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洋番国志》记载，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1430年5月25日），明宣宗朱瞻基下达敕令：“敕：南京守备太监杨庆、罗智、唐观保、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谟斯（伊朗格什姆岛）等国公干，大小船六十一只，该关领原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番王头目人等彩币等物，及原阿丹（也门亚丁）等六国进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纻丝等件，并原下西洋官员买到瓷器、铁锅等人情物件，及随船合用军火器、纸扎、油烛、柴炭，并内官、内使年例酒、油、烛等物，敕至，尔等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监洪保等，关领前去应用，不许稽缓。”〔1653〕六月初九日（6月29日），朱瞻基下令“遣太监郑和等赉诏往谕诸番国”〔1654〕。这就是说，朱瞻基即位5年之后，忽然心血来潮，又要郑和出使西洋。此时已经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相隔6年之久，几乎所有的航海物件都需要重新准备，显然很难保持当年浩浩荡荡的出海规模。郑和此行，“凡所历忽鲁谟斯（伊朗格什姆岛）、锡兰山（斯里兰卡）、古里（印度喀拉拉邦科泽科德市）、满剌加（马来西亚马六甲港）、柯枝（印度喀拉拉邦柯钦港）、卜剌哇（索马里下谢贝利州巴拉韦港）、木骨都束（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喃渤利（印尼苏门答腊岛班达亚齐市）、苏门答腊（印尼苏门答腊岛八昔河口）、剌撒（索马里哈尔格萨州泽拉港）、溜山（马尔代夫）、阿鲁（印尼苏门答腊岛棉兰市）、甘巴里（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科摩林角港）、阿丹（也门亚丁港）、佐法儿（阿曼佐法尔省）、竹步（索马里下朱巴州基斯马尤港）、加异勒（印度泰米尔纳德邦蒂鲁琴杜尔港）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彩币有差”〔1655〕。其实郑和此次到满剌加后，还曾经到暹罗（泰国）传达朱瞻基的敕令，往返协调满剌加与暹罗的关系；到达忽鲁谟斯之后又一度前往天方（沙特阿拉伯麦加）、默德那（沙特阿拉伯麦地那）朝圣，活动范围有所扩大。据《明史》记载，当时满剌加受到暹罗的威胁，朝贡受阻，国王西里麻哈剌派遣3名使臣搭乘苏门答腊的贡船到中国告急，朱瞻基“命附郑和舟归国，因令（郑）和赉敕谕暹罗，责以缉睦邻封，毋违朝命”〔1656〕。由此可见，调解满剌加与暹罗的紧张关系，也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使命之一。
据研究，随同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者，仍然有27 550人，但是出航的大小舰船却只有61艘，不足首航西洋的三分之一，可见随行的赏赐及交易物资已经大为减少。据《前闻记》记载，郑和此行的日程是：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日（1431年1月19日），郑和船队从龙湾（南京下关）起航，闰十二月二十一日（1431年2月3日）到达刘家港（江苏苏州市太仓市浏河镇）；随后停留两个多月，整修刘家港天妃（马祖）宫，刻立《通番事迹碑》；宣德六年二月二十六日（1431年4月8日），郑和船队到达长乐港（福州市长乐市）；然后停留将近9个月，整修长乐天妃宫，刻立《天妃灵应之记碑》。宣德六年十二月初九日（1432年1月11日），郑和船队出五虎门（闽江口），正式开始下西洋的行程：十二月二十四日（1432年1月26日）到占城（越南广治省广治市）；宣德七年正月十一日（1432年2月12日）从占城南下，二月初六日（3月7日）到爪哇（印尼爪哇岛泗水市）；六月十六日（7月13日）从爪哇起程，六月二十七日（7月24日）到旧港（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市）；七月初一日（7月27日）从旧港起程，七月初八日（8月3日）到满剌加（马来西亚马六甲港），随即往返于暹罗与满剌加之间，调解两国冲突，落实朱瞻基的敕令；八月初八日（9月2日），郑和船队继续从满剌加起程南下，八月十八日（9月12日）到苏门答腊（印尼苏门答腊岛八昔河口）；十月初十日（11月2日）从苏门答腊起程，十一月初六日（11月28日）到锡兰山（斯里兰卡）；十一月初十日（12月2日）从锡兰山起程，十一月十八日（12月10日）到古里（印度喀拉拉邦科泽科德市）；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4日）从古里起程，十二月二十六日（1433年1月17日）到忽鲁谟斯（伊朗格什姆岛）；随后郑和到天方（沙特阿拉伯麦加）、默德那（沙特阿拉伯麦地那）朝圣。宣德八年二月十八日（1433年3月9日），郑和船队从忽鲁谟斯起程返航，三月十一日（3月31日）回到古里；三月二十日（4月9日），从古里起程，四月初六日（4月25日）回到苏门答腊；四月十二日（5月1日）从苏门答腊起程，四月二十日（5月9日）回到满剌加；五月初十日（5月28日）回到昆仑洋（越南南端海面），五月二十六日（6月13日）回到占城；六月初一日（6月17日）从占城起程，六月初九日（6月25日）回到南澳山（广东汕头市南澳岛）；六月二十一日（7月7日）回到太仓；七月初六日（7月22日）回到南京〔1657〕。此后，郑和船队被解散，船厂被拆毁，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戛然而止。
关于郑和去世的时间，《明史·郑和传》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史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宣德八年（1433年）三月，郑和从忽鲁谟斯返航后，病逝于古里，享年62岁，以衣冠归葬南京牛首山；另一种说法认为，宣德十年（1435年），郑和病逝于南京守备任上，享年64岁。不过，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十年正月初二日（1434年12月1日），朱瞻基曾经下达一道措辞严厉的敕令，“敕行在（南京）工部及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太监王景弘”〔1658〕，要求“凡各处采办买一应物件并营造物件，悉皆停罢”〔1659〕。此处受命者只有郑和的副手王景弘，而没有郑和本人，可见郑和此时已经去世。由此推论，郑和病逝于古里的说法比较可信。后来历史学家们从《洪保墓志铭》、《天妃灵应之记碑》，以及《敕封天后志》等史料中，又发现“永乐元年（1403年），差太监郑和等往暹罗国（泰国）”〔1660〕；以及“永乐七年（1409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1661〕等记录，于是就有“郑和八下西洋”或“九下西洋”之说。其实在郑和下西洋之前，还有一段“下东洋”的记录，只是由于《明史》的疏漏，未予采录，因此几乎被历史遗忘。近年来，经过南京大学潘群教授、南京博物院罗宗真研究员等人研究，郑和下东洋的史实终于昭显于世。《筹海图编》记载：“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对马（壹）歧倭寇苏松（苏州府与松江府，即苏州市吴中区与上海市松江区），贼掠浙江穿山而来，转掠沿海，上（朱棣）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足利义满），源道义出师获魁以献。”〔1662〕这就是说，郑和首次下西洋的前一年，曾经奉命出使日本，与当时执掌日本政权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达成《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足利义满接受明王朝的册封，向明王朝称臣纳贡。这就是《筹海图编》所言：“初命太监郑和等招抚诸番，日本独先纳贡，并擒献犯边倭贼二十余人，就命来使治以其国之法于鄞地，令一人执炊，一人上甑，尽行蒸杀。至十五年，复入寇边将，执其酋首送。”〔1663〕由此可见，郑和下东洋的成果并不亚于下西洋的历史贡献，郑和确实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可惜随着郑和的去世，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也随之终止，这既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郑和去世后，明王朝开始远离海洋。据《明史》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闰六月，遣古里、苏门答剌、锡兰山、柯枝、天方、加异勒、阿丹、忽鲁谟斯、祖法儿、甘巴里、真腊使臣，偕爪哇使臣郭信等同往”〔1664〕。这就是说，明王朝已经不肯派遣船队护送各国使臣回国，只是让爪哇的朝贡船只顺便将其他国家的使臣捎带回去。正统五年（1440年），明王朝又让爪哇使臣搭载古里等11国使臣返程，结果“遭风溺死五十六人，存者八十三人，仍返广东”〔1665〕。明王朝当局只好继续安排食宿，重新等候顺道的便船送客。
1904年，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梁启超曾悲愤地写道：“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1666〕中国近代伟人孙中山先生曾经说：“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外国之机器，而造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何如？”〔1667〕美国历史学家博克塞也说过一句直率之语：“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1668〕中国现代伟人邓小平也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669〕这既是对郑和的高度评价，也是对明清“闭关锁国”政策的严厉批判。
【注释】
〔1653〕见巩珍《西洋番国志》卷首第10页《敕书》。
〔1654〕见《明宣宗实录》（红格抄本）第67卷第2350页《五年六月戊寅》。
〔1655〕见《明宣宗实录》（红格抄本）第67卷第2350页《五年六月戊寅》。
〔1656〕见张廷玉《明史》第325卷《满剌加传》第1963页。
〔1657〕见《中华野史（第7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6—5887页，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
〔1658〕见《明宣宗实录》第115卷第4248页《十年正月甲戌》。(www.xing528.com)
〔1659〕见《明宣宗实录》第115卷第4248页《十年正月甲戌》。
〔1660〕见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46页，林清标《敕封天后志》下卷。
〔1661〕见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第42页，陈延杭、朱家骏《郑和下西洋在福建的史迹调查·天妃之神灵应记》。
〔1662〕见《中国兵书集成（第15—16册）》（解放军出版社、沈阳书社1990年版）第513页，郑若曾《筹海图编》第6卷《直隶倭变记·苏松常镇》。
〔1663〕见《中国兵书集成（第15—16册）》第1155页，郑若曾《筹海图编》第12卷《经略二·降宣谕》。
〔1664〕见张廷玉《明史》第324卷第8404页《爪哇传》。
〔1665〕见张廷玉《明史》第324卷第8404页《爪哇传》。
〔1666〕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集第2065页《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1667〕见孙中山《建国方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建国方略之一第4章第39页《以七事为证》。
〔1668〕见陈尚胜《“怀夷”与“抑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章第70页《中退西进》。
〔1669〕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