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驿传部的作用及其在中国交通史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邮传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673年12月31日），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当时，兵部郎中（司长）党务礼、户部员外郎（副司长）萨穆哈正好“在黔督理移藩舟马刍粮事务”^〔1703〕，闻变后立即赶回沅州（湖南怀化市芷江县）调用驿马，“疾驰十二日，至京告变”^〔1704〕，史称“疾驰告变”，它使康熙帝深刻认识到驿传的重要性。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下令设置驿路沿途的“笔帖式”，负责驰报军情，要求昼夜飞驰千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反击沙俄侵略，收复雅克萨（黑龙江黑河市漠河县兴安乡对岸，现已被俄国占领），下令开辟“乌拉驿路”约1　000公里，从乌拉站（吉林吉林市船营区）通往黑龙江站（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随后又开辟“嫩江驿路”约700公里，从墨尔根站（黑龙江黑河市嫩江县）通往漠河（黑龙江黑河市漠河县），后来被称为“黄金之路”^〔1705〕。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为平定准噶尔叛乱，下令开辟“乌里雅苏台驿路”约1　200公里，从乌鲁木齐通往乌里雅苏台（蒙古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下令设卜奎驿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随即开辟“黑龙江驿路”675公里，从齐齐哈尔通往黑龙江城（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下令开辟“漠北（外蒙）驿路”约1　600公里，从独石口（河北张家口市赤城县独石口镇）通往库伦（蒙古乌兰巴托市）。雍正十年（1732年），下令开辟“海拉尔驿路”约550公里，从齐齐哈尔通往海拉尔（内蒙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雍正十二年（1734年），下令开辟“西藏驿路”约2　000公里，从打箭炉（四川甘孜州康定县）通往拉萨，沿途设置“塘汛”、“番塘（驿站）”。雍正十三年（1735年），下令开辟“乌兰诺尔驿路”约1　150公里，从呼兰（哈尔滨市呼兰区）通往乌兰诺尔（内蒙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乌兰泡）。乾隆十九年（1754年），下令开辟“巴里坤驿路”约3　000公里，从神木（陕西榆林市神木县）通往巴里坤（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据史料记载，清代的驿路仍然统归于兵部车驾清吏司管理，但是驿站管理权已经下放到地方府州县，全国共设有驿站2　000余处，配置驿夫约7万余人；递铺约1万余处，铺兵约4万余人。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驿传系统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开始面临近代邮政的严重挑战。

《清史稿》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建议创办邮政。四年（1878年），始设送信官局于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以赫德主其事，九江、镇江亦继设局。是为中国试办邮政之始。”^〔1706〕这就是说，清代“官办邮政”的初创者竟然是充当“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其实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就公然在广州城外的驻地开办了所谓“英国邮局”，用快艇为鸦片走私贩提供信息传递。清王朝毫无主权意识，竟然礼称为“客邮”。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842年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岛。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五日（1842年4月15日），英军头目璞鼎查发出通告，宣布开办“香港英国邮局”。《南京条约》签定之后，英国政府命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兼任“英国邮局”代理人，设立所谓“领事邮政代办所”，公然将所谓“英国邮局”开设到中国的“通商口岸”。此后美、法、德、俄，及日本等国纷纷非法到中国开办邮政。到20世纪初期，中国境内的“客邮”机构已经达到344处。其中日本人设有140处，俄国人设有119处。1921年，中国外交部正式照会美、英、法、日4国，要求撤销“客邮”，当年11月，中国发布《撤销“客邮”宣言》，宣布“客邮”非法。1922年2月1日，“太平洋会议”通过撤销外国“客邮”的议案，限期于1923年1月1日前全部撤销。但是日本设置于东北的“客邮”却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结束，英国设置于西藏的“客邮”，更是拖延到1955年才由印度政府移交中国。

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法军偷袭台湾基隆港，被清军刘铭传部击败。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兰西兵扰粤、闽，诏起（刘）铭传，加巡抚衔，督台湾军务……初授福建巡抚，寻改台湾为行省，改台湾巡抚”^〔1707〕。刘铭传作为首任台湾巡抚，十分重视台湾的交通建设。光绪十二年（1886年），刘铭传设立“台北电报总局”，架设电话线路约700公里。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铭传设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着手修建台湾铁路，经过6年多时间的艰难施工，建成基隆到新竹的铁路约106．7公里。光绪十四年（1888年），刘铭传利用驿传设施创立“台北邮政总局”，首创中国自主的邮政制度。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1896年3月20日），经过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一再呈请，慈禧太后终于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据《大清邮政开办章程》记载，“大清邮政官局”开办之初，其业务机构仍然是“总税务司”的“寄信局”，覆盖面仅限于北京、天津、牛庄、烟台、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蒙自、龙州等地。其中重庆“寄信局”还只能寄信件，不能寄包裹。当时收费标准是：明信片每件收银元1分（约1．73元人民币^〔1708〕）。封口信件重量二钱半以下，每件收银元2分；重量五钱以下，每件收银元4分；重量一两以下，每件收银元8分。中文报纸，每张收银元1分；外文报纸，每张收银元2分；书刊等印刷品实行计重收费，每二两收银元2分；挂号邮件加倍收费。到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已经开设邮政分支机构6　200处，邮路里程总计达到38．1万里，共递送邮件3．6亿余件，邮送包裹302万余件，汇兑758万两^〔1709〕。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清王朝宣布设立“邮传部”，将铁路局、船政招商局、内地商船、电讯、邮政总局，及交通银行全部划归邮传部管理。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部级交通行政管理机构，也是交通资源的一次大整合。邮传部最初设有5个司，即船政司、路政司、电政司、邮政司、庶务司，后来又撤销庶务司，增设承政厅、参议厅。但是清王朝“预备立宪”的本意只是想缓和国内的民主浪潮，并非励精图治的改革，因此邮传部设立之后仍然困难重重。

首先是接管邮政不顺。由于当时的邮政总局是总税务司创办，总税务司以清理垫资费用184万两为由，要求邮传部在5年之内交还，迟迟不肯移交管理权。直到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1911年5月28日），清王朝已经面临崩溃的前夕，才终于移交给邮传部，同时明确规定：原海关聘用的“所有在事人员、差役，均不撤换，长久留局；其薪水养老等费，请假派遣等事及应升官阶，应增薪俸，俱照旧章由邮政总办酌核办理，一切事件，中国政府自必顾念优待”^〔1710〕。此时的“大清邮政总局”，虽然名义上是由邮传部左侍郎兼铁路总局局长李经方执掌，但实际上仍然被时任“邮政总办”的法国人帛黎控制。

其次是裁撤驿传不顺。由于驿传系统隶属兵部（陆军部）管辖，涉及每年300万两纹银的预算经费利益，陆军大臣荫昌坚持认为裁撤驿传有碍军事，极力主张保留驿传。尽管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再表示愿意接受“三分其费”的处置方案，即三分之一留给各省，三分之一留给陆军部，三分之一划拨邮传部，但是荫昌始终坚持不肯让步。直到1912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才正式宣布裁撤驿站。从此，历时3　500余年的驿传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注释】

〔1703〕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章第456页《三藩之乱》。(www.xing528.com)

〔1704〕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章第456页《三藩之乱》。

〔1705〕黄金之路：1883年，沙俄深入到中国漠河县境内盗采黄金，先后建房700余间，立窑500余所，设商户180余家，移民1万余人，并公然宣布建立所谓“热尔图加共和国”，设立“市政厅”、“警卫队”，及税收机构。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军剿灭“热尔图加共和国”。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创办“漠河金矿总局”。此后“嫩江驿路”就成为黄金运输通道，称为“黄金之路”。

〔1706〕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52卷第4475页《交通志四》。

〔1707〕见赵尔巽《清史稿》第416卷第12079页《刘铭传传》。

〔1708〕银元，俗称“洋钱”、“大洋”，是中国近代逐渐流行的银币。15世纪末年，欧洲国家开始铸造银元。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银元流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泛滥到全国各地。1890年，清王朝也开始仿造银元。1910年9月，清王朝发布“币制则例”，正式将银元列为法定货币，规定银元的含银标准量为七钱二分（约26．568克）。

〔1709〕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52卷第4479页《交通志四》。

〔1710〕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第12编）》（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章第186页《中国海关与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