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史研究现状及问题

云南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12日至15日在昆明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中法战争史中的一些重大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一百年前发生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是中国近代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云南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中越、中法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强对中法战争史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学术讨论会，以中法战争与云南的关系为主要议题，同时兼及战争爆发的原因、当时的国际形势、清政府的决策、各战场的军事形势和双方部署、宗藩关系、战争的影响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现就讨论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分述如下。

一、关于中法战争爆发的时间与分期问题

在过去的许多史著、教材和文章中，一直把1883年12月法国进入清军驻地山西的战役作为中法战争的起点。这次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牟安世同志提出将1873年12月21日第一次纸桥之战作为中法战争的起点，并由此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代表中国人民进行的援越抗法战争（1883—1885年）作为战争的第二阶段。这样划分的根据是：第一次纸桥之战不仅起到了援越抗法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了保家卫国的作用，因此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的抗法斗争就成了中法战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第一次纸桥之战也就成了中法战争爆发的起点。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样的划分，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它在根本上符合历史事实，是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同法国侵略军的首次武装冲突。第二，黑旗军援越抗法、保家卫国，他们有资格代表中国去同侵略军作战。而那种认为只有清政府领导的官军参战才能视为两国战争开始的观点，是传统的封建史观，应予打破。第三，尤为重要的是，黑旗军的抗法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中法战争的历史进程和格局。假定当时在保胜没有黑旗军，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中法战争。即使有，也不可能在那样一种模式下进行。

与会同志认为，上述观点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崭新问题。中法战争的起点和上限是1873年的第一次纸桥之战还是1883年的山西之战，这要看这些战役的规模、影响而定。有同志认为，山西之战牵动了全局，使中国上下都卷入了战争，因而应为中法战争的起点。历史不能靠“假定”，假定的东西就不是历史本身了。

二、关于宣光、临洮战役的评价问题

云南地处中法战争的最前线，是援越抗法的主要基地之一。在战争中，云南各族人民提供了大量的兵员、民工、骡马和资财，对战争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由汉、彝、白、壮、苗、瑶、布朗等十多个民族组成的数万名滇军将士，开赴北圻，英勇奋战，取得了宣光包围战和临洮大捷等许多重大的军事胜利，给法国侵略者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反抗外来入侵者的光辉篇章。但是，在过去的史著和论文中，对云南各族人民的贡献和中法战争对云南的影响研究甚少，即使是著名的宣光包围战和临洮大捷，史书也只是作为镇南关大捷的铺垫而一笔带过，甚至有人竟怀疑临洮大捷的存在。

在这次讨论会上，省内外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宣光、临洮战役初探》一文的作者对这两次战役发生的背景、过程、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探讨，指出：1884年12月21日至1885年3月3日历时73天的以滇军为主力的宣光包围战，是中法战争史上的里程碑；它开创了近代史上中国军队主动进攻西方侵略军的先河，使我方由战略的防御转入了战略的包围和进攻；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改变了陆路东线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为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铺平了胜利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宣光包围战，就没有以后的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而临洮大捷则是和镇南关大捷发生于同一天的伟大战役。1885年3月28日晚11时30分，西线法军统帅波里也把临洮法军失利的消息报告了巴黎。3月29日，巴黎得到东线法军统帅尼格里受伤、法军撤出谅山的“又一个严重且悲惨的消息”。这两个消息像晴空霹雳，震撼了巴黎全城，使法国陷入了一片惊慌混乱之中，从而导致了茹费理政府的迅速倒台。因此，这两次战役的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临洮大捷是否存在的问题，有同志认为，临洮大捷是“探之无物的虚影”。其根据是临洮大捷没有充足的史料，仅凭岑毓英的两篇奏折而已，《刘永福历史草》也没有提到它，这就全盘否定了它的存在。认为临洮大捷是客观存在的同志，在经过反复研究考证后指出，反映临洮大捷的史料很多，以《岑襄勤公奏稿》和《刘永福历史草》来说，它们从两个方面反映了临洮之战的实况：前者反映的是1885年3月23日至24日在临洮附近山围社、田义甫发生的战况；后者则反映的是1885年3月23日至24日在临洮柯岭浮桥发生的战况。它们发生于同一天的临洮两处，但各自都没有提到对方，其原因只有从刘、岑的矛盾在宣光之战后越发加深来理解。刘“自隶滇军后，意见参商，常怀郁郁”，所以即使是举世瞩目的宣光包围战，《刘永福历史草》也是为黑旗军左旭大胜利作陪衬而将其一笔带过，自然山围社的滇军胜利也就不愿提及。而岑毓英打心眼里不认同刘永福，因此在临洮大捷中，也只提李应珍、覃修纲、竹春等将领，而不愿再提刘永福的功绩。但是两个材料却可以互为补充，它们从两个方面反映了临洮大捷的全部内容。因此，临洮大捷不是子虚乌有的凭空杜撰，而是有时间、地点、人物和中外文献记载的实实在在的实体。

三、关于镇南关大捷是不是中法战争转折点的问题

许多中国近代史论著，几乎一致地认为，镇南关大捷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清军由此转败为胜，从而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1985年8月的广西中法战争史学术会上，专门研究军事的同志指出：1884年夏季以后，中法双方的战略重点已从越南转至我国沿海，战争的焦点已从保护与吞并越南转移到加强海防与夺取“担保品”方面；镇南关大捷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法双方在谈判中的地位；镇南关大捷本来可能成为一次扭转全局的战略性胜利，但它受到法军攻占澎湖这一事件的严重抵消。基于以上三点因素，他们得出了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转折点的结论。

此次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进一步指出，1884年秋以后，法军已基本控制了北圻局势，对越南的占领已成定局，他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尽快压服清政府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宣布放弃宗主权，不再过问越南事务。清政府为了应付法军在沿海的压力，只好将注意力放在加强海防，确保台湾方面。当时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已相当明朗，无论海上、陆地的军事行动，都不过是增加自己谈判桌上的筹码的最后努力，战争既不可能再有较大的升级，也无生死存亡的危险。也就是说，双方都在抓紧时机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结局。事实上，镇南关—谅山战役并没有能影响法军在我沿海战场上的兵力部署，也未对战局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不宜说它是扭转中法战争局势的战役。持这一看法的同志，还从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朝鲜的干涉已迫在眉睫，清政府急于从中法冲突中解脱，以全力去稳定朝鲜局势；冯子材收复谅山之际，孤拔已经攻占我澎湖列岛，清政府弃藩固边、撤军复澎已成燃眉之急；1885年4月以后，法军调整了北圻的部署，兵力增至二万五千人，而清军仅一万三千人，运输给养都有很大困难，清政府与法国议和，是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的。当然，它的腐朽昏庸的本质和软弱投降的罪行也应该严肃批判。(www.xing528.com)

究竟什么战役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有的仍然认为是镇南关大捷，有的认为是宣光包围战，有的则认为是北宁之役、马尾海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同志指出，中法战争根本不存在转折点的问题，因为转折点是作为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言的。中法战争没有这个根本性的变化。

四、关于对岑毓英、唐景嵩、杨玉科、冯子材、丁宝桢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在中法战争中，曾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人物，如彭玉麟、冯子材、张之洞、岑毓英、杨玉科等等。他们在中法战争以前，多半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南民族的起义，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但在中法战争中，他们又站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同入侵的敌人勇敢拼搏，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对他们如何评价，其功过大小又如何评定，这也是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十分感兴趣的问题。经过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对历史人物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以功饰非，也不可以过没功。由于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活动经历相当复杂，一个人的一生又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因此坚持从总体上评价的同时，还应该从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去评价，也就是要采取“阶段论”“方面论”“一点论或多点论”的评价方法。比如岑毓英、杨玉科，他们前半生的主要活动是参与镇压杜文秀起义和黔西苗民起义，理应严肃批判；但在其后期，即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们在抗击外国入侵、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对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甚至壮烈殉国，因此，这一时期的岑毓英和杨玉科，就应基本肯定。又如唐景嵩，他在中法战争中，不辞艰险，万里请缨，对敌斗争，功劳卓著，应予充分肯定；但在以后的中日战争中，其表现又判若两人——逃跑畏敌，弃台湾于不顾，那么，这个时期的唐景嵩，是应该受到人们的谴责的。

五、关于中法战争中出现的主战与主和、武器与人的认识问题

这次会上，一些年轻同志，就中法战争中出现的主战与主和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新颖的观点。苏州大学的俞政认为，就中法交涉初期的情况看，和、战两派各有自己的立论基础，并有共同的终极目标，仅仅在中间环节上，在如何实现终极目标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主战派立论的基础是战争的必要性，主和派立论的基础是战争的可行性，两者的立论都有合理之处。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维护清王朝的生存和安全。但由于彼此考虑的角度不同，因而他们所选择的实现终极目标的方法也就不同：一派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另一派则主张用和谈解决问题。他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存在是与非的问题，因而也就无所谓主战“爱国”、主和“卖国”的问题。他还认为，战争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而且从长远来说，正义者必胜，非正义者必败，但是，具体到某一场战争，决定胜负的乃是敌我力量的对比。武器是人的智慧结晶，是人的“一个部分”，因此应该强调武器的作用，这不是唯武器论。战争的正义性是一种精神因素，不能直接取代物质的力量，其中需要转化的过程。就一般而论，“仁者无敌”并非一般规律，“强胜弱败”才是一般规律，而以弱胜强则是特殊的情况。

六、关于宗藩问题

所谓宗藩问题，是指封建时代，中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的一个特殊关系，也可以说是封建君臣关系在国家关系中的一种体现。在政治上，它是不平等的，中国被奉为“天朝”“正朔”，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它接受属国定期的朝拜、进贡，并为属国的国王册封、诰命，当属国有事时，它就充当仲裁和保护人的角色；而属国的封建王朝，为了得到中国皇帝的承认和保护，以维持其国内的统治并向周围的弱小国家扩张，也往往以朝贡、请求册封为手段，取得合法的地位。但在经济上，中国之于属国，常是“薄来而厚往”，回赠多于贡品，且属国贡使多兼做贸易。因此一般地说，这种回赠和贸易对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是有好处的。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宗藩关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关系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前者是君臣上下的依附关系，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后者则是占领与被占领、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与会者指出，中越的宗藩关系，乃是封建时代中越两国间存在的客观事实，否认它，回避它，或是歪曲它都是不可取的。今天，地区霸权主义者正利用历史上的宗藩关系，歪曲历史，恶毒攻击中国人民，我们必须据理驳斥，以正视听。

七、关于加强宏观研究，努力使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问题

中法战争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虽已取得可喜进展，但尚无决定性的重大突破，其原因是停留在微观的、就事论事的研究方面居多。广西的研究广西，云南的研究云南，闽、浙的研究闽、浙，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者认为，弄清问题的局部和细节固然重要，但加强宏观的研究，即进行横向的、纵深的研究，目前势在必行，也是摆在中法战争史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这次许多同志提交的论文中，就中法战争发生的国际背景、法越中三方的状况、各战役的综合比较、战争的进程和影响等大的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仍须进一步努力。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87年第6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