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古钱币文化关系简述

中越古钱币文化，是中越传统文化关系中一个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越古钱币文化关系史，可以弘扬中越传统友谊，加强友好睦邻关系，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越南当代钱币学家阮文宁简要地指出了中越古钱币文化关系，他写道：“越南钱仿照中国钱系，都按方孔圆钱铸造……丁、黎、李、陈、胡、后黎、西山、阮朝，无一朝代不铸钱。但是，由于同中国有贸易关系，故各朝又都用中国钱。”^[1]

越南历代封建王朝，都基本上是效法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因此越南历代所铸钱币，也是仿照中国封建王朝的钱制，按中国古钱币的钱文书体和形制而铸造的，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越南古钱币文化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和发展时期、繁荣时期及衰亡时期。下面就越南三个时期的古钱币和中国古钱币进行比较研究，考证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

越南从丁朝（968—980年）开始，经前黎朝（980—1009年）、李朝（1009—1225年）、陈朝（1225—1400年）、胡朝（1400—1407年），共5个朝代400余年，是越南古钱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丁部领于968年建立丁朝，国号大瞿越，在宋开宝三年（970年）建元太平，铸“大平兴国”方孔圆钱（“大”读作太，古文大太通用）。钱文真书对读，背上有一“丁”字，纪国王姓，朝代名，世称“丁字钱”^[2]。“太平兴国”即“天下太平，国家兴旺”之意。此乃越南建国、铸钱之始。

在越南丁朝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太平”年号，如三国吴会稽王孙亮于256年改元“太平”。三国蜀汉于214—263年，曾铸“太平百钱”。南朝梁敬帝萧方智，于556年改元“太平”。在越南丁朝建立以后8年，宋太宗于976年即位，改元“太平兴国”，铸“太平通宝”钱。

由丁部领建立的丁朝传二世，不到12年便灭亡了。980年，十道将军黎桓篡位称帝，建立了前黎朝，建元“天福”。黎桓传三世，凡29年（980—1009年），共使用4个年号，但只有黎桓在天福五年（984年）铸“天福镇宝”钱，沿袭丁朝钱式，背上有一“黎”字，纪姓朝代名，世称“黎字钱”^[3]。“天福镇宝”，其义为“苍天赐福，镇国之宝”，钱文真书、对读。

中国五代时期，后晋高祖石敬瑭于936年建元“天福”，铸“天福元宝”钱。在中国古钱币中虽未出现过“镇宝”的钱文，但“丁字钱”和“黎字钱”是由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所铸“会昌开元”背文“昌”字演化而来。

从李朝到陈朝，越南封建国家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李朝（1009—1225年）传9世，长达216年，共有32个年号，但迄今所知仅铸造有9个年号的钱币，其中5个年号以及所铸的钱币，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即：建立越南李朝的李公蕴（太祖），于1010年建元顺天，铸“顺天大宝”钱；在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史思明于759年自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铸“顺天元宝”钱。1028年，李德政（太宗）即位，改元天成，铸“天成兴宝”钱；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明宗于926年改元天成，铸“天成元宝”钱。1042年，李太宗改元明道，铸“明道元宝”钱。1032年，北宋仁宗改元明道，铸“明道元宝”钱。李天祚（英宗）于1140年改元大定，铸“大定通宝”钱：1161年，金世宗改元大定，铸“大定通宝”钱。李高宗于1205年改元治平龙应，铸“治平元宝”和“治平通宝”；1064年北宋英宗改元治平，铸“治平元宝”和“治平通宝”钱^[4]。

越南李朝封建统治者同中国封建统治者一样，也迷信“谶纬”。据越史记载，明道二年（1043年）李太宗欲征占婆，为制造“顺乎天意”的舆论，搞了一个“长春殿御盾自动”的把戏，于明道三年初改元“天感圣武”。铸“天感元宝”钱，其钱文为真书旋读。李高宗于宝符十一年（1186年）秋7月，“获白象以为瑞”，赐名“天资”，诏改元“天资嘉瑞”，铸“天资通宝”钱^[5]。

中国古代帝王历来有迷信和宣扬“谶纬”的传统。所谓“谶”是一种宗教式的“预言、预兆”；所谓“纬”，原是指天象，封建统治者利用天上的星象变化，来附会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和社稷安危。中国古代帝王除在开国建元，皇帝继承王位时改元之外，在出现所谓“天降祥瑞”“天意示警”等情况时，也要改元铸钱。这种“谶纬神字”从汉代开始盛行。

两宋（960—1279年）的历代帝王也十分迷信“谶纬”，在出现“天变异”和发生天灾、边患时，不仅要改元而且要铸新年号钱。以宋仁宗为例，宋仁宗赵祯在位40年（1023—1063年），共有9个年号，其中有8个年号是在灾异、灾害、边患频仍的情况下，频繁改元、铸钱^[6]。越南封建统治者接受了中国封建帝王迷信“谶纬”的影响，也频繁改元、铸钱。

越南陈朝（1225—1400年）传11世，175年，共有19个年号，但仅铸有11品年号钱^[7]，其中5个年号或年号钱，曾在陈朝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1225年，建立陈朝的开国之君陈日（太祖），即改元建中，铸“建中通宝”钱；公元780年，唐德宗改元建中，铸“建中通宝”钱。陈太宗于1251年改元为元丰，铸“元丰通宝”；1078年，北宋神宗改元为元丰，铸“元丰通宝”钱。1314年，陈明宗即位改元“大庆”；1036年，西夏景宗改元“大庆”。1324年，陈明宗改元开泰，铸“开泰元宝”；1012年，辽圣宗改元“开泰”。1639年陈朝杨日礼即位，改元大定，铸“大定通宝”；1161年，金世宗改元大定，铸“大定通宝”。

越南李朝和陈朝时期所铸钱币品类少，数量也不多。然而，由于当时中国钱币和私铸的中国钱币在越南大量流通，基本上满足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越南李朝和陈朝，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宋朝、元朝和明朝洪武年间，共约400年，这也正是中国钱币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在中国发达的钱币文化的深刻影响下，越南到陈朝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越南钱币文化也发展到一个新时期。在越南的陈朝时期，已开始出现“对钱”和“杂书钱”。

所谓“对钱”，是指一种年号钱的形制、大小、厚薄、重量、铜质以及穿孔、轮廓皆相同，而书体则或篆、隶，或行、楷等相配成对，故名“对钱”。中国钱币学界认为，蜀汉李寿于汉兴年间（338—344年）所铸“汉兴”钱，有篆、隶两品，是中国“对钱”之始。到了宋代，“对钱”出现了篆、隶、真、行、草等各种书体，从文人学士到大臣皇帝，都为钱币书写过钱文，宋代成为中国钱文艺术的鼎盛时代。“对钱”是中国钱币文化的一枝奇葩，把中国古钱币文化推向高峰，给越南钱币文化以极大影响。

1251年，越南陈朝太宗（陈日）改元为元丰，铸行“元丰通宝”，钱文一为隶书旋读，一为真书旋读，钱体端正，钱文纤秀，此为越南出现“对钱”之始。1341年，陈裕宗即位，改元绍丰，铸“绍丰元宝”“绍丰通宝”，钱文有篆、隶、真、行四种书体，钱文对读，制作精良。陈裕宗大治年间（1358—1369年）铸“大治元宝”“大治通宝”，其钱文有对读和旋读两种，钱文书体有真、行、草、篆和杂书多种。真书清丽，行书流畅，篆书古朴。^[8]

在越南李朝和陈朝时期，“杂书钱”盛行。所谓“杂书”，是指在一个钱币上的钱文，用几种书体混杂书写，是谓“杂书钱”。三国时期（220—265年）刘备所铸的“直百五铢”钱，钱文对读，“直百”为隶书，“五铢”为篆书，此乃“杂书钱”之始。但其后在我国历代钱币中却极少见。然而，“杂书钱”在越南李朝和陈朝时期，却有很大发展。如李朝时期的“乾符元宝”（1039—1042年），“乾符元”三字为真书，“宝”字为篆书；“天符元宝”（1121—1126年）的“天”字为真书，“符”字为行书，“元宝”为篆书。陈朝时期“绍丰元宝”（1341—1357年），“绍”字行书，“丰”为真书，“元宝”二字为篆书；“大定通宝”（1369—1370年），“大定、通”三字为真书，“宝”字为篆书等^[9]。

在胡朝时期（1400—1407年），只铸有一种钱币，即“圣元通宝”杂书钱，“元”字为篆书，“圣、通宝”三字为真书，钱体薄小，仅重1.02克。越南胡朝为扩军备战而发行纸币，强制兑换铜钱，把胡朝以前的大量钱币收回销毁，做成武器，使越南古钱币文化遭受严重摧残。

二

越南古钱币文化的繁荣时期，主要是后黎朝时期，这是越南古钱币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明宣德三年（1428年）正月，黎利统一国内，4月即皇帝位于东京（今河内），建元顺天，国号大越，越史称后黎朝（1428—1788年），共长达360年。总的说来，后黎朝是越南钱币文化的成熟和繁荣时期，其特点是所铸钱币不仅品类多，而且达到了精美的水平。

后黎朝前期（1428—1527年）共11世，99年。每一位皇帝在即位、改元时都要铸钱。据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钱币共有15个品类^[10]，多仿唐宋，钱币的形制、质地、重量等都比较适度、规范。钱文书法艺术，制作工艺也相当精致。有的工整浑厚，如黎仁宗时期（1456—1497年）所铸“光顺通宝”“洪德通宝”。

公元1527年夏，权臣莫登庸篡位称帝于东京，改元明德，在越南北方建立了莫氏王朝（1527—1592年）。清化的黎朝后裔建立的政权（南朝）与东京的莫氏北朝，各自建元、铸钱。由于社会动乱、财力穷困，莫氏政权所铸钱币质地粗劣。

以黎氏为皇、郑氏专权时期的黎朝（1592—1788年），在黎世宗、黎神宗、黎熙宗、黎裕宗时期，都曾铸有年号钱。但以黎显宗景兴年间（1740—1786年）所铸“景兴钱”最具特色：品类繁，书体杂，版别多，数量大，流通广。据过去记载和现已发现的景兴钱，至少有20个品别，其钱文有篆、隶、真、行、杂书等多种书体。

越南“景兴钱”是仿照中国南宋宁宗于嘉定年间（1208—1224年）所铸品类繁多的“嘉定钱”（铜钱和铁钱）铸造的。甚至“景兴钱”中的通宝、重宝、之宝、至宝、永宝、泉宝、正宝等7品钱，均系沿袭南宋“嘉定钱”的钱文。已知的“嘉定钱”约有22种钱文：除嘉定铜钱有嘉定元宝、通宝外，大多为嘉定铁钱^[11]，钱文多为楷书和篆书。

中国宋代“嘉定钱”名称繁多的钱文，是中国古钱币文化发展到昌盛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可以说，越南后黎朝时期出现的“景兴钱”，也是越南古钱币文化发展到繁荣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正如中国两宋时期，国家的动乱并未影响钱币文化的发展一样，越南后黎朝的割据、混战也未影响越南古钱币文化发展的进程。

越南后黎朝的钱币，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中国明朝时期（1368—1644年），因明太祖名朱元璋，为避圣讳“元”字，故明代所铸钱币均为“通宝”，而无“元宝”钱。人们发现，在越南后黎朝时期，除黎利（太祖）在1428年建元顺天，铸“顺天元宝”钱外，直至终黎之世350余年，共铸钱币30多品，亦皆为“通宝”而无“元宝”钱，这是古代中越封建王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在钱币文化上的体现。

在18世纪，越南从南到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支是“西山农民起义”，并建立了“西山朝”，自此，越南封建社会日趋衰落，越南钱币文化也进入衰亡时期。

三(www.xing528.com)

越南西山王朝（1786—1802年）是由阮文岳、阮文侣、阮文惠建立的。1787年夏，阮文岳在归仁称帝，年号泰德，铸行泰德通宝和明德通宝，钱文对读，背皆有横读俗体草书“万岁”二字。1788年阮文惠称帝，建元光中，铸光中通宝和光中大宝，真书对读，“宝”字为简写，铜黄而薄。由于西山朝仅存在15年，政局动荡，故其所铸钱币7品，均质地不佳，“钱薄如纸”，越南古钱币文化进入衰亡时期。

1802年6月，阮福映在法国殖民者的帮助下，在越南南方宣告称帝，建元嘉隆，后经清政府准许国号“越南”，遂建立了阮朝。

越南阮朝仿效中国明清时期，以皇帝的年号称呼皇帝和铸同名年号钱。独立时期的阮朝（1802—1885年），经历了嘉隆（1802—1820年）、明命（1820—1840年）、绍治（1841—1847年）、嗣德（1847—1883年）、建福（1883—1884年）和咸宜（1884—1885年）诸帝的统治，共约83年。这些越南帝王也都在即位、改元时，铸造年号钱。

在独立时期的阮朝，独具特色的是，在明命皇帝当政时期所铸多种“美号大铜钱”的出现。据《大南实录》记载，圣祖明命十一年（1830年），铸明命通宝大铜钱一万文，以一当百，赏赐给文武大臣。所谓“美号大铜钱”，皆因其钱文均有引自儒家经典的“警句”或“箴言”而得名，钱文多达40种，通称“美号钱”，一般直径50～52毫米，重约23～28克。

明命通宝“美号大铜钱”，背文“经典”或“箴言”的代表，四字者有“帝德广运”“万世永赖”“刚健中正”“天下大同”等。八字者有：“王道荡荡，圣谟洋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富兵强，内安外静”“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等^[12]。这些钱文内容，主要是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教导臣民遵守封建纲纪，祈祷国泰民安，邦基永固。

明命皇帝铸制“美号大铜钱”，是和他所颁布的教导平民百姓遵纪守法的《训谕十条》^[13]相辅相成的，其目的是维护封建制度，巩固封建统治。明命以后的绍治、嗣德时期，也都铸有“美号大铜钱”，与明命时期的相似，但也出现不少新的钱文。

阮朝时期的铜钱还出现过“特殊品类钱”，如“飞龙钱”（有飞龙图案）、“三多钱”（多福、多寿、多子女）、“五福钱”（有五只蝙蝠图形）、“符钱”（钱文为道教始祖太上老君）。还有“祝颂祈福钱”，如“状元及第”“富贵康宁”^[14]等。

越南阮朝时期出现的“美号大铜钱”和所谓“特殊品类钱”，都是从中国“引进”的，它源于中国的“压胜钱”，或统称之为“花钱”。中国的花钱最早称为“厌胜钱”或“压胜钱”。“厌胜”的原意即厌禳、禳解——“祈祷鬼神保佑，避邪除灾”，后来演变为“祈福、避邪”。除文字外，背面大多铸有各种图案，故又名其为“花钱”。

阮朝从1885年起，开始进入“沦为法国殖民地时期的阮朝”（1885—1945年）。这一时期的越南傀儡皇帝也都在即位时改元、铸钱，但其所铸钱币，钱文书法呆滞，制作轻薄粗恶。越南古钱币文化趋于衰亡。

结束语

中越古钱币文化同根、同源、同流，一脉相承。但是，由于中国和越南对古钱币文化的研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研究中越古钱币文化关系史，尚不可能进行全面系统地论述，只能从几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来阐述中越古钱币文化的密切关系及其源流。本文所论及的问题，只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不当之处请读者不吝赐教。

（原载《东南亚》1999年第1期）

【注释】

[1]［越］杜文宁著，游明谦译：《关于越南古钱的研究》，《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年第3期。

[2]钱拓均：《越南历史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第20－24页，第122－126页。

[3]同上。

[4]见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下册），中华书局版。

[5]见《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三。

[6]见《宋史》一，本纪第九仁宗。《续资治通鉴》3，中华书局版。

[7]王民同：《越南古钱币史述略》，《中国钱币》1992年第4期。

[8]钱拓均：《越南历史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第20－24页，第122－126页。

[9]张世铨、龙晓云：《广西边境收集的越南古钱研究》，《广西金融研究》钱币专辑1991年增刊。

[10]王民同：《越南古钱币史述略》，《中国钱币》1992年第4期。

[11]《四川出土铁钱表·拓图（续）》，《中国钱币》1991年第1期。

[12]丁福保编：《历代古钱图说》卷二十《安南》。另见《越南历史货币》第49页。

[13]［越］陈重金著，戴可宋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22页。

[14]［越］杜文宁著，游明谦译：《关于越南古钱的研究》，《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