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桥梁技术发展较快,形成一大交通特色。据史籍记载,当时著名的桥梁很多,现介绍其中10座名桥。
一是“朱雀桥”。朱雀桥原是横跨秦淮河的浮桥,东汉时期称为“朱雀桁(héng)”,三国时期称为“南津桥”,西晋时期称为“朱雀航”或“南航”,东晋时期改建为木梁桥,改称“朱雀桥”,是秦淮河24桥中最为著名者。朱雀桥位于南京朱雀门(南门)外,与著名的乌衣巷相邻。乌衣巷得名于东吴驻军的黑色军服,东晋著名政治家王导、谢安入住乌衣巷后,乌衣巷顿时成为南京的政治中心,朱雀桥也就是南京最繁华的通道。据史籍记载,朱雀桥长约90步,宽约6丈。按照东晋以6尺为1步,1尺约24.2厘米计算,其桥长约131米,桥宽约14.5米。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隋文帝杨坚攻占建康(南京市建邺区),陈后主陈叔宝投降,朱雀桥被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凭吊朱雀桥遗迹时曾留有千古名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142〕据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研究,北宋重建金陵城之后,南京城垣大有扩张,朱雀桥从城外变为城内,改建为石梁桥,桥长缩短为50米,桥面宽9.8米,桥面加盖16间大屋,称为“廊桥”。1960年经过再次改建之后,朱雀桥改称为“镇淮桥”,桥长32.4米,宽26.2米。1995年之后,又续建有“镇淮东桥”和“镇淮西桥”。
二是“蒲津桥”。蒲津桥是横跨黄河的大型浮桥,位于黄河东岸的蒲州(山西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通往黄河西岸的蒲津关(陕西渭南市大荔县朝邑镇大庆关)。早在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秦公子赵(zhēn)就曾经“造舟于河”〔1143〕,首开架设蒲津浮桥的先例。史籍所见最后一次架设蒲津关浮桥是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辛卯(二十六日),徐达自平阳次河中,遣指挥张良造浮桥。选士马从常遇春、冯宗异渡河趋陕西”〔1144〕。其间1 910年时间,蒲津浮桥时断时续,或称浮桥,或称渡口,但一直是秦晋两地的主要通道。据《周书》记载,西魏大统三年(537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三门峡),屯军蒲阪(山西运城市永济市),造三道浮桥渡河”〔1145〕;“大统八年(542年),齐神武(高欢)侵汾(山西晋城市沁水县)、绛(山西运城市新绛县),(韦)瑱从太祖(宇文泰)御之。军还,令(韦)瑱以本官镇蒲津关,带中潬(tān)城主”〔1146〕。这个“中潬”,其实就是“中滩”,也就是当时黄河河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沙滩。就是说,大统三年(537年),东魏丞相高欢为进攻西魏,曾架设3座蒲津浮桥,结果,“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师”〔1147〕。大统八年(542年),高欢再次进攻西魏,仍然惨遭失败。此后西魏丞相宇文泰命大将韦瑱驻防蒲津关,在黄河河道中的沙洲上筑城守备。由此可见,蒲津浮桥不仅是交通要冲,也是军事重地。据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林先生研究,“长300米左右,宽约6—12米的蒲津浮桥,东西两岸各有铁牛、铁人及铁席下的铁柱来固定桥的重量。中潬稳定桥身,减缓河水的冲刷力,使桥一分为二,‘造桥两处’。这样,不仅缩短了桥身的长度,也使桥的重心可以固定于中潬”〔1148〕。
三是“富平津桥”。泰始十年(274年),晋武帝司马炎命度支尚书杜预主持修建富平津桥。富平津桥位于孟津关(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是当时黄河最大的浮桥,也是洛阳最重要的交通设施。“富平津”即“孟津”,早在殷商时期就是著名的黄河渡口,周武王伐纣之前,曾经在此与诸侯各国会盟,因此又称“盟津”。《晋书》记载:“(杜)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杜)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晋武)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杜)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1149〕由此可见,富平津桥是当时横跨黄河的一座大型浮桥。
四是“万里桥”。万里桥原名“长星桥”,位于成都南门,俗称“老南门大桥”,其地处当时成都的水陆交通枢纽,原是架设于锦江之上的木梁桥,蜀汉时期改建为石梁桥。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李冰任蜀郡太守,曾修建7座桥梁,号称“北斗七桥”。《华阳国志》记载:“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中曰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亦曰笮桥;从冲里桥西出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1150〕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以初从南归,以(费)祎为昭信校尉使吴”〔1151〕。相传当年诸葛亮亲自为费祎送行到桥头,曾感慨“万里之行始于此”,于是始有“万里桥”之称。唐王朝时期,万里桥周边已经成为成都最繁华的闹市。杜甫曾有“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1152〕的著名诗句,可见杜甫草堂与万里桥相去不远。杜甫流传千古的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1153〕,其中“万里”二字,不仅是指东吴的遥远,也是指草堂附近泊船的万里桥。北宋初年,万里桥被改建为廊桥。明朝末年,万里桥毁于战火。康熙五十年(1711年)重建万里桥时,改为7孔石拱桥,桥长85米,宽15米,仍设为廊桥,桥额题写“武侯饯费祎处”,桥头石碑书写有“万里桥”3字。1939年,成都新南门大桥建成后,万里桥改称为“老南门大桥”。1998年,万里桥被重建为钢筋混凝土拱桥。旧桥拆除时发现有上百根圆木桩和数十件条石、石板,以及秦汉时期的铸铁块、砖块,印证了万里桥的历史沧桑。2003年4月,“老南门大桥”又改建为南门高架桥,万里桥的历史风貌从此荡然无存。
五是“旅人桥”。石拱桥是桥梁发展史上一种特别重要的桥型。1965年发掘河南南阳市新野县的东汉古墓时,曾发现刻有单孔石拱桥图案的画像砖,桥上有骑马者,有驾驷马车者,有步行持弓箭者,桥下有船只航行。由此可见,我国至少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修建石拱桥。
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石拱桥,就是洛阳建春门(东大门)外的旅人桥。《水经注》记载:“(七里)涧有石梁,即旅人桥也……凡是数桥,皆累石为之,亦高壮矣。制作甚佳,虽以时往损功,而不废行旅……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题其上云:太康三年(282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万五千人,至(次年)四月末止。”〔1154〕由此可见,旅人桥确实一座高大雄壮的石拱桥,桥下可以通过大型船舶。《晋书》记载:泰始十年(274年)“冬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1155〕。这个正史记载的时间比郦道元所说的时间还早出8年多,可见其初建的时间比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整整早出330年。可惜西晋的旅人桥后来被毁坏,未能保存到现代。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者,是位于日本长崎唐人街附近的“眼镜桥”。这座1634年修建的石拱桥,架设于长崎县中岛川上,是中国旅日僧侣如定设计建造,其实已经比旅人桥晚出1 360年,但仍然被日本史书盛赞为“日本最古老、最有名的石拱桥”,其周边有20多座古石桥,多数是旅日华人修建,号称“长崎石桥群”。20世纪50年代,当地发生特大洪灾,大量钢筋混凝土桥梁都被冲毁,但眼镜桥却安然无恙,从此被列为日本“国家重点文物”加以保护。
六是“皋门桥”。皋门桥位于洛阳城西,是一座横跨谷水的石拱桥,始建于西晋元康三年(293年)。《水经注疏》记载:“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292年12月15日),改治石巷、水门,除竖枋,改为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后辟级续石障,使南北入岸,筑治涑(漱)处,破石以为杀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293年5月8日)毕讫。并纪列门广长深浅于左右,巷东西长(宽)七尺(约1.7米),南北龙尾广(长)十二丈(约29米)。巷渎口高三丈(约7.26米),谓之皋门桥。”〔1156〕就是说,皋门桥原先是一座木梁桥,西晋元康二年(292年)开始撤除原有的木梁桥,元康三年(293年)三月改建成为石拱桥;桥面盖有屋顶,以石阶逐级而下,与南北两岸持平;岸边的桥台设有石堤,并立有石碑记载桥梁的命名及尺度。可见皋门桥的建成时间虽然比“旅人桥”晚18年,但是也早于“赵州桥”312年。
七是“光相桥”。绍兴古称“会稽”、“山阴”,地处江南水乡河湖纵横,水运交通十分发达,也以桥梁众多著称于世。据《嘉泰会稽志》记载,绍兴府城周边有渡口15处,其中会稽县管辖13处,山阴县管辖2处;绍兴府城内有桥梁99座,城外有会稽县管辖的桥梁33座,山阴县管辖的桥梁28座,共计有160座桥梁〔1157〕。到清代康熙年间,绍兴府记录在案的桥梁达到333座,其中府城内就有229座,按照绍兴府城面积7.4平方公里计算,平均每平方公里达到31座桥梁。当时号称“桥都”的意大利水城威利斯面积约567平方公里,拥有378座桥梁,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过0.67座,其桥梁密度之差竟然达到46倍。光相桥位于绍兴府城河边,与“越王桥”相邻,因通往光相寺而得名。据《嘉泰会稽志》记载,光相桥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年),元明清三代均有重建的记录,但仍保持晋代的古桥风貌。现存的光相桥是清代重建的遗存,设计建造者是“上虞石匠丁寿”,“桥为单孔圆弧形石拱,拱圈以纵向并列砌筑,桥拱四分之一处有兽头、横系石两条。全长29.5米,高4.2米,上窄下宽,下部宽约7米,拱顶处宽6米,顶部有6米×6米的平面,为古桥中罕见。两边桥坡各有23级石阶,每级厚0.12米,宽0.5米。桥栏板呈‘l’字形,每边桥栏均有6根覆莲望柱相隔,桥栏末端为石鼓”〔1158〕。1989年,光相桥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八是“邓邓桥”。邓邓桥位于甘肃陇南市宕(dàng)昌县官亭乡的岷江上,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古迹。据史料记载,景元四年(263年),曹魏征西将军邓艾与其子邓忠从临洮(甘肃定西市临洮县)率军3万余人南下入蜀。邓艾父子所部行至花石峡附近为岷江所阻,遂令士兵沿山崖修造栈道,并修建桥梁横渡岷江,然后经过武都(甘肃陇南市武都区)、阴平(甘肃陇南市文县),沿山开路700余里,从“阴平古道”奔袭江油关(四川绵阳市平武县南坝镇),终于迂回到姜维所部蜀军主力的侧背,一举攻占成都,迫使蜀汉后主刘禅投降。据《岷州志》和《阶州志》记载,邓艾父子修建的岷江大桥就是“邓邓桥”。邓邓桥原是伸臂木梁桥,修建时在岷江两岸修筑石堤,然后将7根大圆木挑出堤岸,俗称“挑梁”;随后横压大圆木,逐层向河中推进。最后实现第4层挑梁对接连通。此后,邓邓桥虽然历经多次重建,但其基本的挑梁结构却始终保持未变,直到1965年被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简支梁桥。
九是“鱼沼飞梁”。鱼沼飞梁位于太原市晋祠的圣母殿前面,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一座特别精致的十字桥,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至今的十字形古桥。晋祠是太原市最著名的文化古迹,原是北魏时修建的“唐叔虞祠”。祠内有一处古泉,是晋水的源头之一。古人以圆水为池,方水为塘,曲水为沼,故名为“鱼沼”。《水经注疏》记载:“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1159〕现存的鱼沼飞梁是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改建的遗存,“正桥呈东西走向,宽约6米,长18米;南北向的翼桥自正桥桥身两侧伸向沼岸,每边各长6米,宽4米。正桥与翼桥在鱼沼中央十字相交,形成一个6.5米见方的平台。这一平台成为游览者的观景中心,起着组织游览路线的作用。桥的结构以石柱为基础,共有34根八角形石柱立于池沼之中”〔1160〕。整座桥梁造型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因此被称为“飞梁”。
十是“黄河飞桥”。太元八年(383年),东晋“北府兵”赢得“淝水之战”的大胜,北方的前秦政权很快陷入分裂。太元十年(385年),陇西鲜卑族酋长乞伏国仁以秦州(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河州(甘肃临夏州)为根据地,兴建勇士城(兰州市榆中县),宣布建立“西秦国”。随即“遣炽磐与其次子中军审虔率步骑一万伐秃发辱檀,师济河”〔1161〕,于是架设黄河飞桥。黄河飞桥是一座伸臂木梁桥,位于甘肃临夏州永靖县炳灵寺附近,因桥梁高架于黄河峡谷之上,犹如从天而降,因此号称“飞桥”。甘肃文史馆张思温先生考证发现黄河飞桥遗址之后,又发现西秦乞伏炽磐的《题记》,以及“天下第一桥”的勒石。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言,“西晋永嘉之乱,鲜卑族一支,自今东北西迁至今甘肃。吐谷浑(人名)造黄河上游的河厉,即木伸臂梁桥。从简支木梁到木伸臂梁,桥跨一跃而增长近四倍之多,使深山峡谷造桥不用树柱,是木桥的一大进步”〔1162〕。由此可见,古代鲜卑人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发明者,也是木梁桥技术发展的有力推进者。
【注释】
〔1142〕见《全唐诗》第365卷第5941页,刘禹锡《乌衣巷》。
〔1143〕见李维琦注《左传》第511页《昭公元年》。
〔1144〕见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卷第386页《洪武二年》。
〔1145〕见令狐德棻(fēn)《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卷第22页《文帝纪下》。(www.xing528.com)
〔1146〕见令狐德棻《周书》第39卷第694页《韦瑱传》。
〔1147〕见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卷第21页《神武帝纪下》。
〔1148〕见王元林《蒲津大浮桥新探》(《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
〔1149〕见房玄龄《晋书》第34卷第1028页《杜预传》。
〔1150〕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3卷第227页《蜀志·蜀郡》。
〔1151〕见陈寿《三国志》第44卷第1060页《蜀书·费祎传》。
〔1152〕见《全唐诗》第226卷第3418页,杜甫《狂夫》。
〔1153〕见《全唐诗》第228卷第3505页,杜甫《绝句》。
〔1154〕见杨守敬《水经注疏》第16卷第583页《谷水》。
〔1155〕见房玄龄《晋书》第3卷第64页《武帝纪》。
〔1156〕见杨守敬《水经注疏》第16卷第571页《谷水》。
〔1157〕见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版)第11卷第6912—6919页。
〔1158〕见项海帆等《中国桥梁史纲》第5章第45页《绍兴光相桥》。
〔1159〕见杨守敬《水经注疏》第6卷第220页《晋水》。
〔1160〕见於贤德《中国桥梁》(广东旅游出版社)第5章第124页《出奇制胜》。
〔1161〕见房玄龄《晋书》第125卷第3122页《乞伏乾归载记》。
〔1162〕见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1章第4节第15页《桥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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