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航运与轮船招商局

长江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厚重历史，寄托着民族复兴的殷切希望。《尚书》不仅有所谓“江汉朝宗于海”^〔1758〕之说，而且有“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1759〕的记录。这表明中国古人早在4　000年前，就清楚地认识到长江接纳汉水之后就一路东向汇入大海的趋势，并已经开辟从长江溯流而上，经过沱水（长江支流，位于湖北宜昌市枝江市）、潜水（汉水支流，位于湖北潜江市）、汉水，然后陆行到洛河（黄河支流，位于洛阳市），并由此进入南河（潼关之后的黄河东流河段）的重要交通线。春秋战国时期，长江航运曾经是吴楚争霸的关键；秦汉时期，就以“江、河、淮、济为四渎”^〔1760〕，长江已经名列“四渎”之首；隋唐时期，长江的航运通过运河渠道沟通黄河，构成了保障洛阳及关中的交通命脉；元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航运船舶曾一度达20余万艘之多。此后，盛况空前的长江航运又进一步促成了长江沿岸的经济繁荣。

据《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记载，“‘福士号’是在中国领海见到的第一艘轮船。当它接纳中国引水员上船时，它正顶风逆潮，破浪航行”^〔1761〕。时间是1830年4月19日，地点是香港岛南面约15公里的外伶仃岛，任务是从印度拖拽“杰姆茜娜号”装载的840箱鸦片到中国沿海走私贸易。“福士号”是一艘明轮船，装备有两台60马力的蒸汽发动机，“登记为三百零二吨”^〔1762〕。

第一艘闯入中国内河的外商轮船，是英国鸦片商改装的“渣甸号”轮船。《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记载：“小轮‘渣甸号’，长八十五呎（约25．9米），宽十七呎（约5．18米），深六呎（约1．83米），1835年9月25日自阿伯丁扬帆而来。它的机器是在伶仃组装的，准备12月作汽机试验航行。通过行商上书总督请求航行广东内河，受到中国官方的禁阻。不经总督的同意，‘渣甸号’于1836年1月1日就上溯珠江，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国人的敌视行动。在经历很多麻烦之后，这个误会得以消除。‘渣甸号’自此航行于澳门、伶仃、广州间。其后（此种船）渐多，鸦片战争时已有二十只（轮船）了。”^〔1763〕

从英国直接开到广东海面的第一艘轮船，就是后来参与鸦片战争的“复仇女神号”。《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记载：“（1840年）11月25日，有一条船，一条比英国舰队全部其他船只加起来还更使中国人惶恐不安的船开到了澳门。这条船就是吃水浅的平底铁拖船‘复仇女神号’。这条六百三十吨、一百二十匹马力的小船是伯肯黑德铁工厂的莱尔德建造的一件非常大胆的试验品。除了甲板、船舱的家具和明轮架以外，这条船的每一部分都是铁的，它只建造了三个月就建成下水。该船全长一百八十四英尺（约56．1米），全宽二十九英尺（约8．84米），高十一英尺（约3．35米）。满载货物和给养后吃水六英尺（约1．83米），但在中国江河上也能用五米的吃水深度航行。”^〔1764〕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英军迫使清王朝签订《南京条约》，取得中国沿海口岸的航运权。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1847年1月28日），英商轮船“海盗号”闯入广州，撞沉1艘中国帆船，造成60余人溺死珠江。这艘“海盗号”轮船的排水量约186吨，刚从澳洲悉尼航行到中国，肇事后仅是被扣留3天就不了了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商“广州号”、“香港号”轮船驶入广州，这是两艘排水量各140吨的商用轮船。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商“颠地洋行”与“怡和洋行”合组“省港快轮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外商轮船航运公司；道光三十年三月二十日（1850年5月1日），英商“省港快轮公司”首开广州与香港的轮船航班。此后外商航运公司迅速蔓延，经营范围很快从广州扩张到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咸丰五年（1855年），侵入中国口岸的外商航运公司已经发展到219家，其中英商公司有111家，占50．7%。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清王朝被迫接受《天津条约》，增开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台北县淡水镇）、潮州（汕头）、琼州（海南海口市琼州区）、汉口、九江、南京、镇江10处通商口岸，列强各国乘机将航运权扩张到长江中下游。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七日（1862年3月27日），美商“旗昌洋行”出资100万两纹银（约2．425亿元人民币），率先创办上海“旗昌轮船公司”，首开长江中下游的轮船航运。随后，英商“公正轮船公司”、“北清轮船公司”、“华海轮船公司”、“扬子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也纷纷投入长江中下游的航运，中国内地从事长江航运的“个体户”大多纷纷破产，“河船三千余艘，今仅存四百艘”^〔1765〕，“内江外海之利尽为所占”^〔1766〕。其实，当时的外商航运企业已经有大量中国商人的投资。原因就是清王朝禁止中国商人购置轮船，这就为外商利用中国资金掠夺中国财富提供了机会。

同治八年十月十四日（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通航，又进一步促进了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一日（1871年4月10日），经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一再敦促，清王朝终于颁发《轮船训练章程》^〔1767〕，开始将轮船纳入清军水师建制序列。二月二十九日（4月18日），丹麦、挪威、英国、沙俄合资组建的“大北电报公司”敷设从海参崴到长崎、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工程竣工，建成中国第一条国际通讯线路，进一步强化了上海的商务中心地位。四月十六日（6月3日），“上海经旧金山至伦敦海底电线架通。上海至香港之海底水线告竣后，大北公司擅自于长江口外之大戢山岛设立水线房，暗将电报线路从海内起出，溯扬子江而上至吴淞江，于旗昌洋行线路终点以下一里处，引线头上岸，于黄浦江右岸仓房头设立第二水线房，并将电线引至该公司设于租借之报房。至是，大北公司水线始于上海通报”^〔1768〕。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六日（1872年2月24日），“曾国藩致函总理衙门，论轮船局（策划）不宜停止”^〔1769〕。二月初一日（3月9日），“曾国藩令总理江南轮船提练事宜吴大廷筹议轮船招商事宜”^〔1770〕。二月初四日（3月12日），“曾国藩卒于金陵”^〔1771〕，这就是说，曾国藩临死前夕仍然在积极推动“轮船招商局”的筹办工作。五月十五日（6月20日），“李鸿章奏，制造轮船，未可裁撤”^〔1772〕。五月二十日（6月25日），“曾国藩灵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进入省境”^〔1773〕。七月十二日（8月15日），“总理衙门接李鸿章咨送由总办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等拟定之轮船招商章程”^〔1774〕。十二月十九日（1873年1月17日），“朱其昂等议定《商局条规》，经李鸿章批准施行。朱其昂会集胡光墉、李振玉等设局招商，得商股银七十三万余两（约1．77亿元人民币），又获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东海关等历年拨存官款一百九万八千两（约2．66亿元人民币），以为资本，购买‘尹（伊）敦’、‘福星’、‘永清’三只轮船，于上海、天津等地，各立码头。是日，轮船招商局宣告成立”^〔1775〕，唐廷枢出任总办，朱其昂、朱其诏、徐润、盛宣怀出任会办，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此诞生。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19日），轮船招商局的“伊敦号”货轮（载重量507吨），从上海首航香港，从此揭开中国轮船航运史的新篇章。此时，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17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拥有轮船5艘，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6艘，已经占有绝对优势。英美轮船公司为继续垄断市场，立即联手打压运价，企图扼杀轮船招商局。李鸿章随即采取“筹借官款”、“托运漕粮”、“减免税捐”等扶植措施，不仅使“轮船招商局”逐渐走出逆境，而且先后开设天津、牛庄（辽宁鞍山市海城市牛庄镇）、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及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马来西亚槟城港）、安南（越南）、吕宋（菲律宾马尼拉港）19处口岸分局。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轮船招商局的“伊敦号”轮船首航日本神户、长崎，开创中国商轮驶入国际航线的历史纪录，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后来曾一度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著名学者郑观应曾评价说：“轮船招商一局，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开始）。”^〔1776〕

光绪元年（1875年），轮船招商局发起组建“保险招商局”，创办“仁和保险公司”，承办船舶保险，首创中国人自办的保险业；同时架设总局（上海三马路）到吴淞口的电话专线，开通中国人自有的第一条电话线路。光绪二年（1876年），轮船招商局的资本总额达到396．428　8万两银（约9．6亿元人民币），拥有轮船16艘，载运量11　854吨，实力与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相当。光绪三年正月十七日（1877年3月1日），轮船招商局获准“假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百九十万两有奇”^〔1777〕，最终以222万两纹银（约5．3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全部资产，首创中国企业收购外商企业的先例，从此拥有轮船30余艘，载运量3万多吨。“迨（光绪）三十三年，（招）商局与英商怡和、太古订利益均享之约（齐价合同），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1778〕。此后，轮船招商局增设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宁波、温州、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烟台、营口、塘沽、天津、通州等处货栈，业务继续有所发展。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轮船招商局创办“济和水火险公司”。光绪五年九月初五日（1879年10月19日），轮船招商局的“和众号”轮船满载旅客400余人首航檀香山，引起各界关注。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880年7月30日），“和众号”轮船首航旧金山，再次引起轰动。光绪七年八月十二日（1881年10月4日），轮船招商局的“美富号”轮船满载茶叶首航英国港口。光绪八年（1882年），轮船招商局参与投资的“开平矿务局”正式投产，当年产出原煤3．8万吨；随后不断增产：1883年达到7．5万吨，1889年达到24．7万吨，1898年达到73万吨。据夏东元先生研究，轮船招商局前期的经营获利甚多：“同治十二年（1873年）得利六万七千余两（约1　624万元人民币），同治十三年（1874年）得利十三万五千余两（约3　273万元人民币），光绪元年（1875年）得利十五万一千余两（约3　661万元人民币），光绪二年（1876年）得利三十四万九千余两（约8　462万元人民币），光绪三年（1877年）本年除开销并赈捐三万四千余两外，尚得利四十一万九千余两（约1．015　9亿元人民币），光绪四年（1878年）本年生意除开销外，得利七十六万六千余两（约1．857　2亿元人民币），光绪五年（1879年）本年除开销外，得利六十七万余两（约1．624　4亿元人民币）。”^〔1779〕李鸿章后来上奏说：“统计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约48．5亿—72．7亿元人民币）。”^〔1780〕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883年12月14日），法军第二次进攻越南北部，“中法战争”爆发。光绪十年六月初八日（1884年7月29日），轮船招商局为躲避法军舰队的攻击，以“明售暗托”的方式与美商“旗昌洋行”达成协定，史称“售产换旗事件”。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1885年8月1日），盛宣怀出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之后，立即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30万英镑（约2亿元人民币），以原价向美商“旗昌洋行”赎回船只，重新挂上中国商旗出航。光绪十三年（1887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试办中国第一家保税仓栈。光绪十五年（1889年），轮船招商局参与投资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投产，首创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成为洋务运动的4大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之一。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日本赢得“甲午战争”胜利后，迫使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沙市（湖北荆州市沙市区）、重庆、苏州、杭州开埠，日本率先取得长江上游的航运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两江总督刘坤一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三年制高级洋务培训班），盛宣怀积极予以资助。所需经费由招商轮船、电报两局筹办，每年由轮、电两局出资10万两。其中招商局6万两（约1　455万元人民币）”^〔1781〕。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1897年4月8日），盛宣怀出任首任校长的“南洋公学”开学，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轮船招商局投资80万两纹银（约1．94亿元人民币），“上海电报局”投资20万两纹银（约4　849万元人民币），并集股250万两纹银（约6．06亿元人民币），开办“中国通商银行”，首创中国第一家银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清王朝“与英、日订内港行轮章程，凡内地水道，外轮悉攫得行驶之权，于是向之华商小轮不得行驶各地，始一律弛禁焉。江、浙、闽、粤轮船公司次第设立，转输客货，人称便捷”^〔1782〕，从此解除禁止华商兴办轮船航运的禁令。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10年间，中国迅速崛起航运企业405家，拥有轮船630余艘。“自是小轮公司渐推渐广，闽、粤滨海之区，轮樯如织，随处可通”^〔1783〕，“往来宜昌、重庆、嘉定（四川乐山市）、叙府（四川宜宾市）之小轮，各公司盈亏不一，而航路四达，商旅便之”^〔1784〕。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轮船招商局投资101万两（约2．448　7亿元人民币），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厂矿公司”，首创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从1885年到1912年盛宣怀连任督办的18年时间，轮船招商局的净资本由不足200万两（约4．849亿元人民币），逐年递增到2　000余万两（约48．49亿元人民币），经营效益十分显著。与此同时，清王朝也开始加紧盘剥轮船招商局。据史料记载，1894年慈禧太后搞60岁生日的所谓“万寿庆典”，就要求轮船招商局报效5．2万两纹银（约1　261万元人民币），此后仅是1899年到1903年的5年时间，清王朝从轮船招商局的折旧款项中又先后提走三十八万余两纹银（约9　213万元人民币）^〔1785〕。

1912年2月1日，轮船招商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全部资产押借给孙中山临时政府作为借款抵押。1914年2月16日，轮船招商局股东特别会议决定另立“积余产业公司”，统管非航运业务，实现航产分业。抗日战争时期，轮船招商局先后凿沉十余艘轮船及多艘趸船阻挡日军。抗战胜利之后，轮船招商局发展到船舶246艘，载重量25．7万吨，约占当时全国船舶总吨位的40%。

1948年10月1日，轮船招商局改组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4月14日，招商局“中102号”轮船船员配合国民党军伞兵第3团官兵2　500余人，从上海北上赴青岛途中宣布起义。1949年4月30日，“追随蒋介石的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执行国民党政府的指示，率员去台湾，成立了招商局台湾总管理处，并劫夺船舶与物资赴台。截至上海解放时，招商局撤退到台湾的员工共5　356人，占全公司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被劫夺赴台湾的船舶共95艘、24．6万载重吨，其中海轮80艘、22．4万余载重吨，占海轮总数的81%强。未及劫走的船舶，一部分被炸沉或焚毁”^〔1786〕。此时，“招商局在上海地区的设施和船舶，除四号码头受轻微损伤，一、二、六号码头部分物资被弄走外，其余各码头、仓库均无损失。保留下来的船舶共约10万载重吨。它们成为新中国发展航运事业的基础”^〔1787〕。5月27日，上海市财经接管委员会航运处处长于眉、副处长邓寅冬率部进驻招商局（上海总公司）。6月5日，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正式办理移交，“具有77年历史的旧招商局，从此回到人民怀抱，获得了新生，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一支生气勃勃的主力军”^〔1788〕。

1949年9月19日，招商局“海辽”轮从香港赴汕头途中宣布起义。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经理汤传篪（chí）、副经理陈天骏率领员工600余人及轮船13艘宣布起义，“13艘海轮在各自船长的率领下，举行了升旗仪式。办公楼、码头、仓库也同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789〕。1950年1月24日，招商局“海玄”轮在新加坡宣布起义。与此同时，香港及海外的各家商船也纷纷回归祖国。“从1949年底至1951年下半年，北归的南船计21艘，86　941总吨，130377载重吨，加上民生公司驶返上海、广州的23艘船舶，驶返祖国的私营公司船舶共达44艘，共约14万总吨。这些船舶回归新中国后，大多参加了华南和北洋航线的运输。少数船舶北归后参加了对外运输，由于这些船舶大多悬挂外国旗，可以减轻台湾当局的迫害程度，因此这支运力成了建国初期突破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承运新中国外贸运输的重要力量”^〔1790〕。1950年9月2日，“交通部给香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颁发证明书，正式确认该公司为交通部下属企业”^〔1791〕。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改称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1792〕。香港招商局继续保留“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名称。

1980年1月8日，香港招商局“将船务部改组为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1793〕，“这一年，明华公司拥有各类型船舶共9艘，244　373载重吨。1981年增至16艘，共409　180载重吨”^〔1794〕。“1980年9月19日，正式成立招商局驳船运输有限公司，专责经营拖驳运输、交通艇服务、码头及船舶装卸、集装箱装拆及贮存等业务”^〔1795〕。1985年5月1日，香港招商局“将业务部改组为招商局船务企业有限公司”^〔1796〕。“1978年至1985年招商局共订造新船90艘，230万吨，购入二手船276艘，571万吨，合计366艘，801万吨”^〔1797〕。“截至1985年底，招商局在香港的二级企业达12家（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友谊船厂、海通公司、明华公司、船务企业公司、发展公司、国际船舶贸易公司、仓码公司、招商工程公司、远东船舶检验社、华德工程公司），三级全资附属公司18家、合资联营企业36家，上述企业达70家，职工6　666人（不包括合资企业）”^〔1798〕。

1985年11月12日，“招商局集团及其董事会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1799〕，由交通部钱永昌部长兼任董事长。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在蛇口隆重开业，我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银行宣告诞生”^〔1800〕。1988年5月27日，“平安保险公司在蛇口正式开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港币各3　000万元。根据投资经营协议的规定，招商局蛇口社会保险公司投资51%，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投资49%”^〔1801〕。1997年12月19日，“中国交通进出口总公司”并入“招商局集团”。1998年4月1日，“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并入“招商局集团”，“招商局集团”升格为国务院直属企业。2000年7月7日，“交通部重庆公路科学研究所”转制并入“招商局集团”。2002年4月9日，“招商银行上市，募集资金107亿元人民币”^〔1802〕。2004年，“招商局集团盈利创历史新高，实现营业收入165．71亿港元，较2003年增长24．87%；经常性利润51．96亿港元，同比增长53．72%；利润总额57．03亿港元，同比增长77．66%；净利润40．48亿港元，同比增长108．66%”^〔1803〕。2007年，时值“招商局”创立135周年，“招商局集团”利润总额达到200亿元人民币，经常性利润160亿元，净利润首次突破100亿元人民币^〔1804〕。2008年11月12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向“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颁发“特别成就奖”。2009年，“招商局集团”总资产达到2　682．76亿元人民币，净资产达到720．44亿元人民币，管理总资产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诚如秦晓董事长所言：“彼岸无限好，可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可能永远是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把握发展、运动的方向，研究、处理运动过程中的问题，比起我们勾画的那个目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805〕

【注释】

〔1758〕见顾宝田《尚书译注》第41页《虞夏书·禹贡》。

〔1759〕见顾宝田《尚书译注》第41页《虞夏书·禹贡》。

〔1760〕见胡奇光《尔雅译注》第278页《释水》。

〔1761〕见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绪编第1章第4节第36页《鸦片战争前轮船在中国领水的出现及其活动》。

〔1762〕见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绪编第1章第4节第35页《鸦片战争前轮船在中国领水的出现及其活动》。

〔1763〕见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绪编第1章第4节第37页《鸦片战争前轮船在中国领水的出现及其活动》。

〔1764〕见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绪编第1章第4节第39页《鸦片战争前轮船在中国领水的出现及其活动》。

〔1765〕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50卷第4451页《交通志二》。

〔1766〕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50卷第4451页《交通志二》。

〔1767〕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0卷第528页《同治十年》。

〔1768〕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0卷第532—533页《同治十年》。

〔1769〕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0卷第566页《同治十一年》。

〔1770〕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0卷第568页《同治十一年》。

〔1771〕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0卷第568页《同治十一年》。

〔1772〕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0卷第580页《同治十一年》。

〔1773〕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0卷第581页《同治十一年》。(www.xing528.com)

〔1774〕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0卷第587页《同治十一年》。

〔1775〕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0卷第602—603页《同治十一年》。

〔1776〕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商务三》。

〔1777〕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50卷第4453页《交通志二》。

〔1778〕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50卷第4458页《交通志二》。

〔1779〕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9章第202页《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

〔1780〕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9章第203页《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

〔1781〕见张后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章第4节第234—235页《官督商办后期的招商局》。

〔1782〕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50卷第4459页《交通志二》。

〔1783〕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50卷第4460页《交通志二》。

〔1784〕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50卷第4460页《交通志二》。

〔1785〕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9章第207页《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

〔1786〕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版）第1章第1节第2页《招商局的新生》。

〔1787〕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版）第1章第1节第2页《招商局的新生》。

〔1788〕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1章第2节第3页《招商局的新生》。

〔1789〕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1章第5节第28页《招商局的新生》。

〔1790〕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2章第2节第85页《招商局业务恢复时期》。

〔1791〕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2章第3节第86页《招商局业务恢复时期》。

〔1792〕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2章第3节第86页《招商局业务恢复时期》。

〔1793〕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4章第3节第269页《多元化集团化形成时期》。

〔1794〕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4章第3节第269页《多元化集团化形成时期》。

〔1795〕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4章第3节第284页《多元化集团化形成时期》。

〔1796〕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4章第3节第276—277页《多元化集团化形成时期》。

〔1797〕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4章第3节第298页《多元化集团化形成时期》。

〔1798〕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4章第4节第321—322页《多元化集团化形成时期》。

〔1799〕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5章第1节第327页《经济起飞及向跨国化发展时期》。

〔1800〕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5章第4节第414页《经济起飞及向跨国化发展时期》。

〔1801〕见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第5章第4节第418页《经济起飞及向跨国化发展时期》。

〔1802〕见王玉德、杨磊《再造招商局》（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303页《附录三：招商局大事记》。

〔1803〕见王玉德、杨磊《再造招商局》（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303页《附录三：招商局大事记》。

〔1804〕见王玉德、杨磊《再造招商局》（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303页《附录三：招商局大事记》。

〔1805〕见秦晓《制度变迁中的实践与思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关于中信公司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