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西山农民起义：清朝干预的目的质疑

18世纪是越南后黎朝统治末期，封建制度腐朽衰败，国家分裂割据，封建主集团连年混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因而，导致越南从南到北爆发了无数次农民起义，其中在越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西山农民起义，就发生在18世纪末的越南南方。

西山农民起义政权（西山朝，1788—1802年）是在消灭了南阮、北郑两大封建主集团后建立起来的。当1787年西山农民起义军北进，入据后黎朝的京城癉龙之时，黎朝末帝黎维祁逃走，向清朝求援，从而招致清朝出兵干涉。关于清朝出兵越南之目的，越南古今史书虽然一口同声地说，“是清朝欲乘机侵占越南”，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现据我国文献史料，把清朝出兵越南干涉西山政权之目的详加考证，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一）

1428年初，黎利统一国内，天下大定，于是年4月于癉龙（今河内）即位，改元顺天，国号大越。由黎利建立的黎朝越史称“后黎朝”（1428—1788年），前后分为两个时期：前期（1428—1527年）盛极一时，被称为“中兴时期”将近100年，越南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都有新的发展。黎朝后期（1533—1788年），被称为“纷争时期”，朝政紊乱，废立频仍，分裂、割据、混战，内乱不休。

1527年6月，统掌水步诸军位居太傅的权臣莫登庸逼黎恭皇（黎椿）禅位，宣诏称帝，在越南北方建立了莫氏王朝（北朝，1527—1592年）。与此同时，以黎朝大将阮淦为首的黎朝旧臣以清化为中心，在“中兴黎朝”的幌子下另立政权与莫氏政权相对抗，1533年春，迎立避居哀牢（今老挝）的黎昭宗之子黎宁为帝，是为黎庄宗（1533—1548年），由阮淦独揽大权（南朝，1533—1592年）。1545年，阮淦被毒死，此后大权由其婿大将军郑检控制。1527—1592年，越史称“南北朝时期”。

统治越南北方的“北朝”莫氏政权与郑检专权的“南朝”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1627—1672年的45年间，曾进行7次大战和无数次的小冲突。连年的战火，给越南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多数青壮年被强征入伍，老弱妇孺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致使田园荒芜、商业停顿、手工业萧条、民不聊生；严重的旱涝灾害，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米价腾贵，人民饥馑，“百钱不供一饱”^[1]。这就使后黎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导致18世纪从北到南爆发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

18世纪在越南北方爆发的农民起义，蔓延到郑氏所控制的北方各地。在阮王统治下的南方地区，越南各族人民反抗阮氏统治的斗争和起义也从未停止过。18世纪末，在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西山农民起义，就发生在阮王统治下的越南南方。

西山邑是阮氏宗族在归仁的一处庄园，即归仁府符离县安溪村（在今平定地区）。这里的农民，大多是从15世纪胡季睺时代以来，被流放者的子孙后代^[2]。西山农民起义领袖是著名的“阮氏三兄弟”，即阮文岳、阮文惠和阮文侣^[3]。据越南官方史书记载：“文岳其先义安兴元县人，盛德（神宗年号）年间，为我官兵所获以归，处于怀仁之绥远数也。至文岳为云屯巡卞吏（即税吏）以赌负官钱，遂入西山为盗，无赖之徒及贫之者多从之，手下至数千，与其弟文惠、文侣分管之。攻略邑镇，将不得制”^[4]。当时“阮氏三兄弟”（新阮）看到阮王封建主（旧阮）势力衰落和农民普遍不满情绪的高涨，于是便发动和领导了“西山农民起义”（1771—1802年）。

1771年，西山邑一带的农民揭竿而起，杀死庄园主，推翻了当地政权，得到附近农民的广泛响应，不久西山农民起义的烈火便燃遍了归仁府全境。依靠强大的农民起义力量，阮氏三兄弟率领农民起义军，于1773年攻占归仁城。

1775年，北方的郑氏封建主集团，以讨伐“西山贼”为名举兵南下，实则为消灭宿敌阮王封建主集团。阮氏封建主匆忙逃往南方嘉定。此时，郑森以部将黄五福、云山率军从海路和陆路两面夹击西山农民起义军。阮文岳分遣集亭为先锋，李才（清人）为中军与官军会战于锦纱。据越史载：“集亭兵皆广东人，顶红布，带金银纸，手执藤牌大刀赤身突战，势甚猛”^[5]。但由于起义军寡不敌众，最后败走。阮文岳在军事失利，起义农民又多离散的情况下，为避免两面受敌，便于积聚力量，遂采取了“乞降”的策略，和郑氏封建主保持“臣属关系”。郑氏封建主集团则因南方险远鞭长莫及，也愿暂时维持和平的局面而册封阮文岳为“前锋将军西山校长”。阮文岳乘机据有广南，郑森以其为“广南镇守宣慰大使”，乃储粮，塞险守隘，遂日益强盛。

1777年，阮文岳率起义军精锐之师向南方长驱直入，迅速攻占阮王在南方的老巢嘉定和西贡。但以阮福映为首的阮氏封建主集团不甘心灭亡，又经过几次反扑，直到1783年在西山的沉重打击下才土崩瓦解。逃脱了惩罚的阮福映逃到富国岛，不久又逃往暹罗。至此，由阮氏宗族长期盘踞的“广南国”被铲除。

此时，在郑氏统治的北方，由于郑氏与黎氏宗室之间不和，统治阶级内部处于分裂状态，政治腐败，经济枯竭，黎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北方农民正在酝酿新的起义。值此有利时机，以阮文岳为首的起义军领袖遂决定北进。

1778年，阮文岳自称天王，年号泰德；以其弟文惠为龙骧将军，节制水兵诸军；武文仕为左军，阮有整为右军，于1786年夏5月，分道并进直取顺化。郑氏军队不堪一击，军无战心，将无斗志，守城主将吴俅开门迎降。阮文惠纵兵入城，留屯将士数万人，于6月乘胜北进，水陆继发。郑氏守义安、清化诸镇将土闻风皆弃城逃走，仓粟百万石尽为起义军所有，更加增强了起义军的实力。

阮文惠统帅农民起义队伍，声势浩大，直捣郑氏老巢，使“癉龙城（今河内）大骇，官军各图走避无斗志，众议纷纷，战守不定。郑楷决定背城一战”。阮文惠纵兵掩杀，官军俱溃败，郑楷引象兵百余人仓皇遁走，后被降将阮庄执送义军营中，“楷引刀自颈”。起义军攻占癉龙，郑氏封建主集团覆灭。但为安定人心，而采取了仍尊黎朝末帝黎维祁（又称黎昭统）为帝的策略。

阮文惠既克癉龙，阮文岳以其“得志必据国自图”，遂引兵北上至癉龙，于7月17日夜，把“府库货物皆为刮尽”，与文惠一起撤回南方，把越南北部交黎氏统治。

阮氏三兄弟既灭阮氏和郑氏两大封建主集团，天下初定，于是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夏4月，对国家实行分治：阮文岳称帝于归仁，自称“中央皇帝”，统治从广南到平顺的越南中央地区；封其弟文惠为北平王，居顺化，领有从广南到义安地区；阮文侣为东定王，据嘉定，统治南方^[6]。

此后，“起义军内部顷扎日甚”，文惠、文岳甚至以兵相攻。于是，徒具虚名的黎朝末帝黎维祁遂欲乘机收复义安，乃遣使遗书于文惠，讨还义安。文惠见书大怒，将来使等沉于江中。1787年11月，阮文惠部将武文仕率军北进，黎维祁不敌逃奔京北，武文仕入据癉龙。至此，越南后黎朝被起义军废除。

1788年2月，黎维祁从嘉定潜往至灵东北，勾结皇亲、土豪发动暴乱，企图东山再起。同年6月，黎维祁之母（皇太后）、其妻（皇后）等男女老幼“共六十二名口”进入广西龙州求援。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巡抚孙永清会于南宁并上报清廷。10月，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朕以其（按：指后黎朝）臣服年久，不忍见黎氏灭亡。特命该督（按：指孙士毅）传檄安南，擒拿阮惠，并命孙士毅带兵督同进剿”。^[7]

（二）

关于清政府出兵越南征讨西山起义军之目的，中越两国史籍的记述截然不同。越南史学界的叙述都一口同声地说：“是清朝欲侵略和占领越南，并将其纳入中国版图”，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具有代表性的，如明峥在《越南史略》一书中说“清朝朝廷处心积虑要消灭越南，并企图把我国变成他们版图的一部分”。黄明在《研究我们祖先抗击敌寇》一书中则声称：“满清乾隆皇帝早就对我国怀有野心，这时又乘卖国君臣黎昭统（即黎维祁）前来求援之机，于是连忙着手准备侵略我国”。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写的《越南历史》则认为：“乾隆时期是清王朝的全盛时期。这时也正是清朝觊觎我国的时候”。但是，以上越南作者的著述都未说明他们这些说法的文献依据。

对越南历史研究较有影响的作者陈重金在《越南通史》一书中发挥了越南人的传统观点，他写道：“昭统帝曾数度企图复国，但都未成功，被迫栖身于谅江之地；而皇太后则携带皇子赴龙州，投诉于中国官吏，乞求援兵。当时，两广总督孙士毅表奏乾隆皇帝，其大略曰：黎氏乃中国贡臣，今该国被贼破灭，嗣君之母妻款关乞援，情实可怜。且安南本为中国故地，若复黎之后，又得安南之地，尤为两得。乾隆帝从其言，遂命孙士毅发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兵，前去征剿西山”^[8]。据我国史学者戴可来教授研究认为：“作者此处主要根据《伪西列传》（原文从略）……即清廷出兵是企图占领安南之地。但这种说法却未在中国史籍中得到证实。大量中国史籍表明，当时中国出兵，主要是‘兴灭继绝’、‘灭阮扶黎’，‘原非利其土地’。”^[9]

经核查，陈重金的上述说法，与越南阮朝官修史籍《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所载也大略相同（原文从略）^[10]。现据中国文献珍本丛书《安南纪略》^[11]的原始文献的记载，可以澄清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据载，遵照乾隆帝的谕旨，两广总督孙士毅于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10月庚戌（公历11月19日）领兵20000余人分三路出兵，孙士毅率军8000名为主力直驱黎城（即癉龙），2000名驻扎谅山。乌大经带滇军5000为偏师，与孙士毅遥为声援。孙士毅主力部队出关后，安南谅山守将潘启德以城降，复又大败癉龙镇抚吴文楚所率西山军，于11月20日攻克黎城，黎朝末帝黎维祁进入京城。当日晚，孙士毅宣诏袭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

在乾隆接到孙士毅攻克黎城的奏报后，当即赋诗“以志喜”，诗中有两句道出了清廷出兵的真实目的，诗云：“绝继灭兴经久传，尺土寸疆非所利”。后面乾隆在其“自注”中诠释得更清楚：“孙士毅初奏安南内讧情形，即有乘此机会剿灭平后，收其地之意。予以黎氏久事我朝，最为恭顺。且中国幅员广远，前古所无，安肯乘人之危利其疆土。谕惟熟筹妥办，俾黎氏国祚弗失，斯为大公至正”。^[12]

由上述记载可见，即使孙士毅上奏有侵占安南之意，但也决不像越南史书所说的“清帝从之”。据《安南纪略》所载，乾隆帝一再阐述不将安南收入版图的真实意图，如：乾隆传谕福安康、孙士毅：“方今国家全盛，阮惠以安南土目，若集兵会剿，原不难为捣穴擒渠之计。但该处向多瘴疠，即使收入版图，照新疆土之例，又须分派多员驻扎，而该处贡赋收入，必不敷经费；况安南民情反复，胜国以前，郡县其地者不久，仍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朕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13]。在另一处又进一步阐释其意：上谕内阁曰：“……即使集兵会剿，竞将阮惠擒获，广南境土收入版图，又须添设官员兵弁，防守其地。该处水土恶劣，不能久驻，且人情狙诈，反复无常，前代郡县其地者，不久即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难保数十年后不复滋事端”。^[14]

另据《清实录·高宗实录》的记载，亦有多处类似上述内容的阐释，如乾隆五十三年12月丙申（1788年1月4日），乾隆在给孙士毅的谕旨中云：“该国（按指安南）残破之余，得天朝为之兴复，俾黎氏国祚重延，并不利其寸土，于字小存亡之道，仁至义尽，实史册所仅见”^[15]。又见乾隆五十三年12月乙酉（1788年1月17日）谕：“……然此事办理之始，原为安南臣服已久，猝被土酋占夺，不得不加征讨，为之继灭存亡。初非利其境土，亦并无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见。今安南大局已定，阮惠等畏罪远飏，不过苟延残喘，又何必深入穷追，耽延时日，致大兵在彼久驻，于该国反多有不便，自应作速撤回，以示体恤”。

当乾隆帝获悉“孙士毅率大兵出关，屡次克捷，未及一月即收复黎城，敕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之后，连下谕旨：“屡申原为继灭存亡，并非利其境土。阮惠等既远据广南，距黎城二千余里，道远饷艰，已不便劳军远征，耽延时日；又恐安南地方多瘴疠，内地官兵不服水土，致生疾病，尤为不值”。故尔诏谕孙士毅：“妥为安顿，撤兵回粤”。“其云南一路，亦著孙士毅咨会富纲、乌大经，同时并撤”。并谕黎维祁：“加意自强振作，派士官兵民，将要隘处所，严密防堵”。同时郑重声明：“此次办理安南兴灭继绝，及轸念夷民，一视同仁之意，著谕中外知之”。^[16](www.xing528.com)

据清魏源《圣武记》所载：“孙士毅贪俘阮（按：指阮文惠）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士兵义勇悬军黎城月余”。在此期间，阮文惠积极准备抗击清军，先是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11月25日“先正位号以系南北人心”，遂称帝，建元光中，越史称光中帝。他在《即位诏》中云：“长兄（按指文岳）疲惫，情愿保持归仁府，谦称西王”。而后阮文惠率军从归仁出发渡河北进，过义安、清化，增征兵至8万。12月20日至宁平与清化交界处的三叠山，与吴文楚会合。另一方面，为麻痹清军统师，据越史说：“先驰书请降，辞极卑屈”。

清军统师孙士毅等骄傲自大，犯了“骄兵必败”的大忌，致使清军在滞留黎城期间，麻痹轻敌，毫无防范。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初一，“在军中置酒张乐，夜忽报阮兵大至，始仓皇御敌”。阮文惠的西山军以象载大炮冲阵，使清军寡不敌众，黑夜自相蹂躏，弃城逃跑。黎维祁带家先遁，滇师闻炮声退走。孙士毅率残部夺渡富良江（即红河）逃命，为截断后面西山军的追击而斩断浮桥，致使富良江两岸尚未渡河的大批清军——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及以下官兵夫役万余，有的战死，有的因抢渡拥挤溺水而死。孙士毅狼狈不堪逃回镇南关，焚毁和丢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一半。云南一路清军，由于有黎氏旧臣黄文通做向导，才得以全师而还。将黎维祁安插桂林省城，“酌给养瞻，不复令归国”。至此，清帝乾隆出兵干涉西山政权、扶持黎氏复国的战争历时3个月，以损兵折将完全失败而告终。

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出兵安南，共损兵折将6800余名。清帝对此次统兵主帅两广总督孙士毅，以其“未遵照训谕，相机速撤”之罪，将所封公爵，及红宝石帽顶、双眼花翎撤回，并另候简用^[17]。另据越史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3月，阮文惠既败清军，又称阮光平遣使求封于清，乾隆许之，“封文惠为安南国王”。此后，“惠自以为得志，骄肆益甚”。新阮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势，互相倾轧，西山政权日益削弱。与此同时，阮氏宗族的代表人物阮福映（旧阮），在法国殖民者的帮助下又卷土重来，最后消灭了西山政权（新阮），建立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1802—1885年，1885—1945年）。

综上所述可见，作为大清一代名君的乾隆帝，岂无“开疆扩土”之志，但在其权衡利弊之后，关于出兵干涉西山政权这一具体事件，并无乘机侵占安南之意。乾隆特别强调：“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18]，可以说这是乾隆出兵安南的指导思想，昭然若揭。正如有的历史学家所说，历史的长河并不总是穿越高山、峡谷、原野，一泻千里，有时也会被引入歧途，对某一历史事件的错误记述，使谬误流传，这就必须加以纠正，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

（原载《东南亚》2001年第1期）

【注释】

[1]《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四十一。

[2]同上。

[3]据《清实录·高宗实录》称阮岳、阮惠、阮侣。

[4]《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之四十四。

[5]《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之四十四。

[6]《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之四十七。

[7]《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三一四。

[8]［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本，第272页。

[9]同上。

[10]《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四十七。

[11]中国文献珍要丛书《安南纪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只有抄本，流传甚少，今据北图藏抄本影印。本书所记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初八日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三月初九日，援助安南国王黎维祁复位及敕封阮光平为王的事情经过。

[12]《安南纪略》，卷首一，二十一面。

[13]《安南纪略》，卷十四。

[14]《安南纪略》，卷十九。

[15]《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三一八。

[16]《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九。

[17]《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一。

[18]《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五。
关于引用《清实录·高宗实录》的内容，均录自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