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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驿站的站赤制度及规模--《中国交通史话》成果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时期,其驿路不仅扩展到漠北、辽东,而且横贯中亚、西亚,并设有组织较为严密的“站赤”制度。元代的驿路有3种不同规格。元代驿站的负责人称为“驿令”,其职责就是保障供给、查验凭证、督率驿卒、维护设备。据《元史·兵志四》载,元代的10个行省及“腹里”直辖区,共设有驿站1400余所,拥有驿马约4.5万匹、驿船8500余艘。元代的岭北行省、征东行省,以及土蕃等地,也设立有多处驿站。

元代驿站的站赤制度及规模--《中国交通史话》成果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时期,其驿路不仅扩展到漠北、辽东,而且横贯中亚、西亚,并设有组织较为严密的“站赤”制度。所谓“站赤”就是蒙语的“驿站”。据专家考证,“站赤”的原意是指驿站的主管官员,后来就引申为“驿站”、“驿传”。元代的驿路有3种不同规格。其一是“帖里干道”,蒙语的意思就是“车道”;其二是“木怜道”,蒙语的意思就是“马道”;其三是“纳怜道”,蒙语的意思就是“小道”。据《元史》记载,绍定二年(1229年)八月,窝阔台继任大汗之后,就立即下令“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pìn)(母)马一,牛百者输牸(zì)(母)牛一,羊百者输羒(fén)羊(白色公羊)一,为永制。始置仓廪,立驿传”〔1440〕。当年十一月,窝阔台又下令“诸牛铺马站,每一百户置汉车一十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一牌内纳米一石(约73.2公斤〔1441〕),令百户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约0.61公斤)、面一斤、米一升(约1 003毫升)、酒一瓶”〔1442〕。绍定五年(1232年)五月,窝阔台下令:“使臣无牌面文字(通行证件),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若系军情急速,及送纳颜色、丝线、酒食、米粟、段(缎)匹、鹰廑,但系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验数应付车牛”〔1443〕。由此可见,蒙古汗国开设驿路的目的,既是为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也是为劫夺财物提供运输方便。窝阔台开设的第一条驿路,就是从和林(蒙古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面)通往巴拉沙衮(吉尔吉斯斯坦布拉多内吉城)的驿路,沿途设有37处驿站,每天有500辆8牛大车向和林输送物资,可见其掠夺之多。随后窝阔台又开设从和林通往上都(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3条驿路:其一是“帖里干道(车道)”,设有57处驿站;其二是“木怜道(马道)”,设有38处驿站;其三是“纳怜道(小道)”,设有24处驿站。此后元王朝陆续将“帖里干道(车道)”和“木怜道(马道)”扩建到全国各地,“纳怜道(小道)”则主要是设置于甘肃地区的驿路,故有“甘肃纳怜驿”之称。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制定《站赤条例》,内容包括驿站的组织领导、设备配置、马匹管理、饮食标准、证件检查,及站户的赋税征收,后来一直是元代驿传管理的基本制度。元代驿站的负责人称为“驿令”,其职责就是保障供给、查验凭证、督率驿卒、维护设备。

元代将中国2 200万平方公里地域设置为10个行省,以及中书省直辖的“腹里”。所谓“腹里”,就是元王朝的腹心之地,包括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河南北部、内蒙南部,下设29路8州。所谓10个行省,其一是“河南行省”,设治于卞梁路(河南开封市城区),管辖河南南部及江苏、安徽、湖北的江北地区,共设有12路7府1州;其二是“陕西行省”,设治于奉元路(西安市长安区),管辖陕西及内蒙河套南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共设有4路5府27州;其三是“四川行省”,设治于成都路(成都市城区),管辖四川大部及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北部,共设有9路3府;其四是“甘肃行省”,设治于甘州路(甘肃张掖市甘州区),管辖甘肃西部、宁夏北部、内蒙西部、新疆东部、青海东部,共设有7路2州;其五是“云南行省”,设治于中庆路(昆明市五华区),管辖云南及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共设有37路5府;其六是“江浙行省”,设治于杭州路(杭州市西湖区),管辖浙江、福建及江西东北部和江苏、安徽的江南地区,共设有30路1府2州;其七是“江西行省”,设治于龙兴路(南昌市城区),管辖江西大部和广东大部,共设有18路9州;其八是“湖广行省”,设治于武昌路(武汉市武昌区),管辖湖北南部、贵州东部、广东西部及湖南、广西,共设有30路3府15安抚司3军13州;其九是“辽阳行省”,设治于辽阳路(辽宁辽阳市老城区),管辖河北西北部、朝鲜西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全部,以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各地,共设有7路1府;其十是“岭北行省”,设治于和林路(蒙古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面),管辖外蒙、内蒙及西伯利亚地区。此外,元代还一度设有西夏行省(宁夏)、征东行省(朝鲜)、交趾行省(越南北部)、缅中行省(缅甸北部)、占城行省(越南中部)。

据《元史·兵志四》载,元代的10个行省及“腹里”直辖区,共设有驿站1 400余所,拥有驿马约4.5万匹、驿船8 500余艘。其中,江浙行省设有驿站262所,包括马站134所(马5 123匹),轿站35所(轿148乘),步站11所(递运夫3 032户),水站82所(船1 627艘);中书省“腹里”设有驿站198所,包括陆站175所(马12 298匹、车1 619辆、牛1 982头、驴4 908头),牛站2所(牛306头、车60辆),水站21所(船950艘、马266匹、牛200头、驴394头、羊500只);河南行省设有驿站196所,包括马站106所(3 928匹、车217辆、牛192头、驴534头),水站90所(船1 512艘);湖广行省设有驿站173所,包括陆站100所(马2 555匹、车70辆、牛545头、坐轿175乘、卧轿30乘),水站73所(船580艘);江西行省设有驿站154所,包括马站85所(马2 165匹、轿25乘),水站69所(船568艘);四川行省设有驿站132所,包括陆站48所(马986匹、牛150头),水站84所(船654艘、牛76头);辽阳行省设有驿站120所,包括马站105所(马6 515匹、车2 621辆、牛5 259头),狗站15所(站户300户、狗3 000只);陕西行省设有驿站81所,包括陆站80所(马7 629匹),水站1所(船6艘);云南行省设有驿站78所,包括马站74所(马2 345匹、牛30头),水站4所(船24艘);甘肃行省设有马站6所(马491匹、牛149头、驴171头、羊650只)。元代的岭北行省、征东行省,以及土蕃(西藏、青海)等地,也设立有多处驿站。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忽必烈“以旧有水军二千人,于海道置立水站”〔1444〕,这条海上驿路是从泉州通往杭州,设有15所驿站,任务是转运从泉州进口的贡品。此外,元代还设有3条国际驿路:其一是从漠北通往中亚,其二是从漠北通往叶尼塞河流域,其三就是从河西走廊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

元代初期的信息传输渠道分设为两大系统:一是“遣使驰驿”;二是“铺兵传送”。所谓“遣使驰驿”,就是骑马传递信息,主要是传送重要机密文书;所谓“铺兵传送”,就是步行传递信息,一般是传送普通政务文书。“铺兵”制度创始于宋代,忽必烈即位之后,下令“验地理远近,人数多寡,立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签起铺兵”〔1445〕。“每铺置铺丁(兵)五人。各处县官,置文薄一道付铺,遇有转递文字,当传铺所即注名件到铺时刻,及所辖递人姓名,置薄,令转送人取下铺押字交收时刻还铺。本县官司时复照刷,稽滞者治罪。”〔1446〕“铺兵”的装备是“夹板(文件夹)、铃攀各一付,缨枪一,软绢包袱一,油绢三尺,蓑衣一领,回历一本”〔1447〕。元代对“铺兵”的管制异常严格,“如有怠慢,初犯事轻者笞四十赎铜(可出钱免罚),再犯罚俸一月,三犯者决(杀头)”〔1448〕

元代各级官吏入驿的待遇也有等级差别,“三品官给马5匹,四五品官给4匹,六品、七品官给3匹,八品以下则给两匹”〔1449〕。“如系中央信使持铺马圣旨、圆牌等路符均获优先通行,乘坐驿马或船不受程限。”〔1450〕驿站的“食宿供应标准也按品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如有的使臣给白面、大米、油、酒、肉等,一应俱全;有的则仅给一顿粥饭,最低的甚至只给一升(约1 003毫升)米”〔1451〕

元代驿站的开销,主要由“站户”负责提供。元代的“站户”,就是诸如军户、匠户、医户之类的“专业户”。站户制度,也是元世祖忽必烈创立的制度。元代最初规定,驿站附近的人家,每100户出10辆车作为驿车,每户人家每年缴纳1石米面(约76公斤)作为驿站的开销。随后又将一部分民户指定为专业“站户”。这些“站户”不入一般民户户籍,一经确定就世代相承不能改变。元代的制度规定,“站户”必须承担驿站的全部赋役。包括驿站的饮食供给、驿站的交通保障、驿站的事务劳役。至元五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下令:“站户贫富不等,每户限四顷,除免税石,以供铺马祗应;已上地亩,全纳地税。”〔1452〕这就是说,元代“站户”可以免除4顷土地的赋税,但必须分担驿站的全部开销。后来随着驿路通行量的不断增加,驿站的费用入不敷出,元王朝只好采取增设站户和酌量补贴的办法维持。《元史》记载:“泰定元年(1326年)三月,遣官赈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钞二十一万三千三百锭,粮七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北方站赤,每加津济,至此为最盛。”〔1453〕这是元代给予驿站补贴最多的一次,仅就其补贴的现金而言,就占当时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3%,但补贴面只有119个驿站,仅占8%;平均每个驿站的补贴是1 792锭现钞及640石粮食(约46.85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补贴全国所有的驿站,就将耗费元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的29%,可见元王朝“站赤”系统运转的代价可谓不菲。据马楚坚先生统计,元代对驿站的补贴前后多达141次〔1454〕,但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的驿站,依然体现出元王朝“北人”高于“南人”的一贯政策。元代后期,政府财政补贴已成画饼,驿站的赋役则日益繁重,迫使大量“站户”逃亡,导致“站赤”制度无法维持。据甘肃甘泉驿站的资料记载,60年间,这个驿站的站户就从348户减少到176户,几乎逃亡一半。

【注释】

〔1440〕见宋濂《元史》第2卷第29页《太宗本纪》。

〔1441〕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元代1石为120斤,1斤约610克。

〔1442〕见宋濂《元史》第101卷第2584页《兵志四》。

〔1443〕见宋濂《元史》第101卷第2584页《兵志四》。

〔1444〕见宋濂《元史》第101卷第2588页《兵志四》。(www.xing528.com)

〔1445〕见宋濂《元史》第101卷第2596页《兵志四》。

〔1446〕见宋濂《元史》第101卷第2596页《兵志四》。

〔1447〕见宋濂《元史》第101卷第2597页《兵志四》。

〔1448〕见宋濂《元史》第101卷第2597页《兵志四》。

〔1449〕见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第156页《宋元时期的邮驿》。

〔1450〕见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第109页《元代邮驿的拓展》。

〔1451〕见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第156页《宋元时期的邮驿》。

〔1452〕见宋濂《元史》第101卷第2585页《兵志四》。

〔1453〕见宋濂《元史》第101卷第2591页《兵志四》。

〔1454〕见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第111页《元代邮驿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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