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邮驿制度：水马驿、递运所、铺舍

明太祖朱元璋不仅重视交通建设，而且特别重视交通整体规划及道路资源的开发利用。朱元璋认为“驿传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矣”^〔1508〕。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即位称帝；正月二十九日（2月17日），朱元璋就下令整顿恢复全国各地的邮驿，明确规定邮驿的任务就是“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1509〕。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朱元璋要求兵部考察并改革邮驿制度。洪武十六年（1383年）六月，朱元璋下令收集全国各地的道路里程、邮驿设置、山川形势、关津亭堠、舟车漕运、物产仓储等交通资料，准备编纂成书。洪武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1394年10月1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交通大典终于刊印出版，朱元璋亲自题名为《寰宇通衢书》。据《寰宇通衢书》记载，当时从南京到辽东（辽宁辽阳市老城区）的行程是3　944里，到松番卫（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行程是5　560里，到金齿州（云南保山市辖隆阳区）的行程是6　444里，到岩州（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行程是6655里，到漳州府（福建漳州市）的行程是3　525里，到大宁卫（内蒙赤峰市宁城县）的行程是4　425里，到甘肃的行程是6　720里。当时全国南北纵向驿路约1．09万里，东西横向驿路约1．175万里。按照明代1里为300步，1步为5尺，1尺约32厘米计算，明代1里约480米。据马楚坚先生研究，明代初期“所建驿站超过2　018处。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迁都北京，随之形成以北京为中枢的邮递网络，驿站数量因政治安定而大减，计有1　289处”^〔1510〕。

明代的邮驿，由兵部车驾清吏司掌管，车驾清吏司设有郎中（正5品）1人、员外郎（从5品）1人、主事（正6品）2人，其职责是“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1511〕。车驾清吏司下设6科：都吏科负责驿船的配置及总库管理；递发科负责驿传通行证件的收发及稽查；马政科负责驿马的配置；会同科负责会同馆的管理；力士科负责京师各城门、各衙门及各陵卫的警卫；草场科负责管理各直属草料场。与邮驿相关的另一个主管部门是“通政使司”，设有通政使（正3品）1人、右通政（正4品）1人、右参议（正五品）1人，其职责就是“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1512〕，也就是公文收发、督办等秘书事务。据《明会典》记载，“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其间有军情重务、必给符验以防诈伪。至于公文递送，又置铺舍以免稽迟”^〔1513〕。这就是说，明代的邮驿，分设为3大系统：一是“水马驿”，二是“递运所”，三是“铺舍”。此外，还设有兵部车驾清吏司直接掌管的“会同馆”，分别设置于南北两京。

所谓“水马驿”，就是水路驿站与陆路驿站的合称。据史料记载，明代的水马驿有“军站”与“民站”之别，设置间距约为60—80里。军站设置于边防地区及部分土司管辖的区域，由当地驻军负责管理；民站设置于内地府州县，受兵部车驾清吏司及各省按察司双重领导，其任务是为往来的公务人员提供交通及食宿，并传递紧急公文。据《明会典》记载，全国共设有水马驿1　295处，后裁并为1　036处。其中，重庆地区就设有朝天驿（渝中区）、百节驿（巴南）、土闹坝驿（巴南）、白市驿、木洞水驿（巴南）、上陀水驿（巴南）、僰（bó）溪水驿（綦江）、白渡驿（綦江）、东溪驿（綦江）、安隐驿（綦江）、松坎驿（桐梓）、白沙镇驿（江津）、汉东水驿（江津）、龙溪水驿（长寿）、东皋驿（永川）、峰高驿（荣昌）、来凤驿（璧山）、合阳水驿（合川）、曹溪水驿（丰都）、酆陵水驿（丰都）、花林水驿（忠县）、涪陵水驿、东青水驿（涪陵）、蔺市驿（涪陵）、黔南水驿（彭水）、永宁水驿（奉节）、云根水驿（奉节）、南陀驿（巫山）、高塘水驿（巫山）、巴中驿（巫山）、五峰水驿（云阳）、巴阳水驿（云阳）、集贤水驿（万州）、襄途水驿（万州）、太平水驿（武胜）35处，另有先后被裁并的石羊驿、铜罐驿、安平驿、龙塘驿、马口驿、周溪驿、枝陇驿7处。

民站的负责人称为“驿丞”，其职责是“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chóu）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1514〕。驿丞虽然只是“未入流”的末吏，但是却直接由吏部任免，有权发布告示，动用刑具，因此也被民间视为朝廷命官。驿站的驿夫有“民夫”和“囚夫”之分。民夫就是当地雇用的民工，每年工食银约7．2—10两（约1746—2425元人民币^〔1515〕）；临时雇用者，每天的收入约20文制钱（约4．85元人民币）；囚夫就是发配到边远山区服役的囚徒，没有工资收入，也没有人身自由。驿站的交通工具，有驿马、驿驴、驿牛、驿车、驿船。驿马分为上中下3等，按照用驿者的证件要求分别提供使用。较大的驿站，配备有80匹驿马，最小的驿站仅有驿马5匹。驿驴和驿牛，一般是用于牵引驿车；驿船则是水驿站的主要设备。较大的水驿站，配备有驿船60艘，较小的水驿站只配备驿船5艘。此外，驿站还设有驿舍及铺陈。驿舍就是客房，规模较大的驿站还建有驿馆，可以满足上百人的食宿；铺陈就是客房的全套设备，其配备标准也有不同的等级差别。

军站初设于辽东（辽宁辽阳市老城区）、宣府（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大同（山西大同市城区）、延绥（陕西榆林市榆阳区）、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甘肃（甘肃张掖市甘州区）、蓟州（天津市蓟县）、太原（太原市晋源区）、固原（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边防9镇，后扩大到贵州山区、川陕山区，及奴儿干都司（俄国尼古拉耶夫斯克）。军站的负责人，由当地卫所驻军指派“百户”之类的下级军官担任；配属的军卒除服役于驿站的差遣之外，还必须耕种军站所属的土地，以提供驿站的费用，以及自身的生活保障。

所谓“递运所”，就是专门负责输送军需物资及贡品的货运系统，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水路交通枢纽。据《明会典》记载，全国各地曾设有递运所335处，万历年间仍存有191处，后裁并为146处。其中重庆地区就设有重庆递运所（渝中区朝天门码头）、云根递运所（忠县）、夔州递运所（奉节县）、万县递运所（万州区）4处。递运所的主官被称为“大使”，也是“未入流”的末吏。递运所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车、船、牛、骡。递运所的大车，配备车夫3人、牛3头，可运载15石（约1．06吨）；小车配备车夫1人、牛1头，可运载3石（约212公斤）。递运所的船只全部涂为红色，称为“红船”。每艘红船都设有牌照，注明船只编号、载重量及船长、船夫的姓名，随时接受检查。载重600料（约60吨）的红船，配备船夫13人；载重50吨的红船配备船夫12人，载重40吨的红船配备船夫11人。规模最大的递运所，配备有红船60艘，船夫达600余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命递运所兼管运送囚徒及补役军人，因此曾一度增设驻军20—30人，从此开启递运所的客运业务。

所谓“铺舍”即“递铺”，也称为“急递铺”，就是利用驿路交通条件设置的邮递通信系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规定“凡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1516〕。这就是说，急递铺的设置密度是驿站的6倍以上，以此推算，全国的急递铺数量，应当有6　000余处之多。急递铺的主要任务，就是步行接力传递普通公文，其传递速度要求“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三百里”^〔1517〕。凡是紧急公文，则由水马驿“马拨飞递”^〔1518〕，也就是由驿站提供驿马传送，其传递速度可达到每昼夜600里。

所谓“会同馆”，就是分设于南京和北京的国宾馆，其任务就是接待各国贡使及王府、土司的公差人员，直属兵部车驾清吏司管辖。明初的会同馆，设置于南京皇城的西部，与“四夷馆”和“乌蛮驿”相邻。四夷馆就是负责翻译的专门机构；乌蛮驿也称为“乌蛮市”，是专门为各国贡使开设的交易市场。永乐六年（1048年）八月，明成祖朱棣将顺天府的燕台驿扩建为北京会同馆。《明会典》记载：“国初改南京公馆为会同馆。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永乐）三年（1405年），并乌蛮驿入本馆。正统六年（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1519〕这就是说，北京会同馆扩建之后，拥有北馆6所、南馆3所，其中仅南馆3所就有150间客房。北京会同馆“设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内以副使一员分管南馆”^〔1520〕，“凡馆夫。额设四百名。南馆一百名。北馆三百名。专造饭食、以供使客”^〔1521〕，并配备有驿马171匹、驿驴137头。南京会同馆设有大使1人，配备馆夫59人，及驿马45匹、驿驴25头。

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颁布《应合给驿条例》，明确规定12条给驿条件。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颁布《大明律》，其中就列有《兵律·邮驿》18条。据《明史》记载，位居“延安侯”高位的唐胜宗，就因为“坐擅驰驿骑，夺爵，降指挥”^〔1522〕。“吉安侯”陆仲亨也“与唐胜宗同坐事降指挥使”^〔1523〕。

【注释】

〔1508〕见《明太祖实录》第166卷第4575页《十七年十月丁卯》。

〔1509〕见《明太祖实录》第29卷第697页《元年正月庚子》。

〔1510〕见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第115页《明清邮驿的发展》。

〔1511〕见张廷玉《明史》第72卷第1753页《职官一》。(www.xing528.com)

〔1512〕见张廷玉《明史》第73卷第1780页《职官二》。

〔1513〕见申时行《明会典》（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5卷第475页《兵部二十八·驿传一》。

〔1514〕见张廷玉《明史》第75卷第1852页《职官四》。

〔1515〕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明代1石为120斤，1斤约596．8克，1两约37．3克，当时1两白银约合1　000文制钱，当前银价1克约6．5元人民币。

〔1516〕见申时行《明会典》第149卷第539页《兵部三十二·驿传五·急递铺》。

〔1517〕见申时行《明会典》第149卷第539页《兵部三十二·驿传五·急递铺》。

〔1518〕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11章第5节第462页《公文传递》。

〔1519〕见申时行《明会典》第145卷第475页《兵部二十八·驿传一·会同馆》。

〔1520〕见申时行《明会典》第145卷第475页《兵部二十八·驿传一·会同馆》。

〔1521〕见申时行《明会典》第145卷第475页《兵部二十八·驿传一·会同馆》。

〔1522〕见张廷玉《明史》第131卷第3850页《唐胜宗传》。

〔1523〕见张廷玉《明史》第131卷第3851页《陆仲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