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8月23日至8月30日发生的马江之战，是近代史上时间最早、规模较大的海战，至今仍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不揣浅陋，想就此次海战中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海内同仁。
一、马江天险与防守方略
马江位处闽江下游，全长40公里。马江天险，重重门户，“形势甲东南沿海”。壶江为闽江的出海口，因四面皆山，其地形若壶，故名；又四面皆水，其地若浮，亦名浮江。它总扼芭蕉、五虎两路要冲。江面港汊纷呈，礁石罗列，船舰若无海户渔船引水，不能自达于马江。因此壶江是马江的第一把锁钥。
长门是由海入江的第二道要隘。长门和金牌两山南北对峙，中流一束，江面仅宽387米。五虎岛雄踞口外，南龟、北龟二岛又俯卧门前，因而有“五虎把门，双龟守户”之称。长门、金牌二山均建有炮台，分置克虏伯炮五门、二门。其时福州将军穆图善坐镇长门。
闽安为马江的第三道天险，是其咽喉之区。南北两航道于此交会。其地两岸皆山，绵亘十余里，中间水宽不过330米。清政府于两山凿洞安炮，置明炮台、暗炮台多座。如敌舰闯过长门，再想顺利通过闽安要隘，那是十分困难的。
马尾是马江的第四道门户。它扼闽江口的上游，闽江、乌龙江于此汇合。该处江面宽阔，水深流缓，中外商船、兵轮大都停泊于此，是良好的商港和军港，也是福建水师的基地。马尾还有中国最大的造船厂——福州造船厂，船厂后面的山上和附近的罗星塔、马限山上均有炮台，置炮多门，可以居高临下，轰击敌舰。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率陆勇7营、舰艇11艘驻防于此。
由上可知，马江天险，重重门户，层层锁钥，纵敌人胁生双翅，亦难飞渡。其时敌人的优势是船坚甲厚，吨位大，火炮猛，但深入我之腹地，不熟悉地形则是其短；我船小甲薄，火力小，射程短，但陆地炮火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可以弥补我之劣势。如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陆地炮火的作用，防守马江并不困难。张佩纶的“塞河”防守方略，正基于以上理由，因此不失为明智正确之举，但在其建议被清政府否定后，便转而以海战为主，用我之短去遏彼之长，则是其重大的失误。
近年有的学者认为，张佩纶的塞河主张，是一种“劳而不获的御敌方略”，是“缺乏全局观点”。理由是：第一，列强的干预和中法外交谈判，使清政府难于下堵江的决心；第二，闽江水深流急，当时清政府的人力、物力、设备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堵江任务；第三，孤拔已派船在闽江口巡逻；第四，即使沉船塞江，“门”未必能够关紧[1]。
笔者认为，塞河的防守方略是正确的，可行的，具体方法也不难付诸实施，关键是清政府对入侵者有没有进行抗击的决心。客观上，当时中法正进行外交谈判，“并未失和”，以及列强对法国的袒护，使清政府难于下堵江的决心，但更主要的主观原因是清政府不愿意打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让敌人的军舰自由出入内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违背国际公法，窥探我之形势，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敌人早已向我进行武装挑衅，在谅山主动进攻我之防军，在台湾基隆公开对我入侵，中法战争早已实际进行，因此“并未失和”之说显然是清政府为自己的投降妥协路线开脱罪责的辩护词。由于清政府不愿和法国打仗，怕得罪洋人，所以才不敢下堵江的决心，致使前敌将士在敌未到来之前，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
敌人进入马江后，是否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沉船塞江的方略呢？答案是否定的。前面提到，马江重重门户，一束中流，择其狭处、险处沉石，即可断敌归路。五虎口虽江面开阔，但主航道只有一条，其他均不通航，若将当时准备好的30艘船石沉于主航道，敌舰便不能通过。如五虎口被敌看住，还有长门、金牌间的双龟岛要隘，其间的主航道宽不过100米，且有两炮台看护，在此沉船堵江，我认为是绝对可能的（笔者1984年10月实地考察时，特意留心了双龟岛的水域地形）。因此“人力、物力难塞”之说不能成立。
另外，清政府在闽江口至马尾间各要塞部署了24个营的兵力，共1万余人，控扼了沿江的制高点和险要之区。清军炮台大都负山临江，占据地利，易守难攻，如守者得人，一般是不可能被占领的。其时法国远东舰队共有1700人，其中可供陆战的兵员并不很多。因此敌人想从侧后迂回，逐个占领炮台，进而阻挠中方沉船塞河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沉船塞河简单易行，而且十分必要，这还可从稍后的镇海之战得到验证：是役，浙江军民由于事先在甬江口实现了沉船塞江，封锁了江面，致使敌人无法深入；后来孤拔想包抄偷袭，亦被清军打得狼狈逃窜。
沉船塞江成功之后，“关门打狗”或“瓮中捉鳖”即可实现。但还要解决“打狗棍”的问题。什么“棍子”呢？即充分发挥我陆上大炮的威力。而欲达此目的，就非加紧改造沿江各要塞的炮位方向不可。因当时炮台炮口均固定向外，敌舰回窜，我之炮火处于死角，不能击彼，反被彼所乘，致成关门不能打狗反而被狗所伤的状况（海战后各炮台被敌所摧便是如此）。在敌舰侵入马江后的40多天中，由于清政府未能下定战斗的决心，先是不能沉船塞河，后又未能及时改造炮台，着着失误，终致全盘皆输。
二、敌我杂泊与先发制胜
左宗棠在查办马江失事的奏折中说：张佩纶“抵闽省之日，法船先已入口，据我腹地，未能审察形势，将我兵轮分布要隘，明知敌人船坚炮利，乃调令兵商各舰，与敌舰聚泊一处，遂至被其轰沉，此调度之失宜也”（《中法战争》六，第249页）。现在，仍有不少论者批评张氏令各舰与法船衔尾停泊，互相牵制，是书生谈兵，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断[2]。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根据敌舰强大、火器射程远，我方船小、火力弱这一具体情况而作的正确部署。因为敌人的船舰吨位重，装甲厚，火炮的口径大，射程远，又有致命的鱼雷攻击，我方若以常规战法对阵，目标过于集中，势必为敌人一举歼灭；反之，我若化整为零，与敌人分散杂泊，衔尾相接，便可充分发挥我之机动灵活、火炮小射程短的作用，甚至可以更好地接近敌人，炸毁其船舰。因此，这是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的正确部署，是应该肯定的最好决策，而不能视为调度失宜的主观臆断。
问题在于，在敌我杂泊的形势下，“先发”就具有了决定性意义。谁先下手，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就会取得战斗的胜利。张佩纶在给总署的电文中多次强调了“先发制胜”的重要性；何如璋对此也有过类似的正确意见：“彼此兵船衔尾相拒，万一决裂，先发制人，后发即为人制。以法人横肆性成，临事必图狡逞，使各船静以待变，深恐为敌所乘。”（《中法战争》三，第549页）如果我方没有政府“不准先行开炮”的命令，在退潮以前，用我之船头炮火对敌之船尾实施近距离的轰击，那局面将是另一番景象了。后来的8月23日之战，正是敌人先发，并掌握了退潮时船身前后移位的规律，法舰的船头大炮刚好移过来对准中方军舰最薄弱的部位船尾，他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先行开炮，于是将我军舰迅速击沉。狡猾的敌人清楚地看到优劣条件在几个小时内即可以互为转换，他们知道，谁掌握了这一规律，谁先下手，便可制彼于死命。参加海战的法国海军上尉罗亚尔在《中法海战》中写道：“提督（孤拔——笔者）决定于退潮移转船身时，开始作战行动，对于敌人取得一种完全有决定性的战略优势。”这种决定“只有一个危险，就是：迟延了开火的时间，这样便给中国方面可能于二十三日满潮的整个早晨里回转船身时攻击我们。由于对各国领事要正式发出战争通告，其中实有可虑的地方，便是我们的敌人可能侦悉了我们的企图，因而对我们先下手。如果他们于潮水来时进攻，那地位便完全倒转，提督所打算可得到好处的所有优势，都将转到他们手中去，反而对我们不利”。由此可见，张佩纶的“与敌杂泊”并非下着，而先发制人则是胜负的关键。
三、詹天佑参加了马江海战
担任设计我国第一条铁路的工程专家詹天佑，是否参加了甲申马江海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认为詹氏参加了海战的，有《马江海战中的勇士——詹天佑》等[3]；否定此说的，有包遵朋著的《中国海军史》和郑国珍的《马江海战时詹天佑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并未参战》[4]等。认为詹氏参加海战的主要依据是上海《晋源西字报》1884年8月25日（七月初五日）的一则报道：“‘扬武’船上有美回华学生五名——（黄）季良、詹天佑、吴其藻、容尚谦、薛有福。”“该学生等专司燃炮，还击敌船；直至‘扬武’船被孤拔坐船炮弹轰击着火时……该学生仍陆续放炮。俟至‘扬武’船火势炽烈……伊等方跃下水……詹天佑最镇定，有胆勇，船临危时，伊尚救活多人……”[5]
包遵朋对此提出了质疑：①他没有看见原文。②詹氏果有战绩，为何在当时的张佩纶、左宗棠等人的奏折中只字未提？③在《海军实纪》《海军大事记》这些取材于诸署案牍奏章的著作中也未曾提及。三条中最主要的是第一条，即未见原文。对此，他否定了詹氏参战之说。
郑国珍同意包氏的分析和判断，并认定詹氏在甲申马江战役中已不在“扬武”舰当练习生，而是就任于福州船政学堂的教习，从事英文乃至驾驶的教学；海战爆发时，詹天佑并未登舰作战。
笔者以为詹氏参战之说是可信的。根据詹天佑手书的《履历》和《詹天佑先生年谱》记载，詹天佑于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被派往“扬武”号兵舰实习。1884年8月马江海战时，他在“扬武”号巡洋舰上服务。上海《晋源西字报》七月初五日晚的报道，是在马江海战发生后的第三天刊载的，不仅时间最早，而且报道也很具体生动。虽然该报的原件笔者未能看到，但我们从两件史料中可知它的存在：一是同年七月十三日美国大使杨约翰的函件，二是七月十四日江海道邵友濂的函件——《照录抄来洋报》，这两个函件足以佐证《晋源西字报》七月初五日的报道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的的确确客观存在。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摘录两函的内容如下：
七月十三日，美国公使杨约翰函称：昨阅新闻纸内云，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该学生计共五名，点放炮位，甚为合法，极其灵巧；均系奋不顾身，直至该船临沉时，众人均已赴水逃生，该学生等方行赴水，内有一学生战没于阵，系前驻美国副使荣公之犹子云云。（《中法越南交涉档》三，第1936页）
七月十四日，江海道邵友濂函，照录抄来洋报，上海《晋源西字报》七月初五日晚新登福州信息：……“扬武”船上有美回华学生五名——黄季良、詹天佑、吴其藻、容良、薛有福。交战时，此五学生与别学生曾在船政局学堂肄业者，同赴此仗。该学生等专司燃炮，还攻敌船，直至“扬武”船被孤拔坐船炮弹轰击着火时，船上人多跳水逃生登岸，该学生仍陆续放炮。俟至“扬武”船火势焰烈，管驾官张君及料此船难以支持，因令各学生等离船，伊等方跳跃下水。闻张君及学生俱获平安。只有一学生容良，乃容纯武观察之侄，生死尚未确悉。詹天佑最镇定有胆勇，船临危时伊尚救活多人。此次中法交战，计约五点三刻之久，西人多不料华人有此胆壮力战云。（《中法越南交涉档》三，第1938－1939页）
这篇报道翔实生动，除个别文字稍有出入外，其余大体与前面内容相同。而这篇生动文章的材料来源，则是来自这几位留美归国学生。该文的末尾写道：“……江南制造局内有一由美回华学生名祁祖彝，接‘扬武’船之出洋学生寄来电云，‘扬武’船将沉之顷，由美回华学生五名，自船跳跃下水，除不见容良外，余四名均平安到岸。”（《中法越南交涉档》三，第1939页）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晋源西字报》七月初五日的报道是确凿可信的。詹天佑等5人的生动事迹，是这5名中幸存下来的4位向他们在江南制造局的留美同学祁祖彝提供的，因此其可靠性不容置疑。而张佩纶、何如璋等人的奏折之所以未提及詹天佑、容良等5人的情况，则是因为他们位卑职低和名不见经传的缘故。(www.xing528.com)
四、法方是否“突然袭击”
过去，不少论者认为，马江海战失利的原因之一，是法方对中方的突然袭击。我以为不能简单地下这样的结论，理由有二。
第一，从时间上看。1884年6月26日，法国将其在中国沿海和东京（河内）的舰队合编为法国远东舰队，任命海军中将孤拔为舰队司令。7月14日，法舰两艘，经香港、厦门驶入马尾港。7月25日，进入马江的法舰已达五艘，还有两艘泊于闽江口外之马祖澳。7月31日，法舰七艘由渤海湾南下，南北两支舰队会合于马江。8月5日，法舰队利士比副司令率军舰三艘进攻台湾基隆，遭到守台将士刘铭传部的英勇抗击，退泊台湾海峡，其中一艘驶回马尾。到8月23日战斗爆发前，法舰九艘进泊马尾，两艘泊长门，四艘停于马祖澳，两艘游弋于台湾海峡。从7月14日法舰进入马尾到8月23日战事爆发，前后共约四十天，此间法舰还进攻了基隆，战事已经在我国国土上进行，同时清政府也看到了法国的侵略行径，并在马尾作了初步的部署，因此不能说法国的这次军事行动是突然袭击。
第二，战前法国已向清政府和福建地方政府下了照会和战书。1884年8月16日，法国总理茹费理致电法驻中国公使巴德诺，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应法国的无理要求，否则即令孤拔在福州采取行动。法国的恫吓未能奏效后，即于8月20日下令远东舰队进攻马尾福建海军。8月22日晚，孤拔召集各舰舰长在旗舰窝尔达号上开会，部署8月23日下午2时的作战事宜。23日晨，法国驻福州领事白藻泰下旗离开领事馆，并于8时将法国的军事行动通知各国领事，10时向闽浙总督何瞡下了战书。据《申报》报道，战前的一天，法国即已通知各国领事，次日（23日）下午两点开战。英国将此消息通报了督署。23日晨七点法战书亦到，并飞报马尾。法国海军上尉罗亚尔在《中法海战》中说：22日“中国人亦巳假定战事即将发生：日间来的商人坚持要将账目付清，窝尔达号司令的中国佣人偷偷地离开战舰，不再回来”（《中法战争》三，第549页）。在闽浙总督何瞡1884年8月23日午时拍给张佩纶、何如璋的电报簿内也有“顷接白领事照会，孤拔即于本日开战”之语（《中法战争》六，第246页）。由此可以说明，法国的这次军事行动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公开侵略行径。
当然，无论法国侵略者是否下了战书，都不能减轻他们的罪行。不过，它却从另一面反衬出清朝政府官吏的腐败和昏庸。前线总指挥张佩纶在接到何瞡电报后还有两个小时才开战，但他没有马上下令中国军舰启锚准备迎战；事后又用“未接电音，而法人已先开炮”（《中法战争》四，第378页），或“初三（23日）午刻，法领事照称，明日开战”（《中法战争》四，第351页）来为自己的失职辩解、掩饰。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法舰兵临城下时，仍“日事宴饮，擅作威福，对于目前敌患，绝不预防；且下令严禁各军舰，战期未至，不准发给子弹，并不准无命自行起锚”（《中法战争》三，第131页）。更可笑的是，当战书由督署传到船政后，何如璋说，我国军舰还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开战，请其另改日期。战事发生后，张佩纶不是亲临前线指挥，而是跑到离马尾十多里的后山顶上“观战”。另一位大臣何如璋，此时由亲兵80多人护卫着，先跑到离马尾十多里的快安，然后再奔向福州，躲进了两广会馆。身为封疆大吏的闽浙总督何瞡，只知终日念经拜佛，“每早遣兵丁数人，持枪往屏山顶向西北角击散妖云，以翼消弭兵灾，此外别无良策”（《中法战争》三，第130页）。
由于不是敌人突然袭击，更说明清朝官吏的无能和腐朽。“不患无天险而患无人险”，不患敌人之强大，而患我之无备和麻木不仁！
五、张佩纶是否怯战先逃
马江战后，张佩纶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称8月23日午刻，“马尾未接电音，而法人已先开炮”，他与何如璋“令各轮船、师船奋力抵御，并令陆路出队相助，而自行登高督战”（《中法战争》四，第351页）。他在另一奏折中又说：“（初三）甫及未刻，而法人炮声作矣。臣一面饬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为水师相应，一面升山巅观战……比臣至山，则扬武已为敌鱼雷所碎。”（《中法战争》五，第524页）左宗棠在查办奏折中说：“查彭田距马尾十五里……张佩纶于是日登山观战，登毕退驻彭田……并未一抵鼓山之麓，亦无乡人拒而不纳之事。”（《中法战争》六，第246－247页）据此不少论者认为，张佩纶并未怯战先逃，“尚属勇于任事”。
根据何瞡8月23日10时接到战书后，即已电告马尾的情形看，张佩纶于该日12时收到何电无疑。因此“未接电音”显系张为自己开脱之词。而左宗棠的查办奏折，清政府也看得清楚：“乃所奏各情，语多含糊，于张佩纶等处分，意存袒护开脱。”（《中法战争》六，第285页）因而受到了上谕的申斥。至于张佩纶是“勇”还是“怯”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张战时在何处的问题，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和分析。如这一问题解决，上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据笔者实地考察，彭田离马尾船政局十五里，船政局后面是山，山顶距船厂也有十多里；法舰开炮的时间是初三（23日）下午1时56分，海战结束为2点30分，时间仅半个小时。根据张佩纶的电报，开战之初，他在船厂，命令各船抵御，并整饬陆军，以小炮登山，布置好后，自己才升山巅观战。从时间和路程来判断，张不可能在短短的30分钟内，既指挥海军和陆军，又爬上了十多里的山上观战；即使气喘嘘嘘地爬上了山顶，海战早已结束，还有什么战事可观的呢？因此，他的先在船政指挥、后才登山观战之说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张佩纶在开战前并没有在船厂（因那里随时都有危险发生，且有船政大臣何如璋驻守），而是在船厂后面的山上。因他见战事吃紧，预先在山上设下了行辕，听见炮声后才慌忙奔出“观战”的。根据之一，是时间短，路程长，他不可能在半小时内由船厂爬上十多里地的高山；根据之二，是光绪十年六月二十日（1884年8月10日）他给清政府的电文：“船厂临水，无余地……备战宜宕，开战断不能守。署既以毁弃见商筹画，纶随机应变如何？后山不碍，已布置矣。”（《中法战争》五，第481页）由此可知，此时的张佩纶恐非昔日“书生初当巨寇，必以亲临大敌为第一义”的忠义之人了，闽人讥他此时为“失魂落魄的丧家犬”不无道理。李鸿章在给他的信里有“闽船可烬，闽厂可毁，丰润学士（指张）必不可死”（《中法战争文学集》）之句；张本人也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不轻之人，早在战前就已作好退却准备。军机处在听说张佩纶退扎鼓山后，十分气愤，打电报给何瞡说：“统带恇怯，将领无所禀承，何能制敌！”（《中法战争》五，第519页）虽然张退扎的地点与此稍有出入，但他战前怯敌，临阵后逃，致使群龙无首，失去指挥，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六、关于中国方面伤亡的人数
目前，在《中国代近史》《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始末》，以及大学、中学教材、课本等多种论著和读物中，在叙述马江海战中方的伤亡人数时，有的说是796人，有的说是722人，有的说是700多人。这些数字准确与否？我认为，都不准确，准确的伤亡数字应是2000余人！
关于此次战役中方伤亡数字的原始材料，当时负责福建前线军事指挥的张佩纶、何瞡、穆图善等在给清廷的电文中均未提及，后来左宗棠在查办的报告里也没有说。比较具体的数字见于此次战役的目击者、《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一文的作者采樵山人，以及法国侵略军头子孤拔给法国政府的报告。据《回忆》一文所说，甲申马江之役，中方阵亡2000余人（《中法战争》三，第133页）。又说，战后马尾地区人民打捞出尸体500余具，中有132具四体完全，其余身首异处，无法辨认。《回忆》一文刊于1932年2月福州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第一集第二期。作者在前言中说，中法马江海战爆发时，他“年甫十岁”，由于是自己所见所闻，“平居无事，执笔记之”，因而“回忆当时情境，与证之父老传闻，犹历历如昨日事”（《中法战争》三，第127页）。就是说，作者不仅是当事的目击者，而且还经过调查研究，“证之”其他父老（其时马江之役的见证人当有不少健在）。因此，它就不仅是一个人的回忆，而是集体的回忆或是一篇调查报告了。所以其真实性和价值应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另外，我们再看看敌方的材料。战事甫毕，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在向其政府的报告中说：“中国方面损失了二十二艘战舰或帆船，死亡五个战舰司令，三十九个将官，二千士兵或水手。”（《中法战争》三，第557页）
孤拔的报告数字，与当时目击者的回忆数字大抵相同，应是可信的。这说明：在马尾海战中，中方的阵亡数字为2000余人，生还者只是少数。后打捞上来的遗体之所以仅有500多具，是因为有的尸体可能被潮水冲走，有的可能沉没于江底，有的被炮弹炸得血肉横飞，无法找寻。应该说，这些被打捞上来的500多具遗体只是牺牲官兵中的一小部分。在这部分遗体中，除132具由亲人认领安葬外，其余均无法辨认，只好分成九处就地掩埋。1885年底，清政府拨款900余两白银修建昭忠祠。祀将官12人，弁目、练童、医生18人，士兵735人，合计796人。这796人为有名有姓的福建水师官兵，属正常编制，有册可查，而其余的1000余名士兵，大多是师船、帆船之编外人员，自然其姓名就无法可稽了（当时被击沉的红单师船共有13艘，商船19艘，杆雷小汽艇7只，以及一些武装的划船等等）。以后在史书和文章中，一直以马尾昭忠祠所祀的796名将士为依据，陈陈相袭，沿传至今，甚至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册）也说是伤亡700多人。这实在是个错误的数字，现有必要给予更正。
（本文前三题原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后三题原载云南大学《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2年第5期全文转载）
【注释】
[1]广西中法战争史学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1集，第152页。
[2]福建社科院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142页。
[3]《人物》1982年第2期。
[4]福建社科院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209页。
[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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