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的干预与中法战争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中法战争，以中国军事上的胜利和外交上的失败而告终。“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一离奇的结局多少年来使人迷惑不解。为了探究此次中国外交失利的原因，本文拟从战争中列强的干预进行剖析，以期找到问题的答案。

近代史上的中法战争，是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中国，中越人民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一场反侵略正义战争。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因此，战争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质：法国拼命地用武力夺取越南，加紧侵略中国；英、德、日、美等国也想趁火打劫，希望从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益。就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战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奏，是西方国家既争夺又勾结的一次恶劣表演，是它们集体绞杀中国阴谋的暴露。不过，由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有先有后，地理位置距离中国有远有近，在华的利益有轻有重，因而在手法上也是或明或暗，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公开的助法为虐，有的则玩弄狡猾居间“调解”。但不管其手法如何的不同，它们的目的都是要从中国的身上割取一块肥肉，帮助法国打败中国。这既是它们的共同需要，也是它们一致的战略方针。

首先是日本。日本是与中国为邻的帝国主义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垄断资本有了迅速的发展。对外方面，日本的侵略矛头首先是朝鲜和中国，而朝鲜又是日本的“渡满桥梁”，因此日本侵略中国，必先侵占朝鲜。这和法国侵略越南、中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当时的越南、朝鲜，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它们都被法、日帝国主义看作是侵略中国的跳板和桥头堡；法国欲建立一个包括印度支那和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法兰西东方帝国”，日本则想建立包括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在内的殖民地；法、日的对手都是懦弱腐朽的清政府，它们侵略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分别夺取越南、朝鲜，使之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法、日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法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日本则起步较晚。由于以上相似原因，法国发动侵略越南、中国的战争，对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无疑是个信号和鼓舞。日本以法国为榜样，决心在朝鲜发动政变，让朝鲜脱离中国的保护；在军事上日本与法国南呼北应，牵制中国，构成南北夹击中国的态势。所以，早在1883年10月中法战争爆发的前夕，日本政界就主张“法日同盟”“互相提携”，共同对付中国。1884年8月，马江海战以后，日本朝野上下纷纷要求“乘中法战争之机出兵朝鲜”，并派员赴法，加紧与法勾结，要求法支持日本在朝鲜发动政变。法国对此认为是绝好时机，指令法驻日公使出面，保证向日提供军事援助，以便“互为声援”。于是，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发动妄图谋求朝鲜“独立”的甲申武装政变。

日本策动甲申政变之际，正是中法战争激烈进行之时。法国茹费理操纵众议院于1884年11月28日不但批准了该年1600万法郎的军事开支，而且还通过了4300万法郎作为1885年第一季度的军事拨款。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封锁了台湾海岸，台湾守军告急求援。清政府命令南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组织应援。但是，由于日本策划朝鲜甲申政变，“南北兵轮以朝鲜事起而议寝”，北洋援台兵轮因“朝鲜有倭变调回”，张之洞的五营粤勇及军事物资亦未能运济台湾^[1]，从而给台湾的抗法斗争带来很大的困难。在陆路战场的西线方面，1884年11月下旬以后，清军包围了宣光，法军已成瓮中之鳖，缩颈待毙；东线方面，法军则乘日本在中国北方骚扰之机，连续攻占郎甲、船头，直逼广西边境，随后又乘胜分兵西向，解了宣光之围。

日本一手策划的朝鲜甲申政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破产，但它是在中法战争关键的时刻发动的，这无异于从中国的胁下猛戳一刀，迫使清政府在抵抗法国的同时，不得不以较大的精力去对付来自东北方面的威胁。这样就加速了清政府对法早日议和的外交步骤，迫使它在临洮、镇南关大捷之后，不得不乘胜议和，以便早日结束中法战争。因此，中法战争时期的日本，是法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是列强扼杀中国的一个主要刽子手。

其次是德国。1870年普法战争后，法德的关系十分紧张。德国的对外目标仍是摧毁法国，称霸欧洲。它时时担心法国因不甘心失败而重新聚集力量，进行复仇。俾斯麦十分担心法俄联盟会使它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因此便用尽一切手段来孤立法国，反对俄国。1879年，德国和奥匈帝国结成同盟，便是反对法、俄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了实现孤立法国，称霸欧洲这一战略目标，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另一手法便是鼓励法国对外扩张，以转移法国的视线，避免在欧洲与德国冲突，同时也可遏制英国。德国这一战略意图，表现在中法战争中，便是支持法国侵略越南、中国，用牺牲中国的权益来换取法、德在欧洲的缓和。因为法国在远东陷得越深，那么它就无暇西顾，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就会更加巩固。而当时的德国由于距离中国遥远，它的力量暂时处于劣势，中德贸易仅占德国外贸额的0.4%，因此从全球战略考虑，德国必然采取牺牲局部利益以为其总战略服务。德国的这一政策，使法国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助长了它在远东地区的扩张。

清政府对德法因普法战争而加深的矛盾有所了解，并想加以利用以达到遏制法国的目的。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朝中大臣，如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御史张佩纶等就上书皇帝，分析普法战争后法德间的紧张形势，指出法国在欧洲的最大敌人是德国，它在远东用兵的后顾之忧也是德国。中国要对抗法国，就必须联络德国，使之“阴为我助”；即使不能建立中德同盟，但也可以牵制法国，达到“分其势而扰其谋”的目的。为此，他们主张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即：在北圻，派兵入越，与法对峙；在欧洲，应密令驻德使臣加紧对德国人的外交活动，以期建立中德“稳固的邦交”；同时向德国大量购买战船、军火，让德国人获得实惠，“借商务以笃邻谊”。

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主张把台湾像香港、澳门一样，让给德国，以取悦于俾斯麦，同德订立互助同盟条约，使德出兵帮助中国。这种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无耻卖国谬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的唾弃。但对于建立中德同盟，寻求德国帮助，以及大量向德国购买军火的意见，清政府都一一采纳，并付诸实施。马江海战爆发，德国驻福州领事谴责法国违背国际公法。清政府认为此举表明德国“与我睦谊显然”，随即电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加紧活动，请求德国“设法助我”。

清政府想利用法德的矛盾并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这在外交策略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对它们之间既矛盾又勾结的关系更缺乏了解。其时法德虽有矛盾，在中法战争中德国口头上对法国的军事行动有不满等表示，但要它帮助中国打败法国是不可能的。俾斯麦曾直言不讳地说：“虽然我愿意同中国人友好，但是出于毗邻的直接原因，保持我同法国的关系对我更为重要。”（《法国外交文件集》第5卷）而清廷欲“使德助我”的想法，更遭到俾斯麦的断然拒绝：“倘以兵助，则本国受敌，万不可。”清廷要德出面调停，也遭到俾斯麦的婉言谢绝：“德法有芥蒂，他国调停较妥。”（《中法战争》五，第540页）马江海战后，俾斯麦甚至为法国政府出谋献策，他对法大使说：“如果我是法国政府，我就会加强海军的力量，严格地对台湾实行封锁，占有这个岛屿，作为你们要求得到赔偿的最有价值的抵押品。”（《法国外交文件集》第5卷）事实上，法国正是按照俾斯麦的意见，封锁台湾海峡，占据澎湖作为担保，以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的。

德国一面怂恿法国侵略中国，另一面又在某种场合对中国表示一点同情和支持。如：他们也允许清政府雇募德国退役军官、水师总兵式百龄（万里城）到北洋教习水师，但不准现役兵官赴华供差^[2]；售卖给中国两艘铁甲舰“定远”“镇远”号和一艘钢铁船“济远”号，以及克虏伯厂制造的大炮、军火；德国外交官员曾对中国驻德公使说过“惟望中国水陆攻剿，能挫法人之凶锋，能扫北圻之巢穴，则法人即不敢添兵益饷”^[3]等同情的话语，等等。但这些都是德国玩弄的两面手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在远东拖住法国，“要法国越多惹麻烦越好”。这样德就可以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并利用战争为德国的军火商多赚取利润。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想乘机谋求在中国获得修建铁路的权益。1885年3月，法军在北圻全线溃败后，德国外交部约见清驻德公使许景澄，转达俾斯麦的意见：“谅山战胜，可乘机议和；否则，战祸无已。德、法有嫌，故劝中国。”^[4]俾斯麦又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帮助法国摆脱厄运，胁迫中国与法国妥协。他的意见，对于中法迅速结束战争，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

再次是美国。19世纪中叶，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其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迅速地赶上并超过了老牌的英、法等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美国垄断组织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市场已不能满足要求，因而迫切需求拓展海外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但由于美国是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海上尚不能与英、法争雄，因而在远东的影响较小。到了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的注意力才渐次转向亚太地区。中法战争时期，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虽有长足的进展，但仍不能与英、法匹敌，因而试图通过政治外交，以扩大其在华权益。在此期间，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通过他与李鸿章的私人关系，不断利用“调停”来取得清政府的好感，用一些甜言蜜语，如说什么“本大臣于力所能行之事，均愿如贵署之意，尽力相助”^[5]“希望中美两国成为朋友”等等来笼络清政府，为其扩大在华影响，攫取更多的权益这一宗旨服务。在中法战争爆发前，杨约翰就以“中国不具备对付任何军事强国进攻的条件”为词，劝说中国不要同“世界上的第二军事强国和拥有第二大海军力量”的法国对抗，另一方面则劝说法国不要发动战争。当然这和已经决定侵略越南、中国的法国既定方针相去甚远，为法国所拒绝。马江海战后，美国帮助法国胁迫清政府接受赔款条件，甚至建议清政府将一块海岛闲地租给法国。这一建议遭到中国的拒绝。法国则坚持要求中国立即执行《天津条约》，赔款或给予其他补偿，否则将诉诸武力。此后杨约翰又出面调解，向法方提出中国军队撤离东京、法军暂时占领基隆、停战六个月和美国裁决四项条件。法国则通过美国提出：①订立中法商约，由法起草。②中国赔款500万法郎。③法国仍占据基隆、淡水，直至中国履行天津条约。④上述条款和通商章程履行后双方撤兵。后来由于中国坚决不同意②、③两项，杨约翰的“调停”才宣告中止。

美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竭力充当居间“调停”角色的原因，正如帝国主义分子赫德所说：“如果没有别的国家帮助法国，中国人在软下去之前，将恶战一阵……如果法国和俄国想要瓜分中国，攫夺大片土地，其他国家也许要作同样要求，在大家没有解决办法的时候，可能同喊‘住手’。”^[6]“美国公使杨约翰正在按美国路线操纵这事。”^[7]另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杨约翰不过利用调停为借口，试图为美国的商行获得特殊的利益和特权。^[8]事实上，杨约翰在和李鸿章的谈判中，就曾多次提出美国帮助中国修建铁路，以谋求取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可见美国仍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并没有帮助中国打败法国。

再看俄国和葡萄牙。俄国自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但封建残余仍大量存在，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很小。俄国在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同时，不断向外扩张，与英国成为亚洲的两霸。19世纪60年代，沙俄吞并了我国东北地区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1年通过《伊犁新约》又攫取了我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中法战争中，它觊觎我国的东北和朝鲜，但由于其时与英国在西亚阿富汗、西南亚波斯等地争夺十分激烈，因而暂时无力东顾。在欧洲，俄国与法国结盟，对抗德国。中法战争中，它主张及早结束战争，因为战争时间的延长必然会削弱法国从西部牵制德国的力量，从而增加德国在东方对它的压力。沙俄在中法战争中的活动虽然不如英、德、美等国明显，但它支持法国、压迫中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1884年底中法战争进入白热化之时，俄国加紧在太平洋扩建不冻港，并趁朝鲜内乱之机，准备趁火打劫，帮助法国，给中国造成困难。当时的俄国报纸就竭力鼓吹出兵占领朝鲜，说：“绥芬河离朝鲜仅二十五海里。现俄欲于太平洋面冬天不冻之处，开一海口。朝鲜内乱，正天授俄人机会，不宜坐失。中俄必有决裂之日。朝鲜一隅，务宜捷足先得也。”^[9]这一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1884年9月10日军机处寄给驻俄公使曾纪泽的电文中说：“闻法人有与俄、倭密约，明年法犯北洋，俄犯吉林，倭攻朝鲜，以图牵我兵力之说。俄国有无举动，着曾纪泽密察，随时电闻。”^[10]当时沙俄与法、日有无密约，现在还未见到正式的材料，但上面提到的俄国、日本在朝鲜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便是他们与法国勾结、南北夹击中国、牵制清政府的明证。

不仅如此，连西欧小小的葡萄牙在中法战争中也与法国有勾结。史书记载，中法战争期间，法葡曾订立密约，法国利用澳门有公路通向广东省城之便，拟由此路直扑广州，如果得手，即将法国所占有的澳门地界酬谢葡萄牙^[11]。

最后是英国。英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逐步丧失了工业垄断的地位，被后起的德、美赶上并超过，但它在对外贸易、造船业、纺织业等方面仍然领先，在资本输出方面占绝对优势。由于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促使英国资产阶级拼命向外扩张和掠夺。在远东，英国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优势，俨然以霸主自居。中法战争前，英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70%以上，沿海航运业的50%，以及外人在华公司的三分之二左右。中国海关也主要控制在英国手中。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在华利益与长远利益，英国不愿意战争的继续扩大，曾几次试图干涉中法战争。一方面，英国不愿意中国的市场因长期敌对行为而耗竭，怕“五年战争，可以完全扼杀二十五年的贸易”^[12]；另一方面，它担心“中国的任何胜利，一般说来对欧洲人会有严重的后果”^[13]。因为，中国抗法战争的胜利，必然激发和鼓舞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而掀起更为声势浩大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最后导致把西方列强统统驱逐出去。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即1883年6月，英国下议院开会，议员宝历就说：“越南一役，中法二国甚形龃龉，必有决裂之势。倘兵衅构成，相与从事戎行，则兵连祸结，道路梗塞，商旅不行，甚非我英国之福也。”英国首相也说：“今日事莫重于保守太平之局，断不能袖手旁观，任中法构成兵衅也。盖亚洲安危关乎欧洲通商者其利害为甚大，若有兵衅，不独有碍于英国，并有碍于各国也。”^[14]

中法正式开战后，英国积极插手干预，除以上原因外，还有其全球战略考虑。虽然在对华贸易总值中，英国占了70%以上，但这个数字在其全世界的贸易总额中，只不过占5%～6%；而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和阿富汗问题上，英国和法国、俄国还有更大的利害冲突。因此，在对华政策中，一方面英国从全球战略出发，也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尽量避免同法国冲突，并随时威胁、压迫清政府对法国妥协、让步，在基本满足法国的条件下，结束战争，用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对法国的缓和，按帝国主义分子赫德的话说，就是要使中国人“在法国的菜篮子里多装些鸡蛋”。另一方面，英国又设法避免法国势力的过分扩张，限制其军事活动在自己允许的范围内，使之不妨碍英国的利益为止。

基于以上方针，英国在中法战争中，多次充当居间调停的角色。同时又因美、德也在插手调停活动，怕“厨子多了，会打翻汤”，因而竭力排斥他国，以达到独揽调停活动，扩大自己在华利益和影响的目的。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十分贪婪地表示，要“把整个事情（调停）抓在手里——单独的抓在我手里”^[15]。

1884年5月，税务司德璀琳与法军福禄诺秘密商定，并由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的《天津条约》之后，英国对于中国官员“依靠柏林”和德国，因德璀琳的斡旋其势力和利益正在增长而感到担心。总税务司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表现了他的顾虑，说：“对于他（指德璀琳）正在增长的权势，我所畏惧的倒不是他将取代我的地位，而是德国的势力将因他而高涨，英国的势力衰落下去，但每个人都有他得意的时候，我的得意日子也许快完了吧！”^[16]在赫德发出哀鸣后不久，他们便很快发现可以利用的机会已经到来。1884年10月以后，英国抓住“美劝中国付赔偿，中国愤怒，不肯付赔款或割让土地，不信任美国的调停”和“德国也劝中国付赔款……现在正是好机会，如英国劝中国不付赔款，可以与中国成立永久联盟，而成为在东方为首的强国”^[17]的机会，以交涉归还法舰扣留的海关“飞虎”号巡船为契机，将调停的领导权夺了过来，死死地抓在手里，从而操纵中国外交，最后导致清政府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

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清政府是个腐朽无能的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均无独立自主可言。由于中国政府的经济收入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海关，而海关又作为赔偿外债的担保，几乎全部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因此清政府在财政和外交方面便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对外依赖性，一切靠洋人去谈判，并听任他们摆布中国的命运，只要表面上保全大清帝国的“威望”“体面”就行。而帝国主义分子赫德等人，凭他多年对中国的观察和特有的政治嗅觉，看清了清政府的虚弱实质和死要面子，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用战争和法国的强大来胁迫清政府让步和就范，另一方面又劝说法国当局满足清政府保全“威望体面”的虚荣心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法国得到更多的实惠。

另外，赫德通过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法双方力量的分析，得出了“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敝的”“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它会赢的”的结论。但为什么他要竭力出面调停，“必须用任何方法把中国拖住”，不让中国取得胜利呢？除前述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外，还为了维护西方列强的整体利益。他说：“战争拖得越久，中国越不会退让，也越可能发生对中国有利的事，像欧洲方面的纠纷，反对法国的外力干涉……”^[18]尽管英国和法国、德国、俄国有着尖锐的矛盾和利害冲突，甚至在埃及、阿富汗等地的冲突中双方剑拔弩张，但由于西方列强在华的总利益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因而它们的目标就是要绞杀中国，让中国在战争中失败。赫德的“拖住中国”、不让中国胜利的方针，便是帝国主义列强总战略的具体实施和部署。他的调停活动，实际上也就是协调西方列强的行动，来共同对付中国，阻止“可能对中国有利的事”发生。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下，中法战争便以中国外交上的失败而告终了。

（原载广州《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年第2期全文转载）(www.xing528.com)

【注释】

[1]《张文襄公全集》卷216。

[2]《中法越南交涉档》五，第2685页。

[3]同上书，第2218页。

[4]《中法战争》六，第367页。

[5]《中法越南交涉档》五，第2675页。

[6]《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4页。

[7]同上书，第144页。

[8]《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01页。

[9]《中法越南交涉档》五，第2682页。

[10]《中法越南交涉资料》，《军机处寄出使俄、英国大臣曾纪泽电》，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11]《军机处寄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电旨》，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12]《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2页。

[13]吉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第150页。

[14]《中法战争》三，第20－21页。

[15]《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7页。

[16]同上书，第158页。

[17]同上书，第52页。

[18]《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