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前法国侵略越南活动揭示

中法战争爆发前，世界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外的掠夺和剥削，“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1]。法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与英、美、俄及后起的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一起，为共同瓜分世界而进行赤裸裸的拼命争夺。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被恩格斯称为“巴黎公社最卑鄙的刽子手中的最无耻者”的茹费理内阁对越南、中国的侵略，乃是其一系列对外扩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以前，法国殖民者的魔爪就已伸入越南了。具体表现在：

一、《越法凡尔赛条约》的签订

17世纪以后，法国已步葡萄牙、荷兰的后尘，积极向东方寻找和夺取殖民地。它的最初目标是印度，并在1756—1763年同英国发生了战争。经过7年战争，特别是1761年的治里战役，法国受到严重的打击，丧失了在印度的大部分殖民地。为了取得补偿，法国资产阶级便以越南为主要的掠夺目标，企图占领越南，并以此为根据地，进而扩大对远东的侵略，同英国相抗衡。

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开路先锋是传教士。早在1585年，法国就派遣教士摩特等人到柬埔寨、越南一带进行传教活动。此后，在1624年、1658年、1669年，法国传教士又先后多次到越南“传教”，进行间谍活动。乾隆十四年（1749年），法王路易十五派全权代表到达越南，与越交涉通商事宜。坚持闭关锁国政策的越南王朝，非但不接受通商谈判，反而发出攘夷的命令，极力排斥在越的天主教徒。此时正值法国在欧洲有事，无暇过问。七年战争后，法国积极向越南扩张。而此时的越南适逢内乱，给法国的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

1771年，越南历史上爆发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在阮岳、阮吕、阮惠三兄弟的领导下，推翻了黎氏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西山政权。1786年，阮惠自立为帝，并在三年后为清政府所承认。此时被驱逐的前越南国王黎氏的外甥阮福映投靠暹罗，向其借兵，企图卷土重来，但没有获得成功。正在暹罗、柬埔寨、越南一带传教的法国主教百多禄，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诱说阮福映，答应以法国的武力，帮助他恢复王位。实际上，这是百多禄为实现自己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而实施的第一个步骤。

阮福映听信了百多禄的诱说，派百多禄为他的私人代表，以其子景睿为质，随百多禄赴法请援。1787年，百多禄回到法国，立即向法王路易十六呈递了拟在越南建立一块殖民地的奏议。奏议说：

“在目下印度政治势力的抗衡上，似大有利于英国人。如果认为恢复（双方势力的）均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按着我的意见，在交趾支那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是达到这个目的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实在说，如果考虑这个国家的出产和它的埠口的位置，我们便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占领，则无论平时或战时，都可获得最大的利益。

第一种利益：

伤害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摧毁它的商业或——这是无论如何也要做的——削弱它的商业。（如果占领了印度支那）在和平的时候，因为我们地位较近中国，我们定然可以吸收很多它的商业。航程较印度短，运输费用较印度便宜，中国商人自然喜欢交趾支那的法国埠口，而不喜欢遥远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埠口。

第二种利益：

在战争的时候，将容易隔断中国和一切敌国的商务；我们海港的位置将使我们能够禁止任何船只出入中国的埠口。

第三种利益：

交趾支那的海港将是优越的避难所。我们的商船可以在里头修理，而且因为有森林，我们可以就地建造新船只。

第四种利益：

在印度支那我们可以找到一切生活必需品，以补给我们在远东的舰队，并供应我们遥远的（诸）殖民地。

第五种利益：

由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我们将不难妨碍英国人显欲将边界更向东扩展的计划。

此外还有其他的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在今天也许不甚急切，但是在将来更为重要。这些利益就是从这个国家的天然富源以及从建设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所将获取的莫大的利益。建设中国中部的商道，将使我们获得那个人们不认识的国家（中国）的富源。”^[2]

百多禄的奏议，集中地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侵占越南，并以此来削弱和打击它的殖民劲敌英国，摧毁其商务，以及在占领越南后，进一步向中国侵略的野心；而以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活动，正是按照这个奏议计划进行的。路易十六立即批准了百多禄的建议，并制订了野心勃勃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1787年11月28日，百多禄代表阮福映，与法国签订了《越法凡尔赛条约》。根据条约，法越将建立军事上的攻守同盟，法国提供金钱（一百万）、兵力（五个欧洲人联队和两个殖民地联队）和武器装备（二十艘舰船及大炮、枪支弹药等）以帮助阮福映复国；越南则答应将土伦港、会安铺、北部的HaiWen（海防？）及南部的昆仑岛割让给法国。

条约签订不久，法国便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路易十六还没有正式批准和实施《越法凡尔赛条约》，就被巴黎人民送上了断头台。但百多禄贼心不死，他又以自己的名义，招兵买马，购置军火，途经蓬提舍利（PONDI CHERRY），得法属印度总督助他兵舰两艘和一批武器。及抵越南，适逢阮惠势衰，阮福映乘机攻取顺化，1802年占领升龙（河内），统一了越南，自称越南嘉隆王，建都顺化。1804年清政府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

1817年，法国两艘兵舰开到越南，要求越南政府履行1787年条约，但遭到了拒绝。1843—1847年间，法国借教案为名，派海军远征队对越南进行了三次武装挑衅，炮轰土伦。1852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成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年）。拿破仑三世代表了法国大工业家、大银行家的利益，全盘继承了路易十六的殖民主义衣钵。在进行克里米亚战争和对阿尔及利亚入侵的同时，又积极地对越南进行侵略。1856年，法国军舰炮轰土伦；次年又向越南国王阮福映提出履行1787年《越法凡尔赛条约》，把土伦港割让给法国的要求。这些无理要求，被越南政府再次拒绝。

二、第一次《西贡条约》的签订，越南逐步沦为殖民地

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行径，激起了越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天主教、驱逐传教士的群众运动。拿破仑三世借口保护天主教徒，勾结西班牙，组成法西联军，进一步扩大对越南的侵略。1858年8月，由法国海军中将黎峨指挥的法国远东舰队和西班牙从马尼拉派出的联合舰队，向土伦港发动进攻。越南将领阮知方领导军民英勇反击，大挫法军。法西联军虽然占领了土伦的前沿茶山半岛，但未能再越雷池一步；加之越南人民坚壁清野，给养困难，士卒多病，法国侵略军无法实现进攻越都顺化的计划。于是在次年2月，侵略军被迫放弃土伦，南下进攻嘉定，妄图占领南圻，控制具有经济和军事意义的要地西贡。与在土伦一样，侵略军在南圻受到越南军民的坚决抵抗，经过激战，才以重大的伤亡代价占领嘉定和西贡。1859年6月，由于英、法联军进攻中国大沽口失利，侵越法军仅留下800人盘踞于西贡，其余全部调往中国应援。为时两年的侵越战争，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

1860年底，由英、法发动的对中国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立即卷土重来。它从侵华的法军中抽调出3500人，联合西班牙侵略军，全力进攻南圻。虽然越军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因政府腐败，装备落后，战斗力远不如联军。1861年春，联军先后占领定祥、嘉定、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1862年6月5日，永隆总督潘清简、顺庆巡抚林维浃，代表越南政府同法军司令铺那在西贡签订越、法、西三国第一次《西贡条约》十二条。主要内容是：

1.越南把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全部割让给法国；

2.越南向法国、西班牙赔偿军费400万法郎，分十年付清；

3.越南开辟土伦、吧剌、广安等港为商埠；

4.法国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得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

5.法国商船和军舰有在湄公河及其支流自由航行的特权；

6.越南未得法国皇帝之同意，不得割让领土与他国。

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地赔款的签订，使越南丧失了许多主权，越南开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通过条约，占领了越南的部分领土，攫取了许多特权，并在内政、外交、军事方面开始控制越南，割断了越南朝廷与清政府的联系。

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的第一次《西贡条约》，是实现其侵略计划的第一个步骤，也为其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863年，法国强迫柬埔寨脱离越南，归其保护。四年后，法又以越南政府镇压张定、潘文达、阮通等领导的南圻人民的反法斗争不力为借口，于1867年6月25日宣布吞并永隆、昭笃、河仙三省（南圻西部），从而实现其侵越计划的第二个步骤——吞并南圻，控制湄公河三角洲。

三、第二次《西贡条约》的签订，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1870—1871年，由于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在战争中失败，拿破仑三世做了俘虏，法国暂时推迟了对越南北圻的军事行动，但侵越的准备工作仍在加紧进行。

1871年1月底，法国军火商兼冒险家堵布益从武汉到达昆明。他利用为清朝政府提供军火，帮助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机会，由昆明南下至蒙自，再由蛮耗乘船沿红河而下，最后到达东京湾，证实了红河可以通航。之后，他又回到昆明，从云南地方政府那里获得委托，运输军火经过河内再到中国。1872年初，堵布益回到巴黎，将他的侵略计划报告法国政府。法国海军和殖民部部长播多指示他要“借用”越南的领土，“创设一条汽船航行线，穿越东京，使西贡的殖民地与云南省相联结”^[3]。他还向堵布益表示：“我们将非正式地尽力扶助你。”^[4]答应给堵布益一艘军舰，“以兵力开辟一条通道”^[5]。播多还指示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此项计划的成就关系重要，我请你予以一切的协助，并使他得有前往顺化的方便。”^[6]

1872年10月，堵布益率领由27名欧洲人和125名从亚洲招募的流氓、地痞组成的远征队，配备蒸汽炮舰两艘，中国式大帆船一艘，大气舰一艘，以及内河蒸汽轮船一艘，开赴东京湾。1873年3月下旬，堵布益将军火运交云南马如龙，又从蛮耗用船把云南的铜锡运到河内。此后，他还想继续利用红河运输军火，掠夺云南的地下资源，但遭到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1873年5月24日，河内数千人举行示威。抗法将领、河内总督阮知方发布告示，严厉地谴责了堵布益践踏越南主权的罪恶行径，命令法国船舰不准进入红河。堵布益无视越南政府的警告，一面发出“有敢首先与我反抗者，我必杀之”的恫吓，一面向法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求援。杜白蕾立即从“调查团”中召回安邺，派他前去“处理”堵布益与河内当局的纠纷。

1873年11月5日，安邺率领150余名侵略军到达河内，15日发布《告东京民众书》，一方面宣称他此次的目的是“调查”堵布益与越南当局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又说他的主要目的“乃在保护商务，在法兰西的保护下把这个国家及其河流（指红河）向各国开放”^[7]。同日，又向河内地方政府提出《商约五款》，要求开放红河，并将关税减低到1.5%。19日，安邺向河内发出了最后通牒：“倘于天黑前不接受条件，则攻占省城，俘虏巡抚。”“解除（河内）城寨的武装；由统帅发布命令与省之各巡抚使听从我的决议；最后，准许堵布益君自由进入云南。我限定他们在晚六时以前答复。如果答复没有来到，我将在天亮时攻击城寨。”^[8]次日拂晓，安邺率领180名侵略军，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向河内发动攻击。河内总督阮知方被俘，不屈而死，城池随即失陷。在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侵略军又相继攻陷海阳、宁平、南定诸省。越南全国震动，嗣德王不得不邀请流落在越南的黑旗军出来帮助他们抗法。

黑旗军是太平天国余部广西天地会农民起义军的一支队伍，因受清政府的压迫而转战于中越边境一带。1873年12月上旬，刘永福接到越南国王的求援书信后，便率1000余名黑旗军战士，从保胜出发，昼夜兼程，12月中旬到达河内西郊，并在距城二里多的纸桥设下埋伏，伺机诱敌杀贼。21日上午，法军头目安邺率队出城搦战，刘永福亲自迎敌。两军接仗后，黑旗军诈败，引诱法军过桥，进入黑旗军设下的包围圈。此时纸桥两翼的黑旗伏兵一齐杀出，刘永福也率队回首猛击。法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当场死伤无数，余众向城内逃去。黑旗军乘胜追击，将败逃的法军尽行斩首，包括法军头目安邺和副手班尼在内。

纸桥大捷后，河内“法兵胆破心寒，并无声息，只死守城池，不敢出而接仗”^[9]。为了收复河内，刘永福决定扎云梯七十架，准备夜袭登城，全歼法军。但就在这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软弱的越南阮氏王朝却与法国侵略者谈判言和，命令刘永福撤军了。而狡猾的法国侵略者，眼见军事进攻失利，便转而采取外交欺骗手段，胁迫越南政府和谈，企图捞到它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

1874年1月5日，越法签订了关于法军撒出宁平及南定的协定三款。协定称，越法战争只不过是个“误会”，各“向对方表示彼此的诚意”。法军撤出宁平、南定。越南政府则保证“在诸省范围内不作任何军队的集中；所有法国政府在东京暂时保留的军队舰只，任其水陆交通道路自由”；赦免并保护为法军效力的人员。同年2月6日，越法又签订了关于法军撤出河内的协定十四条。协定宣布两国“重新和好，不再有纠纷问题存在”；越南保证法军及其雇佣人员的安全，开放江河，使法军通行无阻；法军撤出河内，但却取得了江边一块土地的居住权。

这两次协定的签订，应该看成是黑旗军纸侨大捷的光辉成果。由于黑旗军击毙了法国殖民者的急先锋、“法兰西东方帝国”的狂热鼓吹者安邺，粉碎了他们的殖民计划，迫使法军退出了红河，从而推迟了法国侵占越南北部的进程。史书说，黑旗军的纸桥之捷，使“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10]。另外，我们也应看到，这两个协定，也是法国侵略者玩弄的缓兵之计，等到黑旗军撤出河内、退守兴化的时候，它就露出它的狰狞面目了。(www.xing528.com)

上述协定签订不久，1874年3月15日，法国下交趾支那总督兼总司令杜白蕾，胁迫越南代表黎峻、阮文祥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二十二条。主要内容有：

1.法国“承认安南王的主权和他的完全独立，答应给他帮助及救援，并约定在他要求时，将无偿地给予必要的支持，以维持他国内的秩序与安宁，以防卫他对抗一切攻击，并以消灭蹂躏王国一部分海岸的海贼活动”。（第二条）

2.“安南王陛下承认法国在它现在所占领的全部领土（边和、嘉定、定祥、永隆、昭笃、河仙——笔者注）上有充分的、完全的主权。”（第五条）

3.“安南王陛下，认识天主教是教人为善的，取消并废止所曾颁发一切反对这个宗教的例禁，且准许所有子民自由信仰奉行。”（第九条）

4.“安南政府约定开放诸埠口通商：平定省的施耐汛，海阳省的宁海汛与河内市，及由海到云南经由珥河的通道。”（第十一条）

5.“在每个开放的通商口岸，法国将任命领事或代理人，并派足量军队随伴，以保障其安全。”（第十三条）

6.“法国人间或法国人与外国人间的纠纷将由法国公使裁判。”（第十六条）^[11]

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法国不仅巩固了它对南圻六省的统治，扩大了在北圻等地的特权，而且将越南政府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们虚伪地借承认越南独立之名，把历史上传统的中越宗藩关系割裂开来，而这种关系正是法国侵略越南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四、第一次《顺化条约》的签订，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金融资本有了急剧的发展，资本输出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为了满足大资产阶级追逐更大利润的需要，法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更加紧推行其海外殖民政策。法国的大资产阶级在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和逐步治愈了普法战争所受的创伤后，便决心用武力全面征服越南。

1881年7月，在法国金融资本的代理人、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的主持下，法国议会通过拨款240万法郎作为侵略越南军费的提案。1882年3月，法国派遣海军上校、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李威利率军北上，5月攻占河内，次年3月入侵南定。同年5月，法国议会又通过了增拨军费550万法郎的提案。法人气势汹汹，志在必得。

然而，当时的越南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唐景嵩《请缨日记》说：“该君臣昏愚萎靡，战守绝无经营，即议和亦毫无条理。其国政令酷虐，民不聊生，自锢利源，穷蹙已甚，每岁所入，大概不及百万。法人又从而愚之，饴以甘言，则欣欣窃喜，而于中国转多疑忌之心，无可扶持，一言已决。阮福时家庭构衅，苟活自娱……”^[12]如此腐朽昏聩的政权，自然无力组织对敌的有效抵抗，于是便只好再次求助于黑旗军。刘永福认为，“法鬼贪心无厌，非武力不能解决”^[13]；随即率领3000黑旗健儿，进抵丹凤。1883年5月10日，全体黑旗将士在河内城外慷慨誓师，并发布《黑旗刘提督战书》，诱敌出城决战。自恃武器装备精良的法军司令李威利，认为黑旗军是“乌合之众”“不值一击”，决定接受刘永福的挑战，消灭黑旗军。

1883年5月19日，双方决战于河内城西二里的纸桥。当天黎明，法军500余人，在司令李威利、副司令韦医的指挥下，向黑旗军驻地纸桥扑来。黑旗军早有准备，先锋杨著恩闻报后即率所部兵分三路迎敌，一路占据桥旁的关帝庙，一路在庙后接应，他自领一路扼守大道。刘永福又命令吴凤典埋伏于大道的左侧，黄守忠从正路接应杨著恩，自己则率亲兵在后督阵。经过激烈的战斗，黑旗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共击毙法军军官三十余人、士兵二百余名^[14]。经过纸桥战役，法国精锐被歼，只好龟缩城内，“夜辄自哗，惊呼黑旗来”^[15]。而刘永福的声威也因此传遍海内外，被越南政府升为“三宣正提督”，加封“一等义良男爵”。

第二次纸桥大捷，虽然法国损兵折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并没有改变或中止它继续侵略越南的野心。相反，法国政府作了两个决定：“一方面它正式代替安南政府，禁止海岸的战争武器与军需的贸易；另一方面，它决定占领控制顺化河口的顺安炮台，并使安南政府彻底驯服”^[16]。1883年6月，法国政府任命海军中将孤拔为远征军最高司令官，由他率领有4000多兵员，并配备有200多门火炮、12艘兵舰的舰队，增援在越的法军。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又任命法国驻曼谷领事何罗芒为东京特派员，以便“对顺化采取及时而强力的行动”。一切部署就绪后，法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威利的继任者波滑率领，进攻黑旗军；另一路由孤拔、何罗芒率领，直接进攻越都顺化。波滑在丹凤、怀德受到黑旗军的英勇抵抗，进攻受挫，损失官兵数百人。而孤拔一路的侵略军，却趁越南国王嗣德刚死，朝廷上下一片混乱之机，顺利地占领了越都顺化的门户顺安炮台，继而攻入越都，强迫越南订立了城下之盟。8月22日，何罗芒递给越南政府一个条约草案，并附有一张最后通牒，限其在24小时内“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我们向你们提出的条件，不作讨论……如果你们拒绝这些条件的话，便有更大的祸患等待着你们……越南的名字将不存在于历史”^[17]。软弱的越南政府，无条件地接受了法方的要求。1883年8月25日，越方代表陈廷肃、阮仲合与法方代表何罗芒签订了《顺化条约》二十七款。主要内容是：

1.“安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法国将总理安南政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外国的关系；安南政府只有通过法国的中介始得与该外国等作外交上的交通。”

2.“将平顺省划归交趾支那的法国属地。”

3.“法国军队将永久地占领横山山脉，到它的末端泳厨为止，此外并永久占领顺安诸炮台与顺化河入口诸炮台。”

4.“法国特派员将总理安南王国的一切对外关系，但得把他的威权及他的职责的全部或一部委托给驻顺化的‘公使’代行。‘公使’有权利私下地并躬亲地觐见安南王陛下，安南王陛下如无可以接受的理由，不得拒绝接见。”

5.“法兰西国民或属民在东京的全部地方及安南（指中圻）开放的各埠口，享有人身和财产上的完全自由。”^[18]

越法第一次《顺化条约》的签订，比9年前的《西贡条约》又更进了一步，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的外交、军事，把越南紧紧地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从此越南完全陷入法国殖民地的深渊，而中越的传统关系也由此被公开切断。

（原载《东南亚》199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1993年第12期全文转载）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8页。

[2]张雁深译：《1787年百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载《中法战争》一，第363－364页。

[3]堵布益：《东京问题的由来》，载《中法战争》一，第392页。

[4]同上书，第391页。

[5]同上。

[6]同上书，第394页。

[7]张雁深译：《安邺书简》，载《中法战争》一，第433－434页。

[8]同上。

[9]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

[10]《中法兵事本末》，载《中法战争》一，第1页。

[11]《越法和平同盟条约》，载《中法战争》一，第380－387页。

[12]中国近代史丛书：《中法战争》二，第59页。

[13]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

[14]唐景嵩：《请缨日记》。

[15]同上。

[16]毕乐撰，张雁深译：《越法条约》，载《中法战争》七，第355页。

[17]毕乐撰，张雁深译：《越法条约》，载《中法战争》七，第362页。

[18]毕乐撰，张雁深译：《1883年8月25日越法顺化条约》，载《中法战争》七，第363－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