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蒙古汗国击灭金国之后，南宋凭借江南水师优势继续抗拒蒙古骑兵。至元四年（1267年）十一月，南宋叛将刘整向忽必烈提议“先攻襄阳（湖北襄阳市襄阳区），撤其捍蔽”〔1470〕，强调“襄阳破，则临安（杭州市西湖区）摇矣。若将所练水军，乘胜长驱，长江必皆非宋所有”〔1471〕。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率军包围襄阳。至元七年（1270年）三月，叛将刘整又提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1472〕忽必烈随即下令“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1473〕。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攻占樊城（湖北襄阳市樊城区）。当年二月，南宋守将吕文焕战败投降，襄阳陷落。从此元军水师实力增强。至元十一年（1274年）九月，元军水师从襄阳出击。当年十二月，元军攻占鄂州（武汉市武昌区），随即顺江东下直逼建康（南京市建邺区）。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元军在安徽铜陵击败宋军，乘胜攻占南京、镇江、常州等地。当年七月，元军发起“焦山之战”，南宋水师战船1万余艘被焚毁，宋军的“长江天险”彻底丧失。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军攻占临安，宋恭帝赵显系颈投降，此时元军水师已经拥有1．79万艘战舰。
当初北宋建都汴京（河南开封市城区），可以利用运河之便输送漕粮；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市西湖区），也因地处江南，没有长途输送漕粮之累。元代建都大都（北京市宣武区），漕粮输送行程艰难，被视为“国计者大矣”〔1474〕。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约3 367吨〔1475〕），从海道至京师”〔1476〕，从此开辟“漕粮海运”通道。据《元史》记载，元初的海运航线，从刘家港（苏州市太仓市浏河镇）出发，绕崇明岛出长江口，沿海岸北上。“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因沿海岸北上的险路很多，乃另开辟新道。新道是由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崇明岛西北），过扁担沙大洪（南通市启东市东南），又过万里长滩（南通市海门市黄连沙头），放大洋至青水洋（黄海中段），又经黑水洋（黄海北段），至成山（山东半岛成山角），过刘家岛（威海市刘公岛），至芝罘（fú）（烟台市芝罘岛）、沙门（蓬莱市庙岛）二岛，放莱州大洋，至界河口（天津塘沽）”〔1477〕。“一年之后，又改了一条新道，是由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大洋，入界河。”〔1478〕然后经过直沽（天津市红桥区）转入运河航道。“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码）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1479〕，“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1480〕。为保障航行安全，航线沿途的险滩危崖白天立信号旗，夜间挂信号灯，创设了中国最早的航标信号系统。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世祖曾一度凿通“胶莱渠河”，规避环绕山东半岛航行的风险，但终因运输维护费用太高而放弃。
据《元史》记载的数据〔1481〕，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到天历二年（1329年）的47年间，海运漕粮的运出总量是8 291．7911万石（约606．96万吨），年均运出12．914万吨；运达大都的总量是8 095．9148万石（约592．62万吨），年均运达12．609万吨；损失总量是14．34万吨，年均损失3 051吨，约占运出量的2．36%。其中，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10年间，海运漕粮的运出总量是718．017万石（约52．5588万吨），年均运出5．256万吨；运达大都的总量是661．4586万石（约48．4188万吨），年均运达4．8419万吨；损失总量是4．14万吨，年均损失4 140吨，约占运出量的7．88%；从至元三十年（1293年）到大德六年（1302年）的10年间，海运漕粮的运出总量是727．4995万石（约53．253万吨），年均运出5．325万吨，增长1．32%；运达大都的总量是710．495 7万石（约52．008万吨），年均运达5．2万吨；损失总量是1．245万吨，年均损失1 245吨，约占运出量的2．34%；从大德七年（1303年）到皇庆元年（1312年）的10年间，海运漕粮的运出总量是2 023．6626万石（约148．132万吨），年均运出14．813万吨，增长178．17%；运达大都的总量是1 967．5579万石（约144．025万吨），年均运达14．4025万吨；损失总量是4．107万吨，年均损失4 107吨，约占2．77%；从皇庆二年（1313年）到至治二年（1322年）的10年间，海运漕粮的运出总量是2 734．9932万石（约200．2万吨），年均运出20．02万吨，增长35．15%；运达大都的总量是2 700．646万石（约197．687万吨），年均运达19．7687万吨；损失总量是2．513万吨，年均损失2 513吨，约占运出量的1．26%；从至治三年（1323年）到天历二年（1329年）的7年间，海运漕粮的运出总量是2 087．6188万石（约152．8137万吨），年均运出21．8305万吨，增长9%；运达大都的总量是2 055．7566万石（约150．481万吨），年均运达21．4973万吨；损失总量是2．3327万吨，年均损失3 332．4吨，约占运出量的1．53%。由此可见，元代的“漕粮海运”还算比较成功，年均运出量由初期的5．256万吨，增加到后期的20．02万吨；损失比率也由初期的7．88%，下降到后期的1．53%，最低时曾降到1．26%。当时，全国每年征集的粮食总量约1 211万石（约88．65万吨）。其中第一大户是江浙省，每年征收约449．5万石（约32．9万吨），约占总数的37．1%；其次是河南省，每年征收约259万石（约18．96万吨），占总数的21．4%；其三就是中书省直辖的“腹里”，每年征收约227万石（约16．6万吨），约占总数的18．7%；其四是江西省，每年征收约116万石（约8．5万吨），约占总数的9．6%，其余各省均不足100万石（7．32万吨）。最少的甘肃省仅有4 602吨，仅占总数的0．5%；辽阳省也仅有5 474吨，仅占总数的0．6%。即使是“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每年也只有8 855吨，所占份额也不足1%。由此可见，元代的“漕粮海运”年均达到12．914万吨，已经是全国粮食征集总量的14．57%。
元代推行“漕粮海运”之初，大船排水量约1 000石（约100吨〔1482〕），小船排水量约300石（约30吨）。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大船排水量增加到9 000石（约900吨），小船排水量增加到2 000石（约200吨）。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大船排水量1 200吨，小船排水量300吨。元代的“漕粮海运”，推动了造船技术的进步。当时泉州建造的大型海船，船身用枞木或松木制造，甲板上设有60间舱房，船舱用厚木板分隔成13间货舱；航行时采用“水罗盘”指引航向，并运用“针路”、“针经”、“针谱”记载航程；沿途的浅滩、暗礁、沙洲等障碍均一一记入航图。此外，元代的航海已经广泛运用观测恒星高度以测定船舶方位的方法，称为“牵星术”。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内河航行更是盛况空前，仅是长江中下游的船只就达到20万艘之多；官方的“行泉府司”也管辖有海船1．5万艘。这显然已经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条件。
元代后期，“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由是岁运之数，渐不如旧”〔1483〕。由此可见，制度的创新也必须与时俱进。如果老是停留于起点，满足于一得之功，希图一劳永逸，就必然会使创新的成果变为陈腐，最终走到难以为继的穷途末路。
【注释】
〔1470〕见宋濂《元史》第161卷第3786页《刘整传》。
〔1471〕见宋濂《元史》第161卷第3788页《刘整传》。
〔1472〕见宋濂《元史》第161卷第3787页《刘整传》。见宋濂《元史》第161卷第3787页《刘整传》。
〔1473〕见宋濂《元史》第161卷第3787页《刘整传》。见宋濂《元史》第161卷第3787页《刘整传》。
〔1474〕见宋濂《元史》第97卷第2481页《食货志五·海运》。(www.xing528.com)
〔1475〕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元代1石为120斤，1斤约610克。
〔1476〕见宋濂《元史》第93卷第2364页《食货志一·海运》。
〔1477〕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第7章第291—292页《海运》。
〔1478〕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第7章第292页《海运》。
〔1479〕见宋濂《元史》第93卷第2366页《食货志一·海运》。
〔1480〕见宋濂《元史》第93卷第2366页《食货志一·海运》。
〔1481〕见宋濂《元史》第93卷第2366—2369页《食货志一·海运》。
〔1482〕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元代1石容积为100升，1升约1 003毫升。
〔1483〕见宋濂《元史》第97卷第2481—2482页《食货志五·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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