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中法战争,到现在已经快一百周年了。这是近代史上法国侵略越南、中国的战争,也是中越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法国侵略者而进行的一次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越南最终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也进一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次战争,中国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民直接用鲜血支援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和保卫我国南疆的英勇斗争,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
然而,越南的一些史学工作者如陈辉燎等人,为了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却在那里摇唇鼓舌,散布“中国侵略越南”的谎言,编造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入侵”越南的神话。他们歪曲中法战争的性质,胡说什么这次战争是“中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越南,进行的‘狗咬狗’的战争”,中国“侵略”了越南[1],等等。
事实是这样的吗?究竟是谁侵略了越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
历史的回顾
我们知道,中法战争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外的掠夺和剥削,“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2]。法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与英、美、俄及后起的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一起,为共同瓜分世界而进行了赤裸裸的拼命争夺。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茹费理内阁对越南、中国的侵略,乃是其一系列对外扩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以前,法国殖民者的魔爪就已经伸入越南了。具体表现在:
一、《越法凡尔赛条约》的签订
与中国山水相连的邻邦越南,远在18世纪的末叶就受到了法国的侵略。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之后,法国失去了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和北美辖地,就加紧对越南进行殖民地掠夺。1787年法国阿德兰区天主教大主教百多禄上法王的奏章中就说:“在交趾支那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是达到这个目的(和英国在远东抗衡——引者)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占领,则无论平时战时,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3]同年11月,百多禄游说了越王阮福映,并代表越王与法国签订了《越法凡尔赛条约》。条约规定,法派兵援助阮福映,越南割让沱韍(即土伦)港和昆仑岛给法国。
二、第一次《西贡条约》的签订,越南逐步沦为殖民地
1858年,法国勾结西班牙,武装侵占了越南首都顺化。1861年,法国又先后占领了越南南方的嘉定、定祥(美湫)、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次年6月5日,越、法、西三国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十二款。条约主要规定:越南把南圻东部三省(边和、嘉定、定祥)和昆仑岛割让给法国;越南在十年内赔偿法、西军费400万法郎;法、西教士可在越南自由传教,越政府负责保护;法国商船、军舰可在湄公河自由航行;越南开辟土伦、吧剌、广安等港为商埠。第一次《西贡条约》的签订,便标志着越南已开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三、法吞并越南,扩张北圻,进窥中国
1863年,法国强迫柬埔寨脱离越南的保护。四年后,法又吞并了越南南圻西部的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法国侵略者占领了越南南方以后,又进一步推行它的扩张政策:向越南北圻进攻,占领全部越南领土;并以此为跳板,掠夺中国西南的财富。当时中国的许多政治人物都看出了法国的侵略本质。河南道监察御史刘恩溥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人之志非仅在越南已也。云南矿藏极旺,法人垂涎已久,借保护越南为名,而实为侵并云南起见,此假道于虞以伐虢之策也。”[4]云贵总督刘长佑在光绪七年(1881年)秋也上疏说:“法人志在必得越南,以窥滇越之郊,而通楚、蜀之路……既得之后,或请立领事于蒙自等处,以攘山矿金锡之利;或取道川、粤以通江汉,据泰西诸国通商口岸之上游:计狡志邪,未有涯縵。”[5]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曾十分露骨地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6]鼓吹在越南和中国西南建立所谓“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安邺,在《柬埔寨以北探路记》中也宣称:“滇省全境足有铜矿四十处,南境为多,所有金类,送至省城提净。一千八百五十年,所征税银解京计六百记牢格兰(每二十六两六钱六分六)。矿之富可以想见。”又说:“若用人得当,调度有方,将铜销售欧洲,则云南一省便可为天下至大商埠。”[7]显而易见,中国南部的富饶矿藏,已经使法国侵略者垂涎欲滴,并成为他们下一步的主要侵略目标了。
四、中法战争的序幕——黑旗军第一次援越抗法
1873年11月,安邺率军进攻北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四省。越南河内总督阮知方战死。在越南政府的请求下,驻在保胜的黑旗军,立即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他们沿着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翻过宣光大岭,像神兵天降一样出现在河内城外。同年12月21日,两军相遇于城外二里处,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黑旗军在刘永福的指挥下,阵斩安邺,击毙敌人数百名,缴获枪械不计其数。此后,法人龟缩河内,眼见已成瓮中之鳖,不料越南阮氏王朝竟因黑旗军的胜利而害怕起来,他们撤去了黑旗军攻打河内的云梯七十二架,私自与法国议和,对黑旗军将士进行了无耻的叛卖。1874年1月5日,越法签订了协定,说双方之间的战争,不过是场“误会”。协定签订后,越南阮氏王朝下令黑旗撤围。同年4月,越南又与法国正式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二十二款。主要内容是:越南受法国“保护”,越南之外交须顺应法国的外交政策;法在边和、嘉定、美湫、昭笃、河仙等地享有充分的主权;越开河内、宁海等处为通商口岸,允许法国船只在红河航行;法在越南享有领事裁判权。
五、黑旗军第二次援越抗法——纸桥之捷
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法国财政资本的急剧发展,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茹费理政府大肆对外进行殖民侵略。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了拨款240万法郎的提案,作为侵略越南的军费开支。1882年3月,法国西贡总督派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5000名,战舰28艘北上,5月侵占河内,1883年3月侵入了南定。在法国侵略者的进攻下,越南政府只好再次请求刘永福的黑旗军出来帮助抗法。刘永福率领3000名黑旗健儿,倍道前进,直奔河内。1883年5月10日,全军将士慷慨誓师,决心“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蔽边疆”。5月19日,双方决战于河内城西的纸桥,法军大败,法国侵略军头子李威利被打死,五画以下法国军官被击毙30余名,士卒成异域之鬼者200余人。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纸桥大捷。
纸桥大捷,极大地鼓舞了中越两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意志,同时也大挫了敌人的凶焰。此后,法国侵略者又攻入越都顺化,强迫越南政府订立城下之盟——第一次《顺化条约》。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南政府先后两次遣使向清政府求援,请求出兵援助抗法。清廷在经过争议之后,决定兵分两路,开进北圻。1882年12月,法议会通过了拨款2000万法郎、追加军费900万法郎、增派15000名侵略军到北圻的提案。茹费理穷凶极恶地叫嚷:“凡中国兵所据的兴化、山西、北宁三城都要取来,不能顾惜!”就在这个时候,中法战争爆发了。
是中国“侵略”了越南吗?
以上是中法战争前的历史概况。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明了两点:
第一,法国是侵略者,它的目标不仅要征服越南,同时也要进一步征服中国,诚如斯大林所说:“帝国主义者们总是把东方看作自己幸福的基础。”[8]越南、中国都是法国在东方侵略的主要目标。
第二,作为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中国应越南政府的邀请,派兵援助越南抵抗法国的侵略,是完全正义的行动;为了维护越南的独立和中国领土不受侵犯而英勇斗争的中国将士,他们所进行的乃是神圣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
然而,越南的历史学家陈辉燎等人,却无视历史事实,不惜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编造了所谓中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越南,中国“侵略”了越南的谎言。借以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仇华、反华,为其反动的政治服务。为此,必须予以严厉的驳斥。
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瓜分中国,“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9]。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奴役,饱尝了被西方列强瓜分宰割的痛苦,它没有也不可能去侵略它的邻国。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了越南,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对中国人民的恶意诬蔑!陈辉燎胡诌什么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了,他有什么根据呢?如果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也说成是帝国主义,那么处于同样地位的越南,不也成了帝国主义了吗?
既然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越南也于第一次《顺化条约》后成为法国的殖民地,那么,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越南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与两国人民大众的矛盾,便成了近代中国、越南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越南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法战争,就是中越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法国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战争。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之请,出兵北圻,助越抗法,不但符合越南民族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同中国的安危息息相关,命运与共,这个道理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当时的清政府和越政府软弱无能,执行了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但广大的中国军民与越南的爱国军民一起,团结战斗,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凯歌。
再看看越南国内上自国王、下至广大人民对中国出兵的态度。
1883年(光绪九年)四月初三日,越南国王在法寇的入侵下,曾致书于清廷,请求派兵援助。咨呈说:“兹法国全不顾名义,肆其虿毒,深恐下国兵力单虚,难以抵御。现情紧迫,将谁因极,字小恤患,实为上国是赖。辄此具由布达,统惟贵大人钧照,特派海道水军轮船并接界陆路营兵,速来下国应援。”[10]越南政府在1882年8月贴出的布告里也说:“中国来帮助安南打法国,像父亲帮助他受伤的儿子一般。”[11]当时广大的越南爱国官员士民,对于中国派兵援越抗法,莫不欢欣鼓舞,喜形于色,抱着很大的希望。越南原山兴宣总督充协统军务阮廷润、原谅平巡抚充参赞军务吕春葳、山西巡抚阮文甲等23名越南官员士民联名写信给清政府,说:“三十年来,所被法匪侵扰,承天朝……不忍弃绝置之水火,大师出关垂援,下国老幼男妇莫不奔走迎接供役,乐以忘劳,曰:‘天朝将有大造于我南也’。”当中国军队在越南军民的配合下,取得了战斗胜利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以手加额,焚香顶祝以贺曰:“其复见天日乎?”后来,中国军队奉命撤出越南,法国侵略者压迫越南“以不可忍受之事”时,越南国王一方面委陪臣黄佐炎、阮光碧等赍捧国书,取道广西、云南,向清政府求援;另一方面,又命令阮廷润等“纠集北圻忠义绅豪,随机战守,且料理粮储,以待天兵”。他们翘首以望“大兵早出,天日重临,岂惟下国王,其下国庙社之灵实嘉赖之”[12]!这些恳切的言词,表达了越南人民强烈的心声,是当时的真实历史写照。这哪里有什么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影子呢?
同样,中国的正义行动也得到了越南人民的大力支持。
冯子材“统军赴龙,桂、越军民闻其至,若得慈母,称为‘冯青天’。其军纪律最好,凡关外越人受法匪游勇之害者,关内民人受各军骚扰之害者,咸来赴诉;冯子材亦视若子弟,恻然矜闵(同“悯”——引者),为之抚恤示禁,告诫诸军。越官、越民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其军出关后,扶老携幼,箪食壶浆,来相犒问,愿供办军米,向导先驱,助官军剿除法人……其撤兵之日,越民挽辔乞留,痛哭不舍,随之入境者甚多。师还以后,越官绅阮文庭等数十人到龙具禀,请冯军往剿,免遭法人报复残虐,愿纠各省义民以为内应。其凯旋龙州,商民香灯爆竹欣迓者三十里不绝。”[13]像这样越南人民箪食壶浆,备办粮草,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事例,真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又如冯军进军北宁,“越地义民闻风响应,越官黄廷经纠北宁等处义民五大团,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做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14],等等。总之,在越南人民的心中,中国军队是打败法寇,使他们“复见天日”的“天兵”,是“大造于我南”可以“嘉赖”的“大师”;中国的将领是“慈母”“青天”,是“万民戴德,朝廷倚俾”的“长城”[15]。然而,今天的越南御用史学工作者陈辉燎等,秉承黎笋集团的旨意,恩将仇报,颠倒是非,认友为敌。他们在《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等著述中,不仅只字不提黑旗军和中国的援越抗法,而且在其以后的著作中,竟诬蔑中国“侵略”越南,说中法战争是“狗咬狗”的争夺。这不仅完全混淆了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且把直接用鲜血支援越南的中国军民看作敌人,把帮助打狗的战友兄弟视若仇敌,其立场不是站在了与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为敌的方面去了吗?说中国是“侵略者”,不也就等于承认越南也是“侵略者”了吗?
黑旗军是“流寇”吗?
《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的作者陈辉燎,在他的另外著作中,还对支持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勋劳卓著的黑旗军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骂他们是“抢掠人民的流寇”“损伤了越南人民的感情”[16],等等。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黑旗军的领袖刘永福是个什么样的人,黑旗军在越南干了些什么,以及越南人民对它有何反应。
刘永福,一名义,号渊亭,道光十七年(1837年)出身于广西钦州古森洞小峰乡的一个贫农家庭。原籍博白,后随其父迁居钦州。史载:刘永福“数世业农”“频遭厄运”“家赤贫”。青年时代的刘永福,饱受剥削压迫之苦,因而对吃人的社会表现了不满和反抗。他曾做过佣工和带引水路的滩师。太平天国起义后,他参加了广西的农民起义队伍,成了天地会的领袖。在清军的不断压迫下,1865年刘永福率黑旗军三百余人进入越南的六安州。由于他的队伍打的是七星黑旗,所以被称为黑旗军。入越以前,刘曾对部下说:“现在安南多被白苗、瑶人霸据称雄,百姓多遭蹂躏,号呼无门,甚至越王也无可奈何,我想前去为民除害。及至六安州,果然四乡百姓因白苗苛刻,烦扰不堪,见公之来,如久旱得逢甘雨,欢声载道。公亦开诚布公,创立中和团黑旗军,自愿尽保护之力。于是四路恳求保卫,各愿供食用。”[17]1867年,刘永福用计杀死了“狠恶异常,惨无天日”的白苗头目盘文义,为越民除了一霸。接着,又相继惩办了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的大小头目数十员。由此越南人民十分感激他,刘的声威也传遍了全越。1870年,刘率部抵保胜,在越南人民的支持拥护下,打败了在“各处关卡,抽丰甚多,强横霸收”的保胜土霸王何均昌。此后,刘又用5~6年的时间,同越南政府军、清政府军一起,消灭了勾结法寇、引狼入室的黄崇英所部。
刘永福的黑旗军,消灭白苗盘文义,击败保胜土霸何均昌,剿除河阳的黄崇英,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除三害”甚得人心。盘、何、黄等是勾结法人、鱼肉乡里、称王称霸、连越南政府也无可奈何的土皇帝,黑旗军代表了越南人民的利益与要求,一举而鼓平之,安定了越南的社会秩序,赢得了越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甚至“十州(越之羁縻州,属兴化,包括三猛——引者)土酋亦颇畏威受约,咸属其子,父呼刘焉”[18]。为此,越南国王屡次上谕嘉奖,三圻各人民团体和官员亦纷纷称颂刘之功德,有“得公来除巨患,万民感激,朝廷倚若长城”[19]之语。
第二,建立了越南北方的抗法根据地。对盘、何、黄斗争的胜利,使黑旗军有了一个从保胜经兴化、山西、河内、海防到南定的活动根据地。这里不仅山川形势险要,水陆交通发达,而且物产丰饶、粮饷充足,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如斩安邺、杀李威利和炸死法军5000人的三次战役都在这一带进行。
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是一支农民起义的革命队伍,在本质上就决定了它与压迫剥削人民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势不两立。它疾恶如仇,解民于水火;它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刘永福传》里说:“黑旗军至后,至守纪律,以钱易货,不敢扰民,故居十日,鸡犬无惊。”[20]他曾经为因寡不敌众而致军败,被岑毓英错捕的越南巡抚和知县三次说情,竭力拯救,请求开释。他愤恨个别友协部队的治军不严,当他得知邻军有掳掠越南妇女的情况发生时,立即派人“即尽拉回,用竹舟一概送回原籍,各南妹感激涕零”。他不为功名利禄引诱,为的是要“灭尽番奴,必使越南全国,无一个老番影子”[21]。因此,当清廷派员向他联络时,他断然拒绝了他的同乡、清朝吏部主事唐景嵩所陈的“越为法翨(同‘逼’——引者),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的“上策”[22]。当法国侵略者在战场上不能取胜,希求用百万重金来换取他撤离保胜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银则我不敢受,但要我先行他徙万不能!”[23]他无情地揭露法国“虐越南”“欺中国”的滔天罪行,说他们“毒比长蛇,贪逾封豕,攻掠越地,荼毒越民”“窥我北宁,侵我桑台”。为了“舒国民怨毒之心”,他庄严表示:“贼与我势不两立,我与贼义不俱存”,决心“必使东京(指河内法寇——引者)之余孽扫荡无遗,西贡之腥闻湔除净尽”[24]。
事实上,刘永福的黑旗军正是这样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他们高举助越抗法的大旗,坚定地站在抗击法寇的最前线,狠狠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他们前后共坚持了十余年的斗争。黑旗军所表现的英勇顽强和艰苦卓绝的精神,“使强敌不敢正视,咸仰慕之。将军不惟声闻本国,即异国亦震动而崇拜之”[25]。这里有飞骑阵斩法国安邺的先锋吴凤典,也有身负重伤犹能击毙法军统帅李威利的杨智仁,还有许许多多舍生忘死的无名英雄。如宣光之役,黑旗军有位无名战士,负责守卫弹药仓库,当敌人冲上来时,他临危不惧,镇静地点燃了引火线,炸死了法国鬼子四十余名,他自己也英勇献身。这次战役,河内的法国报纸不得不承认:“黑旗勇敢无匹”“法人守城与援宣之兵受创过甚,力敝气沮”“其震怖之情,露于楮墨,至今法人犹深畏忌”[26]。
刘永福的黑旗军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援越抗法战场上一支出类拔萃的劲旅;敌人闻之而胆落,人民倚之如长城。因此,在法国侵略者勾结清政府,胁迫黑旗军撤出越南的时候,越南人民苦苦挽留,依依不舍,不让离去。史书记载:“唯此消息传出后,土人与客人皆大恐慌,聚合数千人来挽留。永福告以‘中朝已九次谕旨催促,不能再事流连’,又告以‘法人既来,汝等在势不得不与之周旋……今与汝等约:期以三年,此三年中,吾入关相度机宜,容有再来之日……’语次,仰面欷歔不已。土人亦泪下失声。”[27]当时与刘永福一起并肩同敌人作过战的越南爱国者阮光碧,曾赋诗表达了他对战友离去的痛苦心情和对刘永福的无限崇敬。诗云:“闻道南溪去步迟,君心不乐我心悲。炎天雨露长铭刻,犹有来人订会期。”(《阮光碧诗文集》,1961年,河内出版社出版)。
1906年,当刘永福快70岁的时候,越南的爱国志士潘佩珠等到广州还专门拜会了这位20年前的抗法老英雄。当谈到法国侵略越南的时候,老人拍案而起,连声喊:“打!打!打!”气魄不减当年。这使潘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说:“余因忆法兵两次取河内城,使无刘团(指黑旗军——引者)则是我人无一滴溅敌颈者!彼不可谓难乎哉!予此时崇拜英雄之心,不觉为刘倾倒。”[28]
以上就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的活动和越南人民对黑旗军的反应,自然就包括了陈辉燎所说的“越南人民的感情”在内。这里,越南人民把援助他们抗法除暴的黑旗军看作是“久旱的甘雨”“炎天的雨露”,尊刘永福为“父”,刘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是他们最崇拜并为之倾倒的英雄,也是越南朝廷“俾依的长城”。越南人民感激刘永福,感激黑旗军,他们“见公之来”“欢声载道”“恳求保卫”“愿供食用”,走时又“恐慌”“挽留”“心悲”,甚至“泪下失声”。而黑旗军除了英勇打击法寇,为民除害,不断替越南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外,还“至守纪律”“不敢扰民”“鸡犬无惊”。这哪里有什么“抢掠人民的流寇”“损伤了越南人民的感情”的影子呢?要说损伤感情的话,倒是陈辉燎先生损伤了中越人民的感情!他同越南人民的感情可谓天上地下,泾渭分明!
诚然,诬蔑黑旗军是“匪”是“寇”也并非陈辉燎的发明创造,他只不过是拾起了历史上一切反动派的余唾而已。古今中外骂黑旗军是“寇”的就不乏其人,如法国侵略军的头子李威利,中国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大卖国贼李鸿章,以及越南民族的败类、第二次《西贡条约》的签订者阮文祥。阮文祥在黑旗军击毙法国侵略者安邺,快要拿下河内的时候,急急忙忙地跑去与法人谈判议和,说这场战争不过是个“误会”“向对方表示彼此间的诚意”。而且同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第二次《西贡条约》,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他还无耻地对法方代表说,“安邺之死,系他盗(指黑旗军——引者)之所为”“皆出意外”[29]。真是无独有偶,在《李维业(即李威利——引者)远征记》里也说,安邺“于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安南的昏庸官吏急遽请来的中国‘盗匪’——黑旗军所杀害”[30]。卖国贼阮文祥和法国侵略者骂黑旗军是“盗匪”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自诩为马列主义的历史学家、越南民族利益的代表者陈辉燎也骂起黑旗军来了。他们对黑旗军的恶毒攻击和背叛,不也是对越南民族所进行的神圣抗法斗争的攻击和背叛么?
谁是真正的侵略者和强盗?
事实很清楚,侵略越南、侵略中国,掠夺中越人民的财富,使越南沦为殖民地的是法帝国主义这样的强盗。这已经为中法战争中的大量史实所证明了。
前面,我们从法国侵略分子百多禄、土尔克、安邺等人的材料中,已经看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战争进行中和战后法国人在越南的所作所为。1885年1月5日,一个法国侵略军的士兵,在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亲爱的父亲!今日我寄给你的信,是无纪律军队的行为的记述,与大革命初期诸战役所表征的人道主义,不相融洽。”他说:“我们以开导文明及安定地方为好听的借口。但是我们把人家的整块国土完全焚烧,屠杀人民,使遍地鲜血淋漓。”“沿着我们急速行军的路线,各处的村庄都给烧掉,巨大的黑烟柱,直冲天空。人们可以看见田野皆被人畜牛猪所蹂躏,他们见火狂奔,慌乱地逃避,有时见安南人尸首横散道上。”他继续写道:“我们用我们的镰刀、大斧和冲锋兵的短刀,破门而进。进屋后,便谈不到秩序,谈不到阶级,已无所谓指挥统属,各伍各队全都变为寇盗劫匪。每人各为自己抢劫。海军的步兵,寻找肥猪、小牛、小鸡,我则在各庙寻觅古董,然皆徒劳而无所获,因为这些东西,早已被人拿走了。唯小冲锋兵尚以短枪柄四处敲击,冀获银洋钱币。抢劫毕,则付之一炬,几无余烬。所有捕获的安南人,一律枪杀不赦。”他坦率承认:“两日以来,我成了这些凶杀的凶手。这些凶杀是在三色旗影之下,穿着文明职员的制服进行的。人们命令我及其他十二人,枪毙九个安南人。我去执行了三次。第一次,我的三个安南人一齐倒下。第二次一样。但是第三次,两人已毙,第三者系年龄至少有六十岁的老人,只腹中及颈上各受一弹,但尚活着。他僵卧两手之上,满面皱纹,摇头,两眼注视着我,向我哀求。我怜悯他,但仍装实子弹,走近一步。老人注视着我不已,我把枪对准了他的额部,拉了枪的发动机,他的整个脑子跃出,一只眼飞跑了,但是他的另一眼则大大张开,继续注视着我,印象极为可怕……我一生总不忘这无额的头颅、这些紧咬的牙齿、颊上被鲜血胶黏着的一些白发;尤其是他盯着眼睛看我,使我怜悯,也使我恐怖。”[31]
请看,这是一幅多么悲惨可怕而又触目惊心的景象!这就是一个所谓去担任文明代表的侵略分子的自供状。在越南到处抢劫掳掠,杀人放火,甚至连老人也不放过的强盗和侵略者不正是这些人吗?上面说的那位越南老人,在死去之后仍张开他唯一的一只眼睛,愤怒地注视着烧毁他的村庄、抢劫他的财物、杀死他的同胞和自己的法国强盗。而今天还活着的陈辉燎,却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陈辉燎好好地想一想吗?
法国侵略军在越南的暴行是骇人听闻、罄竹难书的。这里还可以举几个例子。
1887年春,清化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法国兵将义民全部杀害,并把该地的乡民及老弱妇幼全部反绑双手,驱赶到城南数里的布卫桥,桥的两端,派兵严守。他们每天都要把这些难民投入江中来寻开心,“每溺一人,则拍手喧笑以为乐。有骧首于波间及泅泳者,则以枪击之。如是者凡三四月,布江之水色如血盆,行者绝迹”[32]。
再如北圻协统大臣阮述,曾在某个县里打过游击。法国鬼子十分憎恨他,要该县人民交出阮述,但无有应者,于是他们把全县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地杀死。侵略者又找到阮述的家乡,把全村的人驱集在一处,问村长阮的祖坟葬在什么地方,以便戮尸扬灰。村长说不知道,他们便把他处死。后来他们又抓来一个小孩,威胁他,要他说出阮的祖坟在哪里,孩子不肯说,他们就用刀刺孩子的脸,把他扔进火里活活地烧死[33]。
除了用血腥恐怖来维持殖民统治外,法国侵略者还在经济上对越南进行无情的榨取和掠夺,正如列宁所说:“财政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格言,他要尽量多榨油水,最好能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牛皮来。”[34]法国殖民者在越南进行超经济的剥削,为害最烈的是强制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有田土税、人丁税、屋居税、渡头税、生死税、契券税、船户税、商贾税、盐酒税、工艺税、地产税等二三十种之多。以人丁税来说,起初每岁一人一元,后增至一人三元;结婚者例加“栏街银”,上者二百元,次者百元,下者五十元。屋居税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房屋岁出银九十至一百元,中等五十至六十元,下等二十至三十元。房屋前后为堂轩税,堂外为庭税,庭外为门栏税,门栏外为园居税;房屋内,梁有税,窗有税,户有税,牛有税,狗有税,鸡有税,猫有税,甚至改一椽、易一瓦、打一声鼓、吹一口箫也要上税[35]。这些赋税把越南人民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简直到了“无天可上,无地可入”的地步[36]。如当时有一个村子已经是一贫如洗了,无力交纳名目繁多的税,他们一齐到法官那里陈述。法官说:“你们何不把妻儿、家屋、田产卖了来交税?”乡民说:“统统都卖了,就只剩下头上的一片天没有卖。”法官阴险地说:“好好!那就把那片天卖给我吧。”大家都不知道法国鬼子搞的什么阴谋诡计。等到他们回到村里时,一队法兵包围了村子,不准村人进出,说:“你们村上的天是我们法国的了,再有进出和抛头露面者,格杀勿论!”村民无法,最后只有把妻儿、房产卖了,交清税银才算了事[37]。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这话用来说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越南人民,是十分贴切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侵略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38]中法战争,是法帝国主义对越南和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是法帝国主义变越南、中国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19世纪80年代,越南人民为了民族生存和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斗争;中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援助越南而进行的抗击法寇的斗争,也就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正如列宁所说,他们的斗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39]。
自然,在中法战争中,也有另一种人,他们仇视革命,害怕人民,在侵略者的面前妥协、退让、投降,出卖国家,出卖民族,出卖人民,这就是中国和越南的一小撮反动封建统治者。他们执行的是卖国投降路线,与人民民族的斗争背道而驰。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不能和人民同日而语。今天,陈辉燎先生把反动卖国的清政府与广大爱国的中国人民混为一谈,也就违背了列宁主义的起码准则。(www.xing528.com)
陈辉燎为何要歪曲、诬蔑中法战争?
关于中国军队和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中对越南的贡献和牺牲,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越南史籍中曾得到过比较正确的反映。陈辉燎先生也不例外,如他在1957年写的《从诗文看越南革命运动》一文,就有歌颂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诗。诗里写道:“癸酉年腊月,八日天平明。萼儿贼骁将(指安邺——引者),乘胜向西行。纸桥才过马,炮号轰一声。黑旗伏兵起,先锋刘伯英(指刘永福——引者)。挥刀冲杀到,贼众皆惊魂。群如鸟兽散,萼儿倒地横。壮士夺馘去,满地犹血腥。壮哉此一役,敌忾鼓军情。”[40]最近几年,他们又为什么一反常态,竟昧着良心地攻击中国和黑旗军呢?说穿了也不奇怪,这是他们仰承某个超级大国的鼻息,秉承国内某些人的旨意,以研究历史为名,通过歪曲篡改历史,煽起民族情绪,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自从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逝世以后,中越关系便开始逐渐恶化。特别是1975年越南南北方实现统一以后,他们便一反常态,把当年为了抗击法国、美国侵略,支援越南人民而作出巨大民族牺牲的中国人民视若“世仇大敌”。他们以为捞到了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加上苏联的支持,就气粗腰壮,可以为所欲为了,因而利令智昏地张牙舞爪,向援救过他们的中国人民猛扑过来。他们不仅悍然出兵侵占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六个岛屿,同时又在中越边境肆无忌惮地进行武装挑衅;不仅攻击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向越南施加压力”“是大民族扩张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工具”,而且还诬蔑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侵略”了越南,黑旗军是“流寇”“强盗”,等等。可敬的陈辉燎先生,你们所编造的这一顶顶帽子,还是让你们自己去戴吧!历史上侵占过并正继续侵占柬埔寨、老挝,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不正是你们吗?强占我国南沙、觊觎我国西沙,至今仍不断侵犯我国领海的不也是你们吗?色厉内荏,贼喊捉贼,自己侵略了别人,反说别人在侵略,这正是一切强盗、骗子惯用的伎俩和逻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陈辉燎的攻击也好,诬蔑谩骂也好,甚至参加李威利、阮文祥这些孤魂野鬼的大合唱也好,都无损于中国人民和黑旗军的光辉。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41]
在中法战争中,为捍卫我国边疆、支援越南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而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原载《东南亚资料》1983年第2期)
【注释】
[1]转见于《印度支那研究》(增刊),1980年12月1日,第113页。
[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8页。
[3]张雁深译:《1787年百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载《中法战争》一,第363-364页。
[4]《河南道监察御史刘恩溥奏法人窥伺滇粤请保卫越南以固疆圉折》,载《中法战争》五,第165页。
[5]刘长佑撰:《刘武慎公遗书》,载《中法战争》一,第88-89页。
[6]伊罗神父:《法国——东京回忆录》。
[7][法]晃西士·加尼(安邺):《柬埔寨以北探路记》,载《中法战争》一,第459-460页。
[8]斯大林:《不要忘记东方》,1918年《民族生活》第3期社论。
[9]列宁:《中国的战争》,1900年12月《火星报》第1期。
[10]《越南国王咨呈》,载《中法战争》二,第526页。
[11]马罗尔撰:《李维业远征记》。
[12]《会办中越勘界事宜周德润等奏折》,载《中法战争》七,第484-486页。
[13]《中法越南交涉资料》,《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附片》。
[14]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
[15]李健儿:《刘永福传》。
[16]见《印度支那研究》(增刊),1980年12月1日,第113页。
[17]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
[18]唐景嵩:《请缨日记》。
[19]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
[20]李健儿:《刘永福传》。
[21]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
[22]罗惇撰:《中法兵事本末》。
[23]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
[24]《越南三宣提督刘誓师檄》。
[25]李健儿:《刘永福传》。
[26]唐景嵩:《请缨日记》。
[27]李健儿:《刘永福传》。
[28]潘佩珠:《潘佩珠年表》。
[29]中国近代史丛书:《中法战争》一,第336页。
[30]马罗尔撰:《李维业远征记》。
[31]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
[32]罗惇撰:《越南遗民泪谈》。
[33]同上。
[34]《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6页。
[35]越南巢南子述,梁启超撰:《越南亡国史》。
[36]越南巢南子述,梁启超撰:《越南亡国史》。
[37]同上。
[38]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39]《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页。
[40]越南《文史地》第32期,1957年9月,第38-39页。
[41]鲁迅:《华盖集续编》,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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