防于三处：台南、台北及中路之彰化，其粮饷军火亦分屯三处，以备缓急之需。这种战术布防，起到了“常山之蛇，击尾则首应，击首则尾应”的效果。由于台湾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得到发展，防务得到加强，这就为以后中法战争中刘铭传的抗法和中日战争中刘永福的抗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援越备边，联络资助黑旗军

19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的国力已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得到恢复，垄断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茹费理政府两次上台组阁。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240万法郎的对越军事拨款。次年3月，又派遣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威利对越南北圻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清政府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外交方面，清廷通过驻英、法、俄公使曾纪泽，不断向法国外交部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声明中国不能置若罔闻。军事方面，清军于1881年底至1882年初，从广西、云南两路出关，以“剿办土匪”为名，实为监视法军的动静。人事方面，清政府鉴于“法越构衅，滇、粤边防紧要”“关外军情随时变易”，因而必须选派得力的、能够统筹全局的封疆大吏前去“详审缓急机宜”（《中法战争》一）。于是，“久列戎行”“熟谙兵事”的岑毓英，便于1882年6月22日从暂时平静的福建，调到了战事一触即发的云南。

岑氏来到云南后，对滇省边防采取了“内固吾圉，外壮声援”的方针。他把滇军主力分布于与越接壤的开化、广南、临安三府要隘，暗中资助刘永福以军饷、器械，让黑旗军与法国侵略者斗争，而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与此同时，岑毓英等在“孤军悬入，转运艰难，水土恶劣，瘴疬甚盛”的借口下，将有限的出关滇军撤回关内，使黑旗军失去支持和依托。这是错误的、有害的方针。不过岑毓英在这段时期还是做了些援越备边工作的。现择其要者列三。

第一，联络资助黑旗军。1883年2月，岑上疏清廷，对法人向清廷多次施加压力，要清廷驱逐刘永福和谋通商等事，他力陈：“疆界可分，而北圻断不可割；通商可许，而厂利断不容分；土匪可驱，而刘永福断不宜逐。”（《岑襄勤公奏稿》）此后他又上疏，称“刘永福人颇忠义，善战……果能始终扼扎，越南尚可图存”（《岑襄勤公奏稿》），“若予以一官，其部下头目亦量予位置，将来边徼海遖，皆可随地驱策”（《中法战争》五）。从假法人之手消灭刘永福，到利用刘永福，帮助刘永福，这是岑毓英对待黑旗军态度上的一个变化。在“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的方针下，岑从1882年8月到滇赴任之日起，即派人与刘永福取得联系，并每月暗中资助刘永福3营军饷银5000两，又将滇省所铸开花炮20余尊铲去字迹，拨往刘永福军使用。这些措施，无疑对解除刘永福的后顾之忧，巩固和壮大黑旗军队伍，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加强滇省防务。鉴于法国增兵北圻，滇省防务吃紧的情况，岑于1883年招募滇军14营，每营370余名，共合5250名，分防于滇越交界的河口、马白、窑头等及越南之馆司、归化州、田鸡塘一带；又将黔军1000名、川军500名拨往开化、蒙自扼要驻防，以更换患病、老弱的练军。对沿边一带的少数民族土司、头人，岑“结以威信，笼络为用”，并“号召三猛十洲义勇，多树法敌”（《岑襄勤公奏稿》）。这对巩固西南边疆，团结、组织中越两国人民共同抵抗法国的侵略，为抗法的将士提供一个安定的后方，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革除弊病，办理教案。云南土地贫瘠，又兼连年兵燹、瘟疫，田多荒芜，加之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弄得民穷财困，十室九空。其中最为民病的，要数各级地方官吏对老百姓滥派的夫马了。不仅各府、厅、州、县的官吏，以至看堂、看门、监卡、押犯等也派用民夫、民马，甚至既派夫、马，又复折价。而出差委员所用夫马，亦皆由沿途折给价钱，任意需索，加之经管夫局之官绅串通胥役，暗地加派，图饱私囊，造成层层盘剥。岑毓英下令，自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起，将各属夫马局一律撤销，归善后局经理。并规定大小差使由局按往返途程发照市价雇募，不准科派地方，地方官也不得再派夫马，“以纾民困”。

中法战争爆发前，法国派遣大批传教士到滇省进行侵略活动。这支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和别动队，在云南搜集情报，广招地痞无赖入教，并倚为心腹，充作爪牙。他们到处行凶作恶，掠夺财富，欺压善良，奸淫妇女，干尽了种种坏事。1883年2月19日，迤西大理府浪穹县（现洱源县）孟福营和沙凤村人民，因教堂司铎张若望勒民入教，奸污、霸占农民吴大发之女吴傅氏而激起公愤，200多名当地群众，手持锄头、木棍，冲进教堂，打死了张若望等15人，并焚毁了教堂。法国副主教罗尼设为此要求清政府查办。岑毓英认为“此案起衅原由皆张若望等自取其祸，乡民报复出于义愤”（《岑襄勤公奏稿》），对其性质作了较为正确的评判。但在处理上，他怕得罪法人，致使“枝节横生”，采取“妥速了事”的息事宁人的态度。他错误地将被害人吴大发说成是“肇衅祸首”，打了100板子，流徙3000里，而对衣冠禽兽的张若望，虽说他“奸淫良民妇女，祸由自取”，但却给了恤银5万两。这种处理是不公正的，它反映了清朝官员对外屈膝、对内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

三、严旨催促，岑毓英第一次带兵出关

1883年5月30日，岑毓英补授云贵总督之职。

此时的北圻战场，情势日益严重。同年5月19日，黑旗军于河内纸桥大败法国侵略者，击毙法国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李威利。但法国侵略者并不甘心失败，继续派遣海军中将孤拔率领4000多名侵略军进攻越都顺化，又任命波特为法军驻北圻统帅，进攻驻守在怀德和丹凤之黑旗军。8月9日，法军攻入顺化，强迫越南政府订立越法第一次《顺化条约》，使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另一路进攻怀德、丹凤之法军，在黑旗军的英勇抗击下，遭到了失败。但由于在战斗中清军的袖手旁观，黑旗军终因势孤力单，而不得不退回山西。同年底，法国议会通过追加900万法郎、拨款2000万法郎和增派15000名侵略军去越南的提案。战争贩子茹费理狂叫：“凡华兵所据兴化、山西、北宁三城，皆当取来，不能顾惜！”（《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三）

面对法国在北圻的进攻态势，清政府认为“北圻屏蔽滇、粤，久为中国保护，断难听其侵逼”（《太原失守越事万难补救请旨办理折》），于是一改过去“第不可衅自我开”的命令，下谕给驻北圻之清军：“法如侵及我军驻扎之地，不能坐视”“倘法人不顾名义，仍欲逞兵，则开衅即在意中。”

在北圻局势日益恶化和清政府的严旨催促下，岑毓英于1883年11月8日上折，自请统兵出关，筹办恢复越南事宜。同月下旬，岑将2000余名黔军改为滇省练营，令记名总兵丁槐率3营黔军1000余人赶赴兴化、山西驻扎防守；命记名提督吴永安统率滇、黔混合6营，由开化出马白关往守宣光；再饬记名总兵马柱等挑选旧部得力勇丁3750人，编为10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责成办理营务道员汤聘珍驻保胜，帮办营务道员陈席珍留驻蒙自，专门负责滇军的粮草后勤。这样，加上原驻大滩之张永清3营滇军和驻兴化之1营陆春部队，共有20余营滇军，计10000余人驻防北圻。1883年12月24日，岑亲率大军离开省城昆明，2月11日抵兴化附近之家喻关，会见了越南统督军务大臣黄佐炎，以及山兴宣总督阮廷润和黑旗军领袖刘永福等人。3月5日，清政府任命岑毓英为前敌统帅，节制调度滇、粤诸路防军。但此时北圻的清军防线却遭到接连的失败。山西防军由于滇军将领唐炯不战先退，致使北圻重镇山西沦入敌手；法军又因40余营粤勇望风逃遁，因而轻易地占领了北宁，接着法军又攻陷太原。山西、北宁、太原相继沦陷后，清政府将唐炯、徐延旭革职拿问，另委张凯嵩为云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同岑毓英一道，负责越南战场的军事事宜。

但此时“素性勇往，熟谙兵事”的清军主帅岑毓英，却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慌了手脚。他一面连连上折，请免节制粤、楚各军的职务，一面又准备溜之大吉。1884年3月26日，他在奏折中写道：“窃揣越事如将倾大厦，断非一木所能支。臣与诸将顾纵力图捍卫，即幸获胜，而法人断不甘心，势必大举报复，兵连祸结，漫无了期。今兴化城无半月存粮，转瞬江水涨发，烟瘴盛起，官军守既难而退更难……诸将士皆百战之余，犬马报效，为日正长，曷忍轻于一掷？如乘此全师撤回，退守边境，可免伤精锐。”（《太原失守越事万难补救请旨办理折》）同年4月上旬，岑毓英在“兴化缺粮，越事万难补救”的名义下，将兴化营盘城楼全部毁平，带领滇军主力退回云南。刘永福所部各营，亦退扎大滩、保胜一带。这样，法军便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兴化、宣光等城，北圻的大部分土地也很快沦入敌手，滇、粤门户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府因岑毓英“未奉谕旨，即退扎馆司属不合机宜”，为示薄惩，将岑降二级留任，交部议处。

四、中法开战，岑毓英第二次督师出关

1884年7月中旬，法国军舰侵入中国福建马尾，8月23日又不宣而战地向福建海军进攻，击沉清军兵船11艘、商船19艘，并击毁福州造船厂，造成中国方面的重大损失。

马尾海战的严重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抗法浪潮的推动下，清政府于8月26日颁布上谕，正式对法宣战。具体部署上，清政府擢升抗战派将领、原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两广总督，以接替张树声，并采用了张之洞“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之策，给刘永福以记名提督官衔，命唐景嵩招募四营粤勇，与刘合作，共图北圻。另一方面，又命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赴戎机，并妥筹接济刘永福军火饷银。

清政府在给岑毓英的命令中，口气十分严厉，叫他“不准藉词迁延，自干重咎”。并且批驳了他“以内地防务重于边关，请率所部驰赴吴淞口，察看敌势，或南或北，相机策应”的意见（《中法战争》五），命其“速赴越南，尽力攻取，以副委任，所请著毋庸议”（《中法战争》五）。

在清政府严旨的一再催促下，并且看到朝廷已经“一意主战”，善于揣摩风气、看主子脸色行事的岑毓英，也就由观望徘徊到“奉命督师出关”了。此间他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有保乌纱顶戴的个人打算，也有为报君恩的封建意识，但更有抵御外侮的积极民族精神。他在奏折中说：“伏念事君致身，古有明训。今法夷内犯，凡在臣僚，均应同仇敌忾；况臣受恩深踵，纵捐糜顶重，难报涓埃，岂敢稍事迁延，自干咎戾？”（《中法战争》五）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抗战呼声及清政府的正式对法宣战，应是岑毓英由观望退缩到积极抗战思想转折的里程碑。

1884年8月20日，岑毓英在保胜古林箐接到进军北圻的命令后，立即派遣驻守大滩之滇军将领张世荣、梁松生等带领2500名兵勇，配合刘永福向北圻重镇宣光进军。又命驻防河口之总兵覃修纲率领3000名滇军，后继应援。9月25日，岑亲率数十营滇军出保胜下文盘州，在宝河关会见刘永福，传达了清政府对刘的嘉奖，并拨解三个月饷银15000两及一批军火粮米给黑旗军。岑当面对刘进行一番抚慰鼓励，告知他政府准由粤海关拨给黑旗军饷项，以安其心；要他攻打馆司关后，即乘胜向宣光进军，与滇军主力会合。岑还接见了黑旗军的其他将领，“告以现奉旨准从优保奖，决不没其勤劳。该头目等均感激奋兴，情愿效力”（《中法战争》五）。

9月28日，黄守忠、吴凤典各带3营，出馆司关之后；刘永福带领4营，并张世荣、谢有功等5营滇军，沿红河而下，构成夹击馆司关法军的态势。这是中法战争中，滇军与黑旗军的首次联合行动，一改过去黑旗军在前、滇军作壁上观的战斗格局。

在滇军、黑旗军的大兵压境下，驻馆司关之法国侵略军为了确保战略要地宣光，并怕腹背受敌，于10月1日夜焚毁关上之营垒炮台并江上轮船，全部撤回宣光。滇军、黑旗军兵不血刃地占领馆司关后，岑毓英即指挥大军占领宣光附近之春岭总、同安总、该真社等地，从陆路上截断了宣光与各地的联络；并派吴永安、覃修纲等将领攻取夏和、锦溪、清波等县和临洮、端雄各府，负责打援牵敌的任务；又飞饬何秀林、丁槐率领的6500名滇军，从河阳速趋宣光，与黑旗军会合。

岑毓英战略计划的第一步是夺取宣光、太原。其策略是合围打援。因宣光城依山傍水，易守难攻。其西、南、北三面，有陆路可通河阳、高平、太原、山西、端雄等处；城之东面，是锦江与明江的汇合处，小轮与木船可达河内、南定，是通往北圻各省的咽喉，也是保护河内的屏障和门户。因此，滇军如能拿下宣光，就无异于打开了通向河内的门户。同样，对法国来说，守住宣光，也就保住了河内，阻止了东、西两线清军的会合，掌握住了北圻战场的主动权。因此，宣光的得失，对中法双方都是一场关系极大的重要军事行动。

为了保证军事上的胜利和对敌的优势，岑毓英调动、组织了131个营、共5万人的滇军投入北圻战场。除围宣打援外，岑抽调了滇军的精锐丁槐、何秀林所部7500人作主力，以桂军唐景嵩所部9营2000人作偏师围攻宣光。并命黑旗军12营5000人驻守左旭，阻截河内援敌。1884年12月21日，岑毓英下令封锁各地通往宣光的水陆要道，包围宣光。

1885年1月26日，丁槐、唐景嵩率部联合向宣光法军发起了进攻，打死、打伤法军400余人，使城中守敌“大挫夺气”。但由于敌人炮火猛烈，联军伤亡很大。为此，岑毓英“饬各将多开地道，密置地雷，直抵城脚炮台，实以火药，冀可轰毁”（《岑襄勤公奏稿》）。根据岑的命令，滇军努力开挖地道、地营，进逼并夺取了法军城外炮台，清除了法军城外的全部营垒，又用地道直通城下，实之地雷、火药，将城墙轰塌十余丈，伤亡敌军数百人。接着联军向宣光法军频频攻击，“屡冲缺口，悬募勇士，肉搏先登，前者伤亡，后者继进，裹创血战，雨夜不休。望见城内之贼，纷纷倒毙”（唐景嵩：《请缨日记》）。据法人统计，法军伤亡不下2000人，统军官茂连拿矨被击毙。《请缨日记》说：“惟时城中粮弹将尽，旦夕可拔，每闻哭声”“教匪大半窜逸，贼势危蹙，伏匿待毙。”法国侵略者也承认：“宣光华军力战甚勇，攻围有法……再过七日，则城内无一生者。”（唐景嵩：《请缨日记》）为了避免灭顶之灾，宣光法军不得不多次用竹筒、玻璃瓶装着书信，投入红河，向河内法军告急求援。

河内法军接到求救书信后，火速抽调东线主力回援宣光。担任打援之黑旗军，侦知法军援宣后，即于左旭大茅坡巧布地雷阵；岑毓英助以火药2万斤，大破法军。“此次计歼白种三百余，黑种七百余，教匪约三四千之数，仅逃出焦烂白种四名，余悉灰烬。”（胡传钊：《盾墨留芬》）

宣光包围战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首次主动进攻西方敌人的开始。其意义正如唐景嵩所总结的：“城虽未克，虏受奇窘”“法自入中国以来，皆系扑犯官军，独宣光为受攻被困之始”“其震怖之情，露于楮墨，至今法人犹深畏忌”（唐景嵩：《请缨日记》）。宣光包围战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使之不得不从东线抽调万余名精锐去援救宣光，从而为东线的冯子材、苏元春提供了充分部署和反击的机会。因此，宣光之战便为以后的镇南关和临洮大捷创造了条件，开辟了胜利的前景。它在中法战争史上的地位和岑毓英在该战役中的功绩，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五、临洮奏捷，岑毓英抗法功不可没

宣光战后，法军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完全处于战略防守的态势。对此，岑毓英采取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战术。他命令滇将王永山袭击缅旺；派竹春、岑毓宝、刘永福前往柯岭截击法军；遣覃修纲、李应珍出临洮攻广威，王玉珠、汤宗政出不拔攻燕毛；饬丁槐、何秀林仍继续稳守老营，严密监视宣光城中之敌。“各路择要相机扼扎堵剿，并于沿途各村寨招附越民就地成营，坚壁清野。”（《中法战争》六，第369页）

1885年3月上旬，王永山率千余滇军突袭缅旺，杀死杀伤法军100余人，其余望风逃窜。滇军攻克缅旺，并收复清山、清水两县。

法军在缅旺失利后，便集中6000余人向临洮滇军反扑。3月23日，法军一路4000人包围临洮附近山围社、田义甫之李应珍、韦云青各地营，遭到滇军的英勇反击。24日，覃修纲带领3000精锐前往驰援，从背后给了敌人狠狠一击；李应珍见援师已至，便率众冲出地营，前后夹击法军；越南义军张文擎等亦率众合击。在三支军队的联合进击下，法军便迅速土崩瓦解了。

另一路进犯临洮柯岭的法军2000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8月23日，当法军大队来到柯岭浮桥时，早已布列成阵的云南民族军，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以及岑毓宝率领的滇军和柯岭附近之越南义军，团结协作，将法军团团围困。法军恰似瓮中之鳖，惊恐万状，不得不趁月黑风高，丢弃甲仗衣物，泅水夺路逃命。

临洮两路奏捷后，岑毓英挥师大进，命令西线各路全面反攻。滇军一路势如破竹，连连获捷，迅速收复不拔、广威、永祥、鹤江、越池等府县。由是北圻各省联成一片，通往山西、宁平、南定的道路全被打通。宣光孤城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岑毓英认为此时“我军正宜乘胜出奇以制胜，不宜顿兵攻坚”（《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折》），于是当机立断，除留何秀林监视宣光之敌外，命令滇军主将丁槐统率奇兵，渡河出不拔、广威，直取宁平、南定、兴安诸省。可惜就在这时，清政府停战撤兵的命令下达了。(www.xing528.com)

总计临洮之役，滇军、黑旗军共收复十余个州县，歼敌近两千名，缴获洋枪、器械、食物、皮匣、红白衣帽一千四百件，地图、书籍数百件。“越民无不称快，佥谓自法匪入越未有如此大受惩创者。”（《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折》）临洮和镇南关大捷，是东、西两线清军在同一天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它们都直接导致了茹费理政府的倒台。1885年3月28日晚11时30分，西线法军统帅波里也把临洮法军的失利报告了巴黎。3月29日，巴黎得到东线法军统帅尼格里受伤、法军撤出谅山的“又一个严重且悲惨的消息”。这两个消息像晴空霹雳，震撼了巴黎全城，使法国陷入一片混乱惊慌之中。8月30日，战争贩子、法兰西“共和国强力要素之一”的铁腕人物茹费理不得不宣布下台。

临洮之战的意义如此巨大，因此指挥这场战争的岑毓英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言自明了。我们从岑氏第二次督师出关后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在战略战术上的运用、人力选配和三军行动的协调诸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指挥是得当的，而且在团结友军、联络黑旗军和筹集三军的粮饷军火等方面，也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根据清政府“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之策，正确地作出“图越牵敌，必须先取宣光，使滇、粤各军联为一气，并力扫荡，方易得手”（《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折》）的作战方针。在宣光之战中，他派遣滇军之主力精锐向敌进攻，并根据丁槐与刘永福不睦的实际情况，决定丁槐军担任攻城，让刘永福军专任打援的任务。而在以后的临洮之战中，他及时命令各路人马主动出击，全面反攻，并取得了与镇南关大捷同样辉煌的胜利。他和刘永福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乃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但在民族矛盾的大前提下，岑毓英小心谨慎地处理了他和刘的矛盾，让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双方暂时地把阶级成见放在一边，同仇敌忾地去同敌人作斗争。

有同志认为，宣光、临洮之战，是广大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而岑氏则平庸无奇，无功可言。不错，宣、临之战，确是广大爱国将士团结奋战的结果，但作为指挥三军的最高统帅岑毓英，如果他不努力作战，不积极协调各军的行动和在战略战术上的正确运用，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吗？不能想象，一个才识平庸、懦弱昏朽、没有政治和军事头脑的人能指挥这场重大的战役，并克敌制胜，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试观古今中外，每次战争、每场战役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无不取决于指挥员的勇气、决心和正确的部署。因此，作为西线联军统帅的岑毓英，在抗法斗争的功劳簿上，理所当然地应该记上一笔，不可将其抹杀。

还有同志认为，临洮大捷是“探之无物的虚影”。其根据是“临洮大捷没有充足的史料，仅凭岑毓英的两篇奏折而已；《刘永福历史草》也没有提到它，甚至全盘否定了它的存在”^[1]。

反映临洮大捷的材料很多，除《岑毓英奏稿》《刘永福历史草》外，还有《张文襄公全集》《克复谅山大略》等等。《岑毓英奏稿》和《刘永福历史草》从两个方面反映了临洮之战的实际情况：前者反映的是1885年3月23日至24日在临洮附近山围社、田义甫发生的战况；后者则反映的是3月23日在临洮柯岭浮桥发生的战况。它们发生于同一天的临洮两处，但各自都没有提到对方，其原因只有从刘、岑的矛盾在宣光之战后越发加深来理解。刘“自隶滇军后，意见参商，常怀郁郁”（邓承修撰：《语冰阁奏议》），所以，即使是举世瞩目的宣光包围战，《刘永福历史草》也是为左旭大胜利作铺垫而将其轻轻一笔带过，自然山围社的胜利也就不愿提及了。而岑氏打心眼里不认同刘永福，因此在临洮大捷中，也只提李应珍、覃修纲、竹春等滇将，而不愿再提刘永福的功绩了。但是两个材料却可以互为补充，它们从两个侧面反映了临洮大捷的全部内容。因此，临洮大捷不是子虚乌有的凭空杜撰，它同镇南关大捷一样，是有时间、地点、人物和中外文献记载的实实在在的实体。

六、居安思危，不断增强云南防务

中法停战后，岑毓英对战后越南的形势、安置越南难民和黑旗军，以及保障云南边疆的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周详的思考。

滇军撤回云南后，岑毓英对于法人乘机占领北圻，加兵越都，追逐越南君臣感到愤慨。他谴责法国侵略者“乘中国撤兵，向逞威于越，使越失中国之助，而即并吞之，信义何在？中国事事如约以昭大信，法之无信一至于斯！……若徒以威劫人，断不能堪”（《中法战争》七，第477页）。他对越南抗法军民寄予同情和抱乐观态度，认为“越人举兵四起，胜负存亡尚未可知”（《中法战争》七，第477页）。所以他积极上疏清廷，请求给抗法的越南流亡政府正名分以号召群众，支持他们抵抗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后来这些坚持抗法的越南爱国军民及部分黑旗军战士，在法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下，纷纷投奔滇境，岑一一予以收容安置，或令其开垦营生，或资遣他们回到原籍。

1885年6月29日，清政府鉴于岑毓英在宣光、临洮之战中“调度有方，懋著劳勋，著加赏一云骑尉世职，并交部从优议叙”。次年2月，又给岑军功加三级的奖赏。岑感激涕零，在谢恩折中说：“臣惟有慎终如始，居安思危，白首临边，前事已惭，年旅赤心报国。此生誓效，驰驱所有……”

中法战争后，法国全部占领越南，并以此为基地，将魔爪伸进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与此同时，英国也用武力侵占缅甸，并不断向中国内陆腹地推进。云南地处祖国西南前哨，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成了英、法帝国主义首先争夺的目标。这种严重局势，使国人无不深深忧虑，同时也不能不引起身为封疆大吏的岑毓英的严重关切。他说：“目下战事虽息，防务尤殷，办事首贵，识时练兵，必先审地。若滇边马白关、蒙自县两路隘口极多，非得万人不敷分布。现将挑存一万六千得力之勇，分道严防。（《岑襄勤公奏稿》卷二十八）但是，由于云南历年战争的消耗，灾害的频繁，以及统治者的压榨剥削，造成赤字空前，不仅饷需短绌，司道各库罗掘一空，而且“已动用铜本十五万两，借欠各商号二十数万两”（《岑襄勤公奏稿》卷二十五）。为此，岑毓英在“节支饷需”和“既无多款以养兵，即宜裁兵以就饷”的名义下，将三万余人的滇军汰弱留强，裁并为一万六千人，改编成三十营，分驻于中越、中缅边境一带，以防止英、法帝国主义的入侵和镇压边疆少数民族的起义。

开化、蒙自方向：岑毓英特别注意马白关、蒙自两路的布防。他说：“马白为入越之捷径，蒙自则为通商之要津，两路均设立重防。一旦有警，敌出红江一路，则兵由马白出安平、安隆，扼馆司、大滩、文盘，以断其尾；敌向马白，则兵出红江，顺流而下，或由三猛出昭晋州，或由古林菁出龙鲁，皆可抵清波、夏和，以截其后路。是蒙自与马白两路奇正相生，有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岑襄勤公奏稿》卷二十四）根据这个思想，他除密布重兵分守各路隘口外，还令开化、临元镇总兵，每年于秋、冬二季分别出驻马白关和蒙自县，认真“督饬操防”“以固疆圉”。又于两路之交趾城、古林菁、长岭岗、窑头、蒿枝地等各隘口，增盖营房、围墙、碉楼、炮台，以加强中越边境的防务。在人员部署上，岑选派“久历戎行、能耐烟瘴、边情亦熟”的昭通镇总兵何辉雄前往都龙、天堡、交趾城，统率安边十营，以重防务，而一事权”；开化府边界之马白关、古林菁、普园各隘，岑遣滇军猛将丁槐统带定远、平远十三营防守；河口、石头、坝洒各隘，岑派临洮大捷的总兵覃修纲统带防守；开化镇总兵蔡标则随时往来于何、丁、覃之间，一旦有警，即可前往驰援。从岑氏的战略思想和派遣精兵猛将驻防中越边境的实施来看，他是十分重视和关心南疆的安全的。

腾越方向：1852年英国占领下缅甸后，就一直寻求通向云南的道路，企图由此侵入中国的西南腹地。1886年1月1日，英国宣布吞并缅甸。此后，英国侵略者得陇望蜀，派兵进驻新街，不断在中缅边界制造纠纷，伺机侵占中国领土。其时中缅边界绵亘2000余里，而腾越边防能否巩固，便成为全国瞩目和关心的问题。

在英帝国主义的武装寻衅面前，腾越一带的各族人民，一面向清廷告急，一面揭竿奋起，抗击外来入侵。岑毓英接到腾越边报后，立即命令腾越总兵，马上亲赴各隘巡视；饬令南甸、干崖和野山的少数民族首领带领各族地方武装，前往蛮允扼扎；征调各族青年1300余名，配合正规军分扎于铜壁、铁壁、虎踞三关；又令永昌府龙陵厅的各属文武官员，调兵严守要隘，发给各地的抗英武装以口粮和枪支弹药。布置既定，岑担心“若无重兵镇慑，不足以固众志而靖戎心”，于是将腾越、开化两镇总兵对调，派“籍隶迤西、且在腾越办理军务多年、于该地险隘人情向背以及土司野境甚为熟悉”的丁槐，率领二千余人奔赴腾越，相机部署，择要扼防，并联络当地民族地方部队，同心协力，保卫边防。

英帝武装挑衅、进窥腾越的阴谋，在我沿边各族军民组成的铜墙铁壁面前，不能得逞，于是重演马嘉理事件的故伎，企图以传教士游历为名，打通中缅通道，为其下一步入侵做好准备。1886年春，英传教士施题凤借词游历腾越，准备前往新街，被丁槐扣留，岑当即命令丁槐，禁止洋人借词出入。他说：“现英人据缅，法人据越，皆与滇省紧邻……滇省现设边防，若仍听外人出入自便，防务几同虚设，应设法禁止。”（《中法越南交涉档》五，第3279页）但由于英教士“逐日寻闹不休”，甚至以“仰药自尽”相威胁后，丁槐被纠缠不过，只好派兵将其护送出境。为此，岑很恼怒，责备丁槐：“该教士施题凤逞刁吓诈，执意出关，该腾越文武不能设法阻止，亦不候示办理，实属举动轻率。”（《岑襄勤公奏稿》卷二十五）

七、兵事虽息，备不可疏；和议虽成，约不可恃

中法战争后，根据《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双方在订约画押后6个月内派员会同勘定边界。1885年8月29日，岑毓英、周德润等奉命会同办理中越勘界事宜。岑氏上折建议，与法人谈判中，拟请开导法使，令其在河内、海阳开设码头；把宣光、宜兴之西及谅山、高平数省退还越南，“以存越祀”；将原属中国、后赐安南的大赌咒河以西之地，特别是都龙、南丹、新街收归中国，使我得以有险可凭。这个建议虽然是积极的，它有利于越南，有利于我国边防的巩固，但却不现实，因为它对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因而不免变成天真的、一厢情愿的幻想。

为会勘边界事宜，1885年10月下旬，岑毓英由蒙自前往开化府城，派其弟岑毓宝等，随同勘界大臣周德润出勘马白关、都龙、南丹、古林菁及河口汛、保胜等处。经实地勘查后，岑、周再次上疏，主要内容有：①马白关外的小河，地势平衍，无险可凭。都奄是通向越南三路之咽喉，险峻异常，扼守其地，则万夫皆阻；且考通志舆图，都龙、南丹皆在中国境内，亟应收回，不得仍以小赌咒河为界。②古林菁一带，林深竹丛，高坡绵亘，数十里回环起伏，上为马白关声援，下为河口汛策应，是滇越交界中路之要区；河口对岸即为保胜，中隔南溪河，别无隙地。此二处，在昔为辅车相依，在今为卧榻之侧。因此，河口不宜开设商埠。③界务关系匪轻。法使到时，惟有加意联络，设法辩论，“以会典、通志为体，瓯脱为用，务期取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益”（《中法越南交涉资料》）。

清朝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指示他们“设法图维，相机辩论”。但法方态度蛮横，不仅不允中国收回大赌咒河以西之地，且指中国猛梭土司为越南之地。会谈一时陷于僵局。1886年9月发生“者兰事件”后，法使恐惧，要求早日结束勘界。他们对中方改正马白关、小赌咒河现界的请求，则以“地面稍大，碍难筹办”为词，说要等请示本国外交部后再说，而对通商设埠则颇为热心。岑毓英认为，界务耽延太久，我方应予变通。但“设埠处所，必察地势而后无碍边防；必顺商情而后不生衅隙；必择水路要口，而后税无偷漏之虞……以龙膊河河之东红河南岸越地为宜，适符保胜以上之约”^[2]。至于猛梭、猛赖，岑、周认为，该地“荒远瘴疠，弃之不足惜”，而我所必争者，为南丹山以北、马白关以南之地，“其中山川险峻，田畴沃美，如能划归中国，即可固我疆圉，亦可兼收地利”^[3]。主张用猛梭“换取”南丹山以北之地。清政府批准了岑、周的奏折。1887年6月26日，中法签订《中法续订界务、商务条约》，“将猛梭、猛赖一段准归越界，其南丹山以北西至狗头寨，东到清水河一带地方均归中国管辖”（《中法越南交涉资料》）。

总的来说，岑氏在中法会勘边界中，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担心边防巩固与安危，力争收回具有战略意义的都龙、南丹等地，着意以大赌咒河为界，并主张法归还北圻数省给越南，在河内、海阳开设码头，河口不得立为商埠等意见是积极的，值得称道的。在经与法使反复辩论、讨价还价后，岑、周以“变通”为由，将猛梭等“对换”南丹山以北之地，这固使中国失去了部分领土，但也因此而使我收回都龙等咽喉要地。由此，对之进行过分指责，我以为是不适宜的。

按照《中法越南条约》之规定，法国得在保胜以上和谅山以北两处开设商埠。岑毓英起初建议在河内、海阳开设码头，而后又上折奏请以龙膊河之东、红河南岸之越地立为商埠，以“符保胜以上之约”。但清政府在法帝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广西的龙州和云南的蒙自开为商埠。后又同意蛮耗开为商埠。对于法在蒙自设立领事、开办通商和蛮耗之开为商埠，岑毓英表现出了十分的忧虑，认为这实有益于商务，而不免有碍于防务。他说：“蒙自为由越入滇之咽喉要隘也。现在均设有防营棋布星罗……今若在蒙自通商，计入内地水陆程途已三百余里，设防在外，通商在内，险要已失；如仍置外防，则虚縻饷项；如尽撤外防，则边要难守。反复推求，在在堪虑，不可不防。”（《岑襄勤公奏稿》卷二十八）他从边防的巩固出发，不赞成在蒙自设立领事和通商，而主张在比较偏僻的蛮耗试行开办。

与此同时，两广总督张之洞亦电奏力争，以为龙州一许，关隘全失，因而不赞成龙州开为商埠。但卖国昏庸的清政府坚决地驳回了岑、张的意见，强词夺理地说：“自中外交涉以来，沿江、沿海与西北各口，防务、商务并行不悖，历有所年，广西（云南）何独不然？龙州去镇南百有余里，天津去大沽亦百有余里，近畿之与边省孰为轻重？天津通商无碍大沽设防，岂龙州通商而龙州以外之地遂举非我耶？……龙州、蒙自两处准其通商，事在必行，决无更改。”（《中法越南交涉资料》）

岑氏的意见被驳回后，为亡羊补牢计，决定加强对蒙自海关的稽查。他又上折建议，在迤南道（驻普洱府）添设巡道一员，将与越南连界之临安、开化、广南三府归其管辖，驻扎蒙自，兼管关税事务，谓之临开广道，以资控驭，而专责成。新设的临开广道很快被清政府批准成立，其任务是“控驭土夷，交涉中外”，起着镇压各族人民反抗和推行清政府卖国外交政策的作用。

中法战后，鉴于英、法觊觎南疆，防务与商务日趋频繁，而云南山高水远，交通不便，常使文报稽迟、戎机贻误的情况，岑经请示后，于1886年底到1887年3月，安设了由蒙自经昆明到四川的电线。同年11月，岑与张之洞会商，架设了由蒙自经开化、广南、剥隘到广西百色、南宁的电线；后又架设了昆明到腾越的电线，“以通英缅声息”。这三路电线的架设，对加强云南同内地、云南同邻省、云南省城同滇西南边疆的通讯联络，以及对边防的巩固和镇压人民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防务方面，中法战后，岑毓英特别注意了对滇军武器装备的改进和提高军事素质的训练。过去，滇省营兵操练均为弓箭藤牌，绿营操练多为火绳枪，而这些武器同洋枪洋炮比较起来，已显得十分的陈旧和过时了。对此，岑氏深感“今边防日亟造就人材，枪炮尤为制胜之具”的重要性。由于武器不足，他请人来滇制造铜帽笔码，并派人前往上海、香港购置后膛枪。为了提高素质，他规定：自副将以下、外委以上之各将校员弁，由岑每月亲自校阅一次，外标亦应轮流调考。根据他们枪法的优劣和操演的精熟与否而决定其晋升或降级。1888年9月至11月间，岑带病视察了迤西之楚雄、大理、丽江、永昌、腾越各地之驻军，检阅了各地协营阵式的操练，观看了开花炮、克虏伯炮等武器的表演，奖惩了一批官兵。1889年1月，岑又检阅了驻省各营及武定、澄江等营官兵的联合操演。以上频繁的视察和大规模的军事检阅，是岑鉴于中法战争后边防紧张，着意训练队伍而进行的活动。其结果，岑认为是“近年因办边防，频年加意整饬，尚无废弛”。

1886年12月，岑毓英在完成中越勘界后，被清政府任命兼署云南巡抚。1888年3月，清政府给岑开复降留处分。同年8月，岑六十生辰，清皇太后慈禧赐御书“福寿”匾额及各种寿品。1889年2月，慈禧归政，赏加岑毓英太子太保衔。同年6月6日，岑毓英患感冒病重去世，清政府追晋太子太傅，谥号“襄勤”，将其葬于临桂县城东尧山。

岑毓英在病危、弥留之际，仍关心西南边疆的安危，忧虑英、法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请求清廷不要安于和议，指出“约不可恃”“备不可疏”。他在遗言中说：“云南要隘与越南、缅甸毗连，近岁以来，藩篱侵撤，较之往者，防不胜防。现在南徼既准法人开辟互市，占我利权，西徼商务，又允英人，旦夕必请践约。滇居川、黔、楚、粤之上游，五金矿厂地利至富，外人垂涎已久，藉端要求，乘机夺取，皆在意中，因应稍疏，关系不细。臣久任滇疆，粗谙大势，曾叠上筹边诸疏，虽于朝谟高远，无补丝毫，而目睹身亲，或亦不无可采。伏望皇上慎选疆吏，严杜敌谋，他日设有边事，不致蔓延贻累。臣更有请者……收人材以维大局。兵事虽息，备不可疏；和议虽成，约不可恃；日日办自强之事，时时存雪耻之心，国势虽弱而能张，外患虽多而不惧。”（《岑襄勤公奏稿》卷三十）

八、结　语

岑毓英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国是日非的大动荡年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相当尖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岑毓英，自然在这政治斗争的大搏斗中表演着他自己。他是云贵总督，封建政权的柱石和象征，必然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履行其封建阶级专政的职能作用：对外抵御外国的入侵；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当国内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起来推翻封建阶级统治的时候，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血腥地镇压了人民的起义，而当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民族矛盾上升超过了阶级矛盾的时候，他又站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成为抵抗外族的一名爱国者了。对人民有罪，对国家有功，这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岑毓英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自然，要作出其功过孰大孰小的结论是困难的，而且这也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岑氏在中法战争前后及中法战争中，对国家、民族是做出了贡献的。这里说的贡献，是指这一阶段岑氏的主要活动而言，并非其全部活动本身。如前所述，岑氏在这一阶段也有其错误甚至罪恶的方面，如中法战争前处理浪穹教案时的惧洋媚外；中法战前的犹豫、观望、徘徊；山西、北宁战后的退缩撤兵；1886—1887年镇压张登发起义；等等。但是，这些错误或罪恶，仍不能掩盖其光辉的一面。从19世纪80年代初他奉调福建起，直至其去世的8年中，岑毓英的主流是应该肯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督办台湾防务，修筑基隆炮台、碉堡，开发全岛交通，修浚大甲溪河堤。

第二，联络黑旗军，资助刘永福军械粮饷，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帝国主义侵入滇境。

第三，组织领导了由滇军、黑旗军、桂军及越南抗法武装力量所组成的西线联军，在宣光、临洮战役中给了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第四，中法战争后参加中越划界，力争收回具有战略意义的都龙等要地。

第五，在滇东南、滇西南严密布防，防止英、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进一步扩张。

第六，在其晚年，他眼见西方帝国主义的步步逼侵，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全而深深忧虑。他最后上疏，力陈“兵事虽息，备不可疏；和议虽成，约不可恃；日日办自强之事，时时存雪耻之心，国势虽弱而能张，外患虽多而不惧”。这些意见是相当中肯的，其爱国之心也就跃然纸上。另外，他主张对帝国主义不能抱幻想，要自立自强，整顿防务，广收人才，严杜敌谋等意见，也应视为其晚年的进步表现。

（本文前四部分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同年《中国近代史》第8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广西社科院编《中法战争史专集》；后四部分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注释】

[1]刘君达：《临洮大捷质疑》，纪念马江海战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2]《周德润、岑毓英为遵旨校图定界分别办完折》。

[3]《清德宗实录》卷243，页五，函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