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年）生于江陵城东（湖北荆州市沙市区），12岁中秀才，被誉为“江陵神童”，16岁中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2岁的张居正以2甲第9名中进士，此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研究生）、翰林院编修（正7品）、国子监司业（正6品）、裕邸（裕王府）讲读、翰林院侍读（正6品）、翰林院侍讲学士（从5品）、翰林院学士（正5品）。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裕王朱载垕（hòu）继位，张居正开始受到重用。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正3品）兼文渊阁大学士（正5品）进入内阁；当年四月，又升任礼部尚书（正2品）兼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加衔少保（从1品）兼太子太保（从1品）；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兼太子太傅（从1品）、吏部尚书（正2品）；进少傅（从1品），兼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张居正47岁出任内阁首辅，随即厉行改革。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明确“以钱谷为考成”〔1675〕。随即又颁布《清丈条例》，竟然查出隐瞒税赋的耕地233．6万顷，占当时全国701．4万顷耕地的33．3%。万历五年（1577年），明王朝的财政收入从隆庆年间（1567—1572年）的岁入250万两（约6．06亿元人民币〔1676〕），增到435万两（约10．55亿元人民币），增幅达到74%，当年就实现财政结余85万两（约2．06亿元人民币），开始扭转财政长期亏虚的困难局面。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推行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1677〕。其核心内容，就是将丁税及徭役并入田赋，既简化了赋税征收，同时也减轻了无地贫民的负担，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就损害了部分权贵的利益，结果是“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1678〕，“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约9．698亿元人民币）”〔1679〕，明王朝的财政状况从此进一步好转，史称“万历新政”。此外，张居正还大力支持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军事活动，彻底肃清为患多年的倭寇，并强化长城边备，遏制蒙古骑兵的侵扰，保障了改革的顺利实施。
张居正推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内容，其中也包括驿传制度。明太祖建国之初，就下令恢复全国各地的驿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颁布《应合给驿条例》，第12条明确规定，严格限定给驿条件，凡是违例使用驿传者，都要受到严厉处罚。洪武三十年（1397年），驸马都尉欧阳伦“数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帝大怒，赐（欧阳）伦死，（周）保等皆伏诛”〔1680〕。一时之间，纲纪整肃，秩序井然。但是从正德年间（1506—1621年）开始，明王朝的贪渎之风逐渐蔓延，驿传制度也遭到严重破坏。达官贵人们不仅滥用驿传设施大肆挥霍，而且勒索驿银，捆打驿卒，造成大量驿卒逃亡，驿站残破。正德十年（1515）十一月，明武宗朱厚照命司礼监太监刘允赴乌思藏（公元前藏）迎“活佛”入京。刘允沿途大肆挥霍，到成都驿之后，日支驿粮百石（约7吨），蔬菜银100两（约24 245元人民币）；随后又以购置入藏物料之名，用银达13万两（约3 152万元人民币）之多。明武宗本人下江南游玩，更是动用数十万民夫，使沿途驿站饱受摧残。据《中国古代邮驿史》所言，“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全国驿传银（经费）高达三百一十三万余两（约7．59亿元人民币）”〔1681〕，这是明王朝额外摊派的专项费用，其数目之巨已经高于当时国家其他各项财政收入的总和。由此可见，明代的驿传系统确实是相当沉重的财政包袱。更令人咂舌者，是当时的邮驿系统基本上全部被“驿棍”、“驿蠹”所把持。所谓“驿棍”，即“盘踞驿递，把持驿务，包揽驿事，剥削驿夫的棍徒。有的是地方上充当马头、车户的市井无赖，有的就是驿站的官员”〔1682〕。所谓“驿蠹”，“主要是上级衙门或本管上司差遣的‘承差役人’。这些人凭借官员的势力和驰驿牌票，假公济私，狐假虎威，像蠹虫一样，害驿扰民”〔1683〕。这些家伙，或故意饿死驿马，嫁祸于驿夫，让驿夫卖儿卖女赔偿驿马，然后又利用买马的机会侵吞款项；或利用职权刁难驿夫，借以索取“常例”；或滥用驿传，运送私货；或巧立名目，加收折扣；甚至于冒充贡品，乘驿走私。总之是百般摧残驿夫，盘剥邮驿经费，导致驿传破落，驿夫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对此，张居正制订6条驿令，严格“驿传勘合（通行证）”，限制用驿标准，明确规定：非法定驿传公事“公卿群吏不得乘（驿）传，与商旅无别”〔1684〕。为推行驿传制度改革，张居正首先从自身做起。他的儿子回籍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自己出钱雇车上路；他的父亲过生日，也是命仆人骑毛驴回去祝寿；他弟弟张居敬回乡，保定巡抚主动送给一张使用邮驿的“勘合”，张居正立即退回，并严厉批评；他的仆人擅自使用驿马，也被捆送到锦衣卫杖刑后遣送回籍。对滥用驿传的官员，张居正也毫不手软。大理寺卿赵金郊游时曾经到京南驿吃一顿招待饭，就被降职一级；按察使汤卿因公出差多用了3匹驿马，被降职3级；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入住驿站，被革除“官荫”。仅一年时间，张居正就先后查处违规使用驿传的大小官员50余人，使滥用驿传的腐败现象为之整肃，“全国共省邮驿经费三分之一左右”〔1685〕。张居正改革邮驿制度的成功，也推动了其他改革措施的施行，使明王朝为之一振，张居正本人被誉为“救时宰相”，史称“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1686〕。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1582年7月9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明神宗朱翊钧“震悼辍朝，遣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赐赙甚厚。两宫太后及中宫，俱赐金币。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谥文忠”〔1687〕，随即“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丧归葬”〔1688〕。当年十二月，朱翊钧突然翻脸不认人，“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1689〕，随即又“命司礼（太监）张诚及侍郎丘橓偕锦衣指挥、给事中籍（登记没收）居正家”〔1690〕。据《明史》记载，张居正被抄家前，家门就已经被封闭。正式启封抄家时，家中已经饿死10余人。抄家的结果，“得黄金万两（约1．119亿元人民币〔1691〕），白金（银）十余万两（约2 424．5万元人民币）”〔1692〕。朱翊钧立即下诏“尽削（张）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1693〕。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也“俱发戍烟瘴地”〔1694〕。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籍没张居正家，其产不及严嵩二十分之一。株连颇多，荆、川骚动”〔1695〕。中国历史上一场卓有成效的改革，竟然以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治罪宣告终结。半个世纪之后，崇祯三年（1630年），“以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1696〕。这就是说，明朝末年的裁减邮驿，终于导致农民起义军迅速壮大，很快就形成燎原之势。其中最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就是一名“银川驿卒”〔1697〕。
【注释】
〔1675〕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1卷第961页《江陵柄政》。
〔1676〕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明代1斤约596．8克，1两约37．3克，当前白银价值1克约6．5元人民币。
〔1677〕见张廷玉《明史》第78卷第1902页《食货志二》。
〔1678〕见张廷玉《明史》第213卷第5645页《张居正传》。
〔1679〕见张廷玉《明史》第213卷第5645页《张居正传》。
〔1680〕见张廷玉《明史》第121卷第3664—3665页《安庆公主传》。
〔1681〕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第11章第9节第486页《明代邮驿的弊端》。
〔1682〕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第11章第9节第489页《明代邮驿的弊端》。
〔1683〕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第11章第9节第489页《明代邮驿的弊端》。
〔1684〕见张廷玉《明史》第213卷第5646页《张居正传》。(www.xing528.com)
〔1685〕见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第174页《明清时期的邮驿》。
〔1686〕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61卷第958页《江陵柄政》。
〔1687〕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61卷第958页《江陵柄政》。
〔1688〕见张廷玉《明史》第213卷第5651页《张居正传》。
〔1689〕见张廷玉《明史》第213卷第5651页《张居正传》。
〔1690〕见张廷玉《明史》第213卷第5651页《张居正传》。
〔1691〕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明代1斤约596．8克，1两约37．3克，当前黄金价值1克约300元人民币。
〔1692〕见张廷玉《明史》第213卷第5651页《张居正传》。
〔1693〕见张廷玉《明史》第213卷第5652页《张居正传》。
〔1694〕见张廷玉《明史》第213卷第5652页《张居正传》。
〔1695〕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61卷第959页《江陵柄政》。
〔1696〕见张廷玉《明史》第309卷第7949页《李自成传》。
〔1697〕见张廷玉《明史》第309卷第7949页《李自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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