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战役：中国中法战争中的全面胜利

镇海战役研究

1885年2月28日至6月29日长达121天的镇海保卫战，是中法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也是中国近代海战史上唯一取得全面胜利的战役。它和镇南关大捷、临洮大捷一起，组成了一曲中国南北军民胜利抗击法国侵略者的凯歌，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此次战役中，浙江军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上下一心，筑就了一道铜墙铁壁，使法国侵略者无法越雷池一步。这次保卫战，既有军事上的胜利斗争，也有外交上的出色成就。这两方面的斗争虽然在局部的地区进行，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一省一国的范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出使欧洲的曾纪泽说，谅山大捷和镇海大捷，威震了欧洲，“法廷闻此消息，举国汹汹，立将茹酋革退，尽逐其党，另易新执政”；又说：“经此番军务之后，西人之谈及中国者，已不敢如从前之轻侮。”由此可见其在中法战争史和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了。但遗憾的是，过去的许多专著都将它轻轻一笔带过，而全面地评介的专文则更为鲜见。本文拟就此作一专题研究，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战前形势

1884年夏季，法国在要挟中国清政府赔偿巨额军费失败之后，接着发动了马江战役，虽然打败了中国的福建水师，炮轰了福州造船厂，但未能达到胁迫清政府投降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中国人民上下一致、团结御侮的抗战决心。此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妄图封锁中国北方，占领旅顺、威海卫作担保，阻止米粮北运，以此威胁直隶北京屈服的计划，也由于战线过长，兵员单薄而未能实现。法国政府便将其军事部署改为占领台湾基隆作担保，以军舰封锁中国东南沿海，切断清军对台湾的增援，然后在北圻战场增添兵力，向云南、广西进逼。

中国方面，马江战后，清政府对法宣战，命令云南、广西两路向北圻进军，谕令沿海各统兵大臣及各督抚加强战备，防止法帝国主义的进犯。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地区。早在1883年中法山西、北宁战役爆发后，清政府即命江浙沿海各省戒严，认真筹办海防，“不可虚应故事”，敷衍塞责。1883年10月1日（光绪九年九月初一日），军机处奉旨指示浙江巡抚刘秉璋：“宁波、镇海等处为浙省要口，空虚可虞，该抚务当妥筹布置，毋稍大意。”^[1]以后又先后下达了七八次加强防务的命令，准备迎击法帝国主义的侵犯。

二、严密布防

在清政府的不断督促下，浙江省巡抚刘秉璋（1883年3月24日接印任职）、提督欧阳利见（1882年9月2日接任视事）调兵遣将，对浙江省防务作了认真的、周密的部署。具体措施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纵深配置，层层设防

1883年10月，刘秉璋与欧阳利见会商后，决定派六营兵勇驻防宁波府镇海口之南岸；调记名提督杨歧珍统兵5营，驻防镇海口之北岸；檄同知杜冠英办理营务。1884年2月，刘秉璋视察乍浦、定海、镇海、宁波等沿海形势，稽查营伍，再次同欧阳利见及各口将领会商海防事宜，事后又七次上疏，奏浙省筹办海防，添募营勇，加挑练军炮兵等事项。决定：调“熟悉情形”的台州知府成邦干带7个营（5000人）守定海；以提督欧阳率6个营（3500人）驻守镇海南岸；记名提督杨歧珍率6个营（2500人）防守镇海之北岸；命记名总兵钱玉兴领8个营（2500人），驻防宁波和梅墟，为镇海后路之策应；檄同知杜冠英为宁镇营务处，总理海防营务，并负责堵塞海口事宜；饬宁绍台道薛福成为宁防营务处，赞画军机，“调护诸将”；令宁波府宗源瀚为营务处提调；守备吴杰统管招宝山、泥湾、港口各炮台；由总兵吴安康率领的元凯、超武、南琛、南瑞、开济等五艘南洋兵轮泊于甬江门内，同陆上炮台互为声援；各军均归提督欧阳利见节制号令，“以一事权”。战前，刘秉璋共调集陆地防军27个营，炮兵400人，战舰5艘，共合10000余人的兵力；并在战术上采取纵深配置，层层设防，以阻止法舰进入镇海口和在两岸登陆的严密防御措施。

（二）“以柔克刚”，巧妙伪装

镇海为甬江的入海口，浙江省城杭州的门户，浙东重镇宁波的咽喉，是东南沿海的军事要冲。其天然形胜，与闽江相侔：南有金鸡山，北有招宝山，两山夹江相峙如门；虎蹲山在海中遥扼江口，游山、七里屿复错峙于外，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北岸招宝山原有炮台一座，名曰“威远”，置炮八尊；南岸金鸡山原有炮台二座，名曰“靖远”“镇远”，各置炮五尊。三炮台皆以守备吴杰管带。1883年冬，欧阳利见在金鸡山东北岸筑“天然”炮台一座，置炮三尊；在金鸡山西北岸筑“自然”炮台一座，置炮四尊。1884年又在该山上下适中之地，筑土台十余座，置土炮三十余尊。由于港口炮台滨海，一坦平阳，全无遮护，欧阳利见征得浙抚的同意，将港口精炮九尊分别移于乌龙冈、沙蟹岭暗炮台内。各炮台四周又以湿竹编排，并加棕荐数十层，内实以麻袋棉絮，层层密排包裹，均匀交搭，再以草皮、泥土覆盖其上，一可伪装，二可加固，起到“以柔克刚”，弹虽中而不能爆炸的效果。对于比较显露的“威远”炮台，除筑三合土六丈数尺外，又加堆土袋一丈一尺，上覆棕荐，外贴以草皮土泥，“炸弹至，则毯受之，毯濡而韧，弹下如雨而未尝一开”^[2]。这是镇海军民在实战中的创造。

另外，欧阳利见还命人多筑假垒，遍插旌旗，“虚壮声势”；在金鸡山周围“皆挖隧道，宽五六尺，深七八尺，迤逦曲折，纡萦环通，皆可暗达山上各暗炮台。山顶凿凹作营房十余所，利见亲居其间，海上数百里，一览无余，指挥各营，如在眼底”。营房上用三合土、洋铁皮覆盖，并用颜料涂抹，山土一色，使敌不辨。隧道、围墙内埋伏精兵，敌不登岸，不准露面，如冒死登岸，我则聚而歼旃。炮台如敌船遥至，按兵不动，必计炮弹能及时，方可轰击，否则不准空开一炮。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虚实相间，我能见敌，敌不见我”^[3]。

（三）添设电线，军情迅达

当时由省城至宁波已有电报通讯线路，而宁波至镇海四十里却没有通讯设施，常因“乘潮往返，文报稽延”。薛福成禀报刘秉璋，并得到批准，架设了宁镇间的有线电报线路，于1885年2月落成。由是省抚“一切机宜，电饬营务处薛福成、杜冠英传谕各营。虽相距数百里，而号令却如同一室”。后来在镇海之役中，“与法船相持数月，电报往来日十数起，军机无误”^[4]。

（四）筑墙钉桩，拒敌国门

镇海海口散漫，南岸之育王岭、布阵岭、孔墅岭、青峙岭、沙蟹岭，北岸之懈浦、湾塘、沙头堰等处，均系登岸要区。招宝山至梅墟，关系尤重。欧阳利见、杨歧珍、钱玉兴将南北营垒布置就绪后，各率所部于沿海修筑围墙，设关门以时启闭，派逻卒以查汉奸。围墙绵亘四五十里，声势连接，脉络贯通，“彼但见一片长墙，既无以辨吾孰坚孰瑕，孰虚孰实，或对高处疑营开炮，则虚无一人，徒耗弹药”^[5]。1883年，欧阳利见与游击袁子龙在招宝山巅前后山连接处增筑月城。月城长七十余丈，高一丈二尺，宽九尺。外修卡门一，炮洞四。起到了保护威远炮台和卫城的作用。

镇海口门，宽约二百丈。鉴于马江海战的教训，刘秉璋决定在海口钉桩沉船，堵敌来路。他檄饬薛福成督同杜冠英、宗源瀚买桩三千余支，用机器排钉海口。或七、八、十支，或四、五支，或二、三支，各为一丛，自南至北，横列二十二丛；自内至外，直到十丛。又购大船三十六艘，满装石块，沉于桩缝之内，仍留口门二十丈，以便商船出入。另备大船五艘，三杠网九重，并借宁商宝顺轮一艘，为封塞口门之用。这样，敌舰受阻，“商旅仍通，饷源不匮，而宁镇居民，安堵如常，盖恃桩船之力也”^[6]。

（五）水陆藏雷，拆除灯塔航标

除在岸堤上筑墙、海口钉桩沉船外，杜冠英督同吴杰于海口沉船排桩之外的水域，沉放水雷六排，每排八雷，纵横相距十丈，共沉四十八雷。又于小港口滨海各隘，埋伏地雷六十枚。欧阳利见饬所部于布阵岭、孔墅岭、青峙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长墙卡门之外，各埋地雷三四十枚。薛福成同杜冠英令拆去新关向设之七里屿、虎蹲山，定海之小龟山顶及屿心脑之灯塔、航标、浮筒，“以迷敌轮之路”。薛福成认为“外洋堵口，利弊各半，所宜深虑者，莫如阻碍本国商船、兵船往来之路，先致自困；尤恐关税厘捐从此无着，则二十余营之防军饷源先罄，更为可虑”^[7]。于是在会商欧阳利见之后，饬派红单师船靠桩抛碇，在钉桩之处，昼则插旗，夜则悬灯，以示行船方向。除照会各国驻守领事、税务司外，并告示商民、船户知悉，以便商贾往来。

另外，薛福成又从我国兵船上选派熟悉各国旗帜的水手，于金鸡山瞭望台携带望远镜，专司瞭望。如遇法船驶来，悬挂绿地黄斜十字旗；别国船只，悬挂黑旗；中国船只，悬挂红旗，以示区别。并规定：如遇未经领事知会，及未挂旗帜，不肯于游山外停轮待查之船，即行开炮；如遇兵轮二三只同时驶来，查验不及，无论挂何国国旗，即一面开炮，一面闭塞口门；如见有来船已至游山、虎蹲山之间，即悬旗令其停船检查，如不停船，即行开炮。

（六）杜绝引水，迁置教士

在海口钉桩布雷，口外拆除灯塔航标后，薛福成认为，法舰远来，海口情形未悉，因此杜绝为法引水的问题“实为第一要著”。宁波向有引水洋人必得生、师密士二名，领有执照，常驾小船在镇海口外游弋，以备雇用。薛福成密令该二人将其船回泊镇海进口一带，不准出洋受雇于法人，每人每月给洋银一百五十元，以资度日。除此二人被秘密扣留外，尚有甬江引水三人：一为英人郝尔（即化挨），一为德人贝伦，一为美人根宁汗。薛福成照会英、美、德领事，许给三人原酬，但禁止他们为法船做向导；对法已雇之根宁汗，薛请求美领事将其迅速撤回，否则，我兵民义愤，“则江北岸房不无可虑，彼时本道晓谕而不听，欲保护而无从矣”^[8]。此外，薛福成还致电上海，请沪道专办杜绝引水。由于杜绝了引水，使敌失去耳目，“虽有船坚炮利，其伎俩亦稍穷矣”。后来孤拔“悬价六万金而无应者”^[9]。

宁波城内有天主教堂两座，为法国所派浙江省大主教赵保禄的住地；定海有教堂七处，教士多人。马江战役开始后，宁波乡民“指目教堂，皆言法人藏匿大炮，将为内变”，又传“定海民入教者两千人，分班赴教堂操演，枪声颇闻于外”。为消除隐患，杜绝内应，薛福成照会英国领事兼办法事固威林，转饬法国商民、教士，一并移往江北岸暂住，以便稽查保护。赵保禄蛮横耍赖，“语多恫吓”，拒不搬迁，声言若要搬迁，中国需付搬迁费用。对此，薛福成多次致书固威林，义正词严地申明：法国官商教民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愿留内地安分守业者”才受中国政府的保护；如不搬迁，“将来如有危险之事，彼自不能有后言也”；至于搬迁损失，“此系法国国家骤开兵衅所致，该主教似可向法国国家索取赔偿，本道不便过问也”。对于法国主教将“招法舰来攻宁、定”的恫吓，薛福成斩钉截铁地回答：“欲以此等大言恐吓本道，本道不惧也。本道唯知遵照迭次谕旨，激励兵民，同仇敌忾，久置祸福利害于度外，亦复何所顾虑！”他乘机反戈一击：“果若所言，赵主教适自显其有干预军事之权，是定海兵民之所疑虑，询属不诬矣。”^[10]法国主教的威胁恫吓失败，无计可施，最后只得乖乖率领男女教士迁往江北，薛福成即派兵勇前往监护。又照会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命令码头加强稽查行人，“凡法国人，无论商民、教士，止准出口，不准进口；即先自宁波出往他处者，亦不得再回。如有他处进口及复回宁波者，船只到岸，应勒令扦手洋人及督捕华生拦阻，不准上岸，务令原船出口”^[11]。由于迁置教士，不准法人进口，清除了间谍隐患，从而使镇海战役期间，“宁、镇、定海廓然无内顾之忧”“故海鏖战，而内地晏然”^[12]。

（七）利用矛盾，牵制敌人

宁波、镇海为浙省之门户，而定海又是宁、镇的屏藩，南北洋于此交会，由此西向可入长江，北上可达天津、北京，南下可抵福州、香港、台湾。因此，它不仅是浙江一省之藩篱，而且是海疆全局安危的关键所在。薛福成深刻地认识到定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他总结了前两次鸦片战争定海被占的教训，否定了前人魏源、林则徐“定海宜弃而不能守”的错误论断。他说：“我弃而彼取之，于此屯兵、屯粮、屯煤，经营踞守，将来北犯天津、烟台，西扰长江诸埠，皆得以此为后路，恐大为南北洋诸省肘腋之忧，则弃之又断断不可。”^[13]但定海孤悬海外，港湾纷呈，四面受敌，不易防守，眼下虽有成邦干率七营兵勇驻防，但终感兵力太单，且乏兵轮保护。怎么办呢？薛福成根据1846年中英互立的一个保护舟山的条约，内有“英国依允嗣后有别国攻打舟山一带地方，英国必为保守，务当将舟山送还中国”的条文，上书南北洋大臣及督抚，建议利用英有保护舟山之旧约，“用以钤制法人”。他在书中详尽地分析了英法的矛盾和利用这个矛盾的可能性：“舟山当南北洋适中之地，又居上海、香港之间，贴近长江口外，关系通商全局。苟为他国所有，华洋各货就近囤积必成大埠，足以全夺香港之利，而香港将成废地。”“外洋商务之在中国者，英实居其八九。且定海居港、沪之间，于英最有关系……英坐见商务之日坏，利权之日削，香港之遂成废地，岂不太可惜哉？！”^[14]当然，他对利用英法矛盾也有清醒的认识：“虽中国自筹要防，不宜借力外人，以启窥伺之渐。”但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而他的“法人恐开衅于英，毕竟有所顾忌”的分析和判断却是完全正确的。他多次与英领事固威林、税务司葛显礼商谈，“以法占定海有碍英国商务之说，耸动英商，多著议论，翻成洋文，寄往伦敦报馆刊布；复以危词往激英领事，俾愿践保护舟山之约”^[15]。他用利害关系说服固威林，“该领事深以为然”。这样就促使英驻沪总领事与法使巴德诺签订“法不犯定海，英亦不宣以保护之说以碍法事”的秘密协定。后来孤拔扬言欲占普陀，以为屯兵之地，薛即致电上海英领事，请其驱逐。固威林回电转告薛福成：“普陀亦舟山属，如法果往占，英愿助中国驱逐。”^[16]其后“法舰泊镇海口外数月，与定海相距咫尺，绝无睥睨之意”^[17]。达到了利用英法矛盾，牵制法国，阻止孤拔攻取定海的目的。

（八）同仇敌忾，组织民团

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入侵，浙江省下令沿海各府州县，组织民团、渔团，分段联防，“每夜轮督梭巡，有警则鸣锣为号，联络接应，互作声援。其经费则各向本段各辅户、居民筹办”^[18]。宁波城外分江东、江厦、城西、城南四段，城中又分南北中西东五段。又于各段内照地之远近，分立小段，各由就地绅董兴办。1884年8月前后，宁波郡城共有百余段居民、渔户被组织起来，“大街小巷击柝之声彻夜不绝”。镇海县北乡的团练组织十分严密：“每十人立一尖旗，而团总以方旗领之，以宣号令。每逢一、五日讲演武事。每乡于适中之地设立公所，有事彼此通商，由乡公所以达县公所，声气联络相通。总公所另雇枪手数十名，为团丁之领袖……每家各出一丁，已集二万余人。再于紧要地方添募勇夫，以济团丁之不足。一遇有警，鸣锣立至。”^[19]浙省奉化县唐岙各纸厂工人，听说法军侵犯我国马尾，无不义愤填膺，“聚集三千约期上郡，环请道宪发口粮、器械，力图投效”^[20]。为了拦截海口，阻敌深入，宁波政府拟借北号会馆之宝顺轮船驶赴镇海，“该号商等深明大义，公同具禀到府，如临时应用，情愿报效，不求给价”^[21]。而驻防宁郡之各军，“赳赳桓桓，如火如荼，大有戈戟凝霜，旌旗蔽日之势；且勤加操练，安分守法，市上贸易并不逞强。百姓亦相矢以诚，洵四明之保障也”^[22]。

（九）安定民心，筹防财政

1884年7月以后，法国远东舰队侵犯台湾、基隆、淡水，后又进攻福建马尾。中法战争不断升级扩大。消息传来，宁、镇居民一日数惊，谣言四起，甚至中夜仓皇，相率奔徙。为了稳定人心，薛福成张贴告示，劝谕吏民绅商不要听信谣言，“各安生业，不得无故自惊”。并警告：“倘有棍徒胆敢造言生事，摇惑人心，一经访拿到案，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23]后来英、美等国以“保护商务”为名，将兵船开进镇海，军民误以为是法船，纷纷谣传，“以致民心惶惶”“宁波居人迁徙者纷纷不绝，使得乡间屋价骤涨”。薛福成再次布告辟谣，指出：宁城江北岸为通商码头，“各国兵船往来时所常有……刻下海防布置严密，若法人以一二号船假冒进口，则我立将海口堵塞，两岸炮台断其出路。各路劲旅遥作大围，复密布水雷、巨桩，断难飞越……尔等各宜自安生业，切勿误听传言”^[24]。为此，他令人缉拿并法办了制造谣言的奸徒，稳定了人心。法船侵入浙省后，刘秉璋下令各口戒严，“卧者不准脱衣”，并激励水陆将士，奋勇杀敌，有功必赏；严禁兵轮水手登岸，夜多派兵更番巡逻，缉拿奸细。法船封锁浙省洋面后，由于米船不到，宁郡市场萧条，粮价暴涨，当铺、钱庄纷纷倒闭，贫民度日维艰。薛福成深感“大军云集，足食为先”的重要性，他咨呈刘秉璋，檄饬杭、嘉、湖、衢各属招商贩运米粮至宁；又函请苏、赣巡抚饬各属商贾，由内河贩运米粮至宁，“免收厘税”。为解决“商贷不通，民之生机将绝”的严重问题，薛福成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对镇海往来船只，略示变通之法：“明示封口，而暗弛小船之禁，既为穷民留一线生机，而厘税亦不无润色。”^[25]另外，他还号召乡绅官吏输米账济贫民。由于经过这些努力，“宁郡贸易日来渐见畅明，人心亦安”，粮价恢复平稳，法船进犯后，“居民无一迁徙，闾阎街市熙攘景象不异平时。虽海口炮声轰然，而人皆漠然置之，不以为意，与上年闻马江之警纷纷迁避情形迥殊矣”^[26]。

由于筹办海防，饷需浩繁，浙省财政负担较重，仅1884年12月至1885年3月，前后用于采办枪炮、弹药、电线，以及修筑城垣、炮台、围墙、营房和钉桩、沉船等费用便达三十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两；1883年1月至1884年1月，浙省军需开支为八十三万余两。而1884年，该省地丁、厘金、盐课三项收入为五十万两。其地丁项下银三十万两，内除已解部库银五万两，又化解云南京饷银五万两，广西京饷银四万两，共解银十四万两外，尚未解银十六万两。其盐课、厘金项下银二十二万两，内除已解的部库银六万两，化解福建赏京饷银五万两，尚未解银一十一万两。以上共有未解京饷银三十七万两。刘秉璋奏请全数暂从缓解，以供海防急迫之用。此外，各省协饷，亦请准予停解；以后遇有应协之项，免于再拨，“以舒喘息”。另外，刘秉璋还号召乡绅捐输钱粮。到1885年底，宁波、绍兴二府便捐银三十余万两，基本上解决了筹防中的经费问题。刘秉璋说：“当镇海封口，丁厘无收，待饷孔迫之际，全赖此款陆续接济，以固军心，为功不浅。”^[27]据统计，在筹防财政中，“浙中取给盐货丝茶各数十万，宁定六邑，劝捐二十二万，合之宁郡丝、茶、盐店、钱当牙贴又三四十万，既无部拨专饷，亦不借贷洋款”^[28]。基本上靠自力更生，筹齐了军费，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十分少见的。

（十）激励将士，同心御敌

浙省各级文武官员，在战前和战争中，多次激励三军将士，号召人人奋勇，痛歼来敌。并严申纪律，规定：凡力战有功者必优先奖赏，伤亡者必优恤，畏敌退缩者必绳之以法。薛福成、杜冠英、宗源瀚等还经常亲莅前线劳军，慰问鼓舞将士。特别是南洋开济、南琛、南瑞三轮自石浦败后，畏法为虎，避入镇海内，统领、管驾皆气沮心慑。薛福成得知其弁勇多系甬人，“恋家心甚，则恋战气衰”，于是出示禁止弁勇登岸，“以绝其反顾”。又担心他们低落的士气会影响其他各军，“恐致全局瓦解”，他便电告省府，请宪台电饬钱统领派员持令箭往告三管驾：“无论何时，如有再移进白家浦一步者，应并前罪严参，先行就地正法；能坚守亦专疏保奖。该轮若以全力扼住口门，敌轮究难驶入。”^[29]薛还当面将电文给水师统领吴安康看。吴羞愧得面红耳赤，良久无言，最后他说：“吾三轮誓与此口共存亡，决不内移一步，请电告中丞勿念。”“其后三轮扼守桩门，炮击法舰，连中要害，相持三阅月，迄未少退，厥功甚懋。”^[30]

以上十个方面的措施，仅是浙省筹防中的几项重要内容。它从组织上、思想上和财力物力上为以后的反侵略斗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薛福成评论说：镇海“防守完固，毫无损伤，实数十年洋人入华以来所仅见”^[31]。

三、严阵以待，痛歼来敌

1885年2月13日，南洋水师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五舰在总兵吴安康的率领下，奉命援台，于檀头山洋面遭法舰九艘截击。澄庆、驭远因速度较慢，脱离舰队，避入石浦港，其余三舰乘雾驶入镇海口内。法舰追踪至石浦，澄、驭二舰兵勇弃船逃散，2月15日放水自沉。2月28日，法舰纽回利、巴夏尔、答纳克、德利用芳四艘排泊于镇海口外之七里屿洋面。浙江提督欧阳利见闻警后，一面加派哨探，侦察敌人之动向；一面飞饬北岸提督杨歧珍、水师统领吴安康、营务处杜冠英、记名总兵钱玉兴加强戒备，严阵以待。其部署如下：调杨歧珍所部淮军前营一哨带过山炮六尊，分置北拦江；一哨带过山炮四尊，驻扎县西北隅；右营帮带蔡利清带二哨分屯洋关、福建会馆；亲兵一哨带格林、过山炮在东岳宫长城，兼助新开炮台；中营总兵黄瑾住招宝山督战迎战；右营游击王鳌整队听调；后营总兵龚金标严为戒备；杨歧珍亲自负责稽查指挥；杜冠英移驻招宝山炮台；吴杰仍照料两岸炮台。欧阳利见的直属部队分成三路：达字中营伍金洪率队五成，环伏山西北隧道，以备冲锋；练副中营参将郑鸣章率队五成，环伏山西南隧道，以备包抄；健左旗副将费金组率队八成，伺伏沙湾海堤墙下，以备策应。又令楚军、练军各营，以队三成轮流分地段潜伏，其余守营听调。责令各要隘地雷之守机人，准备随时引机待发。传谕瑞、琛、开、超、凯五兵轮及红单师船，差参匀泊桩内，兵轮、炮台必计弹可及敌船时，始行轰击，以避免浪费弹药；陆师不准哗动露面，敌不登岸，只可静守。欧阳利见亲自坐镇金鸡山，负责全面指挥，并督天然、自然各暗炮台迎敌。此外，规定泊于口门之宝顺轮，非万不得已时不沉，四石船开仗即沉桩内。口门禁止渔、商务船出入。

3月1日（正月十五日）上午九时，法以一小轮，驶向游山口，试探虚实，被招宝山炮台击退。下午二时，法大铁甲舰纽回利率领三舰，气势汹汹，向我招宝山炮台猛烈攻击。我军兵轮、炮台奋力还击。炮目周茂训“一发即中纽回利船头，旋即折其头桅，已又击伤其船尾；南琛等船助战，亦击中法船两炮。法船用排炮还击。炮台受数十弹，均陷入三合土内。惟周茂训中敌弹，折其右胫。山后明炮台亦被弹毙炮兵二名，勇丁一名”^[32]。战斗从二时至五时，双方各开数百炮。法舰不支，相率退出，泊于金塘外之洋面。欧阳利见认为法舰离钳口门甚近，该处又是道光年间英人扰境登岸之所，法军很可能乘夜偷袭，于是加派差官三名，持令率同梭巡。薛福成亦急电镇海前线：“今夕元宵，宜严备。”是夜八时，果有法小船二只将拢岸，被差官同后营逻卒击退。

3月2日晨，被伤之法大黑铁甲舰向外洋驶去，三船仍泊原处。欧阳利见认为这可能是敌人的诡计，命令我军水陆仍严备不懈，特别是要“夜防鱼雷暗来”。他同吴杰商量后，决定派舢板六只、洋枪六十杆、格林炮六尊，在桩外彻夜守口了备。是日晚八时，敌用二艘鱼雷艇对我进行偷袭，妄图炸毁我之兵轮，被我炮台、兵轮开炮击退。

3月3日黎明，法增船二艘。薛福成、宗源瀚即电告杜冠英：“日内必有大战，宜严备。”十时，法舰答纳克复攻招宝山。“杨歧珍、杜冠英督率吴杰开炮。敌船甫近，即被我弹中其烟筒，再中船桅，横木下坠，压伤兵头及护从多人。南洋兵船，复从旁击中二炮。法船创甚，收旗转轮，仅获出险遁去。”^[33]

法舰再败之后，不敢接近招宝山口门，只以一白船替泊游山，倚山为障，装作没有动静。欧阳利见“知有鬼计”，3日黄昏时，密派健左旗副将费金组带勇百名，执枪伏馒头山脚，暗防敌来。夜十时，“果有法小船两只潜移而至，经排枪轰击，炮台、轮船相机击退”^[34]。

3月4日，欧阳利见令水师统领吴安康速购三千五百磅大铁锚三只，分系于开济、南琛、南瑞三舰之尾，“俾船首不致随潮内向，蹈马江覆辙”，从而保证了我船首大炮能始终对准敌舰。

3月5日夜，风雨晦冥，法人乘机用黑白舢板两只，载兵多人，准备从馒头山脚登岸，潜袭我港口炮台。他们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在南岸蚶岙岭派奸细“故事惊张，冀分我兵，为便蹈瑕登岸”。埋伏于该处的副右营没有中计，只派十余人持枪往视；而健左旗费金组的大队人马仍伺伏以待。待敌船靠近岸时，费金组一声令下，顿时排枪大作，立即将二法船击沉，船上法兵亦全部被歼。

3月6日黎明，法人又以小轮闯进虎蹲山，被我炮台再次击退。

此后数日，法舰退泊金塘洋面，或散或合，来去无定。由于连日来前线将士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偷袭，人人欢欣鼓舞，三军踊跃感奋杀敌。浙抚刘秉璋特拨款二千元，奖赏有功将士；薛福成等亦到南北岸炮台、兵轮、陆营等处进行视察、慰问。他们不断激励将士：严备勿懈，“敌若再次，务须戮力奋击，共奏殊勋”。欧阳利见也“遇事与诸军熟商”，并“谆谕水陆各营严备静待”“彼若拢近扑犯，誓必聚而歼旃”。

3月10日，法增援舰只到达。13日、14日，接连炮轰小港及蚶子岭炮台。由于小港炮台之精炮根据欧阳利见的命令早已迁往乌龙冈，仅存空台，所以“二十七日（13日）法舰放十余炮，仅中三炮，嵌入麻土袋及坏一乱石墙。二十八日（14日）又放九炮，无一击中。我军静守不动，均未伤人，至今空台屹然未毁也”^[35]。薛福成根据过去马江、基隆、石浦、镇口法人皆以朔望前后二三日，乘潮汛来攻的教训，提醒前线将士，近日必有恶战，应当严防。13日、14日，法舰果然来攻，欧阳利见“率诸军从容抵御，人无惧色”。敌人没有捞着便宜，只好退去。此间，法人企图架炮桅顶，以便从高击下。由于大炮过重，绳索忽断，法军被压死压伤者三十余人。

3月19日（二月初三），薛福成到镇海劳军，见法一大舰抛泊，倚游山为屏障，便商之于统领钱玉兴，谓乘夜袭击，可以获胜。20日晚，钱命副将王立堂率领敢死队，潜运后膛车炮八尊，伏南岸青峙岭下，三更后对法突击，五炮中船，伤法多人。法船开炮回击，弹落水田，我军无损。这是镇海守军首次主动袭击法舰，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从3月1日到20日，法舰在我镇海军民的铜墙铁壁面前，屡次进攻、偷袭都遭到失败，弄得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最后只好悻悻退到金塘洋面，在口外进行封锁。3月19日10时，法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乘坐舰巴夏尔号驶往澎湖，6月11日死于该岛。舰队司令由利士比接任。此后法舰无甚作为，“每日或放炮数响，或升竖红旗而不战”“盖内怯而借以张声势”^[36]。而我军民一直严备不懈，使得“敌与我相持四五十日，欲蹈瑕伺间以图一逞，卒不可得”^[37]。大敌当前，镇海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连僧人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3月28日，法人带领奸细六名，乘坐小艇从大溪头登岸，刺探我之军情，途经育王寺时，被僧人发现，当即擒住法人一名，其余狼狈逃窜。

4月15日中法议和。6月29日，法舰驶离镇海。历经四个月之久的镇海保卫战于此结束。

四、可贵的启示

镇海保卫战以击沉法军木板船两艘，击伤法军舰数艘，毙伤数十名法国官兵而告终。孤拔想消灭南洋三舰，破坏炮台，占领镇海的计划失败。在4个月中，他们始终未能越雷池半步，却反而陷入了进退维谷、旷日持久、折舰损兵的困境。而中国军民却在此役中一雪国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它与淡水之战、镇南关大捷、临洮大捷等战役组成了中法战争后期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同时也为法国茹费理政府敲响了丧钟，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抗击外国侵略获得胜利的几例战役之一。它的胜利，给了我们什么有益的启示呢？

第一，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对敌斗争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

镇海战役，是在清政府已下令对法宣战，并迭次谕令沿海严密布防的情况下开始的。浙省地方官员，在战前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采取纵深部署，层层设防，“堵”与“诱”同时并举的防御方针，因而使敌无隙可乘。如前所述，筹防在海口之外，拆除灯塔、航标，杜绝引水；口门钉桩沉船，设置水雷，断敌来路；岸上又筑围墙、隧道、暗堡，防敌登岸偷袭；炮台进行伪装，迷惑敌人；口内停泊军舰，与炮台互为呼应，彼此声援；水陆两翼又有强大的后备劲旅……这样就组成了炮台、陆营与水上舰艇严密交叉的火力网。毛泽东同志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38]镇海之役的胜利，正是在事前有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部署下取得的。薛福成说：“中法开衅以来……惟浙省……防守完固，毫无损伤，实数十年洋人入华以来所仅见。”^[39]

至于布防的决策，浙省官员曾有“堵”和“诱”的不同主张。两者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看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而应从实战的效果去检验。前者着眼于拒敌于国门之外（刘秉璋），后者则着重于“诱敌登岸，聚而歼旃”（欧阳利见）。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可以起到互为补充、相依相托的作用。后来在实战中，这两种布防均得到很好的发挥，并都有出色的战果。近来一些史家在文中扬刘抑欧，这种做法似有可商榷之处。(www.xing528.com)

第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

在历时121天的镇海保卫战中，浙省上自巡抚、提督，下到普通军民，基本上能做到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因而筑就了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当时的文武官员，有湘系、淮系之分，军队中有水、陆、炮诸兵种之别，人事复杂，意见也难于统一。战前除了刘秉璋（淮系）和欧阳利见（湘系）在决策上有分歧外，部下将领也“积不相能”“不无龃龉”^[40]；分防南北两岸的参将郑鸿章与炮台守备吴杰“屡因细故互生猜嫌，几欲列队开枪决斗”。针对内部的不团结现象，薛福成上书刘秉璋，指出：“强敌在门，将领不和最为大忌。”^[41]他一面令宗源瀚驰往和解，一面再三面告杜冠英，劝勉吴杰“切勿恃功逞愤，致失事上之礼，务于提台体制无亏，以期力顾大局”。他知道吴与郑分属刘和欧阳，他们的矛盾实质上是省府文武两大员的矛盾，因而建议刘再密谕杜冠英，勉励吴杰“以大义”；而对吴郑的矛盾则“不便过于揭明，盖冀痕迹渐融，则日后尚可共事也”。但他对吴杰“临财廉，御敌勇，操练勤，实为难得之才”表示欣赏，同时也指出“任气犯上，罔知礼让”是其所短。希望刘秉璋“用其所长，戒其所短，于裁抑之中，寓曲成之意，则造就将才必可收效于将来”^[42]。对于两次击退法舰的有功人员，由于奖赏了炮台、兵轮，所以“各营望赏之心甚切”。薛福成认为“彼之所争在颜面，而不在数目之多寡。且两旬以来，放哨巡瞭，昼夜劳苦。此次浙防挫敌，为近年来之创举，而设防又必合众力而成”^[43]。为此，他上书刘秉璋，建议分奖陆地各营，“同沾宪惠”。这实际上起到了缓和淮系与湘系，陆军与水师、炮台间矛盾的作用。薛福成站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角度，以全局为重，在“联上下，化异同”“调护诸将”，鼓舞三军同心同德对敌进行斗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由于他的努力，使战前和战争中，浙省前线将士的矛盾没有扩大，或是推迟了矛盾的爆发时间，基本上做到了“文武一心，上下辑睦，奋其智能，各事其事”^[44]。战后刘秉璋在奏请加奖欧阳利见的附片中说：“（欧阳利见）与统领杨歧珍、钱玉兴和衷共济，联湘、楚、淮军为一气，用能众志成城，克摧大敌，厥功甚伟。”^[45]这既是对欧阳利见的肯定，也是对薛福成的赞扬。

第三，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是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重要环节。

镇海战役是继马江战役之后的战役，马江战役失败的教训，使浙省筹防者引以为鉴。如：马江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没有采取“塞河先发”的正确建议。镇海守军没有再蹈马江的覆辙，他们钉桩沉船，密布水、陆地雷，桩外又拆除灯塔、航标，使敌不能进口。又如马江炮台均固定外向，炮台目标又过于暴露，没有隐蔽，后来法舰回驶，主要炮台几乎全被摧毁。镇海守军吸取了马江的教训，对炮台进行伪装隐蔽，将精炮移于暗台，再以棕荐、沙袋层层包裹，使弹落而不开花，损失十分轻微。又如马江福建水师船舰与敌杂泊，由于只系一铁锚于船首，涨潮时船首向外，退潮时船身首尾易位，故敌人利用这个规律，将中国船舰击沉。欧阳利见从中受到启示，他发现我南洋三兵轮由于受潮水影响，不能稳定，于是打破轮船不能设置二锚的“洋规”，命令三舰的船尾各置三千五百磅重的大铁锚。这样船身稳定，不受潮水涨落的影响，使三轮之首日夜对准法舰，“发炮多能中的”。其他如迁教士、清间谍、杜绝引水，等等，都是吸取了马江失利的教训后而采取的正确措施。镇海保卫战的胜利，再次证明“失败为成功之母”这个真理。

（原载上海《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注释】

[1]《金鸡谈荟》卷4，第13页。

[2]《军机处录副刘秉璋片筹海防情形》。

[3]《镇海防夷图记碑》。

[4]《金鸡谈荟》卷3，第11页。

[5]《刘中丞咨送浙江镇海口布置及战守情形图分说》。

[6]《浙东筹防录》卷2，第46页。

[7]《刘中丞咨送浙江镇海口布置及战守情形图分说》。

[8]《浙东筹防录》卷1，第1页。

[9]同上书，第23页。

[10]《刘中丞咨送浙江镇海口布置及战守情形图分说》。

[11]《浙东筹防录》卷2，第21页。

[12]《浙东筹防录》卷3，第16页。

[13]《刘中丞咨送浙江镇海口布置及战守情形图分说》。

[14]《浙东筹防录》卷1，第7页。

[15]《浙东筹防录》卷1，第12页。

[16]同上。

[17]《浙东筹防录》卷2，第52页。

[18]同上。

[19]《申报》1884年8月24日。

[20]《申报》1884年10月8日。

[21]《申报》1884年10月8日。

[22]《申报》1884年9月14日。

[23]《申报》1885年1月31日。

[24]《浙东筹防录》卷3，第26页。

[25]《申报》1884年8月31日。

[26]《浙东筹防录》卷2，第42页。

[27]《浙东筹防录》卷3，第29页。

[28]《刘文庄公奏议》卷4，第17页。

[29]《浙志便览》卷7，第15页。

[30]《浙东筹防录》卷4，第9页。

[31]同上。

[32]《浙东筹防录》卷2，第52页。

[33]《镇海县志》。

[34]《刘中丞咨送浙江镇海口布置及战守情形图分说》。

[35]《金鸡谈荟》卷13，第26页。

[36]《浙东筹防录》卷4，第22页。

[37]《浙东筹防录》卷2，第44页。

[38]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3页。

[39]《浙东筹防录》自序。

[40]《浙东筹防录》卷2，第52页。

[41]同上书，第40页。

[42]同上。

[43]《浙东筹防录》卷2，第40页。

[44]《浙东筹防录》自序。

[45]《金鸡谈荟》卷13，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