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通信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诗经》中就有盼望得到亲人信件的诗句。譬如《采薇》有“我戍未定，靡使归聘（我的驻守地经常变动不定，很难托人捎封家信）”〔1711〕，《桧风》有“谁将西归，怀之好音（如果有人西向回归故乡，请为我捎封家信报送平安）”〔1712〕。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发现两封私人信件。这两封信件“保存完好，两面均有墨书文字，字迹尚清晰可认”〔1713〕，是秦军驻扎淮阳（河南周口市淮阳县）的两个士兵写给其兄弟“中（衷）”的私人信件，主要内容是请母亲赶快托人送来“禅裾襦（夏衣）”，或送钱来制备夏衣。其中，第一封信署名是“黑夫”和“惊”两兄弟，时间是“二月辛巳”，“据黄盛璋考证，当为秦始皇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公元前223年4月6日），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两年”〔1714〕。当时秦国法纪很严，这两封信显然不可能通过官方邮驿传送，只能是私人顺道捎递。东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也有“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畏君不识察”〔1715〕的诗句，可见当时捎一封家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据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主，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1716〕。专家认为，这位善于利用交通便利掌握商业信息的富商大贾刘宝，“似乎也办有私驿，不过只是以沟通物价信息为主”〔1717〕。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曾留有名句：“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1718〕，显然就是托人捎口信。
鸦片战争之后，浙江宁波等地开始创建民间邮递的私营机构，被称为“民信局”。据1921年交通部《置邮溯源》所言，“民间使用的邮政似乎不早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在这个时期以前，除了供王事之用的邮政以外，民用邮政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或加以系统化。按照当时的习俗，高级官吏出门做官，在他的随从人员中，总有一位顾问，叫做‘老夫子’，除备咨询之外，还兼做文案；正是由于这些‘老夫子’，私营邮政公司——民信局才因而产生。‘老夫子’几乎全部是浙江绍兴人，而绍兴的海口又是宁波，所以这些民信局最初在宁波产生，而终于成为全国私营民信局组织的总枢纽”〔1719〕，“这种制度，服务人民，既久且佳，但从全国观点看，它的致命缺点是只发展有利可图的路线，而忽视入不敷出的地方”〔1720〕。“清朝中叶以后，民信局大大发展，达到最盛期。不仅遍及国内各大商埠，还把业务扩大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檀香山等华侨聚居地带。在东南亚一带，民信局又称‘侨批局’，仅新加坡一地，清朝末年时侨批局就达49家之多。有些侨批局，甚至一直活动到本世纪40年代”〔1721〕。国内的民信局经营机构，也发展到福建、广东、山东，以及天津、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数量达上千家，同时也出现“地信局”、“轮船信局”、“侨批局”等不同称谓，业务内容也由单一的递送信件，扩展到邮递包裹、经办汇兑。到1934年3月1日，民信局即将被民国政府取缔之前，全国仍存有民信总局380家，分局922家。近年来已经先后发现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民信局信函、信封、古碑、招牌、印章、邮戳等实物原件，证实了当年民信局的活跃。据研究，清代的民信局，以“总局”、“分局”、“代办处”为系统，各字号之间普遍实行业务协作，有些甚至已经开始实行联号合营。当时较大的民信局，其资金多达数十万两纹银，较小的民信局则仅有数千两投资。民信局内部除有老板之外，还设有管柜、账司、挑夫、脚夫、杂役、厨役等分工，月薪约2—5串制钱（约485—1 212元人民币〔1722〕）。民信局的信资收费标准并不统一，大体上是本县范围的平信收费24文制钱（约5．82元人民币）；长江南岸的平信收费60—70文制钱（约14．55—17．06元人民币）；长江北岸的平信收费100—200文制钱（约24．25—48．5元人民币）。如果是从宁波寄到江西、湖南、山东、天津的平信，则加倍收费。挂号信件除加倍收费外，还要加收“挂号费”。汇兑业务一律以现金入汇，采用汇票方式传递，到目的地领取现金，汇兑费大约是汇兑金额的百分之一。
所谓“麻乡约”，就是肇始于重庆的一家民信局，后来发展到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近年来已经先后在重庆市綦江县东溪镇，以及四川、贵州、云南、湖北等地发现麻乡约的各种遗物。麻乡约的创建者名叫陈洪义，又名陈鸿仁，是重庆市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新盛镇陈家村）人。由于陈洪义长期在外当轿夫跑码头，又有一脸麻子，因此外号人称“陈跑通”、“陈麻乡”。咸丰二年（1852年），唐树义之子唐炜出任四川布政使司藩库大使，雇轿子到重庆上任，陈洪义不仅服务热情，而且照顾周到，深得唐树义父子的赏识。此后陈洪义在唐树义父子的支持下，开始利用抬轿子的交通之便创办麻乡约，提供邮件递送服务。同治五年（1866年），陈洪义到重庆市渝中区白象街开办总号，命名为“麻乡约大帮信轿行”，从此逐渐形成遍及川黔滇各地，兼营客运、货运、信件、包裹，及汇兑业务的私营交通企业。
麻乡约的客运工具主要有官轿、小轿和滑竿，各有明码标价。长途客运被称为“长路轿子”，顾客可以选择一轿直达的“包送”，也可以选择逐站传递的“打兑”。长途起轿之前，麻乡约交给顾客一份清单（契约），载明起止站点、付费金额，以及服务内容；送到目的地之后，轿夫照单收费，并按规定上交大约10%的管理费。据资料显示，当时从重庆到贵阳的轿程，一般需要走15天，收费11块银元（约1920元人民币）。如果继续走到云南、越南、缅甸等地，收费标准就大有提高，被轿行内部称之为“红差”。据资料记载，麻乡约每天从重庆起程的轿子，少则30—50乘，多则70—80乘，最多时可以达到上百乘。轿夫起轿之后，沿途浩浩荡荡，吆喝声此起彼伏，确实是当时驿路上一道颇有韵味的风景线。
麻乡约的信件业务，分为“正站（平信）”和“快站（快信）”。“正站”每月投递9次，其日程及信资都有明确规定，重庆到贵阳的日程是11天，信资72文制钱（约17．46元人民币）；重庆到昆明的日程是24天，信资150文制钱（约36．37元人民币）；重庆到成都的日程是8天，信资32文制钱（约7．76元人民币）；重庆到嘉定（四川乐山市）的日程是10天，信资40文制钱（约9．7元人民币）；重庆到泸州的日程是4天，信资24文制钱（约5．82元人民币）；重庆到打箭炉（四川甘孜州康定县）的日程是15天，信资100文制钱（约24．26元人民币）。“快站”又有“火烧信”及“幺帮信”之别。“火烧信”是指烧去信封一角的急件，派专人投递，按照约定时间送达；“幺帮信”是用油纸加封保护的快件，目的是避免雨水浸湿，一般可以比“正站”规定时间提前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快站”的收费标准较高，一般由双方临时约定，路途较近者，可以“加赏”3—5两纹银（约727．35—1 212．25元人民币）成交；路途较远者，收费可以高达数十两，甚至上百两纹银（约24 245元人民币）。
麻乡约的汇兑业务，包括商业兑汇（递送汇票到当地取钱）、官方托汇（直接运送纹银），汇兑费按照金额大小及距离远近计算。据现有资料可知，光绪初年（1875年），从重庆汇兑到成都、嘉定（四川乐山市）、叙府（四川宜宾市）等地的商业汇兑，大约是每千两纹银收取汇兑费6两；从重庆汇兑到贵阳、昆明等地的商业汇兑，大约是每千两纹银收取汇兑费8两。如果是官方汇兑，因为直接运送现银的风险较大，汇兑费也就加倍收取。当时麻乡约每年汇兑金额达到300万两纹银（约7．27亿元人民币），汇兑费收入也应当有大约3万两（约727万元人民币），其效益由此可见一斑。
麻乡约的货运业务，主要活跃于重庆到贵阳、昆明，重庆到成都的交通主干线，光绪末年（1909年），逐渐拓展到越南、缅甸，与云南各地的马帮和船帮形成合作关系。麻乡约的货运方式，基本上是肩挑背扛，如有大宗商品的托运，则临时雇用骡马。当时运输的主要商品是销往越南、缅甸的丝绸、茶叶、工艺品、锡制品，以及护送灵柩的所谓“黑差”。由于麻乡约的货运注重货物保护，并且严格守时、守约，因此深得商家好评，生意一直比较兴隆。
麻乡约的经营特色，就是始终对外坚持保证质量、保证时间期限，注重信誉，严格实行按约赔偿制度；对内实行层层负责，待遇明确，赏罚分明。员工生病时，可以提供药丸，工作沿途设有客栈、茶馆，可以免费提供员工食宿及娱乐，甚至于在贵阳小关还设有员工墓地，对伤病员工也有一定的抚恤制度。
民国初年（1912年），麻乡约的业务出现萎缩，开始将资金转入房地产，很快就购置了綦江等地的土地1 200余亩，以及綦江南门桥一带大量房产。同时又购置了重庆市渝中区绣壁街、凤凰台、响水桥、麦子市、二牌房、金马寺、南纪门等9处大院，并且在昆明、贵阳、遵义、泸州等地也购置了大批房地产。1934年，国民政府虽然明令禁止民信局的经营活动，但是麻乡约仍然以“总承包”方式继续活跃于部分交通路线。据红军时代老干部王宇光同志回忆，1941年2月下旬，他与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接受周恩来副主席交办的一项秘密任务，要求暗中从重庆运送1部电台到成都备用。几经利弊权衡之后，最后决定选择麻乡约的货运渠道，终于顺利通过沿途的阻碍〔1723〕。1947年2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中共川康特委的马识途同志，以成都华西协和中学英文教员为职业掩护，随即利用这部电台收听、记录新华电台广播的信息，秘密发行一份油印小报，刊名《XNCR》（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广泛流传于地下党及进步青年之中，继续坚持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
【注释】
〔1711〕见蒋建元注译《诗经》第157页《小雅·采薇》。
〔1712〕见蒋建元注译《诗经》第134页《桧风·匪风》。(www.xing528.com)
〔1713〕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附录1第601页《先秦时期的民间通信》。
〔1714〕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附录1第602页《先秦时期的民间通信》。
〔1715〕见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卷第25—26页《其十七》。
〔1716〕见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卷第156—157页《法云寺》。
〔1717〕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附录1第608页《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通信》。
〔1718〕见《全唐诗》第201卷第2980页，岑参《逢入京使》。
〔1719〕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附录1第617—618页《民信局和侨批局的产生》。
〔1720〕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附录1第618页《民信局和侨批局的产生》。
〔1721〕见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第177页《民信局的兴起》。
〔1722〕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清代1斤约596．8克，1两约37．3克，当前银价1克约6．5元人民币。
〔1723〕见《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9章，王宇光《鄂西——红岩——成都·周恩来交给的特殊任务：建立秘密电台》。王宇光同志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红军老干部，曾先后担任中共巴东工委书记、成都工委委员、川南工委书记；解放后出任西南水利局副处长、西南团工委组织部长、重庆钢铁公司经理，1988年离休，2007年3月15日病逝于重庆，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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