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成功调停中法和约签订

中法战争的结局有三个情况一直使人迷惑不解：一是中国军事上胜利了，但外交上却遭到了失败，即所谓“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二是中国与各国的职业外交家们经过多次谈判斡旋未见其功，而后却是“业余外交”者摘取了桂冠，获得了胜利；三是代表中方直接参与谈判签字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两个披着中国官员外衣的外国人——赫德和金登干。这种情况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世界外交史上十分罕见的奇异现象，因而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从中得出历史的教训。

一

近代史上的中法战争，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法国企图通过这次战争夺取越南，进一步侵略中国；英、德、日、美、俄等国也想趁火打劫，企图从中扩大自己在华的影响和利益，为自己多捞到好处。就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战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奏，是西方国家既争夺又勾结，而勾结又大于争夺的一次恶劣表演，是他们集体绞杀中国阴谋的暴露。不过，由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有先有后，地理位置距中国有远有近，在华利益有轻有重，国际战略和远东战略也各不相同，因而在表现手法上也是或明或暗，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公开助法为虐，有的则玩弄狡猾的“居间调解”。但不管其手法如何的不同，他们的目的都是要从中国的身上割取一块肥肉，帮助法国打败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战争中，西方列强先后利用斡旋调解为扩大自己在华的权益服务。德国、美国都曾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来干预战争，然而都没有成功。英国是最热衷的调停者，因为它在远东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权益；它自始至终关心并扮演调停人的角色，竭力排斥他国，企图独揽中法调停大权。

英国的调停活动，先是由其外相格兰威尔在中国的驻英大使曾纪泽和法国的驻英大使瓦亭顿之间进行，而后则由驻中国的总税务司赫德及其助手金登干一手操纵来完成的。格兰威尔在中法战争爆发前，曾竭力压迫中国，要中国“节制”，作出让步，满足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以避免中法战争的爆发；马江海战后，法国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到英国在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利益，因而使得英国迫不及待地想通过调停来解决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坚决拒绝和法国的侵略胃口难于满足，格兰威尔调停同德、美一样，不免付之东流。在职业外交家们一筹莫展之后，赫德、金登干这些业余外交家们便粉墨登场了。他们借助于谙熟的中法双方形势和国际背景，巧妙地掌握了交战双方变化万端的情报，运用娴熟的个人外交手腕，及时地抓住有利时机，终于导致了中法和谈的成功。格兰威尔的调停未见其功，而赫德的斡旋却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结束。英国这种由公开的官方调停到秘密的业余外交方式的转变，说明其外交手腕的狡诈性和欺骗性，同时在世界外交史上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二

众所周知，自从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日益加深。帝国主义通过控制中国海关，利用海关关税来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和内政外交。由于海关关税的收入占了国家预算总收入的30%～40%，而关税又用于中国的外债和对外赔款的担保，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便强迫清政府在总税务司和各分海关的头目由他们担任。中法战争时期，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为英国人赫德把持，他通过与在伦敦的中国海关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的频繁活动，随时探测中法及西方各国的动向，窥伺时机，以便驾驭中法双方，达到为其所用的目的。中法战争时期，赫德的活动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883年4月—1884年8月）。早在1883年4月，河内纸桥之战以前，赫德即根据金登干的情报，获悉法国进军北圻，中法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他认为，如果法国继续扩大对越南的“保护”，或侵占更多的土地，那么中法间的冲突和战争就几乎是肯定的了。无论法国胜败，中国都将付出重大的代价。如果法国把军事行动局限于云南和越南，中国人就会把它拖住，使它疲敝。法国要想封锁中国，会遭到德国的反对。但日本会同法国合作使朝鲜脱离中国，俄国也许又在边境上拿去一大块。至于中国的“友好各邦”，如英、美、德都不会发一兵一卒来帮助中国。所以赫德的态度是“全不干涉”。在“不干涉”的幌子下，赫德向清政府抛出了以下建议：开放红河，在云南边境设立商埠，让外国人在商务上获取更多的利益，以争取各国政府从实际利益上来关切和同情中国。也就是说，让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使西方列强得到更多的实惠。

山西、北宁战后，法国向清政府诱和，美国公使杨约翰和德国税务司德璀琳都插手“调停”。对此，赫德十分担心德国的势力和利益因此而继续增长，英国的权益会衰落，同时也怕德璀琳会取代他的地位而使自己大权旁落。他强作镇定，以“将佐的成功，虽然可以使他们预先成了统帅的最后继承人，但不一定就立刻压倒统帅”来勉励自己和他的助手，准备重整旗鼓，以求一逞。

1884年6月观音桥事件后，法国侵略者提出由中国赔偿军费2.5亿法郎的无理要求。同时声称要派海军进攻，对清政府进行威胁。清政府却幻想依靠赫德和美、德等国进行调停，以挽救危局。赫德即于6月30日到总理衙门，代表法国指责并威胁清政府说：“《中法简明条约》既允法文为正，不照法文即是背约”“法国必将着水师官来华动手，那时便难办了”。他要中国退兵和偿付赔款，说“中国退兵并不吃亏”“付赔款而避免战争是上算的”（《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他还代表清政府向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保证，7月15日前，中国将驻扎在北圻的兵勇全数撤回。7月20日和21日，他又致电总理衙门，进一步胁迫清政府说：“偿款万不能免，而名目可不拘定”“为免却交战，中国愿付不意格外之经费”；要中国负责谈判的全权代表曾国荃“所有办法，均先与总税务司会同商订”（《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在偿款“名目可不拘定”的名义下，赫德换了个赔款花招，由曾国荃出面，“抚恤”法国将士五十万两银子。巴德诺嫌钱太少，不肯接受。而清政府原希望赫德“据理代争”，不料他却为法说项，“徒滋笑柄”。于是总署电令赫德回京，“以免从中煽惑”，另请美国公使杨约翰调停。赫德不肯甘休，一方面借口“只待有船即可进京”，一面又以“保边费”为名，要清政府赔一千万两白银给法国，分十年付清，后又遣人送信给军机处，说“四百万可了”。

1884年8月上旬，法国海军利士比号炮击基隆后，赫德通过税务司贺理壁两次至总理衙门，再次胁迫清政府承认赔款等项，说：“前议四百万恤款，中国不允，现在情形不同，改恤款为边界经费，加至一千万两，如中国立刻允准，仍分十年还清，每年一百万两，仍可了结，基隆亦即退还中国，法不占据。如不肯允，定要轰夺船厂并福州省，再驶船北来索款，到那时候，台湾地方即归法国，是不退还的了，云云。据总税务司看来，不如趁此了结为妥。”（《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清政府答以“所说均难照准”。法国则坚决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这样，赫德的调停活动不得不再次宣告失败。他在1884年给金登干的信里发出了如此的哀叹：“中国拒付赔款的决心，法国的缺乏耐性，并且使用了恐吓和暴力，这些使我的调解企图自始即没有希望，而最后是失败的。”（《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第二阶段（1884年8月—1885年6月）。1884年8月23日，法国孤拔袭击中国马尾海军，炮轰福州造船厂后，26日清政府下诏对法宣战。上谕除了谴责法人先启兵端并在军事上作了具体部署外，还说今后如有再敢陈言赔偿和解者，即交刑部治罪。清政府的态度，无疑对言和妥协的人是个打击。但是，老奸巨猾的赫德深知，清政府的抵抗是被迫的，它的抵抗不可能持续多久，它随时都需要妥协。他说：“基隆被攻击后，（中国）不得不战，但中国始终不愿战争，准备谈判。”（《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同时他还看到，“战争拖得越久，中国越不会退让，也越可能发生对中国有利的事”（《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这样会“驱使中国走入德国和美国的怀抱，英国人和英国的利益将被抛在一旁去了”（《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因此，为了英国的利益，赫德决定“必须抓住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来行动以争取成功”“必须找到可以开辟新途径的机会”，去重开谈判（《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赫德所希望的机会由于下面两件事的失败而到来：①1884年9月至12月，由赫德、金登干牵线，英外相格兰威尔出面，在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和法驻英公使瓦亭顿之间的斡旋宣告失败。②美国、德国劝中国赔款的调停，也因清政府拒付赔款而终止。赫德在1884年12月12日打电报给金登干：“两者都已失败，我们即可自己着手。”他指示金登干，直接与茹费理打交道，另辟谈判的新途径。

1885年1月7日、8日，赫德借上年10月法国海军在安平扣留“飞虎号”海关供应船而与法交涉之机，四次书、电金登干，要他立刻前赴巴黎，晋见茹费理，一方面探询茹对谈判的态度和要求，了解“什么是法国的最低条件”，另一方面向茹解释，赫德已劝导中国接受调停，并同意附加条款。他要金竭力向茹费理证明，总税务司是可与中国最高当局直接联系的人，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他能代表中国进行谈判；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的税务司深悉谈判内情，并愿推动和平解决。他还力图使茹费理相信，如法国要在现阶段和平解决，这就是最合适的机会。赫德的秘密外交活动得到英国外相格兰威尔“很恳切的支持”。茹费理也说，赫德、金登干提出的调和办法是“他所听到的唯一合理办法”。但他对赫德的权力和秘密外交仍表示怀疑：“对任何提案，除非直接来自总理衙门并正式送交，不便赞成或接受。”

在茹费理同意中法和谈的同时，他却加紧军事进攻。2月4日至13日，法军侵占谅山，清军退入镇南关。赫德为满足法国胃口，一再地压迫清政府在边境等问题上作出让步：中国不再争越南的朝贡；中法以谅山为分界线，由谅山直向西边境。后来清政府继续退让，答应由谅山向西北至老街作为边境线，并在谅山和保胜两处开放贸易市场，成立中国海关。茹费理则断然拒绝：“谅山至老开一线不能接受。”他要的是全部占领越南，并要求中国完全履行津约和提出切实的保证。

面对法国的军事压力和茹费理的强硬态度，赫德又主动讨好茹费理：“如中国批准5月草约，并立即履行，法国能否满意？是否就此解除封锁，并派公使来此商订详细条约？”他还向茹证明：中国皇帝已令津、沪、闽、粤等地的谈判全部停止，“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并不受干预”。对于法方坚持要中国履行津约的保证一节，他给茹费理出谋献策，说：“为了法国，最好不明提保证——即暂时占据台湾——而把它视为当然，那里的军队，可留到订立详细条约或为最后撤退备好便利的运输之时。”（《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茹费理对此十分高兴，他要金登干转达他“对于赫德爵士所使我引起的希望是满意的，我和他一样，以为是只有一个居间人（即他自己），并且每一件事都要保持极度的秘密，直到可以恢复公开谈判为止”^[2]。他在给法国驻柏林大使柯塞尔的电报中称：“我通过赫德爵士与北京直接接触，赫德爵士是总理衙门所唯一授权的人。”^[3]

赫德把中法谈判的大权抓到手后，得意忘形，称这次“业余外交”犹如一场“惠司脱牌”游戏。他踌躇满志地告诉金登干：“我把事情全抓在我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没法碰到它。”（《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他还提请茹费理注意：“李（鸿章）现在并无权力在任何方面接触这项问题。”（《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885年2月27日，清政府批准了四款方案，并任命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为专使，代表中国与法国签订草约。

3月25日，金登干与茹费理数次晤谈后，电告赫德，说茹费理接受了中国所提三款作为停火条件，仅对第一款略作口头修正，并对草约作了以下说明：中国履行1884年5月11日条约并将北圻中国军队撤入边境；台湾封锁立即解除；中法双方代表尽速谈判和平、友好、通商条约，在为和平谈判期间内暂先停止敌对行动。与此同时，法国政府授权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乐代表法方与中方代表金登干签署草约。

当赫德的秘密谈判正在紧张频繁进行的时候，中法陆路战场的形势出现了重要的变化：1885年3月23日、24日，中国陆路战场东、西两线清军分别取得了镇南关和临洮大捷。3月30日茹费理政府倒台。这个情况使赫德等人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惶不安。他担心中国的胜利会使谈判付之东流，“像早霜会伤损嫩果一样”“使我们三个月以来不断努力和耐心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搁浅”（《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震惊、担忧之余，赫德强作镇定，命令金登干不要再耽延时间，立即“相机行事”。

北京清政府把临洮、镇南关的胜利当作和谈的资本，认为“有此大捷，乘机结束，尤为得体”^[4]。在陆战胜利的同时，中国在海战方面却遭到了失败。法国海军孤拔舰队不仅封锁了江浙沿海和台湾，而且于3月29日占领了澎湖。这一严峻事实促使清政府加速了议和的步伐。因为照他们看来，“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5]这个情况，过去为许多史家所忽略，他们只看到北圻陆路战场清军的胜利而忽视在海上的失败，由此指责清政府“乘胜议和”的卖国性，而未看到在有胜有败、有得有失和有争必有让的情况下，清政府此时“乘机结束”“弃越保台（澎）”策略的合理性。

3月30日，总理衙门声明接受茹费理对于草案第一款的口头修正和他的解释说明书。3月31日北京的声明传到巴黎，茹费理同意了清政府所增各点，但因他已倒台，新内阁尚未成立，草约的签字发生了困难。赫德在获悉茹费理辞职后，3月31日下午电令金登干向法国外交部长解释谈判已达成协议的各点，并说明中国随时准备在草约及解释说明书上签字。此后金登干直接找到法国总统格利维，取得了格的同意并授权毕乐在草约上签字。1885年4月4日下午4时，由金登干代表中方，毕乐代表法方在巴黎签署草约及解释说明书。4月5日，赫德获悉草约签字后，立即复电给金登干，称赞他：“好极了！办得不错！我庆祝和感谢你。”6日，中国政府颁布谕旨，批准津约，下令中国军队停止敌对行动，并按规定日期撤兵。法国对清政府迅速批准津约，感到十分满意，说：“4月6日谕旨公布的迅速，都足为中国政府最高当局诚意谋求谅解和忠实履行初步协议的保证。”（《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草约签字后尚有一些关乎如何履行的问题在巴黎继续进行谈判：①解除台湾的封锁和停止敌对行动。②延长自北圻的撤兵日期。③退出澎湖群岛。④关于阻挠运米。4月23日，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副司长戈可当和中国代表金登干在巴黎开始了正式条约的谈判。到5月23日，条约十款商谈结束，取得一致意见。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6月11日，清政府批准了条约。

通过《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法国侵略者取得了在战场上没有取得的东西，达到了发动战争的目的。它不仅攫取了整个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的西南门户，首次夺得了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权利。对此，法国茹费理内阁和百礼霜内阁再三对赫德、金登干的斡旋表示感谢，并授予他们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法国外长佛莱新讷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说：“由于英国人的尽力，我们终于成功。”（《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国方面，清政府也因法军退出澎湖，没有赔款，保全了“体面”而暗中庆幸。(www.xing528.com)

三

在中法战争中，赫德、金登干通过秘密外交，最后导致了中法议和。他们的行为和目的，是否像清政府所说是“始终为中国出力”，或如赫德所说他对中国是“勉效愚忱”的呢？当然不是！赫德在此期间确是“工作得紧张，烦恼焦虑，以致身心交瘁”“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给我妻子的信也忘了”（《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883年4月至1885年6月，赫德和金登干往来的电报达398封，信函64件，数量之多，可谓空前。而赫德在其函电里，也不时地以中国官员自居，说什么“总税务司是中国的官吏，自然要求能有对中国最好的解决方法”“一个帝国受到了威胁，我必须向前，虽然贪图安静省事，听局势自去变化的引诱力很大，但为了良心和人道，使人必须抓住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来行动以争取成功”（《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马尾海战后，赫德也曾谴责过法国在基隆、马尾的暴行，称它为“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我的理智判断虽然告诉我中国现在应当用任何方法解决这争端，而我的同情却属于主战的一派。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这场战争是完全不必要的，法国的行动不合道理而且非常刁毒”，“法国扮演了一回恶棍，一个非常蠢恶的恶棍”（《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等等。

赫德这些表面动听的言词，掩盖不了他为维护和扩大英国的在华利益，牺牲中国权益来满足法国侵略者胃口的政治掮客的嘴脸。除前所述的赫德在调停中的大量事实足以说明外，还有以下情况值得注意：

第一，赫德竭力充当居间调停人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良心和人道”，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英国在华的影响和地位。他在1884年11月2日致伦道尔的电报中就直言不讳地供称：谈判“如结果良好，中国将对英表示非常友好的敬重，今后英公使在此亦可有亲密而更有势力的地位”（《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第二，在开始谈判之初，赫德的方针就建立在“这些条件须基于中国是较弱的一方面拟订的”。也就是说，中国是弱者，可以欺负，按照帝国主义“弱肉强食”“谁能够抢到手就算是他的了”的强盗逻辑，其结果必然是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满足法国的要求。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的外交活动准则，就是“让清政府在法国的菜篮子里多装些鸡蛋”。

第三，赫德在斡旋中尽量施展其狡诈的伎俩，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用战争和法国的强大来胁迫清政府让步和就范；另一方面，又劝说法国当局满足清政府保全“威望体面”的虚荣心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法国得到更多的实惠。比如，他在1884年12月16日的电报里要金登干向法方暗示：“中国原来接受津约，对‘威望体面’和‘边境’……如予拒绝，必将为了原属中国，而法国还未到手的东西持久地战争下去。相反的，如能同意，必可化仇恨为友谊；双方比较，法国尽得所欲，毫无所损，保有实益以虚名惠人；战争的胜利，还能为法国取得什么比现在提请茹费理立刻接受的更有利的东西？”（《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茹费理果然言听计从，在保全清政府一点“体面”的情形下，很快达成将整个越南吞并的协议。

第四，赫德凭他多年住在中国和特有的政治嗅觉，认为：中法之间的战争，中国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对战争的双方有过中肯的分析，认为“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敝的”“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它会赢的”。但为什么他要竭力出面调停，“必须用任何方法把它（中国）拖住”，不让中国取得胜利呢？除前述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外，还为了维护西方列强的整体利益。他说：“战争拖得越久，中国越不退让，也越可能发生对中国有利的事，像欧洲方面的纠纷，反对法国的外力干涉……”（《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尽管英国和法国、德国、俄国有着尖锐的矛盾和利害冲突，甚至在埃及、阿富汗等地的争夺中双方剑拔弩张，发出了战争的叫嚣，但它们在共同压迫、剥削中国，担心中国人民因战争的胜利会进一步激发反对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的态度上是一致的。由于西方列强在华的总利益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因而它们的目标就是要绞杀中国，让中国在战争中失败。赫德的“拖住中国”、不让中国胜利的方针，便是帝国主义列强总战略的具体实施和部署。他的调停活动，实际上也就是协调西方列强的行动，来共同对付中国，阻止“可能对中国有利的事”发生。

第五，赫德老谋深算，善于抓住时机，并以其坚韧的毅力和冒险精神，力排他国干预，最后取得了调停的胜利。在整个调停过程中，赫德充分掌握了中法双方及各国政府的态度和情报，不断审时度势，捕捉时机，“哪怕是抓住一个微小的机会来行动以争取成功”。在遇到困难时他不气馁，不轻易地为“不可能”所吓倒。特别是1884年12月法国决心以武力解决北圻而关闭和谈之门后，赫德没有失望，以交涉“飞虎轮”为契机，申令金登干直接与茹费理谈判，在茹倒台后又直接找法国总统。这个大胆的策略，收到了成效，并最后取得了成功。条约签字后，法使巴德诺借口批准手续不全，搞了些小动作。赫德对巴德诺的装腔作势厌恶至极，有好几次“气得放手不干了”，真想骂他“滚你的蛋”，以泄心中的忿懑。但是老奸巨猾的赫德深知，如果他稍一发泄自己的情绪，便会前功尽弃，功败垂成，太不合算了。于是，他又佯装笑脸，写了一封给巴德诺表示关切他健康的信，以示慰问。我们从这些细微末节和赫德调停所使用的策略来看，英国较之德、美等国，确是技高一筹，因而使它能力排众国，独揽调停大权。

四

中法战争，在列强的干预而主要又是在英国人赫德的操纵调停下结束了。它的结局，多少年来被认为是乖诞离奇：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军事上胜利，而外交上失败，法国则是军事上失败，而外交政治方面获得了胜利。近年来，也有人认为，中法双方都是和局，不承认中国是失败者；甚至有人认为，战争的结局是中国方面的胜利。其理由是：中国在战争中第一次没有赔款，没有割地；通商、修铁路是正常的，不能视为丧权辱国。

其实，战争的结局，中国是失败者，和约丧权辱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战争的结局是胜、是败或和的问题，要由战争双方的目的来看。中法战争中，法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全部占领越南，打通通往滇、桂的道路；中国是要保藩固边。战争的结果，法国的主要目的达到了，而中国的目的却未能达到，最后签订了有利于法国而对中国不利的条约。战后法国不仅把越南变为殖民地，而且将魔爪伸进了中国的西南边疆，将龙州、蒙自开为商埠，修建滇越铁路，掠夺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把云南划入它的势力范围，等等。因此，不能说战争对中国是胜或和的结局。

但是，对中国不败而败、或是说军事上胜利的问题倒是值得讨论的。我认为，在中法战争中，中国总的来说是败多胜少，而战争在最后阶段也是胜负各半。试观山西、北宁之战，马尾海战，谷松之战，台湾之战等等，都是中国的失利。而战争的最后阶段，虽然清军取得了临洮、镇南关大捷，但海上澎湖列岛却被法军占领。这种陆战胜利、海战失败的情况不能视为中国军事上的完全胜利，而只能说是中法胜负未分，各展所长，最后未见高低。至于外交上的失败，那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中国没有赔款、割地，条约也照顾了清朝的一点体面，但总的来说是丧权辱国。

有的同志说，清政府的外交完全操纵在英国人之手，因此必然要失败，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殖民地的国家有所区别，它的外交大权并未完全丧失，中国的主要决策者还是慈禧太后等少数统治人物。赫德曾披露过：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太后在完全放弃北圻并在许多点上让步之后，亲笔加进第二款，勾掉第十款（《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可见和谈的决定，条约各款的取舍，都是要由中国当局的最高统治者来核准定夺的。又如前述赫德曾多次劝中国赔款，赔“不意格外之经费”“抚恤费”“保边费”给法国，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所说均难照准”。这说明清政府仍主宰着中国的外交，外国人完全操纵中国外交之说不能成立。但这并不等于缩小了外国干预中国外交的作用，特别是赫德的影响、他对清政府施加的压力和他的外交手腕及出卖中国的活动能力。正是赫德等人老练的手腕和应付自如的斡旋，因而加速了和谈的进程，促成了和约的签订。在整个中法外交中，清政府是主体，是政策的制定者，它在外交上的失败，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必然结果。马江海战后，清政府虽然在法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下，不甘坐受侵略和奴役，宣布对法作战，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中国人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的巨大力量，也不可能依靠和团结全国军民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它为了维护现有的统治，生怕人民起来乘机造反，所以随时准备与敌人握手言和，即使是陆路战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也被当作“乘胜议和”的最好时机和条件了。

另外，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对帝国主义均有一定的依赖性，即半独立性。一个国家没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自然就谈不上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的海关贸易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军火、船械主要来源于西方，庞大的军事开支也借助于列强，外交上也必然为外人所左右。英国人赫德正是利用他任总税务司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利用中国半殖民地外交上的对外依赖性而独揽中法调停，并胁迫清政府对法妥协的。昏庸腐朽的清政府，由于对西方列强抱着天真的幻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对他们委以重任，甚至把谈判和签约的大权交给他们，依靠他们，殊不知他们与侵略者是一丘之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在如何打败中国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中法战争尚未开始之前，赫德就曾预言：“至于‘友好各邦’，虽然德国正高兴法国在中国有事，但是无论是它或英、美，都不会发一兵一卒来帮助中国。”（《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在调停过程中，赫德尽力帮助法国，达到了它发动战争的目的，取得了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按他的话说就是要尽量让清政府往法国的菜篮子里多装些鸡蛋，以满足法国人的胃口。清政府这种没有独立自主的、半殖民地式的依靠帝国主义分子办外交的结果，必然是可悲的失败的结局。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2期全文转载。该文获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1979—1989年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注释】

[1]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页。

[2]《法国外交黄皮书》：1884—1886年《中法越南事件》，第178页。

[3]同上书，第197页。

[4]《中法战争》六，第400页。

[5]同上书，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