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福归国：黑旗军功勋赫赫

刘永福及其领导下的黑旗军，是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中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队伍。当法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入越南并进窥我国南疆的时候，他们应越南政府和人民的邀请，决心“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蔽边疆”，同入侵的法国侵略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击毙法国侵略军头子安邺、李威利等人。敌人闻之而丧胆，人民倚之若长城。刘永福及其黑旗军在援越抗法中所建立的功勋是有口皆碑，并为大家所公认了的。但是，对于他入关归国的看法就颇不一致了。比较倾向的看法，则认为刘在抗法的后期，为了个人利禄，为了自己做官，于是放弃了反帝斗争，投入了清政府的怀抱。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有的同志就说，刘永福的入关归国，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禄，堕入统治者的圈套，放弃了与越南人民共同斗争的深厚友谊。这是他在历史上留下污点的地方”^[1]。以后，《中法战争》一书也说：“这个毒辣的手段（指官爵笼络——引者）在刘永福为个人利益所迷惑的情况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接受了清朝政府给他的记名提督的官衔，也接受了清朝政府的一些表面援助，因此也就得接受清朝政府的各项命令。”^[2]另外，《中国近代史丛书·中法战争》的作者说：“在清朝政府的压力和功名富贵的引诱下，刘永福动摇了，不再坚持反法斗争。”^[3]最近胡绳同志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认为：“刘永福虽然是农民起义风潮中涌起来的人物，但他抵制不了清朝当局官爵的诱惑。在中法战争以后，他成了个普通的清朝官员。”^[4]

黑旗军的归国是因为刘永福贪图清朝的功名利禄吗？其入关的行动是不是他历史上的“污点”？本文想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首先，请看看黑旗军入关的时间和刘永福接受清朝官爵的时间。

1885年3月，中法战争的陆路战场，无论东线和西线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就在这时候，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与法国侵略者妥协言和了。4月4日，中法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4月7日，清政府下达了停战命令，严令前线将士“如期停战撤兵”：“宣光以东，三月初一日（公历4月15日）停战，十一日（公历4月25日）华兵拔队撤回，二十一日（公历5月5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公历4月25日）停战，二十一日（公历5月5日）华兵拔队撤回，四月二十二日（公历6月4日）齐抵云南边界。”^[5]5月上旬到6月上旬，刘永福的黑旗军奉命撤回保胜。两广总督张之洞此时连续转发了四月十日、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清政府停战撒军的秘密照会给刘永福。此间，命令雪片似的飞来，“公虽接上谕，惟入关事，尚在不以为意，亦度外置之而已”^[6]。5月31日，刘接到清政府5月2日调他到思、钦一带驻防的照会，“意尚未决”。后接清吏部主事唐景嵩函电，称“法以澎湖为质，刘一日不离越，中国海防一日不能结局”^[7]。刘“亦未定入关之意。随又接云贵总督照会函件，均云，已奉旨调入关情事；公亦不以为意”^[8]。6月30日，又接两广总督张之洞6月12日的照会，法国和清朝对刘进一步施加压力，说：“刘永福不退保胜，澎湖亦须迟退……著岑毓英、张之洞懔遵十八日电旨，严催该提督即率所部迅回云界，再赴思、钦，不准稍为迟延，至令借口。”^[9]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知旨不可违”“不得不遵”，于是上书张之洞，陈言“保胜山险瘴甚”“拟择子弟为官，纠集土人据险而守，足固云南门户”等六事。后接粤督抚批示十一条，及6月7日、12日张之洞的照会，还有云贵总督岑毓英、钦差督办广东军务兵部尚书彭玉麟的照会信函多件，均催入关，“计各照会函文文牍等件，已有十余廿起。且岑、张两督，均派有委员，催促成行，公意始决”。8月中旬，刘率部四千人离开保胜回国，8月20日到南西，后到百色。刘在百色，接岑毓英9月6日行知一件，说6月27日奉上谕：“记名提督刘永福，着赏给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并赏给三代一品封典。”^[10]11月14日，刘到南宁，收领张之洞由粤省义捐拨银四万两。1886年4月，刘永福奉旨授福建南澳镇总兵，9月赴任。

据上述情况，刘永福的入关归国，是十分勉强的，迫不得已的，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保卫桑梓之邦，顾全祖国这个大局（使法人退出澎湖）才归国的。再从时间来看，清政府赐给刘永福“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和“三代一品封典”，授给他“南澳总兵”，以及领饷银四万两，均是入关以后的事，因此说他为了个人利禄才入关回国，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刘永福归国半年后接受的南澳总兵是多大的官衔呢？按清制，总兵比提督的官阶为小，当然比他在越南的“三宣提督”的官小得多了。因此，实际上刘永福入关后是降职降级使用了，怎能说是为了“官爵诱惑”而入关的呢！而且事实上，在刘未入关前，清政府并没有许过给他当什么官的诺言。记名提督赏戴花翎是1884年8月间的事，因此不能说他是为了官禄才入的关。

有同志说，刘永福为个人利益所迷惑，因而接受了清政府给他的记名提督的官衔，也接受了清朝政府的一些表面援助，因而也就得接受清政府的各项命令。刘接受清政府给他的官爵、援助和命令等等，都是事实，而且在他回国接到“赏给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并赏给三代一品封典”时，“极为欣喜，各军员弁到贺”。但是，这些能说明他是“为个人利益所迷惑”吗？照这样说来，他和清政府的合作，积极抵抗法帝的侵略，也就是为了取得一官半职、博个封妻荫子的目的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第一，刘永福的援越抗法是“为了个人利益”吗？第二，他应不应该与清政府合作？

刘永福为什么抗法？在《黑旗檄告四海文》中说得很明白：“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11]在其誓师檄文中，他无情地揭露了法帝“虐越南”“欺中国”的滔天罪行，说他们“毒比长蛇，贪逾封豕，攻掠越地，荼毒越民”“窥我北宁，侵我桑台”。为了“上以副中朝倚畀之隆，中以报国王休养之德，下以舒越人怨毒之心”，他庄严表示：“贼与我势不两立，我与贼义不俱存”，决心“必使东京（指河内法寇——引者）之余孽，扫荡无遗，西贡之腥闻，湔除净尽”，至于“成败利钝，所不遑计”^[12]。在他张贴的告示中，也严厉地谴责了法寇的罪行，说：“法人阳托保护之名，阴肆攘窃之计，狎侮宫廷，凌辱官长，奸淫妇女，焚毁田园：见者伤心，闻者切齿。”^[13]因此，“予以大义陈师，凡执殳前驱者，非荷耒之农夫，即负贩之良贾，非有制造枪炮之利，徒仗一义字，激动众志，为国捍患”^[14]。从他的宣言声明中，我们看不出他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再从行动上，他也没有为功名利禄所引诱而动摇其抗法的坚强决心。他始终抱着“灭尽番奴，必使越南全国无一个老番影子”这个宗旨。当清廷派员向他联络时，他断然拒绝了清吏部主事唐景嵩所陈的“越为法翨（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的“上策”^[15]。当法国侵略者在战场上不能取胜，希求用百万重金来换取他撤离保胜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银则我不敢受；但要我先行他徙，亦断不能！”^[16]后来敌人又玩弄对他诱降的花招，许以高官厚禄时^[17]，刘坚定地回答：“本提督心如金石，岂为尔所动摇！”^[18]

从上面的宣言、檄文和行动来看，刘永福的黑旗军援越抗法是坚决的，态度始终是明朗的，他没有为清政府许给他“事成则王”的诱惑而动摇，更没有在法国侵略者的高官厚禄面前而变节。这里再举一例。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在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李威利的率领下，大举侵犯越南北圻，1883年5月占领河内，次年3月侵入了南定。越南政府在法寇的大肆进攻面前，束手无策，只好赶紧去请刘永福来帮助抗法。时刘永福正奉旨回广西钦州省亲，当他接到越政府的请柬时，“即摒挡一切，即刻由平福、新圩起程，向越赶往，回到谅山”，再往山西，会见越南大臣黄佐炎，商议破法之策。他坚决地说：“法鬼贪心无厌，非武力不能解决！”^[19]1883年5月19日，双方决战于河内城西之纸桥，“法兵大败，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统计是役，晨九点打到下午一点，公黑旗一军，大获全胜，击毙法兵二千余人，斩首千余级，法大元帅李威吕、副元帅五画某，及四、三、二、一等画数十人，皆斩获首级，夺获军械无算。”^[20]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刘永福尽管打了许多胜仗，但他不也曾因黄佐炎埋没黑旗的军功而不满发牢骚么？可见他还是为了利禄。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战士杀敌，有功则赏，有罪当罚，赏罚分明，方能治军。黑旗英勇杀敌，劳苦功高，本应奖励，但越南大臣黄佐炎出于私心，怕“保奏起来，他日刘某功高厚赏，未免压倒”了他，因而尽管黑旗军与敌进行了“百数十战，并未闻保奏之事”。这样就使浴血将士“人人心灰，个个意冷”。黑旗将士有怨言是可以理解的。刘永福曾经当着黄佐炎的面严肃指出：“即不为刘某计，亦当为刘某之各士卒计，即不为刘某之士卒计，且贵南兵时有数千之众，随征转战，互相协助，不无微劳足禄，岂可一并埋没，致令人言啧啧耶！”^[21]这是从带兵、治军的角度出发，并非为了个人要捞个什么官当不可。

有同志说，刘永福的军队是支农民革命军，他接受清政府的官衔、援助和命令，是不应该的，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同清政府合作；其归国是堕入了统治者的圈套，放弃了与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友谊，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

这种说法也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因为持这样看法的同志，把两个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出关以前，刘永福的黑旗军和清政府的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如果这个时候刘永福接受清政府的官衔、援助和命令，无疑是背叛革命的行为。出关以后，特别是中法战争中，主要矛盾已经起了变化，在法帝国主义严重侵入的情况下，中华民族、越南民族同法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法国侵略者要把越南、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因此必须全民奋起，共同进行反抗外来侵略奴役的斗争。这个时候，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进行必要的合作，就不仅是必要的、可能的，而且是正确的了。因此黑旗将士同意和清政府合作，并在斗争中接受清政府的官衔、援助和命令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当然，清政府想利用甚至消灭黑旗军的阴谋是显而易见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在奏折中就献计说：“现在通盘筹划，我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倘法人不知变计，必以力取，是我不过岁弃四五万金，而法人终为永福所困。所谓有鹬蚌相争，渔人获利，以视劳师构衅，利害不侔。”^[22]对于清政府的阴谋，刘永福是有警惕的，他一方面同清政府合作，另一方面也保持了相当的戒备，使黑旗军始终保持一支完整的队伍和作战的相对独立性，因而才没有被法寇吃掉，也没有被清政府“化”掉（指入关前）。如1884年2月，云贵总督岑毓英进驻兴化时，岑“欲刘为前驱，而滇军为接应。渊亭（即刘永福——引者）愿自为一路，请云军一枝出屯鹤，一枝逼广威，黑旗独渡河，傍山而下。计终不决。彦帅（指岑毓英——引者）连日开导渊亭及各将备……而渊亭仍不免有径行其意之处，渐与丁军不睦。故彦帅主合，渊亭则分”^[23]。岑毓英“合”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黑旗军供其前驱，给他打头阵，有功可以归之于己，失败了也可借刀杀人，把黑旗军消灭掉；消灭不了，也可使黑旗军俯首帖耳，不越雷池。刘永福没有上他的当，他“愿自为一路”，他主张“分”，就是与岑针锋相对，不被岑牵着鼻子走，从而使黑旗军在战斗中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相对的独立性。

至于奉命入关，不能说是刘永福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只能说他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受到历史的和阶级局限性的束缚。在中法签订和约，大兵撤出越南，黑旗军四面受敌、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加之农民出身而又长期受到封建主义教育的刘永福，“违旨”和“抗命”是不可想象的。试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在十二道金牌的频催之下，他能抗命不回来么？他班师回朝的行动能否就说是他历史上的“污点”呢？要说污点的话，他镇压钟相、杨幺的起义倒是他历史上的污点了；而抗金班师则只能说是他“忠君”的历史局限性所致，令人叹息扼腕而已。刘永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况且，刘归国后并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说的成了个“普通的清朝官员”，他继续坚持了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他先领南澳总兵，后来在台湾又领导了抵抗日寇侵略的斗争。1906年，在刘永福快七十岁的时候，越南的爱国者潘佩珠还专程到广州去拜会这位二十年前的抗法老英雄，刘给了他许多支持。当谈到法国侵略越南时，老人拍案而起，连声喊：“打！打！打！”气魄不减当年。这使潘佩珠钦敬莫名，他说：“余因忆法兵两次取得内城，使无刘团（指黑旗军——引者），则是我人无一滴溅敌颈者！彼不可谓难乎哉！予此时崇拜英雄之心，不觉为刘倾倒。”^[24]曾经和刘永福一起并肩作战、打击法寇的越南爱国者阮光碧，在刘入关归国后曾赋诗表达了他对战友离去的悲伤惆怅和对刘的无限崇敬之情。诗云：“闻道南溪去步迟，君心不乐我心悲。炎天雨露长铭刻，犹有来人订会期。”又云：“到底雄心终不挫，北归犹誓杀洋人。”^[25]这“君心不乐我心悲”和“北归犹誓杀洋人”两句，既概括了刘永福与越南人民此时此地的心情，也表达了刘永福誓灭侵略者的豪情壮志；一方面是不得已归国，另一方面还念念不忘并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潘佩珠等反抗法国侵略的斗争。这怎能说他“放弃了与越南人民共同反帝斗争的深厚友谊”“不再坚持反法斗争”了呢？！

因此可以说，尽管刘永福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但仍不失为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中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抗法和入关，绝不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禄”“官爵”，他的归国更不能构成他历史上的“污点”。

（原载《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注释】

[1]刘汝霖：《六十年前刘永福黑旗军在越南的反帝斗争》，《历史教学》，1951年，第1卷，第3期。

[2]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3页。

[3]中国近代史丛书：《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5]唐景嵩：《请缨日记》。(www.xing528.com)

[6]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

[11]《黑旗檄告四海文》，载《中法战争》一，第304页。

[12]《越南三宣提督刘誓师檄》，载《中法战争》一，第304页。

[13]《刘提督告示》，载《中法战争》一，第310页。

[14]《致法兵酋孤拔书》，载《中法战争》一，第270页。

[15]罗惇撰：《中法兵事本末》。

[16]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

[17]《法官招降刘提督书》，载《中法战争》一，第315页。

[18]《刘提督拒降书》，载《中法战争》一，第315页。

[19]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

[20]同上。

[21]同上。

[22]《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载《中法战争》五，第129－130页。

[23]同上。

[24]潘佩珠：《潘佩珠年表》。

[25]《阮光碧诗文集》，河内出版社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