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后黎朝的建立及统治特点

本文认为，越南后黎朝前期所实行的典章制度，都是中国唐宋封建制度的模式，并带有越南自己的特点。在对外关系方面，黎圣宗所执行的仍然是越南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北扰、南侵”对外路线。进入后期，朝政紊乱，废立频仍，陷入分裂、割据、混战局面，整个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后黎朝名存实亡。

黎利于1428年统一国内，建立了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王朝统治的继续，它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共长达360年。前期的后黎朝盛极一时（1428—1527年）；后期分裂、割据、混战（1527—1789年）。研究后黎朝的建立及其统治时期的特点，对于认识越南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越关系在越南历史上的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后黎朝的建立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立《祖训》，把安南列入“不征之国”，发展友好宗藩关系。但到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于黎季睺于1400年篡夺陈朝王位，改国号为“大虞”，篡位得国，对国内外政策倒行逆施，终于招致明成祖以“藩臣逆命”“兴灭继绝”的名义，于永乐四年（1406年）出兵征伐，生擒黎氏父子，占领安南，灭亡了仅存在7年的胡朝，越南历史进入“明属时期”（1406—1427年）。明朝封建统治者在安南的统治不得人心，起义暴动到处蜂起。在反对明朝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以黎利领导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

在明朝占领安南的第11年，爆发了黎利领导的兰山起义。据《大越史记》记载：黎利清化梁江兰山人，“世为兰山豪长”，曾任土酋小官父道，后追随陈季扩起义军失败后，归降明朝任土官巡检。越史说，黎利“见明人苛虐，慨然有拨乱之志”^[1]，乃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春正月，起兵于兰山，自称平定王，以其弟黎石为相国，殷荞为都督，聚集起义群众，反明复国^[2]。兰山是清化寿春县的一个村落，是黎利的家乡。

兰山黎利起义军受到明军的围剿，初战失利。但在起义军的影响下，各处百姓蜂起，州县纷乱，黎利乘机聚集力量，袭扰明军，日益壮大，

永乐十九年（1421年）11月，明参将陈智“领交州卫兵十万，约会哀牢（老挝）兵象”，攻击屯守在劲弄隘的黎利起义军，使黎利损失惨重，率众至椰关。后又拼力突围至清化灵山。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4月，黎利又率众回据兰山，由于“数战多伤亡，乃使其将黎臻诈和于明”^[3]。明参将陈智以牛马鱼盐送给黎利，黎利亦送金银相报，但于暗中“养军蓄锐”积极备战。陈智发觉后扣留黎臻，此时黎利已达到缓兵之计的目的，遂与陈智断绝往来。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7月，明成祖卒，太子朱高炽（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又病逝，由朱瞻基（宣宗）登上帝位。黎利利用明朝皇位更迭的时机，增强了力量，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3月，在茶笼州大败由交趾总兵官陈智和都督方政统率的明军^[4]。

明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年）4月，新任命了一批军事长官，以挽回在交趾不可收拾的局面。与此同时，鉴于交趾局势的严峻，明宣宗与其近臣议商罢兵、放弃交趾事宜，他谈到明朝对交趾用兵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交趾无岁不用兵，一方生灵遭杀已多；中国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但出路何在？两全之策是：“只欲如洪武中、永乐初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5]明宣宗放弃交趾的方针已定，下一步是如何收拾残局，结束战争了。

明军在交趾采用的是固守城池的战略，黎利起义军则用避免攻坚战的战略，绕开大城市占领乡村，聚集力量，壮大队伍，不断扩大占领区。因此，黎利起义军放弃了对西都（清化）的进攻，而挥军北上，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8月，进逼东关城（东都，即河内）。

明宣宗闻东关城危机震惊，急命增援，以安远侯柳升为征虏副将军任总兵官，率官军急驰交趾救援。又以黔国公沐晟为征南将军，任总兵官，统率官军往征交趾。柳升、沐晟率军由广西、云南两路进入交趾境。柳升及土官右布政使阮德勋共领兵十万进攻坡垒关（属谅山），沐晟领兵5万进攻梨花关（属宣光），为柳升策应。但均遭败绩，总兵官柳升战死^[6]。

是时，明军已是将无战心，兵无斗志；而黎利起义军也无力驱逐明军于国门之外。于是，双方主将遂议和。明宣德二年（1427年）11月，交趾总兵官王通于东关城南立坛，与黎利会盟退兵。然而黎利也深知必须使明朝体面地结束战争，因此采取了权宜之计，暂立陈朝后裔陈詗为王的策略，上表奏请明朝皇帝，用以满足明朝坚持立陈朝后裔的立场。明宣宗册封陈詗为安南国王。

宣德二年（1427年）12月，成山候王通不顾大明国体，不待皇命，擅自匆忙撤军，“率交趾属卫官军还至广西南宁，太监山寿与陈智等由水路还钦州”。明朝驻守交趾三司文武官员、旗军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属，共8600千余人先后回国。黎利与陈詗向明朝“遣人奉表陈情谢罪，贡代身金人银人等物”，并送还都督蔡福、都指挥鲁曾等13391人，马骡1200应^[7]。但也有为黎利扣留而末遣返者，数以万计。明属时期的安南（1414—1427年）至此结束。

明宣德三年（1428年）正月，黎利统一国内。这时，被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的陈詗，恐遭黎利的毒手，便乘海船逃至麻港，后被官军追踪带至东关城，饮毒自尽。4月15日，黎利于东京（今河内）即位，改元顺天，国号大越。在大赦诏令中自称“顺天承运睿文英武大王”，号“兰山洞主”，越南历史进入后黎朝统治时期。

二、后黎朝前期的统治特点

黎利即位以后，当政仅6年（六祖，1428—1433年）便死去了。因此，黎利统治时期，只是开始整治国家。他像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首先是大封开国功臣。顺天元年（1428年）2月，对参加兰山陇崖起兵的有功将士凡221人，皆赐黎姓，论功封爵分为三等，并各赐以功臣匾额。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黎利把陈朝时期的十二路改为五道。道置卫军，卫置总管；又置各道行遣，分掌军民簿籍、词讼等。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和巩固统治而定律例，黎利初年采用唐律制为名例：笞刑，用鞭子或棍子打有五级；徒刑，即服苦役有三种，即徒役丁、象坊兵、屯田兵；流刑，有三种即流放到近州、远州和外州；死刑，有三种即绞刑、斩首和凌迟处死。

1483年，黎圣宗制定《洪德法典》，把已颁布的法令分门别类进行编纂，包括刑法、民法、婚姻、家庭法等，分为6卷16章，共721条。这部法典一直实行到18世纪末，是越南封建社会著名的“法典大全”。

黎利为培养统治人才，而重视学校教育，内设“国子监”，选官员子孙及凡民俊秀者送去读书。外设“路学”，选民间良家子弟充路校生，以儒家著作进行训教。为整顿寺庙进行僧道考试，凡诸僧道有通宗教经典、遵守戒律者，就省堂考试，考中者给帖为僧，不中者还俗。

顺天六年（1433年）闰八月，黎利病卒。越南古史对其评价是：“奋起义兵，十年定天下。”即位后，“定赋税，均田畴，颁律令，设科目，置禁卫，建官职，禄功臣，兴学校，可谓创业之宏模。然多忌，好杀，此所短也”^[8]。

越南后黎朝从太祖（黎利1428—1433年），后经太宗（黎元龙，1434—1442年）、仁宗（黎邦基，1443—1459年），到圣宗（黎思诚1460—1497年）时，进入鼎盛时期，越南封建制度日臻完备。

后黎朝从太宗开始，循李朝和陈朝的惯例，于每年春季举行效忠国王的“盟誓礼”，在较场设坛，文武百官告于上下神衹，效忠皇帝。皇帝亲临观礼。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威，黎圣宗取消了主管朝政大权的宰相一职，于光顺元年（1460年）增置户、兵、刑、工四部，与原有的吏、礼二部合为六部，以尚书为主管，另又设六科，检查各部的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统治机构。

越南后黎朝为了维持“家天下”，对皇室宗亲实行《封荫制》，1477年黎圣宗制定《封荫例》。据潘辉注：《历代宪章职官制》的记载：“皇长子为皇太子；皇子皆封亲王。皇女封公主。皇太子长子为皇太孙，亲王长子为嗣亲王，众子皆封公；女皆封郡上主……”^[9]

后黎朝的官吏大多是通过“科举”录用的，因而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1472年，黎圣宗《申定会试法》，具体规定了各场考试内容：第一场，《四书》八题，《论语》四题，《孟子》四题，举子自择四题；《五经》，每经三题，举子自择一题；并将《春秋》二题并为一题，作一文。第二场，诏制表各三题。第三场，诗赋各二题，赋用李白体。第四场，第问一道，以经书旨意之异同，历代政事之得失为向^[10]。

仿效中国封建王朝“科举取士”，是越南封建制度进步的一面，与此同时又实行卖官鬻爵，又是其腐败的一面。黎圣宗于1460年“诏军民入粟授官”：“凡军民情愿入粟者，随其多少授之官爵，二百石授正七品散职，一百五十石授从七品散职，一百石授从八品散职，其子并免选。七十石授从九品散职，止复其身。”^[11]

黎朝以颁赐田土作为各级官吏的薪俸，即实行“禄田制”。凡文武官员封为公、候、伯者，均赐给世业田，而不赐予世业土。黎圣宗于洪德八年（1477年）诏令定《给田禄》，据《洪德天南余暇集》，对“田禄”有详细记载，从亲王、国公、侯、伯等文武高官大吏，直到“九品杂流以下生员、吏役、兵丁、工匠及至老疾孤寡，各给田有差”。

农业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发展农业，黎利将35万军队放20万归农，留10万防卫。诏令五道卫军各习水步阵法，事罢分为五番，一番留班，四番归农。1429年定《均田法》把荒田荒地分给回乡士兵和无地少地的农民，但大略所给皆属官田，未动私田。

1448年，黎仁宗下令严禁军民，不得占公田土为园池。同年，开凿平虏江运河，全长2500丈。继续实行“屯田制”，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洪德天南余暇集》所载：“屯田四十三所，每所置正副屯田使各一员。”

15世纪在黎朝统治下的越南，工商业也有所发展。因此，黎太宗于1437年制定关于钱币和纺织品制式及规格：铜钱，以六十文为一陌；绢，以长三十尺、阔一尺五寸以上为一匹；细麻布，长二十四尺，阔一尺三寸为一匹；焦布以长二十四尺，棉布长二十二尺为一匹；纸，一百张为一刀。

越南封建朝廷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和防止国人与外界接触，严禁其臣民私贩外国商货。于1460年，黎圣实下令：“敕沿海毋得与化外人交通。凡诸路在边境者谨守关隘，不得本国人与外国往来”。

越南后黎朝非常重视加强军事力量，黎利于建国初期把全国划分为五道，置五道卫军。1466年，黎圣宗改置“五府军”，每府六卫，每卫五所或六所，每所军例各400人，卫所各有名称，如“中军府六卫”为捧圣、卫天、定天、威天、雄天和魁天。又如：“奉宸卫”为“阚虎、威虎、神虎、猛虎和雄虎，凡五所。”^[12]

黎朝实行征兵制，1460年黎圣宗颁发关于《造户籍》的诏令，对户口登写和选诸道丁壮为兵，都有明文规定，对入伍士兵采取轮换回乡生产的“寓兵于农”的政策。1467年，黎圣宗又增置内外诸军，校定军制。

越南后黎朝前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具有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和明朝的关系，自1428年4月黎利在东京即位以后，即屡遣使求册封，但遭拒绝，命其寻找陈朝后裔。宣德六年（1431年）6月，明朝廷始“允所请，特遣使赉印章命利权署安南国事，以抚国人”。直至1435年初明英宗即位，翌年9月封黎利之子黎麟（太宗）为安南国王，明朝与黎朝的宗藩关系才完全正常化。

到黎圣宗（黎灏，1460—1497年）统治时期，后黎朝进入盛世时期，“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于明成化四年（1468年）派兵侵占广西凭祥，使明朝的南疆告警。

其次，在黎圣宗时期不仅侵扰中国西南边疆，而且还对其南部的占城（占婆），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洪德元年（1470年）11月，黎圣宗率大军亲征占城，翌年2月围占城都城阇槃城，大破，“俘获三万余人，斩四万余级”，并俘占王茶全。黎圣宗对占城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把占城国分为三个地区扶植傀儡进行统治，占城已名存实亡。

黎圣宗还发动了对老挝的侵略战争。当时老挝境内有被越南人称之为盆蛮（川圹）和老挝（琅勃拉邦）的两个小王国，曾向越南称臣纳贡，洪德十年（1479年）秋8月，黎圣宗以盆蛮（川圹）欲与老挝（琅勃拉邦）“串援，侵略西陲”为口实，下诏征讨。命太尉黎寿为征西将军，发五道兵18万，分四路攻入老挝，攻占王都琅勃拉邦，“获其货宝，虏其民”，将其洗劫一空，老挝王遁走。同年12月，黎圣宗又以重兵征讨盆蛮，占领首都川圹城，烧杀抢掠，把川圹地区化为废墟。

综上所述，越南后黎朝前期所实行的典章制度，都是中国唐宋封建制度的模式，并带有越南自己的特点。在对外关系方面，黎圣宗所执行的仍然是越南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北扰、南侵”的对外路线。

越南后黎朝前期，从黎利于1428年建立“大越国”，至1527年莫登庸篡位称王，整整1个世纪，共历15代国王。在黎圣宗以后，后黎朝急剧走向衰落，朝政不稳，废立频仍。直至莫登庸专权、称王，结束了后黎朝前期的统治，进入黎朝后期割据、混战时期。(www.xing528.com)

三、黎朝后期的特点

黎朝后期的特点是分裂、割据、混战：在北方以东京（河内）为中心，建立了莫氏王朝（1527—1677年）；在南方是以富春（顺化）为中心的黎朝（1533—1789年）。这也就是从1527—1592年在越南历史上出现的“南北朝时期”。其间，从1627—1672年，越南又出现了北郑，南阮的对立局势。

进入黎朝后期，朝政紊乱，废立频仍。端庆五年（1509年）冬11月，简修公黎潆反，12月攻入东京，逼威穆帝（1504—1509年）饮鸩自尽，自立为帝，是为襄翼帝（1509—1516年），改元洪顺。洪顺八年（1516年）4月，原郡公郑惟谋废立，弑襄翼帝子朱雀池，迎立江王长子黎椅即位，是为昭宗（1516—1526年），改元光绍。光绍七年（1522年），统掌水步诸军位居太傅的莫登庸，逼昭宗出走山西梦山，迎立皇弟黎椿为帝，是为黎恭皇（1522—1527年），改元统元。统元五年（1526年）4月，莫登庸自为安兴王如九锡；6月逼黎恭皇禅位，宣诏称帝，以是年为明德元年，立其子莫登瀛为太子，在越南北方建立了莫氏王朝（1527—1677年）^[13]。

莫登庸自称帝，恐人心怀旧生变，凡事遵守黎朝制度，假意抚谕，镇压人心。1530年春，莫登庸篡位3年，传位于其子莫登瀛，改元太正，自为太上皇，国家大事莫不由其裁决。1540年春莫登瀛卒，子福海袭位，改元广和。

在与莫氏王朝建立的同时，黎朝大将阮淦集聚黎朝旧臣反莫势力，以清化为中心，在“中兴黎朝”的幌子下另立政权。莫朝大正四年（1533年）春正月，避居哀牢的阮淦迎立黎昭宗之子黎宁为帝，是为黎庄宗（1533—1548年），建元元和，以阮淦为尚父太师兴国公，独揽大权。1540年，阮淦占领义安，1543年控制了清化地区。1545年，阮淦被毒死，此后大权均由其婿大将军郑检专制。

阮淦掌权后曾数次“遣使如明”，但在途中均被莫氏集团劫杀。其后，遣郑惟等10余人由占城乘广东商船去中国，辗转历时2年至北京，向明朝“备陈莫登庸弑逆窃据国都，阻绝贡道，乞兴师问罪”。明朝廷在查明实情后，礼、兵二部会廷臣议征讨安南，言莫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讨。嘉靖十六年（1537年）春2月，以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毛伯温参赞军务，征讨莫登庸。

明将仇鸾、毛伯温至广西共征兵22万，云南兵分为3哨，各21000人，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冬11月，分道向安南进发，以“兴灭继绝之义”讨伐莫氏。莫登庸闻明军至大惧，亲率属僚40余人，上表请降。献所部土地人民籍，又乞纳钦州故地澌凛、金勒、古森、了葛四峒，隶归钦州。明将谕以“归国侯命。”

嘉靖二十年（1541年）冬10月，明世宗下廷议，降安南国（即莫氏政权）为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于十三路各置宣抚司，司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各一员，听从都统使管辖，通隶广西藩司。去潜号，奉正朔，归所侵四峒之地，仍令三岁一贡^[14]。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莫登庸死，由其孙福海袭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莫氏一门统治越南北方长达65年（1527—1592年）。

1545年，越南南方黎朝政权由郑检专权以后，竭尽全力巩固南方，如召集流民回乡耕田，整顿政治等，为消灭莫氏做准备。1570年，郑检死后由其子郑松袭父位（1570—1623年），在与“北朝”莫氏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到1592年底，郑氏“南朝”的军队占领东京，消灭了莫氏的主要力量，基本上结束了“南北朝”割据局面，从此开始越史称“黎氏为皇郑氏执政”的时期。

1599年，郑松自立为都元帅，册晋封为平安王，开王府置官署，国家大事皆自裁决，财赋兵力悉归王府。唯置一千社为上进禄，黎皇端供受朝谒而已。由郑氏专权时期的后黎朝，竭力倚靠中国，保持正统地位，统一国内，因而与清朝宗藩关系密切，进岁贡，求册封。但直到1666年清帝始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

1600年，郑松率军队击溃莫氏残余兵力，翌年迎敬宗（1599—1619年）还东京。此时，于1558年被郑检派去镇守顺化的夏溪侯阮潢，打算自立政权同郑氏抗衡，从而牢牢控制了从顺化到广南的地区。1623年郑松病故，由其子郑袭位，自进为元帅总国政清都王（1623—1657年）。在4年以后，阮郑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绵延近半个世纪（1627—1672年），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也是越南封建制度危机加深的重要标志。

郑氏封建主集团以东京为中心，把黎朝皇帝作为傀儡，统治着越南北方，它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积蓄力量，消灭南方阮氏封建主集团。为巩固北方的统治，继续讨伐莫氏残余势力，直至1677年灭高平莫氏，收复旧领，统一北方；整顿官制，“令百姓得颂谤治官善恶”；增置诸镇巡司，初置武举，修改刑律废除断指刑；重新规定税例，1723年实行租庸调法，发展矿业，等等。但是，为了与阮氏集团作战，郑氏集团用种种苛捐杂税，疯狂搜刮百姓钱财；大肆卖官鬻爵，“令官民输钱升职”，“令民入粟拜官”，“令民入财授职”等等，五花八门不可胜数。尤其是把大批青壮年拉去当兵，投入长期内战的灾难之中，使越南北方民不聊生。

南方阮氏封建主集团，以富春（顺化）为统治中心，称王——阮王。他的一切政策，也都是为了巩固在南方的统治地位，扩大势力范围，同北方的郑氏集团相抗衡。因此，阮氏政权对外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断向南方扩张，夺取占城的残余领土，侵吞下柬埔寨（水真腊故土）。从1611年至1697年，占城国最后被阮王吞并。1693年派兵侵占柬埔寨领土东浦地区，置嘉定府，扩地“广千余里，增添四万余户”^[15]。至18世纪后半期，逐渐侵吞了下柬埔寨全部土地，形成了今日越南的南部地区。

阮王为了巩固统治，确立正统地位，于1702年派遣使臣到清朝请求册封，遭到拒绝，遂自称王。1744年，阮王把其统治下的越南南方设置十二个的统治机构，每设守官、核簿官和记录官进行统治。阮王政权以各种苛捐杂税搜刮百姓，并强迫义安、清化一带的村民，到新扩张的南方去垦荒；强征青壮年入伍去当兵，维持数万人的军事力量。

越南北方的郑氏与南方的阮氏两大封建主集团，从1627—1672年的45年间，进行过7次大战和无数次的小冲突。由于南北方的越南百姓都怨恨封建混战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使阮郑双方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而谁也没有取得胜利。然而，连年战火，造成田园荒芜，商业停顿，手工业萧条，人民流离失所；严重的旱涝灾害，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米价腾贵，人民饥馑，“百钱不供一饱”^[16]。这就使整个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导致18世纪越南从南到北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其中，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由阮氏三兄弟领导的西山农民起义（1771—1802年），相继消灭南阮、北郑两大封建主集团，建立了西山农民起义政权，越史称“西山朝”（1786—1802年）。

结　语

越南后黎朝时期，在名义上虽有360年之久，实际上只有前期（1428—1527年）100年盛极一时；到后期（1527—1789年）长达260年的分裂、割据、混战，后黎朝已名存实亡。

越南后黎朝时期的典章制度，皆仿效中国唐、宋，并具有自己的特点。在中越关系方面，就像自然现象一样，虽曾经历过暴风骤雨、兵戎相见的时日，但阳光普照、友好交往却是主流。中越两国人民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友好往来的新篇章。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注释】

[1]《大越史记》卷十《本纪·属明纪》，越南北城本，手抄本。

[2]《明太宗实录》卷一○九。

[3]《大越史记》卷十《本纪·属明纪》，越南北城本，手抄本。

[4]《明宣宗实录》卷一五、三四、三六。

[5]《明宣宗实录》卷一五、三四、三六。

[6]《大越史记》卷十《本纪·属明纪》，越南北城本，手抄本。

[7]《明宣宗实录》卷一五、三四、三六。

[8]《钦定越史通纲目》正篇，卷之一五、二十三、二十二、十九、二十、二十七、四十一。

[9]《钦定越史通纲目》正篇，卷之一五、二十三、二十二、十九、二十、二十七、四十一。

[10]同上。

[11]同上。

[12]《钦定越史通纲目》正篇，卷之一五、二十三、二十二、十九、二十、二十七、四十一。

[13]《钦定越史通纲目》正篇，卷之一五、二十三、二十二、十九、二十、二十七、四十一。

[14]《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四。

[15]［越］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中文版，第184页。

[16]《钦定越史通纲目》正篇，卷之一五、二十三、二十二、十九、二十、二十七、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