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大陆国家的上座部佛教发展史和地区现状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下半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初，佛教分裂为两大派别，即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佛教。后来，大乘佛教从中国向越南、朝鲜、日本传播，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的大陆国家——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诸国为大多数人所信仰，成为全民性的宗教。因此，研究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的发展史，对于认识这一地区各国的历史和现状都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的创立、分裂和传播

佛教的创始者姓乔达摩，名悉达多（意为事业成就者），属于释迦族，释迦牟尼是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者”。他在印度恒河流域宣扬自己的学说“达摩（道法）”历时45年，完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创立了佛教，于80岁时在拘尸那地方摩罗人的娑罗树下“入灭（逝世）”。

释迦牟尼在世时，佛教的教义靠师徒口授相传，当他死后便在宣传教义上发生了分歧，因而在佛陀入灭后的当年（即公元前544年），佛教僧侣便在王舍城举行了第一次结集，即所谓“王舍城结集”。当年曾亲自听过佛陀说教的僧众，在集会上以忆诵的方式来确定佛教经典，最后确立了经藏（教义）和律藏（戒律），共同遵守。据说，因这次结集有五百比丘参加，所以现在佛教庙宇里的五百罗汉，就渊源于此。^[1]从此以后，这种佛教僧侣的结集成为一种传统，直到1954年共举行过6次。

第二次结集是在佛陀入灭后100年（公元前444年），在吠舍离城举行的。这次结集有七百比丘参加，用诵读方式对律藏进行审定^[2]。这次结集的决议，主要是由少数有很高地位的上座大长老们决定的，多数人都不同意。于是，持不同意见的多数比丘又另行集会一处，也用会诵方法审定经律，据说参加者上万人，所以称作“大结集”。从此，佛教便分裂为上座（悉罗婆多）和大众（摩诃僧祗）两派，各行其是。

作为佛教僧侣第二次结集时分裂为上座和大众两派的继续，大约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一世纪中叶，由于佛教僧侣对教义和戒律的理解产生的分歧，而分裂为十八部派（另一说为为二十部派），所以这一时期称为“部派佛教时期”。十八部派之一的悉罗婆多派，即上座部派，后来被大乘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

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时，一个称之为达摩——佛法的真正继承者的新的运动从佛教内部崛起。这一运动叫作菩提萨（一菩萨）——追求开悟的人，他们把传统的各部派（包括上座部）叫作希那衍那——小乘；而把他们自己的部派称作摩诃衍那——大乘^[3]。所谓“乘”就是车，运载的意思。大乘教派把以前传统的佛教各派贬称为“小乘”，也就是贬称为“劣等乘物”^[4]，或“微小的、卑贱的乘物”，说他们只能使少数人到达彼岸。当然，上座部佛教不能接受这种称号，而坚持自称为“上座部”，他们的经律是最纯真的，是佛教的正统派。与此同时，他们则认为大乘佛教的教义，并不是佛陀的说教，多为杜撰。

在佛陀入灭200年之后，位于北印度恒河中游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在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前187年）发展成为大帝国。在其第三代国王阿育王时代（约为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企图借助佛教来缓和国内日益增长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阿育王便皈依了佛教——上座部佛教，还加入了僧团。在阿育王的大力提倡下，上座部佛教便在摩揭陀国盛行起来。据记载，公元前242年，在阿育王支持下在华氏城举行了佛教僧侣的第三次结集，有1000名比丘参加。据说，今日存在的上座部巴利文经典，就是在第三次结集最后编定的^[5]。这次结集僧团长老们还做出一项重要决议，即派遣传道法师到帝国的边区省份和国外去弘扬佛法。这项决议正符合阿育王“以法胜人”“以法征服”政策的需要，因而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根据现存的阿育王时代的“摩崖法敕”和巴利文的《王统史》的记载，曾向9个地方派遣传道法师，其中以派往僧伽岁困（狮子国之意，为斯里兰卡的古称）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为基于这个重要事件，使斯里兰卡成为向东南亚各国传播上座部佛教的圣地。

斯里兰卡流传的上座部佛教属于大寺派，在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盛行的南方上座部佛教，都是以斯里兰卡的大寺派为正统。

佛教究竟于何时传入东南亚地区，至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一般认为，东南亚的佛教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印度传来的。孟族编年史记载一个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41年，阿育王派遣苏摩和郁多罗长老到苏勿那蒲迷传法，成为东南亚佛教的开端。英国东南亚史学家D.G.Z.霍尔认为，黄金地，位于现在下缅甸地区^[6]。缅甸史学者认为，黄金地就是孟族建立的直通王国^[7]。但是，泰国史学者认为，这个黄金地位于曼谷西部，面向暹罗湾的一个古代港口佛统。因为在这里发现了“无神像时代”刻有鹿的遗物、石法轮以及刻有“诸法因缘生”这种巴利文佛语残片^[8]的遗迹，它具有印度孔雀王朝时代（公元前324—187年）的风格^[9]。不管怎么说，它表明在公元前2—前3世纪，佛教（很可能是上座部佛教）已传入东南亚地区，后来逐渐和当地的土著宗教相融合，在公元4世纪以后，成为孟族国家的主要宗教，并向东南亚半岛地区的各地发展。

上座部佛教在缅甸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缅甸，除上述有关直通王国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传入佛教的记载之外，在20世纪20年代，曾于古骠国建国的地方下缅甸的卑谬地区发现许多佛教遗迹。这些发现是用5—6世纪在印度南部果阿一带曾经使用过的迦兰巴文字在金板上镂刻的巴利文经典《分别论》《大般涅盘经》《法集论》等的一部分；^[10]有6—7世纪时用骠文、巴利文或梵文刻的碑铭；有在镀银盒上雕刻的佛陀与其弟子像，还发现金银小佛像多尊，均具有6世纪笈多式的风格^[11]。

据《新唐书·骠国传》载：骠国在永昌南二千里。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东北袤长。凡属国十八，部落二百九十八。骠国“喜佛法，有百寺。”“民七岁祝发上寺，至少有不达其法者，复为民。”这是信奉上座部佛教的礼俗。骠国的主要宗教，是由孟族诸国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同时还有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的流传。^[12]

统一缅甸全国的第一个王朝，是由阿奴律陀创立的蒲甘王朝（1044—1287年）。阿奴律陀（1044—1077年）以蒲甘为中心统治了伊洛瓦底江流域，逐渐实现全国的统一（除阿拉干地区以外）。据《琉璃宫史》的记载，公元1057年阿奴律陀率缅军水陆并进，在围困三个月之后攻克缅甸南部孟族建立的直通国，得到30部完整的上座部佛教经典，用32头白象运回蒲甘^[13]。从而把巴利《三藏（经、律、论）》及其注释经籍传到了上缅甸。还从直通向上缅甸的蒲甘派去正授戒上座部僧侣500人^[14]。

国王阿奴律陀以直通的僧侣信·阿罗汉为师，皈依了上座部佛教。他还派遣僧人去斯里兰卡请来上座部三藏，和直通的三藏进行比较研究。在国王的大力提倡下，使上座部佛教成为缅甸的主要信仰。

蒲甘王朝直到13世纪末，在遭受元朝军队的打击之后而灭亡，它的历代国王都崇拜上座部佛教。在蒲甘王朝时期大约共建900所佛教寺院，佛塔不计其数。以蒲甘为中心，庙宇和佛塔林立，直到1973年缅甸考古调查局登记的蒲甘时期的庙宇、佛塔等古建筑，尚有2217座。^[15]

此外，蒲甘王朝在佛学研究方面，为了接受正统的上座部佛学，而向斯里兰卡派遣留学僧，在国内重视巴利文的学习，用以研究输入的巴利文佛学经典。

12世纪后半期，以漆帕塔等为代表的缅甸僧人到斯里兰卡的留学之风兴起，有很多缅甸僧人去学习佛学。漆帕塔在斯里兰卡的佛教圣地大寺受戒，成为上座部大寺派。经10年的研究后，于公元1181年回到蒲甘，他以大寺派系统的上座部佛教为基础，创立了僧伽罗僧团，他否定了阿奴律陀的阿罗汉系统的上座部佛教的正统性。这样，缅甸的僧团便分裂为：由漆帕塔创立的大寺派僧伽罗僧团和信·阿罗汉系统的摩拉勿玛僧团。从此，两派对立达200年之久。^[16]

在蒲甘王朝的那罗波帝悉都（1173—1210年）国王时期，他支持兴起的僧伽罗僧团的活动，使当时缅甸僧人在僧伽罗僧团受戒的占多数。后来，僧伽罗僧团在漆帕塔长老死去以后，分裂为三派。直到蒲甘王朝急剧衰落的那罗梯诃波帝统治时期（1254—1287年），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用了六年时间修建弥加罗塔，当时缅甸民谣唱道：“佛塔建成日，国家成废墟”。蒲甘王朝到1287年就名存实亡了。

蒲甘王朝的统治结束之后，缅甸进入了一个封建割据时期，各地战乱连年，这被称为缅甸的“战国时期”。据《元史》等中国史籍，掸族在13世纪时居住在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中缅边境地区。到13世纪末，乘着蒲甘王朝的衰亡，“掸人三兄弟”（即阿散古也、阿刺者僧吉兰和僧哥速）便接管了上缅甸。掸族统治上缅甸前后长达250年之久。掸族也和缅族一样，接受了上座部佛教。掸族诸王也像蒲甘时代一样，大肆修建庙宇、佛塔，并把上座部佛教传到居住在上缅甸山岳地带的掸族。以邦牙、阿瓦、实阶等城市为中心，把上座部佛教传播到上缅甸广阔地区。

自阿奴律陀攻陷直通以后，以直通为中心的下缅甸的上座部佛教便衰落了，从此以后，孟族僧人要去蒲甘学习佛学。孟族僧人去斯里兰卡留学，回到马都八著述了不少佛学著作。

到15世纪中叶的缅甸，由于分裂的民族国家的对立，也使佛教教团处于不统一的复杂状态。在白古王朝的达摩悉提王（1472—1492年）即位之后，当即召集在白古的各派长老商讨进行教团改革，重新确认大寺派为上座部佛教的正统派，并在此基础上又把上座部教团统一起来。

进入16世纪，由莽瑞体（1531—1550年）建立的东吁王朝（1531—1752年），统一了除阿拉干以外的全部缅甸。统治缅甸200余年的东吁王朝也崇奉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当时把巴利文的佛教经籍转译为缅文颇为兴盛一时。

接替东吁王朝的是缅甸的最后一个王朝雍籍牙王朝（1752—1885年）。雍籍牙王朝对上座部佛教的狂热信仰，并没有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减弱，它的统治者在缅甸各地建立了许多寺院和佛塔。现在仰光著名的瑞大光塔，又名“大金塔”，为白古王朝的频耶宇王所建，而到18世纪后半叶又由雍籍牙王朝重建。塔高113米，塔的宝伞有1.25吨重，钻珠是一颗金珠，直径约8市寸，上面镶嵌着4350颗钻石和93颗宝石，十分富丽堂皇。

缅甸的上座部佛教在孟云王朝统治时期（1782—1819年）分裂为两派，即通肩派和偏袒派^[17]。通肩派便在国王孟云的支持下获得胜利。国王下令把上座部统一为通肩派，使僧团又重新统一。当时，佛教日益衰落的斯里兰卡僧人，多来缅甸受戒，使缅甸的僧团在斯里兰卡具有明显的影响。

雍籍牙王朝在佛学研究方面，主要以缅文翻译巴利文圣典和古典的佛教著作。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当缅甸经过第一次、第二次英缅战争，其大半河山已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缅甸人民处于国破家亡的悲惨处境时，雍籍牙的曼同王（又译为敏东，1853—1878）还于1871年在古都曼德勒举行盛大的佛教僧侣第五次结集大会，有2400名高僧参加，历时5个月。最后将这次结集订正的《三藏（经、律、论）》，分别镌刻于曼德勒山下库托道佛寺的729块石碑上。有人认为，由于这次结集对佛教颇有“贡献”，而使曼同王获得“第五次佛经结集的护法者”的“美名”^[18]。

雍籍牙王朝又经过第三次英缅战争（1885年）的失败，英国政府于1886年1月1日宣布，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佛教僧侣也投入了缅甸人民争取祖国独立的反英斗争的行列。

上座部佛教在泰国

关于佛教最初传到泰国的年代，现在还不大清楚。根据在泰国南部佛统地区发现的古代文化遗迹表明，大约在印度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前187年），佛教已由印度传入泰国境内。公元6—7世纪孟族建立的盘盘国，今为万伦湾一带地方，考古学家在万伦内陆河谷曾发现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石刻像^[19]。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中叶由孟族在湄南河三角洲建立的杜勿拉勿蒂王国，即中国史籍中的堕罗钵底国^[20]已经传入上座部佛教。

公元1238年，在高棉王国统治下的湄南河流域的泰族，在坤邦克郎刀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推翻了高棉的统治，建立了素可泰王国（Sukhodai 1238—1378年），在素可泰的拉玛坎亨王统治时期（1275—1317年），国势日益强盛。泰国传入上座部佛教有文献记载的，是在13世纪末由拉玛坎亨王直接从斯里兰卡请来的。根据泰国最古老的文献——1292年拉玛坎亨王碑铭的记载：1292年，从斯里兰卡请来《三藏（经、律、论）》；还邀请那空西探玛（洛坤）的上座部佛教高僧到素可泰担任僧王。弘扬楞伽宗（大寺派）佛教^[21]。泰国有自己的史料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此，也就进入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振兴时期。

在13世纪末，素可泰的上座部佛教传入泰国北部的兰那王国，并又从这里把上座部佛教传入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22]。

公元14世纪初，位于湄南河三角洲西部的乌通国兴起。乌通王于1350年选择湄南河与巴塞河汇合处的重要商业要冲，建立了阿瑜陀耶都城（也称大城，或犹地亚），号拉玛铁菩提一世（1350—1369年），史称阿瑜陀耶王朝（或大城王朝），即我国史籍中的暹罗国。拉玛铁菩提一世于1378年吞并了素可泰和罗解国，并征服其他公国，统一了湄南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阿瑜陀耶王朝继承了素可泰王朝的上座部佛教，修建了许多寺院和佛塔。在罗摩帝菩提一世时期，从1351—1353年发动了对高棉王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攻占吴哥通王城，并把它洗劫一空，由于从这里把印度教僧侣带到大城，从而使阿瑜陀耶王朝在宫廷仪式中具有印度教的形式。以后泰国历代王室都受印度教的影响，如在国王举行加冕典礼等仪式中，带有浓厚的印度教色彩。

在摩诃昙摩罗阇二世统治时期（1733—1758年），为了上座部佛教的兴盛，而派遣许多学僧赴斯里兰卡留学。1570年，为了挽救斯里兰卡佛教的衰落，还特派遣高僧到斯里兰卡去，使那里的上座部佛教出现了暹罗派。

阿瑜陀耶王朝的对外战争（和高棉、缅甸的战争）连年不断。在缅甸的雍籍牙王朝的孟驳（1763—1776年）即位之后，于1764年末又发动了征暹战争，直到1767年4月攻克阿瑜陀耶王城，缅军大肆焚掠，把暹京化为灰烬，使阿瑜陀耶王朝的手抄案卷、史料全部被毁，据说连一部《三藏（经、律、论）》都没有留下来。由于这次毁灭性的战争，不仅使阿瑜陀耶时期上座部佛教的发展情况不能详知，而且使暹罗历史被湮没了。长达417年共传33代的阿瑜陀耶王朝也就灭亡了。

由郑信（华裔）建立的吞武里王朝（1768—1782年），仅存在14年，便为却克里所建立的却克里王朝（1782—现在）所代替。却克里王朝亦称曼谷王朝，它的创始者却克里即位后叫拉玛一世（1782—1809年）。在这个王朝统治下的暹罗，把上座部佛教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当蒙固王，即拉玛四世（1851—1868年）即王位以前的25年，曾被送去过僧院生活，学习了巴利文和佛学，在他即王位之后，便对泰国的佛教进行改革，力图使上座部佛教纯洁化，竭力把混杂在上座部佛教中的婆罗门教、大乘佛教和万物有灵崇拜的因素清除出去。他提倡复兴和改革巴利文佛学研究，专门集合一批佛学家研究佛学，重新制定戒律，改革受戒仪式，用泰话宣传佛教，发展佛教教育。

基于拉玛四世提倡佛教徒要严守戒律，他的儿子威栖拉纳瓦罗洛王子和瓦波温尼威寺庙的年轻僧侣们，便于1894年正式创立一个新教派称为“法相应部”，把这以前的上座部佛教叫做“大众部”^[23]。

但是，这两派在教理方面并无不同之处。大众部统治着广大世俗界，而法相应部则着重进行教理的研究，力图维持上座部佛教的纯洁性。这一派的信徒主要是王族、政府高级官员和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它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对泰国佛教的影响颇深，从它产生之后，泰国僧王都属于“法相应部”。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却克里王朝对《三藏（经、律、论）》的整理。拉玛五世（即朱拉隆功王，1868—1910年）在1893年以泰文出版了巴利文经典39卷。拉玛七世（即巴差提勃王，1925—1935）主持以泰文整理注释巴利文《三藏（经、律、论）》，于1930年完成巴利文《三藏（经、律、论）》的整理和注释的新版本45卷。

上座部佛教对泰国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还超过国界波及到邻国，柬埔寨的上座部佛教就主要是从泰国传去的。

上座部佛教在柬埔寨和老挝

据记载，约于公元1世纪至6世纪，柬埔寨建立了最初的国家扶南国。古代的柬埔寨是东南亚地区受印度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上述时期的扶南（约为公元1世纪至4世纪），国内除仍然流行万物有灵崇拜，崇奉山神、蛇神（那伽）之外，盛行从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教，佛教也已传入扶南。

公元5世纪初，有个天竺婆罗门陈如来到扶南。这时扶南由于王公们内争无主，便举他为扶南王。陈如统治扶南时期，大力推行印度文化，采用印度历法，将婆罗门教立为国教。此外，佛教也已在扶南流行。

在阇耶跋摩死后不久，国内纷争不息，国势渐衰。公元6世纪中叶，扶南北部多山的属国高棉族的真腊兴起，到公元6世纪末拔婆跋摩（《隋书》称质多斯那）时期统一扶南，建立了统一的高棉王国。从公元6世纪到9世纪初的高棉王国，由印度传来的两大宗教：印度教和佛教并存，但印度教仍为宫廷的主要宗教，崇奉湿婆和林伽。

从公元802年高棉王国阇耶跋摩二世（约802—850年在位）统治吴哥王朝开始，直到13世纪，是高棉王国历史上的繁荣昌盛时期（亦称高棉帝国时期），高棉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吴哥文化。

公元9世纪末，耶输跋摩一世（889—910年）建设了最初的吴哥城，并建立了属于湿婆教（印度教的一派）、佛教和供奉太阳神的三座寺庙。

吴哥寺位于吴哥南郊，建于1112—1201年间。古刹内供奉婆罗门神毗湿奴，回廊的浮雕是以印度教的经典《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为题材。这一切表明，当时印度教盛极一时。甚至国王为了加强王权，而把自己树立为湿婆神的化身，使人崇拜。

在阇耶跋摩七世时期（1182—1201年），据说他驱使30万奴隶和百姓扩建了堪与吴哥寺相媲美的吴哥通王城。城内有许多非常壮观的寺院和佛塔，其中著名的巴戎寺即为阇耶跋摩七世所建。他信奉大乘佛教，因而在巴戎寺的20座石塔塔顶，四面都雕刻着面露笑容的神像，据认为这都是大乘佛教所信仰的观世音菩萨像^[24]。

13世纪初，自阇耶跋摩七世死去以后，高棉帝国日益没落。1238年，泰族的一位首领坤邦克郎刀发动起义，推翻了高棉在湄南河地区的统治，建立了素可泰王国（1238—1378年），与此同时结束了高棉在马来半岛的霸权地位。所以到阇耶跋摩八世统治时期（1243—1296年），高棉帝国国力衰弱，他于1295年建立了吴哥时代最后一座建筑——曼加拉萨寺（即现在所谓487号寺）^[25]，是一座婆罗门寺庙。这时期，素可泰王国的国势日渐强盛，素可泰的拉玛坎亨王（1270—1307年）不断扩张势力，把马来半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兼并高棉属国狼牙修，并数次入侵柬埔寨，使高棉国土遭受蹂躏。就在高棉王国处于历史性的急剧转变时期，而放弃了对印度教的信仰，改宗上座部佛教^[26]。

约于公元1296年初，阇耶跋摩八世逊位，其婿因陀罗跋摩（1296—1307年）登上了王位，信奉上座部佛教。元代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他所看到的这一情景。^[27]

周达观的《真腊风士记》除《总叙》外，共分四十则。他在第（五）则写的是宗教——“三教”，指的是印度教、佛教和印度教别派^[28]。周达观对佛教的记述比较翔实，如说：“僧人（‘苎姑’）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僧则茹鱼肉，惟不饮酒。”“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29]。这些都是属于上座部佛教的教规、礼俗。可见，当时的柬埔寨已盛行上座部佛教，以致“家家皆修佛事”^[30]。有人认为，柬埔寨的上座部佛教系由暹罗传入，而不是由斯里兰卡直接输入的。周达观所述佛教的教规、礼俗，至今仍在信奉上座部佛教的泰国流行。

至于到13世纪末期，高棉王国改宗上座部佛教的原因，这是国际史学界一直在进行讨论的问题，众说纷纭。现在看来，对于以柬埔寨历史性的转变和对过去的信仰失去信心来进行解释，是值得重视的。

从13世纪末叶以后，上座部佛教发展为柬埔寨的国教，并于14世纪中叶传播到老挝。

老挝在佛教传入以前，主要流行的是婆罗门教和精灵崇拜，老挝人用牲畜做祭品祭祀各种鬼神。大约在公元7世纪，大乘佛教由中国的云南（南诏时期）传入老挝上寮地区。^[31]

老挝人建立的有史记载的王国，是由法昂（亦译为范甘、法努等）建立的南掌王国（意为“万象”），又称澜沧王国，建都于川铜（即后来的琅勃拉邦）。据老挝《澜沧史记》的记载，法昂王（1353—1373年在位），于1353年征服了会芬、芒芬、万象、占巴塞等地的领主，几乎统一了今天老挝的全部地区。^[32]直到1371年，南掌王国的领土还扩张到现在泰国的北部和东部。^[33](www.xing528.com)

据历史记载，法昂的岳父是柬埔寨的西里春达腊王，这时上座部佛教早已发展成为柬埔寨的国教。因此，法昂王便于1357年遣使柬埔寨，迎来了上座部佛教。柬埔寨国王选派了两位高僧拍摩诃帕斯曼和拍摩诃德伐兰卡法师，率领20名比丘、3名通晓《三藏（经、律、论）》的佛学家，随同他们带来了“勃拉邦”佛像（意为“薄金佛”）、《三藏（经、律、论）》、菩提树苗，以及建筑佛寺和制作金银铜器的工匠。法昂王在北会霍的北面，为高僧帕斯曼法师修建了一座寺庙，把菩提树也栽在这里。至今，这座寺庙还称为帕斯曼寺。帕斯曼法师到老挝各地讲经说法，宣扬佛教的真谛。^[34]从此之后，上座部佛教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便在老挝日益兴盛起来。

在波提萨拉腊王统治时期（1520—1550年）上座部佛教非常盛行，波提萨拉腊在即位前曾在维顺寺为僧，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下令禁止老百姓迷信鬼神，把供奉鬼神的庙宇和祭坛改建为佛寺。他还亲自去朝拜著名的塔帕农神龛，并于1539年派3000人去改建和修饰这座佛塔，相传原为阿育王所修建。^[35]

上座部佛教在塞塔提腊王统治时代（1548—1571年）发展到鼎盛时期。由于塞塔王深感川铜易受邻国缅甸的袭击，便于1560年把首都迁到万象，以“勃拉邦”佛留在故都作为镇城国宝，把川铜改名为“琅勃拉邦”，意为“勃拉邦佛之都”。塞塔王大兴土木，修造宫殿和佛寺、宝塔。把著名的碧玉佛^[36]供奉在新建的帕乔寺（玉佛寺）。塞塔王时期，在老挝全国各地修建的著名佛寺还有：帕色坎、合金佛寺、翁德寺、西刹吉寺、西孟寺、因丙寺、瓦冈寺、英航塔寺等，并塑造了不少著名的佛像。1566年，在万象动工修建的塔銮寺和塔銮塔，成为今天老挝佛教的中心和民族国家的象征。^[37]

17世纪末期（1694年以后），南掌王国四分五裂，主要由万象、琅勃拉邦和占巴塞（1713年建立）三个小王国统治着老挝。到19世纪初，老挝被暹罗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瓜分了，但上座部佛教仍是老挝人民的主要信仰。当时在老挝的上座部佛教，主要属于泰国的大众部派，为老挝大多数人所信奉。据说，直到1941—1942年间，由于泰国上座部佛教的改革派——法相应部派传入老挝，同大众部派发生了严重的对立，而且后来新传入的法相应部派为国外所利用。^[38]

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老挝的佛教僧侣曾经多次领导老挝人民进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为老挝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余　论

上座部佛教自公元11世纪以后，在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兴起，并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宗教信仰。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软和伊斯兰教而言”。^[39]进入到11世纪，东南亚等地的缅、泰、老等国家，都由分裂、割据的局面走上统一的道路，向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过渡。处于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的各国，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宗教相伴随。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各国统治者，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便利用“宗教鸦片”作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于是，在以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上座部佛教便发展成为这些国家的全民性宗教。

列宁把宗教看成是“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40]。因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抑制人民的反抗斗争，作为维护统治的有利工具。从上座部佛教的教义来看：它以“苦”为核心，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生、老、病、死、爱、憎、欲溯等都是苦，即所谓“八苦”）。它主张因果报应（所谓“业根”）生死“轮回”，无穷无尽。它认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自己“解脱”，自我“拯救”，要自己救自己；不能靠佛陀（指释迦牟尼）的保佑，佛陀不是神而是伟大的真理之师。只有他的教义《三藏（经、律、论）》才能引导众生脱离苦海，到达彼岸。它提倡过清净的生活，诵经修行；做善事，积“功德”。它特别强调遵守戒律，在家修行要遵守“五戒”即《在家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说谎、不饮酒。出家人要遵守227条戒，即《出家戒》。它指出脱离苦海的最根本的道路，就是出家为僧，过严格的“僧团”生活^[41]，以求达到佛学上的最高境界——涅槃（即不再生死轮回），而最终修得“阿罗汉”。

总的说来，上座部佛教的教义和佛教其他派别基本相同，都宣扬人生“无常”，人生即苦，充满了消极、悲观、厌世的唯心哲理。对人的苦难，不是从社会的、阶级的关系上去找其根源，而完全归之于人的自身，本末倒置。引诱群众（“众生”）出世超尘，逃避现实，去追求自我“解脱”。这样便使佛教成为最典型的“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

11世纪以后，处于形成统一同家的历史新时期的东南亚国家，由于统治者的连年征伐，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更使人民倍加痛苦。这一切，便使上座部佛教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为人民大众所信奉，寻求拯救自己，摆脱苦难的道路。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42]

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各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以致成为在这些国家进行任何改革都不能不予充分考虑的重要问题。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它虽属于上层建筑，但又有它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人们的意识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此，宗教不能靠任何一道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取消或消灭。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它可能像国家一样，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并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走“自行消亡”的道路。

（原载《东南亚》1983年第2期）

【注释】

[1]参见韩廷杰《佛敦柢谈》。

[2]这次结集以参加人数命名为“七百人结集”，或以结集地点称之力“吠舍离结集”。

[3]“东南亚的佛教”，载［日］平凡社：《世界的民族》，1979年版。

[4]石并米雄：《小乘佛教》，1969年日文版，第51页。

[5]［锡兰］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纳著：《锡兰简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4页。

[6]［英］霍尔：《东南亚史》（古代部分），云南历史研究所印，第208页。

[7]［缅］乃般拉：《缅甸最古的民族——孟族》，《东南亚资料》1981年第1－2期，第34页。

[8]这段巴利文佛语的全文是：“诸法因缘生，缘尽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系《法身偈》。——据童玮同志述。

[9]［日］泽本武：《泰国佛教的动向》，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的宗教和政治》，第1055页。另见姚楠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59页。

[10]［日］生野善应：《缅甸的佛教》，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的宗教和政治》，第140页。

[11]姚楠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1958年版，第155－156页。

[12]陈序经：《骠国考》，《东南亚历史论丛》，中山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13]哈威：《缅甸史》，1957年中文版，第62页。

[14]［日］生野善应：《缅甸的佛教》，日文版第13－14页。

[15]《缅甸佛教圣地——蒲甘》，《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1期，第62页。

[16]参见［日］生野菩应：《缅甸的佛教》，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的宗教和政治》，日文版，第142－144页。

[17]“通肩派”缅语为“阿云”派，指僧侣披上袈裟不露肩；“偏袒派”缅语为“阿顶派”，指僧侣披袈裟偏袒右肩。参见［缅］波巴信著：《缅甸史》，1965年中文版，第131页。

[18]朱志和：《缅甸》，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

[19]姚楠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30－132页。

[20]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

[21]谢远章：《召树屯渊源考》，云南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1年第3－4期，第78－79页。

[22]同上。

[23]［日］泽本武：《泰国佛教的动向》，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的宗教和政治》日文版，第109页。

[24]［日］斋藤和于：《柬埔寨的宗教》，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的宗教和政治》，第85页。

[25]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原文及176页注③。

[26]《柬埔寨的历史》，武庆云等译：《英国百科全集》第三卷。

[27]元朝人周达观于元朝成宗元贞元年二月（1295年3月）奉命随使赴真腊（即高棉），次年（1296年7月）至该国，居住一年许，于大德丁酉六月（1297年6月）返国。周达观归国后，把他在柬埔寨的所见所闻写成《真腊风土记》，是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宝贵史料。

[28]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8页。

[29]同上书，第94－95页。

[30]同上书，第102页。

[31]蔡文丛：《老挝佛教浅谈》，《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1期。

[32]景振国译：《老挝的历史》，《大英百科全书》。

[33]［泰］姆·耳·马尼寄·琼赛《老挝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86页。

[34]［泰］姆·耳·马尼寄·琼赛：《老挝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86页。

[35]［泰］琼赛：《老挝史》（上册），1974年中文版，第99－100页。

[36]据说，这座碧玉佛是由中国传去的，现供奉在曼谷的玉佛寺，是泰国的国宝。

[37]蔡文丛：《老挝佛教浅谈》，《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1期。

[38]富米·冯维希：《老挝及其胜利地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斗争》，1970年中文版，第20页。

[3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型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40]列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68页。

[41]上座部佛教徒恪守的信条是“三皈依”，即佛陀、佛陀的学说法和弟子们的僧伽（即“教团”），称之为“三宝”。

[4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