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中国交通史中的重大变革

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税收主要就是征收粮食，称为“纳皇粮”；各级官吏的薪酬称为“俸禄”，就是“俸料钱”和“禄米”的合称；军人的薪酬称为“粮饷”，其实也就是“口粮”和“军饷”的合称。“皇粮”征集之后，需要输送到适当的地方储存，这就是所谓“仓储”。仓储制度肇始于春秋，盛行于西汉，完备于隋唐。《管子》曾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536〕《汉书》又进一步阐发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1537〕可见“仓储”之备确实十分重要。要实现“仓储”，就必须沟通“皇粮”的运输线，诚如《元史》所言，漕运是“国计者大矣”^〔1538〕。

先秦时期的运输方式主要是车载、马驮、人扛的陆运。这种运输方式效率低，耗费大，故有“百里不贩樵（柴），千里不贩籴（dí）（买粮）”^〔1539〕之说。秦代初年，出于北伐匈奴的需要，“皇粮”的运输路线主要是从关东输送到上郡（陕西榆林市榆阳区），运输方式既有黄河的水运，也有人力、畜力的陆运；后来秦军转攻岭南（广西、广东），又刻意开凿“灵渠”，利用长江、湘江、漓江、珠江的水运之便。汉代初年，“皇粮”主要是从关中输送到荥（xíng）阳（郑州市荥阳市）前线，是刘邦赢得楚汉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汉高祖定都长安（西安市长安区）之后，“皇粮”从关东输送到关中，运费几乎是“皇粮”价值的10倍。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刘彻开始大规模北伐匈奴，“皇粮”的输送量成倍增加，于是下令开凿“漕渠”，并设置“护漕都尉”，运输效率有所提高，运费随之下降。此后逐渐形成“漕粮”转运制度，史称“漕运”。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约12万吨^〔1540〕）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1541〕，可见西汉的“漕运”已经初具规模。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洛阳市老城区）后，“漕运”回避了“砥柱（三门峡）”的风险，运费有所降低，随即撤销“护漕都尉”。隋唐时期，进一步构建运河体系，改革“漕运”制度，改良漕船船型，“漕运”的目的地虽然重新回到关中，但运费却持续下降。宋代先后建都汴京（河南开封市城区）、临安（杭州市西湖区），仰赖江南的运河渠道，每年的“漕粮”输送多达600万石（约47．59万吨），但运费却比较低廉。元代改用“漕粮海运”，每年输送到大都（北京市城区）的“漕粮”虽然只有300万石（约21．96万吨），但是费用不低，最终促成了大运河北段的改建。

明代初年，“太祖都金陵（南京），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自成祖迁燕（北京），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1542〕。这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之时，可以利用长江水运保障供给，不存在“漕运”困难。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由于路途遥远，“漕运”又成为重大的政治课题，其体制变化有三，即初期的“支运”，随后的“支运”加“兑运”，最后演变为“长运”。所谓“支运”，就是由纳税人直接将“皇粮”运送到淮安府（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徐州（江苏徐州市鼓楼区）、临清州（山东聊城市临清市）、德州（山东德州市德城区）等处官仓入库，由官军转运到通州（北京市通州区）。所谓“兑运”，就是纳税人就近将“皇粮”运送到瓜州（江苏扬州市邗江区瓜州镇）、楚州（江苏淮安市楚州区），然后兑付给官军转运，由纳税人承担相应的转运费。所谓“长运”，又称为“改兑”，就是由官军负责“漕粮”的全程运输，按行程远近加征17%—80%的运费。

明代“皇粮”的征收总额为2　950万石（约211．27万吨）。其中1　200万石（约85．94万吨）用于地方财政支出，约占40．7%；800万石（约57．293万吨）用于边防军粮，约占27．1%；950万石（68．035万吨）用于中央政府的开支，约占32．2%^〔1543〕。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出于北伐的军事需要，“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河南开封市城区）。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山西忻州市忻府区）、崞（guō）（山西忻州市原平市崞阳镇）、代（山西忻州市代县）、坚（山西忻州市繁峙县）、台（山西忻州市五台县）五州运粮大同（山西大同市城区）。中书省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莱州（山东烟台市莱州市）洋海仓饷永平卫（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辽宁辽阳市老城区）为定制”^〔1544〕。这就是说，明代初年，出于北伐蒙元的军事需要，也曾经通过沿海航线输送部分“皇粮”，以保障北京及山海关前线的军需。

永乐元年（1403年），“始用淮船受三百石（约31吨^〔1545〕）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河南周口市淮阳县）颍岐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河南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时驾数临幸，百费仰给，不止饷边也。淮、海运道凡二，而临清（山东聊城市临清市）仓储河南、山东粟，亦以输北平，合而计之为三运。惟海运用官军，其余则皆民运云”^〔1546〕。这就是说，明成祖的“漕运”有3条运输路线，合称为“三运”。其一是经过淮南运河输送到陈州（河南周口市淮阳县），然后通过黄河输送到八柳树（河南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随即用车载转入卫河输送到北京；其二是通过海运输送到永平卫（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或经过天津卫转运到北京；其三是利用御河（南运河）水道，从临清（山东聊城市临清市）输送山东、河南的“皇粮”到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命平江伯陈瑄督转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于卫（河），所谓陆海兼运者也。海运多险，陆挽亦艰”^〔1547〕。这就是说，明成祖苦于海运的风险，决计开辟“漕运”路线，但始终无法回避从阳武（河南新乡市原阳县）到卫辉（河南新乡市卫辉市）之间的陆路转运。其间虽然只有70里陆运行程，但却是一处十分艰难的“瓶颈”。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明成祖朱棣开始疏浚“会通河”。所谓“会通河”，又称为“鲁运河”，是元代大运河的关键河段，其北始于会通镇（山东聊城市临清市），南达于济宁（山东济宁市任城区），长约385里，可以连通“南四湖（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经过台庄（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通往徐州（徐州市鼓楼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因黄河泛滥，“会通河”被冲毁。明成祖朱棣执政之后，下令疏浚“会通河”，其目的显然是为迁都北京创造条件，却也不失为保障“漕粮”运输的长远之计。但是要实现整个漕运路线的畅通，工程十分浩大，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幸好有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朱祁钰等几代人的努力，最终才大功告成，“自是漕运直达通州（北京市通州区），而海陆运俱废”^〔1548〕。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漕粮的需求倍增，“转漕东南，水陆兼，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1549〕。此时元代郭守敬开掘的“通惠河”水源逐渐枯竭，通航困难日益严重。明王朝只好设立通州粮仓，然后用车马转运到北京。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元也先部骑兵3万余人发起“土木堡之战”，明军主力20余万人被歼灭，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北京城陷入围困，仓促之间通州的存粮难以转运到北京。情急之中，受命监国的郕（chéng）王朱祁钰采纳于谦的意见，下令预支9个月的俸禄，以及半年的粮饷，要求自行到通州粮仓领取，同时命顺天府征集500辆大车投入抢运。于是从北京到通州的道路顿时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但是，历经半个月的昼夜抢运，仍然未能运完存粮，最后只好放火烧仓，以免资敌。

景泰二年（1451年），江南漕船已经可以直达通州（北京市通州区），明代宗朱祁钰随即设置“漕运总督”，其职务全称是“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驻节于淮安府（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主要职能就是督促保障“漕运”，并兼管沿途政务及河道维护。成化七年（1471年）十月，明宪宗朱见深又任命刑部左侍郎王恕“总理河道”，驻节于济宁（山东济宁市任城区），主持“漕运”北线及黄河的治理维护。此后“漕运”就分为南北两段，分别由“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实施管理，形成直属于朝廷的独立军事系统，管辖有124个“卫所”，“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1550〕。“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1472年）始定四百万石（约28．646万吨），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约5．41万吨），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23．235万吨），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23．63万吨），由支运改兑者七十万石（5．013万吨）”^〔1551〕，可见明代的“漕运”规模显然已经超过元代。明代的首任“漕运总督”，就是带头打死王振余党马顺而“名震天下”^〔1552〕的“给事中”王竑；末任“漕运总督”，就是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史可法。

嘉靖七年（1528年）初，巡仓御史吴仲上书建议疏浚“通惠河”，并提出具体方案。吴仲的意见得到内阁首辅杨廷和及内阁大学士张璁等人的支持，嘉靖帝朱厚熜随即命吴仲主持疏浚“通惠河”。吴仲利用元代遗留的水闸、水关，尽可能节省水源，减少工程作业，很快就疏浚50公里水道。当年六月，“通惠河”重新恢复通航，“岁省车赀（zī）费二十余万”^〔1553〕。嘉靖帝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吴仲为处州知府，并将吴仲编写的《通惠河志》采入《会典》，通州民众也为吴仲修建生祠。此后每年约有1．2万艘漕船直接驶入北京，清明节前后的漕船春祭逐渐演变为“开漕节”，成为通州的盛大传统节日。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恒雨。漕河泛溢，溃济宁及淮河诸堤岸”^〔1554〕，漕运受阻。河道总督舒应龙疏通彭河水道进入泇河，以排泄积水，于是形成“韩庄新河”，将微山湖与“泇河”连通。“泇河”是泗水的支流，发源于鲁南山区，与薛河、彭河合流后汇入沂水，南向到邳州（江苏徐州市邳州市）流入骆马湖。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河决堤，漕运再次受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河道总督刘东星受命再次疏浚“泇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泇河”疏浚工程竣工，形成长约130公里的“漕运”新渠道。从此“尽避黄河之险”^〔1555〕，“运道由此大通”^〔1556〕。

【注释】

〔1536〕见谢浩范、朱迎平《管子全译》第1篇第1页《牧民》。

〔1537〕见班固《汉书》第24卷上第1130页《食货志四上》。

〔1538〕见宋濂《元史》第97卷第2481页《食货志五·海运》。

〔1539〕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774页《货殖列传》。

〔1540〕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1石120斤。西汉1斤约250克，宋代1斤约661克，元代1斤约610克，明代1斤约596．8克。

〔1541〕见班固《汉书》第24卷上第1141页《食货志四上》。(www.xing528.com)

〔1542〕见张廷玉《明史》第79卷第1915页《食货志三》。

〔1543〕见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章第66页《漕粮运输》。

〔1544〕见张廷玉《明史》第79卷第1915页《食货志三》。

〔1545〕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明代1石容积约100升，1升约1　035毫升。

〔1546〕见张廷玉《明史》第79卷第1916页《食货志三》。

〔1547〕见张廷玉《明史》第85卷第2080页《河渠志三》。

〔1548〕见张廷玉《明史》第85卷第2082页《河渠志三》。

〔1549〕见张廷玉《明史》第85卷第2077页《河渠志三》。

〔1550〕见张廷玉《明史》第79卷第1921页《食货志三》。

〔1551〕见张廷玉《明史》第79卷第1918页《食货志三》。

〔1552〕见张廷玉《明史》第177卷第4706页《王竑传》。

〔1553〕见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第2章第166页《元明清之河渠与道路》。

〔1554〕见张廷玉《明史》第85卷第2096页《河渠志三》。

〔1555〕见张廷玉《明史》第85卷第2097页《河渠志三》。

〔1556〕见张廷玉《明史》第85卷第2097页《河渠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