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1885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到现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这次战争，是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中国，中越两国人民为共同反抗法国侵略而进行的一次正义战争。它是中国和云南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法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变越南为殖民地，进而侵入中国，掠夺云南丰富的矿藏资源。在战争中，云南是援越抗法的前线，由十多个民族组成的数万名滇军将士开赴北圻，在宣光包围战和临洮大捷中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战后，英、法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云南，蒙自、思茅等地相继被辟为商埠，滇越铁路的修筑，七府矿权的丧失，云南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地位日益加深。这次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全国有将近一半的省份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中，清政府直接投入闽、浙、滇、桂战场的兵力不下20万，用于军事开支的费用也有2000～3000万两白银之巨（其中一半是借用外债）。军事方面，中国军队取得了近代史上少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结果，由于列强的干预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越南脱离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成了法国的殖民地。这次战争，中国虽然由胜利转为失败，但中国人民直接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越南抗击法国的侵略，保卫了祖国的神圣南疆，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毋庸置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英雄儿女在战争中表现的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我国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是我们今天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很好的题材，这必将对新时期两个文明的建设产生深远的、无可估量的影响。同时，这次战争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这些经验和启示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全民奋起，团结战斗，是战胜敌人，取得反侵略斗争最后胜利的必要前提。
中法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法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进行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对中国来说，战争的正义性是不言自明的。一般来说，正义的战争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而也就有可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哀兵必胜”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战争的胜败，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所组成，并非因战争的侵略与反侵略、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而决定。因为，事实上，往往正义的战争并不都会胜利，这已经为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了。而要取得正义战争的彻底胜利，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还必须全民奋起，团结一致，才能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从而才能使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下面，我们从中法战争中两次完全不同结果的战例分析，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一次是1883年底至1884年初的山西、北宁之战，另一次是1884年底至1885年初的宣光之战。
山西、北宁之战爆发于中法战争的初期，当时清政府中的决策人物，如慈禧、李鸿章、奕
等人，掌握着军政大权，奉行卖国投降的政策，他们害怕帝国主义，更怕本国人民，因而不敢发动和组织人民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后来在强敌压境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派兵进驻北圻，但又不敢与敌正面作战，而是严令清军“第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未可显露作战之迹，致启衅端”[1]。这种若即若离、似打非打的指令，严重地束缚了前线将士的手脚，使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同主和派相左的是一些主战派官员，虽然他们也主张对敌一战，但由于没有多大实权，同样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因而也没有多大作为。主战、主和两派一直争论不休，未能在大敌当前时一致对外。政府中高级官员的不团结，又影响到军队的不团结。清军的将领中，派系分明，互相倾轧，明争暗斗，形同水火。如陆军中李鸿章的淮系和左宗棠、曾国荃的湘系之间，海军中的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在战争中各自为着保存实力，坐视不救，因而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各个击破。
1883年12月山西之战爆发后，中法双方的军事实力是：驻守越南北圻的西线滇军（驻山西）有五千人，东线桂军（驻北宁）有三十余营，近两万人；法军方面有九千余人。从数量来说，我为敌之两倍，占有较大的优势。从武器装备来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以后，清军已拥有部分先进武器，虽然与法国侵略军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法国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政治和道义上不得人心，加之兵员不足、战线过长、远涉重洋、运输补给困难等不利条件，中国军队如坚定抗战，精诚团结，彼此支援配合，东西两线组成强大有效的钳形攻势，那么，战事之初，就可能遏止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敌人消灭于国门之外。然而战争的结果却与此相反，清军丢失了两个战略要地。
造成山西、北宁失利的原因，一方面除东、西两线主将昏庸无能，坚决执行清政府的失败路线外，另一方面也是清军互不声援配合所致。如负责西线防务的主将、云南巡抚唐炯就公开厌战，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战则兵连祸结”（《中法战争》二，第230－231页），因而敌军未到，便撤走原驻山西之滇军，“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后来，当山西战场吃紧之际，本来与滇军“互为犄角”“联络声势”的桂军，在统领黄桂兰、赵沃的带领下，虽经滇军几次紧急求援，仍“坐视山西之失，拥众不救，所称拨助刘军新靖四营归唐景嵩统带者，实则任意扣留，握兵自卫而已”[2]。这种临战观望、坐视不救的恶劣作风，是造成山西失守，继之北宁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山西、北宁的失利是清军腐败、将士不能团结合作的话，那么，1884年底到1885年的宣光之战，便是滇军、桂军和黑旗军团结战斗，夺得胜利的一曲凯歌了。
宣光之战，是云南提督何秀林、总兵丁槐率领的滇军，与唐景嵩率领的广东景字营，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三支友军，通力合作，和衷共济，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而取得的仅次于镇南关之役的光辉战例。在协调三支军队的关系中，唐景嵩发挥了维系三方纽带的作用。首先，他利用过去与黑旗军的一段亲密合作的关系，正确处理了黑旗军内部刘永福与黄守忠之间的矛盾（《中法战争》二，第162页）。另外，唐在战前，努力调停了滇军总兵丁槐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之间的矛盾。1884年11月初，唐和丁槐去渊亭（刘永福）营中商议军事，丁、刘相见，就勾起了过去他们间的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丁颇折节渊亭，而渊亭冷落不为礼”，两家“怨毒若不可解，实有不能并处之势”（《中法战争》二，第162页）。最后，唐陈书前军主帅、云贵总督岑毓英，言“六不可”，并经过三方协商，确定唐、丁负责攻城，刘任堵河打援的作战方针。丁、刘虽有矛盾，但在宣光大战开始之前，并由于唐景嵩的巧妙斡旋调停，因而使得他们的矛盾没有进一步演变与激化；在作战部署上，又进行了合理的调整，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冲突，使他们的成见暂时放在一边，集中主要的精力去对付共同的、凶恶的敌人。以后，岑毓英又派提督何秀林带领三千六百人驻守左旭，协助刘永福截击增援宣光之敌。何与刘曾经有过较好的交谊，因此两人能同心协力，共同破敌。
再次，在战斗中，三军协同，团结互助。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初五日，宣光的法军出城攻击黑旗军的吴凤典营，吴营新壁未坚，正在危急。唐景嵩的景字营，何秀林的滇军，以及黑旗军闻警驰救，“三路合击，自辰至未，毙敌甚众，乘胜逐至城下”（《中法战争》二，第160页）。这一仗是清军第一次在军事行动上支援刘永福。所以唐景嵩十分得意地说：“两载以来，虽曰助刘，何尝有同泽同袍之义哉？独此次为我景军切实应援耳。”（《中法战争》二，第161页）景字营、滇军包围了宣光后，两军互相支援，大力协同，丁、唐二将经常在一起商讨军机大事，共同指挥清军。经浴血奋战，夺取了法军的城外炮台。在夺敌炮台中，粤军最初采取硬攻，不利；后滇军总兵丁槐建议用“滚草法”破敌。两军分工合作，由滇军挖濠，粤军缚草，草压炮台，遂将城外敌之炮台、营寨全部夺取。法军的外围据点被拔除后，城中守敌势孤，两军又联合采取挖掘地道、地雷轰击、滚草夜袭等战术，多次向城内敌军发动猛烈的进攻，仅十二月十一日之战，就击毙法军军官五画一人、四画一人、一画二人，法军士兵及仆从军数百人。清军将士英勇作战，“前者伤亡，后者继进，裹创血战，雨夜不休，望见城内之贼，纷纷倒毙”“城中樵汲已断，粮亦垂尽，教匪大半窜逸，贼势危蹙，伏匿待毙。法自入中国以来，皆系扑犯官军，独宣光为受攻被困之始”（《中法战争》二，第202页）。宣光“势在垂危，不日将陷”，被围法军不得不以竹筒、玻璃瓶装着书信，投入红河，向河内之法军求救。负责打援的黑旗军，也积极配合攻城之滇军和景字营，他们截获敌之求救书信后，将计就计，于左旭埋下火药两万斤，诱敌深入，炸死炸伤河内援军数千人，获得了“千百战斗以来，未有如此之大胜捷”（罗香林辑校：《刘永福历史草》，第157页）。无论担任攻城的滇军、粤军，还是负责打援的黑旗军，在宣光之战中，都干得很出色。他们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打得十分勇猛顽强，甚至敌人也不得不盛称宣光华军力战甚勇，攻围有法，游击茂连拿厘伤毙，再过七日，则城内无一生者；说左旭之战，“则言法攻东京以援宣一役为最难，黑旗勇敢无匹……法人守城与援宣之兵受创过甚，力敝气沮，故仅解宣光之围，不能上犯馆司，其震怖之情，露于楮墨，至今法人犹深畏忌”（《中法战争》二，第203页）。
通过山西、北宁及宣光之战一负一胜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弱国在对付强国，落后国家在对付先进国家的战争中，举国上下一致的团结，是战胜强敌的首要条件。事实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斗争就能胜利，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法战争的另一个侧面——云南文山地区苗族首领项从周抗法斗争的胜利来加以说明。
19世纪80年代，法国吞并越南南方，扩张至北圻，并进而侵入我国云南的马关、麻栗坡地区，用武力强占了安平厅的大片土地。不甘屈服的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在猛洞苗族首领项从周的领导下，用大刀、长矛、弩箭、竹签、火槌等原始武器，同拥有洋枪、洋炮的一千多名侵略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经过数十百战，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把法帝国主义逐出了我国的领土，在近代史上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当时，项从周的队伍不过二三百人，活动范围也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加之清政府不仅不支援，反而袖手旁观，甚至要把猛洞、船头一带拱手送给法人。在这样十分不利的形势下，项从周团结了各族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多次粉碎了法寇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进攻，最后打败了法帝国主义，收复了我国的神圣南疆，并把它无私地交给了中国政府。这同拥有百万清军，无论在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的清政府，恰是个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就是列宁所说的：“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2页）
总的来说，中法双方在战争中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侵略我正义。敌强我弱，对我来说是个不利因素，对敌来说则是他们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战争初期敌之进攻和我之防御；但其他因素却于我有利，特别是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加之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是我能够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
清政府的当权派，如慈禧、李鸿章之流，是卖国投降的代表人物，也是战争的失败主义者。他们片面强调敌强我弱的因素，故意夸大法国“船坚炮利”的物质条件，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战则必败”，说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卷十三，卷四）。
应该说，敌强我弱的形势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又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敌强我弱是可以改变的，彼此的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战争中，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即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的如何，特别是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一切弱国、小国战胜强国、大国侵略的主要精神支柱。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变不利为有利，克服物质、装备等困难，最后战胜敌人，去夺取斗争的彻底胜利。可以说，这是一切小国、弱国反抗侵略的特点和优点，是强大的敌人所不可能具有的突出优势。毛泽东曾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0页）
中法战争的经验也证明，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战胜强敌的重要保证。如1885年春，法寇攻陷、焚毁了镇南关，并在关上写上“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的挑衅标语时，全国人民眼看侵略者把战火烧进我国的南大门，无不义愤填膺。这时已经退休的老将军冯子材，毅然挑起前军主帅的重任。他动员大家说：“法国鬼打进了镇南关，毁了我们的南大门。大家要以国事为重，国事就是家事，法寇不灭，无国就是无家，大家要同心协力，保卫国家。”[3]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亲冒锋镝，并用“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中法战争》六，第455页）激励广大将士英勇杀敌。在他的号召带动下，清军将士群情激昂，个个奋勇当先，从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实现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的钢铁誓言。又如在纸桥大捷中，黑旗军管带杨著恩慷慨请战，说：“见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虽死愿任先锋！”（唐景嵩：《请缨日记》）战斗中，他表现得十分英勇，两股中弹倒地后仍不肯后退一步，继续坚持战斗。他的右手腕被打断了，就用左手持枪射击，共击毙了十多个敌人，临死前还把法国五画指挥官李威利击毙。再如白族爱国将领杨玉科，在谷松之战中，亲督将士，奋不顾身，往来冲突，后被法寇的炮弹击中坠马，亲兵扶他后退，他坚决不肯，临死还不断鼓励下面的将士：“我一死不足以报国。汝等须努力同心，痛歼法夷，早为国家除患，我虽死目亦瞑矣！”（杨汝翼：《杨武愍公讨法夷死事节略》）像这样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是敌人不可能具有的，也是他们最畏惧的。
第二，在一切反侵略的战争中，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除了发挥特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绝对优势外，还应该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其他优势。
如何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有利、熟悉的地形可以为我所用；敌远我近，可以以逸待劳；敌以少兵临大国、临多兵，我就可能在个别的战役中成为内线中的外线，集中优势兵力去歼灭敌人；敌之所恃为武器较好，火力大，射程远，我则采取近战、夜战等战术，使敌之武器失去优势；等等。如此，战争之初，可能因敌强我弱而使敌的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和外线作战的形势，逐步变成战略的防御、持久待援和内线作战的形势。我则恰恰相反。其结果，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就会逐步发生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相互的优劣条件也可由敌的强者、优势，逐步变为弱者、劣势；我则由弱者、劣势，逐步变成强者、优势。(www.xing528.com)
在如何扬长避短，正确对待人与物的关系上，中法战争时期的清军将领鲍超说过一段颇有见解的话，他说：“在法夷所恃者枪炮，奴才所恃者队伍。枪炮为呆物，队伍为活人。若专赖枪炮与之决胜负，实攻其所长，即胜亦伤夷无多。奴才虽不能不用枪炮，决不专赖枪炮，徒为遥相轰击。必率队直入夷阵，短兵相交，四面兜剿，尽戮之而绝其根株。”（《中法战争》六，第468页）鲍超的话，是就一次战斗、一个战役而讲的，而这些战斗、战役的胜利积累，必然会带来战略上的巨大变化。
中法战争的进程也说明了这个变化。战争之初，敌人在军事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连陷山西、北宁，清军处于守势。然而在经过一段相持之后，法军的弱点逐渐暴露：由于战线过长和战争的消耗，法军兵源呈现严重不足，除招募部分本国士兵外，不得不强征非洲殖民地的黑人士兵和阿拉伯兵，以及越南伪军和教民。这些乌合之众的杂牌军，其战斗力是十分低下的。而清军方面，则逐渐积聚了力量，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宣光的包围战，便是清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尔后的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便说明中法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起了质的根本变化，法军已由强者、优势，变成了弱者、劣势；清军则由弱者、劣势，变成了强者、优势。这样的形势，如果不是清政府卖国投降、“乘胜收兵”的话，那么，清军收复河内、顺化，把法帝国主义赶出印度支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云南文山地区苗族首领项从周抗法斗争的事迹也证明了上述的战争规律。起初，法人在军事上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兵员多，又拥有洋枪洋炮，项从周虽然在武器装备和训练上不如敌人，但他们却充分利用熟悉、有利的地形，利用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最后变劣势为优势，把法国殖民者全部地逐出了我国的领土。
以上事例，为我们今后进行反侵略的战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经验。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拥有一支用马列主义武装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正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但也应该承认，比起美俄大国来，我们在装备技术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未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如何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并增长我之优势，最后克敌制胜，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中法战争便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摆脱投降主义的桎梏，独立自主地进行反侵略战争，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包括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奴役的斗争中，往往碰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在斗争中，常被本国的统治者利用和出卖，因而使得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取得的成果有付之东流的危险。从多数情况看，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政府，他们和外国侵略者有一定的矛盾，但并非根本的对抗性矛盾。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多半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代表这些国家和地区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革命人民的死敌。他们在帝国主义的严重入侵和本国人民的压力下，同时也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可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出一点反抗的姿态，但其抗战是极不坚决的、十分动摇的，他们随时都在准备和敌人进行妥协；而当帝国主义加紧诱降时，他们便有可能叛卖本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镇压本国人民。整个中国近代史证明了这一点，中法战争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并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时，就必须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本国的封建买办势力进行斗争。当然，一般地说，这个伟大的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只有在20世纪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实现的可能。不过，就中法战争提供的经验说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下，为了抵抗外敌的入侵，尽量摆脱本国统治阶级投降主义的桎梏和影响，独立自主地进行斗争，胜利还是有一定的可能的。以中法战争的序幕——黑旗军两次击毙法国侵略军头子为例，一次是1873年击毙法国侵略军的急先锋安邺，一次是1883年击毙法国侵略军司令李威利，两次皆以侵略者的全军覆没和主将殒命而告终。为什么黑旗军能取得这样光辉的胜利？除了战争的正义性，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以及黑旗军的勇敢、指挥有方外，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越南和中国的卖国政府，还没有能够直接控制黑旗军，他们的卖国投降路线和政策，还没有到足以影响和左右黑旗军的程度，因而黑旗军得以有充分发挥自己独立自主作战的机会，可以在对敌作战中纵横驰骋，而不受到任何投降主义的干预和束缚。云南文山地区项从周团结各族人民，能够把法帝国主义赶出这一地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没有清政府的直接干预，因而能使这支各族人民的爱国武装部队，得以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独立性。他们可以根据敌我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战斗能否进行和如何进行，而没有“朝廷战议不坚，败则为罪，胜不为功”的顾虑，也没有战前“第不可衅自我开”和战争中“有此大捷，乘机结束，尤为得体……如期停战”（《中法战争》六，第400页）等框框命令的约束，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从而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这种军事的主动性，他说：“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7页）中法战争中，清军在镇南关、临洮大捷之后，本可以一鼓作气，直捣河内，但由于清政府卖国投降，严令三军如期停战撤兵，致使前线将士“拔剑砍地，恨恨连声”，正赴前线的将士也“捶胸跌足，怒目竖眉，恨未能战”[4]。尽管打了胜仗，但还是摆脱不了统治者卖国投降路线的控制，流血牺牲得来的成果，最后全被葬送，化为乌有。这些惨痛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启迪了我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本国的封建主义和买办势力；在进行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必须尽可能摆脱反动统治阶级的桎梏和影响，独立自主地进行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从而才有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
第四，中法战争的教训，说明“落后就要挨打”的规律，因而促进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变革现实的决心。
上面提到，落后国家人民在强敌面前，充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前提。但这是指在战争已经进行之后，面对敌强我弱又无外援的客观情况下而被迫采取的措施，并不是说光靠血气之勇和落后的武器就能制敌于死命。恰恰相反，精良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设施，再加上人民的勇敢和智慧，才能如虎添翼，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落后国家的人民，在强敌入侵面前，要么举手投降，成为奴隶；要么起而反抗，和敌人斗争，成为国家的主人。那种认为自己在武器各方面都不如人，就只有妥协投降、任人宰割的观点，过去已经受到批判，今天虽也有人为李鸿章的“未可与敌交锋”进行辩护，但这毕竟不是主流。不过，我们在反对唯武器论的同时，也不赞成仅凭自己的血气之勇去与敌硬拼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承认落后的现实，从而加速改革，奋发图强，变落后为先进；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不会受人欺侮，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须知现代的战争，既是人的精神意志的较量，更是物质实力的对比。一般来说，战争性质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进步和落后之别，而且从长远来说，正义的、进步的战争必胜，非正义的、落后的战争必败。但具体到某个国家、某场战争乃至某次战役，决定战争胜负的则是敌我力量的对比。武器是人的智慧结晶，是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重要体现，因此武器和技术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不是唯武器论，而是客观的唯物论。战争的正义性是一种精神因素，不能直接取代物质的力量，其中有个变精神为物质的问题，而物质还得靠物质的手段去摧毁。从总的来看，“仁者无敌”并非一般的规律，“强胜弱败”才是一般的规律，而以弱胜强则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中法战争的教训，证明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吃亏”这一真理。在中法战争的陆路战场，清军与法军的比例为5∶1，从数量上说可谓多矣，但在武器装备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法国。比如，1884年10月，滇军5万人开进北圻后，只有后膛枪6000～7000杆，哈乞开斯枪1000杆，克虏伯炮12尊，其余均是土制的大铁炮、毛瑟枪、火药枪和地雷，不少民族军战士拿的仍是冷兵器——刀、长矛、短剑，这同以格林炮、开花炮、快枪、兵舰等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的法国侵略军比较起来，质量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装备陈旧落后，加之枪械、子弹型号又不统一，致使前线将士处境艰难，特别是粮饷给养困难，使滇军几万将士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中，他们经常食粥，“数米而炊”，甚至有时粮草断绝，不得不饿着肚子打仗。在宣光之役中，滇军由于粮草不继，加之缺乏威力强大的开花炮和远程速射武器，因而不能有效地摧毁敌人的坚固工事，制敌于死命。虽然包围了法军73天，但最后因武器、给养困难，致使功败垂成，被迫撤兵，不免令人扼腕叹息。1885年2月22日、23日、26日的激烈战斗，由于联军（滇军为主，桂军为辅）缺乏大炮和快枪，战士们只有靠挖壕、滚草去接近敌人，然后以火药、地雷轰塌敌人的城墙，再派敢死队去猛冲缺口，同敌肉搏。法军的工事并未摧毁，他们于暗堡堑内用猛烈的机枪、火炮拦截清军。清军的火力不能压制敌方，对冲锋的敢死队战士不能进行有效的掩护支援，因而使数百名勇士白白地牺牲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之下。
马江海战更说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现实。1884年8月23日发生的马江战役，中国方面损失了11艘战舰和2000名将士。这次战役的失利，除了清政府的决策失误、指挥调度失宜、清军素质低下等原因外，技术装备的陈旧落后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据专家们估计，从技术上看，中国落后于法国约30年。法国海军有绝对的优势。一般地说，政治决定着军事，而技术又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战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在战争中就难免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即使是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并具有天时地利等因素，亦难避免像马江海战这样悲惨的命运。
中法战争，特别是马江海战的惨痛教训，使一切中国的爱国志士奋起图强，决心推进中国的革命和改革。他们从现实中清楚地看到，光凭忠烈之勇和血肉之躯是很难筑就钢铁长城的，一个国家没有先进的工业，没有现代化的国防，没有强大实力作后盾，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了富国强兵，他们提出学习西方、发展中国的工业、加强国防、购置军火、改革军制等主张。于是，战后各地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各种轻重工业，如造船、军火、制铁、煤矿、铁矿、缫丝局、纺织局等在官办、私办和官督商办的名义下逐步建立并得到发展，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尤为重要的是，中法战争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识到，仅仅发展工业并不能实现富国强兵，中国的问题不是技术上的改革，而是要实现政治上的革命。清政府是祸国殃民的政府，是使中法战争失败的主要根源，只有彻底地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中国才能走上富强、独立的道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先生说过：“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孙中山选集》，第192页）中法战争时期，孙先生正在香港，他目睹了清廷的腐败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香港工人罢工和暴动）的巨大力量，因此把中法战争比作医治中国“痼疾”的一副“猛剂”。这副“猛剂”，使中华英雄儿女从此觉醒，与改良主义决裂，走上革命征途，从而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孙中山先生等爱国志士，实现由改良主义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转变，正是从中法战争开始的。此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领导本国人民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他成了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因此，可以说，当中国福建海军舰艇的桅杆从马江海面沉没消逝的时候，亚洲东方古老的地平线上已经现出了希望的曙光。
（原载《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4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
[2]《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三。
[3]广西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实录》，第137页。
[4]《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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