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史前文化丰富多样，与中国密切相关

自古以来东南亚就拥有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大部分地区受季风影响，有充沛的雨量、湿热的气候；山地覆盖着四季常青的阔叶林、平原和三角洲；河道纵横、土地肥沃，生长着品种繁多可供人类食用的野生动物和植物；在和平原相接的台地上，分布着人类可以居住的石灰岩洞穴。人类就在这样适于生存的自然环境里，经历了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

东南亚地区还具有贯通两大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两大洲（亚洲和澳洲），处于“世界十字路口”的重要地理位置，因而使它不仅易受各种文化的影响，而且从上古时代就不断有各种原始民族向这里迁徙。有的人种和部落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南亚的半岛地区（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定居下来，有的又从半岛地区远渡重洋向海岛地方迁移。所以东南亚地区的人种复杂，文化多样，并使东南亚的史前文化丰富多彩。

东南亚地区各国是我们的邻国。我国与半岛国家山水相连，同海岛国家隔海相望。从遥远的上古时代，东南亚地区在民族、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和我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东南亚史前文化并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编者按：本书注释已按最新学术规范加以整理，部分注释因年代原因，出版信息不够齐全，敬请谅解。

东南亚的旧石器时代

最早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旧石器时代，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开始的。

东南亚地区最先发现的原始人类，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1891和1892年，一名荷兰军医尤金·杜布哇（Eugene Dubois）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了寻找从猿过渡到人的骨骼，在中爪哇的特里尼尔（Trinil）进行发掘，发现爪哇猿人的一块头盖骨、一枚上臼齿和一块大腿骨。1936年，另一名荷兰人孔尼华（G.H.R.Kacenigsttcald）在东爪哇苏腊巴王亚（泗水）附近的奠约克托（Modjokcrto）发掘到莫约克托人的一块头盖骨（属于五岁左右的儿童），据说比爪哇猿人还古老^[1]。先后在爪哇发现7个爪哇猿人的遗骸。

据研究，爪哇猿人可以直立行走，所以又名“直立人”（Homo croc tus）。猿人已会制造工具，1935年在爪哇南部发现一批十分粗糙的打制石器，被认为是爪哇猿人所制作。

1931—1934年，在爪哇努堪聅（Ngamdong）附近的梭罗（Solo）河畔发掘出11个梭罗人的头盖骨残片；杜布哇又在爪哇挖甲克（Wadjak）附近发现挖甲克人一个男子和一个妇女的头盖骨残片^[2]。

据认为这都是进化了的人类（智人或称真人），属于原始澳大利亚人种，与爪哇猿人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1962—1967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在巴拉望岛西海岸的他奔洞穴（Tabon cave）进行发掘，发现“他奔人”的前顶头盖骨残片，经碳14测定距今约22000年至24000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时期。在他奔洞穴的最底层发现一些打制的石片石器，距今约30000年^[3]；在沙捞越的尼阿洞穴也发现石片工具，距今约40000年。

在东南亚半岛地区的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都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

1959年5月—1961年2月，越南考古工作者在越南中部清化省绍阳县度山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共出土1000多件可用于砍砸和刮削的打制石片工具，其中突出的是有经过修整的双面杏核形砍砸器^[4]。据认为，越南的度山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约距今30万年。1958年，在越南永富省的红河河岸丘陵地带的山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据称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2万年^[5]。

在柬埔寨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比越南的还古老。在柬埔寨东部湄公河沿岸的台地上发现砾石打制石器：砍砸器、刮削器等，据测定距今约56万年到70万年之间。另在柬埔寨南部的普农拉昂（Phnomlaang）遗址，发现一些被劈开的有加工和使用痕迹的兽骨，属于更新世中期之末^[6]。

20世纪30年代，在上缅甸沿伊洛瓦底江河谷地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被称为安亚辛（Anyathan）文化（缅语意为“上缅甸人”）。这个文化的代表是用卵石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和石斧，但没有发现制作这种石器的人类遗骸。“安亚辛”旧石器据认为和中国猿人的石器相似，“所以缅甸文化，在旧石器初期，和西方（印度—欧洲）类型比较起来，则与东方（中国）类型更为相似”^[7]。

分布在泰国境内的石灰岩山有许多洞穴，如昌莱附近的普腊山洞，华富里附近的克腊山洞等，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石器工具。在马来西亚的霹雳玲珑附近的哥打坦潘遗址，从砂石地基里面发现打制的砾石石斧，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8]。

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通常以越南和平文化（Hoabinhian）为代表。“和平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广泛分布，从半岛到海岛几乎都有它的遗址。所谓“和平文化”，这是1926—1929年，由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妮（M.Colani）根据她在越南北部和平省发现的文化遗址而命名。在越南北方的和平省、宁平省和清化省总共发现和平文化遗址51处，国外考古学界把越南的和平文化称为“中石器时代”文化。和平文化早期出土的石器主要是由砾石打制的石片石器：刮削器、砍砸器和击石等；其典型代表是用天然砾石打制的椭圆形石斧，从侧面看有一个很明显的打制痕迹。这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和平文化，距今约10000年到8000年。从和平文化中期开始出现刃部加以磨制的石器，标志着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生活在和平文化时期的原始人类，居住在石灰岩洞穴中，不知农耕，主要以采集野果、植物的块根和贝类维持生活。最初使用打制石器，后来在劳动中得到改进，对石斧的刃部加以打磨，但在制作工艺方面尚未进步到磨制整个器物。没有陶器，骨器也很少，在和平文化洞穴中出土的2000件以上的遗物中，骨器仅有15件。在这些原始人类生活的时代，人类使用竹木工具是很普遍的，到今天早已毁坏^[9]。

和平文化（早期），是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从北越到老挝，并由此向南直抵泰国、马来西亚，又越过海洋到达苏门答腊和菲律宾，都有以洞穴遗址、石片石器为主的砾石打制石器和屈肢葬为特征的“和平文化”遗址。

老挝上寮的洞穴遗址、泰国北碧的翁巴洞穴中，都发现了和平型石器。在泰国西北部的仙人洞遗址发现的属于和平文化的器物，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6800—5600年。1961年，在泰国北碧社的探拍洞穴发现粗糙的石核刮削器，距今约7000年^[10]。在柬埔寨西部的拉昂斯边洞穴遗址，发现大量的和平文化石器，其中有很多小石片石器。这些石器，是在公元前4200多年的地层中发现的。

在马来西亚的吉打、吉兰丹、霹雳和彭亨的岩洞里，都发现了和平型石器。在马来西亚最普通的石器形式是一种长椭圆形的卵石，两面都经过砸打，周围有一道薄刃的所谓“和平型”旧石器。在马来西亚发现的和平文化，以林惠祥在吉打州发现的比较典型。1941年3月，考古学家林惠祥在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华镇的华山发现的都卜列第（DuBOLeTi）洞穴，共发现石器159件，贝壳34个，动物化石7块。石器全部为砾石打制的、椭圆形、杏仁形的砍砸器和刮削器，还有尖状器、切割器和长形石斧等。这些石器都有明显的打制痕迹，仅刃部经过修整，属于典型的和平型石器^[11]。

从马来半岛越过海洋，在苏门答腊岛，沙捞越的尼阿（Niah）洞穴遗址，都发现和平型石器。在菲律宾马尼拉附近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和平型石器。

据认为，以砾石为材料，在一面进行加工的石片石器，如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石斧等，是东南亚旧石器时代制造工艺的传统，即所谓“石片石器文化”，以区别于所谓“手斧文化”。

东南亚旧石器时代的情景说明，自上古时代东南亚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人类在这里经历了从猿到人的漫长发展过程，人类的祖先曾在这里劳动、生息和繁衍，并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后来，这些原始人类的后代子孙，可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和平文化”时期开始，和外面一批又一批迁徙来的、属于不同种族、带着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了混合、同化，创造了东南亚地区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最后融合成为今天的东南亚各族人民。

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和平文化”，在东南亚的半岛和海岛地区广泛分布，不能把这看作是由同一个种族留下的遗迹。这是在东南亚地区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它们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先后发展起来的，它“反映出人类对东南亚湿热环境的共同适应性”^[12]。因此，现在有人主张：“和平文化的石器是从当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直接发展来的”。这个主张，已由在东南亚地区许多地方发现的早于“和平文化”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得到证实。

也正是由于我国华南地区的热带、亚热带的湿热气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与东南亚地区基本相似，所以在我国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以打制石器和绳纹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与“和平文化”相近，与东南亚其他的同类遗存近似，这同样是由华南当地的旧石器时代直接发展来的^[13]。因此，提出所谓中国文化“南来说”，把中国文化的起源归之于东南亚的说法，既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实际情况，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东南亚的新石器时代

20世纪20年代初，法国人帕特（E.Patte）和曼续伊（H.Mansuy）在越南红河三角洲北方的谅山省北山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出土了相当于和平文化中期刃部磨制的扁平石斧，被称为“北山文化”（Bacsonian）。北山文化以石器局部（刃部）磨光为特征，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它是在东南亚发现较早，具有典型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并在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因此，以越南的“北山文化”作为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

在越南北山地区先后共发现45处文化遗址，北山文化也被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以砾石打制石器为主，出土了少量斧面经过敲击、断面呈椭圆形、刃部磨光的“北山型”石斧；中期出土的“北山型”石斧增多，并扩大了摩擦面，还出现在刃部加以打磨的骨器；在晚期，以通体磨光的梯形或有肩石斧为主，体形趋小；还出土少量绳纹陶器残片。北山文化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

越南的北山文化遗址与和平文化遗址相似，几乎都是在山洞中，这些石灰岩洞穴和今天的平原相接。在这些原始人生活的时代，海水水位上升淹没了现在红河三角洲的大部分，因而石灰岩洞穴便成了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些洞穴人尚不知农耕，主要靠采集和猎取鹿类动物为生。现在这些遗址所在地土质很坏，杂草丛生，遍布沼泽，不宜农耕，几乎没有人居住^[14]。

关于越南北山文化的人种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据现在越南人研究，他们对20世纪初法国人发现的32具古人颅骨和在1945年以后发现的24具颅骨进行研究，发现在38具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颅骨中，有15具属澳大利亚人种，19具属印度尼西亚人种，4具属混血人种。于是他们认为，“在六、七千年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印度尼西亚类型就已出现在越南土地上。并与澳大利亚人种同住在一起。他们是越南那个时代的两个主要种族^[15]”。这一结论证实了直到新石器时代，现在越南土地上的居民是属于澳大利亚人种和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古印度尼西亚人，而不是越族。现在越南人的祖先雒越人，可能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才成为现在越南领土上的居民，在红河三角洲曾发现雒越人在新石器时代使用过的石锹^[16]。

“北山型”石器，在东南亚的半岛和海岛国家都有发现。在老挝琅勃拉邦以北10公里的坦南安遗址，发现“北山型”单面磨光的短石斧；另在老挝的南坦杭遗址，发现单面磨光的杏仁状石器。柬埔寨的普农拉昂洞穴遗址，也发现刃部磨光、椭圆的“北山型”石斧。

马来西亚的摩达河南岸的瓜克帕（Gus Kepah）贝丘遗址，发现刃部磨制的特殊类型的斧形工具，它的上部两侧往内收缩，形如有肩石斧。在霹雳和彭亨地区的洞穴，在吉打州北部的瓜德卜（GuaDebu）遗址，也发现刃部打磨的“北山型”石斧。

海岛地区，在苏门答腊、在菲律宾巴拉望岛的洞穴遗址中，也都有打磨刃口的“北山型”石斧的出土。

东南亚地区在北山文化之后，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达时期（中、晚期）。正如奥地利的考古学家海涅·戈鲁德伦（R.HeineGeldern）所确定的那样，以通体磨制石器的类型来划分，在东南亚主要出现三种文化：有肩石斧文化、长方石斧文化和圆筒石斧文化。这三种文化虽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线，但总的说来还是可以看出它们分布的一个粗略的轮廓。

有肩石斧文化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半岛部分。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越南北部的谅山巴社遗址发现器身较薄的有肩石斧和长方形石斧。在板门遗址出土了与巴社遗址相似的有肩石斧，还有蓝纹和绳纹陶器。在越南中部地区的、溪淙、鸣琴等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大部分是有肩石斧^[17]。在洞海遗址中出土了有肩石斧和半磨制长方石斧，陶器的纹饰多为粗糙的绳纹和波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越南富寿省发现沿红河分布的冯原文化的石器，大多为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陶器的纹饰主要为阴刻几何图案。在越南中部离边和不远的福新、义盛和会山三个遗址，也都出土了有肩石斧，还发现有段石，陶器的纹饰多为绳纹和简单的划纹。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和红河三角洲各遗址出土的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柬埔寨的棉末遗址发现两种类型的有肩石斧：有肩石斧、榫部不大突出的有肩石斧。

在泰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多数为有肩石斧和长方石斧，在泰国东北部这两类石斧都有。在黎府、北碧、素攀、碧武里、董里等府及北部一些府，也都发现有肩石斧。在印度尼西亚的东部，亦有有肩石斧的分布^[18]。

长方石斧（或称“方角石斧”“四棱石斧”“梯形石斧”）文化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直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有分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越南北部谅山附近的梅陂和巴社遗址，都发现长方石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越南红河三角洲发现一些露天遗址，其中重要的如距河内12公里的文典，北宁省的慈山和永福省的隆和等遗址出土的石斧和石，全部是“四棱矩形”或“不等四边形”的^[19]。也就是说，这里出土的石斧都属于长方石斧。

在老挝发现的石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长方石斧，尤其是柄部细长的长方石斧比较突出，它为了解老挝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系统提供了重要线索。据认为，在老挝发现的少量有肩石斧，可能是由别处传入的。

1961年，泰—丹（麦）考古队在泰国东北部的北碧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班告（Bankao）遗址，共出土石斧111件。据报道：“在发现的石斧中并无有肩石斧，只发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普遍发现的长方形石斧”^[20]。值得注意的是，在班告遗址发现的黑陶，据认为酷似中国的龙山文化。

这种长方石斧文化的分布，还从缅甸直达印度的阿萨姆，在马来半岛南部也有发现，在印度尼西亚西部特别发达，“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四棱斧几乎是已知的唯一形式^[21]。”

长方石斧文化还分布在菲律宾地区。在菲律宾兰根（Langen）岛东面的里他—里他（LeTa－Leta）洞穴遗址发现的石器，都是器形较短的长方石斧^[22]。

圆筒石斧（也叫“轴状石斧”“圆形石斧”）文化，在东南亚的半岛地区只有零星的发现，在缅甸发现小圆筒斧。圆筒石斧文化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东部，也出现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关岛，在美拉尼西亚地区普遍都有。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各岛屿发现的圆筒石斧器型较小、幅宽，有的接近四棱形的石斧^[23]。

东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上述三种文化之外，还有一种有段石文化。在东南亚地区发现的有段石，主要分布在海岛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屿。“在菲律宾，有段石文化分布很广，所占比例也很大，在本世纪上半期发现的近万件石中，有段石占百分之四十”^[24]。

在靠近菲律宾的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北部，也都发现有段石，并与菲律宾的很相似。

关于有肩石斧文化、长方石斧文化和圆筒石斧文化的族属问题，奥地利考古学家海涅·戈鲁德伦（R.HeineGeldern）根据现在居住于东南亚这三种文化分布地区的民族所属语系而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圆筒石斧文化，属于巴布亚（Papua）语族；主要分布在半岛地区的有肩石斧文化，属于澳斯特洛亚细亚（Auctro－Asia）语族（即南亚语系）；从北方经过云南、老挝、通过暹罗、马来亚，在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之间进入印度尼西亚的长方石斧文化，属于澳斯特洛尼西亚（Auctronesia）语族（即南岛语系），发源于中国的仰韶文化^[25]。

这是戈鲁德伦早在1932年发表的《澳斯特洛尼西亚语系的故乡和最早的迁徙》一文中提出的假说，从那以后50年过去了。现在，随着东南亚地区考古发掘新发现的日益增多，尤其是30多年来中国考古的丰硕收获，重新认识戈鲁德伦的假说，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我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证明，有肩石斧文化和有段石文化主要分布在古代百越族分布的地区，即从苏、皖、赣、浙、闽、粤抵达香港、台湾；从广西、贵州、四川直到云南的广大地区。从有肩石斧和有段石的器型来看，从大到小，从粗糙的原始型到最精致的各种类型都非常齐全。长方石斧在我国的分布尤为广泛，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和其他石器一起出土，而且是极普通很常见的一种石器类型。至于圆筒石斧，在我国南方各省和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往往伴随着有肩石斧一起出土，也很普遍。因此，已确凿证明这三种文化都起源于中国。关于族属问题，在我国，有肩石斧和有段石文化系属于古百越系统的民族，长方石斧文化发祥于我国中原地区的华夏族。

在东南亚地区还发现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岩画。缅甸掸邦的巴达林洞穴的岩画，早已为人所知。在泰国东北部发现好几处岩画，1960年在赛约分县龙松区考巧山探鲁洞发现了泰国第一处史前岩画。在那空拍侬府莫拉限县的墨登（红手）山洞，有两个手掌图和四个将红颜色喷在手掌印上的图。在乌隆府班铺县探莱洞，有用黄颜色绘制的四方形图案和弯曲线条相互连接的图案^[26]。1981年5月，泰国考古队在泰、老交界处湄公河岸的悬岩上发现一组史前岩画，约200米长，画面上有人、鱼、大象和其他动物的画像，以及几何图形等。其中一只大象约有2米高^[27]。

1965年，在我国云南省靠近中缅边境的沧源佤族自治县，发现分布在山岩上的岩画，现已发现10处。这些岩画与邻国缅甸、泰国岩画的关系，很值得研究。

东南亚的青铜器时代

东南亚的青铜器文化，长期以来以越南的东山文化（Dong－Sonian）为代表，它是在东南亚地区为人们所熟知的一处青铜器文化。

越南青铜器时代的东山文化遗址，是由法国人巴若（M.Pajol）发现的。1924—1928年，巴若在越南北方清化省东山县东山村进行考古发掘，从墓葬里出土了许多青铜器遗物。经研究认为，是越南青铜器时代文化的代表，被命名为“东山文化”。在东山地区先后出土的器物大致分为七大类：即兵器、用具、装饰品、铜鼓、石器、铁器和货币。^[28]

在东山出土的青铜器物中，兵器占多数，有剑、盾、匕首、刀、矛、戈、箭镞、靴形斧和钺等，这些青铜兵器都具有秦汉时代兵器的风格。在用具中出土最多的是铜壶和铜簋，还有纯属中国汉代艺术品的扁壶和东汉铜镜（已残）各一件。装饰品中主要是铜耳环和手镯，还有做工精巧的铜带钩和铜泡，都与中国汉代的样式极其相似。

在东山出土的铜鼓，被越南人称为“东山铜鼓”，引起人们的重视。一共出土20多件铜鼓，但多数为制作粗糙、器形很小的陪葬器。后来越南人认为，“东山铜鼓”的代表是精致的收集品所谓“玉镂铜鼓”。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越南所保存和新发现的各种类型的铜鼓共186件。^[29]但越南的铜鼓没有像云南楚雄万家坝那样早期的原始形（始祖形）铜鼓，其形制花纹与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鹭翔、羽人竞渡铜鼓非常相似。越南已发现的铜鼓数量，比中国少7倍^[30]。因此，越南不可能是铜鼓的故乡。

在东山墓葬还有石器（多为卵形“击石”，也有磨制有肩石斧）和陶器（陶壶和陶缸）伴随着出土，这表明在铜器时代还残留着石器时代的用具。此外，还发现一些铁器，有铁矛、铁剑、铜柄铁剑等。还出土一批汉五铢钱和王莽钱（公元9—23年）这些铁器和货币都是由中国内地输入的。

关于越南东山文化的来源、族属和年代问题，多年来争论不休。奥地利的考古学家海涅·戈鲁德伦（Heine Geldrn）直到1951年还发表文章主张：在公元前9—8世纪，以西密里安人为主体，带着哈尔斯塔特文化和北欧青铜器文化由西向东迁徙，经由西藏东境南下，在公元前1000年上半期，在印度支那北部产生了东山文化^[31]。尽管戈鲁德伦等人的主张，是长期以来某些西方人所鼓吹的“东方文化西来说”的偏见，但至今在国外研究东南亚史前文化的人们当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根据《交州外域记》《广州记》等中国古代史籍的记载，秦汉以前直到秦汉之际，越南北部是雒越人居住的地区。因此，越南人的东山文化是属于雒越人的文化，所以越南人把东山发现的铜鼓又称作“雒越铜鼓”，而雒越是今天越族的祖先。

日本历史学界一向认为，越南最初的历史和文化是属于“中国的文化圈”。可以肯定地说，越南的东山文化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和哺育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www.xing528.com)

关于越南东山文化的年代问题，到现在仍有许多说法，莫哀一是。根据在东山墓葬中出土的许多汉代青铜器和王莽钱来看，东山文化的下限应划在公元9—25年的王莽时期。考虑到东山文化有一个发展、繁荣的阶段，并受汉代文化的深刻影响，因而其年代的上限定在秦平南越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之年，即公元前214年为宜。秦之象郡包括现在的越南北部，在秦以后处于汉朝的间接或直接的统治之下。也就是说，越南东山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初，比较合乎史实。

至于现在有人因在东山墓葬出土了少数铁器，从而把东山文化定为“铁器时代”，或“铜器时代末—铁器时代初”^[32]，这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知道，在秦汉之际的越南北方尚不知冶铁技术，在隶属于汉的南越王赵佗统治时期（公元前207—137年），就是由于高后吕雉禁止商人向南越（包括交趾，即现在越南北部）贩运“金铁田器”，而引起了赵佗攻击长沙边邑的事件^[33]。根据历史事实和对东山出土文物的研究，这为数不多的铁器，显然是和同时出土的汉代青铜器物以及货币一样，都是由中国内地输入的。

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越南人声称他们在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又发现了代表青铜器时代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如“冯原文化”属于青铜器时代初期，距今4000年以前，“同豆文化”属于青铜器时代的极盛时期，距今3000年，他们把最早发现的“东山文化”定为“铜器时代末和铁器时代初期”，距今3000至2500年前^[34]。越南人的这些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引起东西方考古学界的怀疑，人们认为：“这些报告的数字，有根据其他方法加以验证的必要”。

制作和使用铜鼓，是东南亚地区许多民族的一种习俗。因此，除越南以外，在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曾发现青铜器时代的铜鼓。但据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铜鼓可能是从中国输入的。

20世纪60年代初，泰国与国外考古工作者合作，在泰国东北部发现能诺他（Non Noktba）、班清（Ban Chiang）青铜器时代文化，出土了铜器和大量彩陶，引起国际考古学界的瞩目，对东南亚青铜器时代文化要做新的评价。

1965年12月—1966年4月，泰国艺术厅和美国夏威夷大学考古队合作，在泰国东北部孔敬西北约80公里的能诺他进行考古发掘，在墓坑内发现有銎青铜斧一把，在几具人骨架的手腕上发现青铜手镯，并和小石斧伴随着出土。在墓坑的最下层发现彩陶，在上层发现两三块中国瓷碗片以及少量青铜和铁的碎片，墓葬皆为仰身直肢葬。对发现的青铜器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35]，另据报道，在能诺他还发现一块约有一平方英寸大小，沾有稻壳的陶片，经碳14测定，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的墓坑下面。但是，这是否可以肯定是所谓“稻壳”，尚待进一步证实。

1967年4月，泰国艺术厅对班清（BanChiaag）文化遗迹进行初次发掘，1974年和1975年，泰国和美国联合调查团又在这里进行两次发掘。班清是泰国东北乌栋他尼县（UdonThani）侬杭郡（Nong Ham）的一个村庄，距曼谷约650公里。在这个墓葬重叠构造的遗迹出土的青铜器物以手镯、铜斧等最多，还有玉器、制造青铜斧的石范、陶渡子等遗物。在班清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一件上面有精致纹饰的铜矛，据说距今约5000年。在班清出土器物中最具特色的是彩陶，共达千件以上，有黑陶、加彩黑陶、彩陶和刻纹陶等。这种陶器除在乌栋他尼县以外，另在撒昆那浑县（Sakon Nakhon）、那昆拍欧姆县（Nakhon Phanom）、昆金县（Khonkaen）等都有出土。在班清共出土100多具人类遗骸^[36]。

泰国班清出土的大量彩陶，引起国际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在班清出土的彩陶片经热释光法进行年代测定，早期约为公元前6000年或公元前2860年。由于测定的年代相差悬殊，从而使考古学家认为，“从发掘方法来考虑尚有很多问题，不能匆忙地就把年代决定下来”。

东南亚著名的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除半岛地区的越南和泰国外，在海岛国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他奔洞穴群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青铜袋状斧、陶范、袋状枪头、带茎的镞，以及贝制装饰品、玉制耳饰等；经碳14测定，他奔洞穴群金属器时的年代，大致从公元前700—公元前200年。在菲律宾青铜器时代初期就出现了制作青钢器的陶范，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重视^[37]。

青铜器时代的东南亚还有一种“复合文化”，即“巨石文化”。巨石文化（Megalithicculture）在东南亚，从青铜器时代延续到铁器时代初期。这是史前人类用巨大的石块制作的遗物，作为葬具和祭祀的一种形式。巨石文化在世界各地分布很广，欧洲的北部、亚洲的东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和美洲都有分布。但由于地区和种族不同，因而在世界各地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东南亚地区的巨石文化，主要以石瓮（Tarre），石棚（Dolmon，又称石卓坟、石台），石板墓（Slabgraves，或称版岩墓）为代表。

一谈到东南亚地区的巨石文化，首先就会想起老挝查尔平原上著名的石瓮群（或称“石柱群”“石缸群”）。“查尔”是法语“Tarve”的音译，意为瓮、缸等一类器物，因在平原上有很多这样的巨石遗迹，所以被法国人命名为“查尔平原”。

石瓮是以整块巨石凿成，一般高一至三米，重一二吨，最大的达六七吨。多数石瓮可容一人，最大的可容六七人。它的基本形状像水缸，为平底或尖底，大部分露在地面，也有的半埋于土中，毫无规则地分布在整个查尔平原上^[38]。1931年，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妮在老挝调查，发现这种大石瓮多半集中在琅勃拉邦东南镇宁的板安（Ban Ang）地区，总数约有250多个。据研究认为，这种石瓮是由当地所产的石灰质青砂岩以铁质工具凿制而成，其年代约为公元1世纪；老挝原始居民用这种石瓮装死者的骨灰和牙齿，是其瓮棺葬的一种形式。

泰国东北部也有巨石文化。在乌隆府班铺县发现用石板搭盖的石栅；在泰国东北部还发现排列成圆圈形的石条^[39]。

关于石板墓，在马来西亚的霹雳、苏门答腊南部巨港的帕诗马高地，以及菲律宾等地都很普遍；在中爪哇的日惹和炽布也有发现。石板墓中曾发现铁器，说明在这种石板墓葬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

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帕诗马高原地区，素以石棚、石柱（Menhir）、石板墓和石像等巨石文化而闻名于世。

结束语

据现有资料来描绘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只是一个雏形，要塑造它多姿多彩的全貌，还有待今后新的考古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国际史学界对东南亚史前文化的研究，给予很大的关注。特别是对断定年代和民族、文化等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有的把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定得非常遥远；或把东南亚的古代文化说得非常特殊，力图“跟世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并把东南亚树立为“古代文化中心”。在这方面数越南人表现的最突出，他们说，“东南亚是古代的一个大文化（即所谓‘南亚文化’），其中越族的文化占有重要地位^[40]”，像这样一类的做法，使人们对这一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和不信任。其结果，不仅使它失去了科学价值，而且成为东南亚史前文化研究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目前，对东南亚史前文化的研究，虽然西方人过去的许多观点已被否定和抛弃，但由于缺乏有组织的考古发掘，而对已发现的遗址、文物又缺乏研究，因此东南亚史前文化尚未能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原载《昆明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注释】

[1]裴文中：《第二次大战前后世界各地对于人类化石的新研究》，1954年中国科学院，第8－12页。

[2]［德］威尔纳兹：《后印度》，见日译《大东亚的土著民族》，第10页。

[3]［菲］罗慕洛等主编：《菲律宾的民族传统》，1977年英文版，第11、91、95、228页。

[4]见《人民日报》1961年5月25日，第6版。

[5]［英］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参考资料》2，第74页。

[6]［法］埃德蒙·索兰等：《印度支那半岛的史前文化》，《考古参考资料》2，第8、9页、21页。

[7]M.R.沙尼：《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旧石器时代》，《古生物学译报》1967年第1－2期。

[8]［英］理查德·温斯泰德：《马来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页，10页。

[9]［日］松本信广：《印度支那的民族和文化》，1942年日文版，第56－60页，71页。

[10]［泰］清·犹地：《泰国的东北部早期青铜器文化及其他》，《东南亚资料》1981年第4期，第16页。

[11]林惠祥：《马来亚吉打州石器时代考古追记》（附图片），《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12]［美］切斯特、戈尔曼：《和平文化及其以后》，《考古参考资料》2，第108页。

[13]安志敏：《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文物集刊》3，1981年版第103页。

[14]［日］松本信广：《印度支那的民族和文化》，1942年日文版，第56－60页，71页。

[15]［越］阮廷科：《远古土著越人之起源》，《印良支那研究》1981年第4期，第75页。

[16]［日］杉本直治郎：《东南亚研究》（Ⅰ），1968年日文版，第33页。

[17]［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上册），中文版，第22页。

[18]［苏］C.A.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上册），中文版，第462页。

[19]［法］埃德蒙·索兰等：《印度支那半岛的史前文化》，《考古参考资料》2，第8、9页、21页。

[20]［泰］清·犹地：《泰国考古三则》，《东南亚资料》1981年第1－2期。

[21]［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上册），中文版，第22页。

[22]［英］理查德·温斯泰德：《马来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页，10页。

[23]［日］松本信广：《印度支那的民族和文化》，1942年日文版，第56－60页，71页。

[24]林惠祥：《中国东南亚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25]参见［日］平凡社编：《世界考古事典》，1979年日文版，第1426页。

[26]［泰］清·犹地：《泰国考古三则》，《东南亚资料》1981年第1－2期。

[27]《新华文摘》1981年第7期，第234页。

[28]［瑞典］高本汉：《早期东山文化的年代》（附东山出土铜器图片），云南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考古译丛》1979年版。

[29]梁志明：《略述越南关于铜鼓的研究》，《云南物》1980年第9期。

[30]《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980年第9期。

[31]［日］平凡社编：《世界考古事典》，1979年日文版，第1426页。

[32]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第一集），中文版，第20页、66页、10页。

[33]班固：《汉书》卷95《南粤传》。

[34]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第一集），中文版，第20页、66页、10页。

[35]［日］松本信广：《印度支那的民族和文化》，1942年日文版，第56－60页，71页。

[36]［日］山本达郎：《太田丰人：班清陶大观》，《东南亚的历史和文化》（8），1979年日文版。第118页。

[37]［日］青柳洋治：《菲律宾初期金属器文化》，《东南亚和印度的社会和文化》（上册），第1－2页。

[38]张良民：《查尔平原的石缸之谜》，《环球》1981年第12期。

[39]［泰］清·犹地：《泰国考古三则》，《东南亚资料》1981年第1－2期。

[40]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第一集），中文版，第20页、66页、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