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中法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周年了。近年来，越南史学家陈辉燎等人竟然歪曲中法战争的性质，借以对中国人民进行恶毒的攻击。对此，根据历史事实，做出回答是完全必要的。
是中国侵略越南吗？
陈辉燎等人说这次战争是“中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越南，进行‘狗咬狗’的战争”[1]。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无非是表明中国和法国一样，同是帝国主义，是对越南进行侵略。事实是这样吗？
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它没有也不可能去侵略它的邻国，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与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并且侵略越南，这不仅是对社会发展阶段概念的有意混淆，而且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对中国人民的恶意诬蔑！
众所周知，法国一百多年前蓄谋进军越南，其目的不仅是要征服越南，同时要进一步侵略中国。越南的存亡，同中国的安危息息相关。中国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出兵援助越南抵抗法国的侵略，是完全正义的行动。
1883年，越南国王面对法军的入侵，曾致书于清廷，请求派兵援助：“兹法国全不顾名义，肆其虿毒，深恐下国兵力单虚，难以抵御。现情紧迫，将谁因极；字小恤患，实为上国是赖。辄此具由布达，统惟贵大人钧照，特派海道水军轮船并接界陆路营兵，迅来下国应援。”[2]越南政府贴出布告说：“中国来帮助安南打法国，像父亲帮助他受伤的儿子一般。”（马罗尔撰：《李维业远征记》）当时广大的越南爱国官员士民，对于中国派兵援越抗法，莫不欢欣鼓舞，喜形于色，并抱着很大的希望。越南原山兴宣总督充协统军务阮廷润等二十三名越南官员士民联名写信给清政府，说：“三十年来，所被法匪侵扰，承天朝……不忍弃绝置之水火，大师出关垂援，下国老幼男妇莫不奔走迎接供役，乐以忘劳，曰：‘天朝将有大造于我南也’。”当中国军队在越南军民的配合下，取得战斗胜利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地说：“庶其复见天日乎？”后来，中国军队奉命撤出越南，法国侵略者压迫越南“以不可忍受之事”时，越南国王一方面委陪臣黄佐炎、阮光碧等赍捧国书，取路广西、云南，向清政府求援；另一方面，又命令阮廷润等“纠集北圻忠义绅豪，随机战守，且料理粮储，以待天兵”。他们翘首以望“大兵早出，天日重临，岂惟下国王，其下国庙社之灵实嘉赖之！”[3]这些恳切的言辞，表达了越南人民强烈的心声。
冯子材“统军赴龙，桂、越军民闻其至，若得慈母，称为‘冯青天’。越官、越民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其军出关后，扶老携幼，箪食壶浆，来相犒问，愿供办军米，向导先驱，助官军剿除法人……”[4]冯军进军北宁，“越地义民闻风响应，越官黄廷经纠北宁等处义民立忠义五大团，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作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在越南人民的心中，中国军队是打败法寇，使他们“复见天日”的“天兵”；是“大造于我南”，可以“嘉赖”的“大师”；是“万民戴德，朝廷倚俾”的“长城”（李健儿：《刘永福传》）。
在作战过程中，中国军民与越南的爱国军民一起，团结战斗，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就以黑旗军击毙法国侵略军头子安邺一役来说，它的胜利，使“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罗惇
撰：《中法兵事本末》）。黑旗军第二次击毙法国侵略军的头子李威利以后，敌人龟缩河内，惶惶不可终日，“日则行坐共见心寒，夜则熟睡亦多惊跳。彼兵头暗以硫磺冲酒，以期壮胆”[5]。许多法国士兵“情甘回国入狱，不再为兵。七画（指法国的将军——引者）无可如何，只得听去，归者凡三百十数人”[6]。法人连战连败，“一闻公（指刘永福——引者）名，心胆俱裂，不敢回首一视”（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冯子材率两广战士，在谅山激战三昼夜，大败法国军队。是役，“炮声震天，山谷皆鸣”“枪弹积地盈寸”，冯“独当中路于前敌”“持矛大呼，跃出；诸军将领见冯如此，俱感奋力战……关外游勇、越民千余人，闻冯亲出战，皆自来助战，伺机邀击……阵斩三画、二画、一画数十级，歼真法兵千余”。冯军乘胜前进，连克文渊、长庆，敌人闻风丧胆，凶焰大挫，一夜数惊。时人说谅山之战是“洋人自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之大败者”（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
当时的一个法国军官写道：“在我们的脚下，敌人（指中国军队——引者）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执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官军和士兵都被围、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谅山之役以后，法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向河内方向狼奔豕突。法军司令爱尔加明不得不下令，“把六门口径四公分的山炮抛进洼池内，把食粮毁坏，把所有钱财都入于淇江”（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
中国军队在越南之所以不惜牺牲，英勇作战，是因为他们深知肩负着越南生死存亡、中国安危休戚的重负。对于中国军队，特别是对于刘永福所领导的黑旗军在越南的援越抗法正义行动，不少越南史学家曾作过正确的评价。越南章收、明洪在1962年第六期《历史研究》上，发表《刘永福在越南人民抗法斗争中的地位的评价》，提出：“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地位来评价刘永福。”指出当时越南面临亡国的危险，而刘永福“从一开始就站在越南人民一边”，并且一直到后来“仍然忠诚于越南人民的抗法事业”。因此，对刘永福应该作出“正确的评价”。
陈文甲在1958年出版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一书中，指出刘永福“同情人民，拯救人民，不为个人利益而与外人勾结”。苏忠在1962年第5期《历史研究》中，发表《对刘永福在越南人民抗法斗争中的地位评价》。陈文饶在1958年出版《北圻抗法》，赞誉刘永福是“越中两个民族团结战斗的维系人”，是“越中两个民族战斗联盟的代表”。
但是，这些正确的评价，近年在越南却不时兴了，为了迎合政治上的需要，白的竟然被说成黑的，中国军民援越抗法的正义行动却被说成和法国进军越南一样的“侵略”。陈辉燎等人这样颠倒是非，不仅完全混淆了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且把用鲜血支援越南的中国军民视若仇敌，其立场不是站在与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为敌的方面去了吗？
黑旗军是流寇吗？
陈辉燎等人还对援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勋功卓著的黑旗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骂他们是“抢掠人民的流寇”“损伤了越南人民的感情”[7]。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1865年刘永福率黑旗军三百余人，避开清军的围攻，进入越南。翌年，刘永福用计杀死了“狠恶异常，惨无天日”的白苗头目盘文义，为越民除了一霸。接着，又相继惩办了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的大小头目数十人。由此越南人民十分感激，刘的声威也传布全越。1870年，刘率部抵保胜，在越南人民的支持拥护下，打败了在“各处关卡，抽丰甚多，强横霸收”的保胜土霸王何均昌。此后，刘又用五至六年的时间，同越南政府军、清军一起，消灭了勾结法寇、引狼入室的黄崇英所部。
盘、何、黄等是勾结法人、鱼肉乡里、称王称霸、连越南政府也无可奈何的土皇帝，黑旗军代表了越南人民的利益与要求，一举而平之，安定了越南的社会秩序，赢得了越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甚至“十州（越之羁縻州，属兴化，包括三猛——引者）土酋亦颇畏威受约，咸属其子，父呼刘焉”（唐景嵩：《请缨日记》）。为此，越南国王屡次颁谕嘉奖，三圻各人民团体和官员亦纷纷称颂刘之功德，有“得公来除巨患，万民感激，朝廷倚若长城”之语（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
黑旗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势不两立的。在越南北部的数次战役中，黑旗军不仅重创侵越法军，打乱法国殖民主义者征服越南的计划，而且当法国侵略者在战场上不能取胜，企图用百万重金来换取黑旗军撤离保胜时，刘永福斩钉截铁地回答：“银则我不敢受，但要我先行他徙万不能！”（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他无情地揭露法国“虐越南”“欺中国”的滔天罪行，说他们“毒比长蛇，贪逾封豕”“攻掠越地，荼毒越民”。他庄严表示：“我与贼义不俱存”，决心“必使东京（指河内法寇——引者）之余孽扫荡无遗，西贡之腥闻湔除净尽”（《越南三宣提督刘誓师檄》）。(www.xing528.com)
1906年，当刘永福快七十岁的时候，越南的爱国志士潘佩珠等到广州还专门拜会了这位二十年前的抗法老英雄。潘深有感触：“余因忆法兵两次取河内城，使无刘团，则是我人无一滴溅敌颈者！彼不可谓难乎哉！予此时崇拜英雄之心，不觉为刘倾倒。”（潘佩珠：《潘佩珠年表》）
以上就是黑旗军在越南的活动和越南人民对黑旗军的反应。哪里有什么“抢掠人民的流寇”“损伤了越南人民的感情”的影子呢？可是，近年来越南不仅炮制了一些别有用心的“调查资料”，而且竟然将已被证实为恶意诬蔑的“记载”重新抛出。在这些“调查资料”“记载”里，黑旗军竟是一帮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匪徒。借此来蛊惑人心，煽动民族仇恨。然而，自诩为马列主义的历史学家、越南民族利益的代表者陈辉燎等人，不正是对越南民族所进行的神圣抗法斗争的攻击和背叛吗？
为何视而不见？
事实很清楚，侵略越南，在越南土地上烧杀抢掠，并使越南沦为殖民地的，是法国帝国主义。我们从法国殖民主义分子百多禄、土尔克、安邺等人的材料中，已经看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我们再看看战争中法国人在越南的所作所为。1885年1月5日，一个法国侵略军的士兵，在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越南）整块国土完全焚烧，遍地鲜血淋漓。沿着我们急速行军的路线，各处的村庄都给烧掉，巨大的黑烟柱，直冲天空。人们可以看见田野皆被人畜牛猪所蹂躏，他们见火狂奔，慌乱地逃避，有时见安南人尸首横散道上。”他继续写道：“我们用我们的镰刀、大斧和冲锋兵的短刀，破门而进。进屋后，便谈不到秩序，谈不到阶级，已无所谓指挥统属，各伍各队全都变为寇盗劫匪。每人各为自己抢劫。海军的步兵，寻找肥猪、小牛、小鸡，我则在各庙寻觅古董，然皆徒劳而无所获，因为这些东西，已早被人拿走了。惟小冲锋兵尚以短枪柄四处敲击，冀获银洋钱币。抢劫毕，则付之一炬，几无余烬。所有捕获的安南人，一律枪杀不赦。”他坦率承认：“两日以来，我成了这些凶杀的凶手。这些凶杀是在三色旗影之下，穿着文明职员的制服进行的。人们命令我及其他十二人，枪毙九个安南人。我去执行了三次。第一次，我的三个安南人一齐倒下。第二次一样。但是第三次，两人已毙，第三者系年龄至少有六十岁的老人，只腹中及颈上各受一弹，但尚活着。他僵卧两手之上，满面皱纹，摇头，两眼注视着我，向我哀求。我怜悯他，但仍装实子弹，走近一步。老人注视着我不已，我把枪对准了他的额部，拉了枪的发动机，他的整个脑子跃出，一只眼飞跑了，但是他的另一眼则大大张开，继续注视着我，印象极为可怕……”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可怕而又触目惊心的景象！这就是一个所谓去担任文明代表的侵略分子的自供状。陈辉燎等人却为什么睁着眼睛装作看不见呢？
关于中国军队和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中对越南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越南史籍中有比较正确的反映。陈辉燎也不例外。如他在1957年写的《从诗文看越南革命运动》一文，就有歌颂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诗[8]。但近年来他们为什么一反常态，竟昧着良心攻击中国和黑旗军呢？说穿了也不奇怪，这是他们以研究历史为名，通过歪曲、篡改历史，以达到煽动民族情绪，进行仇华、反华，实现其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的罪恶目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然而，歪曲、篡改历史事实的人，到头来只能得到这样一个下场：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破产。
（原载广西社科院《学术论坛》198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同年第5期全文转载，又收入中国社科院编《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文选》。该文获云南省1986年社会科学研究现实问题优秀理论文章三等奖，2002年国际人文学科优秀论文奖，《中国现代理论创新与实践优秀论文精选》特等奖）
【注释】
[1]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印度支那研究》，1980年12月1日，第113页。
[2]《越南国王咨呈》，载《中法战争》一，第526页。
[3]《会办中越勘界事宜周德润等奏摺》，载《中法战争》七，第484－486页。
[4]《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摺附片》，载《中法越南交涉资料》。
[5]《徐延旭来往函牍》，载《中法战争》二，第433页。
[6]《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奏据越将刘永福禀报军情片》，载《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
[7]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印度支那研究》，1980年12月1日，第113页。
[8]越南《文史地》第32期，1957年9月，第38－39页。该诗写道：“癸酉年腊月，八日天平明。萼儿（指安邺）贼骁将，乘胜向西行。纸桥才过马，炮号轰一声。黑旗伏兵起，先锋刘伯英（指刘永福）。挥刀冲杀到，贼众皆魂惊。群如鸟兽散，萼儿倒地横。壮士夺馘去，满地犹血腥。壮哉此一役，敌忾鼓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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