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早在6 000年前，中国沿海居民就已经开始航海。大约5 000年前，广东东江流域的陶器已经大量出现于印度洋沿岸。公元前2世纪，以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国就开始建造排水量约30吨的楼船出海远航，向东南亚各国输出丝绸、漆器、陶器、青铜器，逐渐形成番禺（广州市番禺区）、徐闻（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合浦（广西北海市合浦县）等处海港。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消灭南越割据政权之后，将秦代设置的“岭南三郡”，即南海郡（广州市番禺区）、桂林郡（广西贵港市港南区）、象郡（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改设为“岭南九郡”，即南海郡、零陵郡（广西桂林市全州县）、郁林郡（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合浦郡（广西钦州市浦北县）、苍梧郡（广西梧州市蝶山区）、牂（zāng）柯郡（贵州安顺市西秀区）、交趾郡（越南河内市龙编区）、九真郡（越南清化省清化市）、日南郡（越南广治省东河市）。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又增设珠崖郡（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儋（dān）耳郡（海南儋州市三都镇）。此后“海上丝绸之路”更趋活跃。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864〕，配合从辽东出兵的左将军荀彘（zhì）部主力夹击卫满朝鲜。结果担任主攻的左将军荀彘部5万余人在清川江遭到阻击，“楼船（杨仆）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朝鲜平壤市）”〔865〕。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平定朝鲜，设置“朝鲜四郡”，即真番郡（韩国汉城市）、临屯郡（韩国江原道江陵市）、乐浪郡（朝鲜平壤市）、玄菟郡（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市）。此后以登州（山东烟台市蓬莱市）为母港的“登州海道”也更加活跃，成为沟通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海上交通线。《后汉书》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866〕，“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日本）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867〕。1784年，日本九州福冈县农民在修建水沟时，发掘出这枚刻有“汉委（倭）奴国王”5个篆书汉字金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3厘米（1汉寸），印台高0．9厘米，金质蛇纽，重108．7克，其发现地点也与史籍记载相符。日本明治天皇时期，这枚金印被定为国宝，1954年再次定为一级国宝，并发行纪念邮票。1979年，这枚光武帝颁赐的金印被日本福冈市博物馆收藏。
《汉书》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地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868〕就是说，《汉书》记载的这条远洋航线，从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出发，经过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南下，航行5个月可以到达马来半岛东南部的都元国；再绕过马六甲海峡，继续航行4个月可以到达缅甸南部土瓦港的邑卢没国；又经过20多天的航行，可以到达缅甸仰光附近的谌离国；随后登岸步行10多天，可以到达缅甸勃固省卑谬县的夫甘都卢国；然后登船从伊洛瓦底江出海，沿孟加拉湾继续航行两个多月，可以到达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黄支国；最后从已程不国（斯里兰卡）返航，经过8个月航程返回皮宗国（马来西亚柔佛州香蕉岛）；又经过两个月航程，就回到中国的日南郡（越南广治省东河市）。此后东南亚各国的商船纷纷聚集到中国沿海进行贸易，珍珠、宝石、犀牛等奇石异物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的黄金、丝绸也大量输出到东南亚各国。汉武帝设置徐闻口岸之后。徐闻县沿海很快就出现“讨网港”、“磨丰港”、“博涨港”、“沓水港”、“三塘四塘港”、“三墩港”、“港头港”、“新地港”、“鲤鱼港”等多处港口，形成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海关。《后汉书》记载：“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869〕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通达到大秦国（古罗马帝国）。
隋唐时期，广州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的主要口岸；与此同时，“登州海道”也逐渐趋于繁荣，被誉为“东海丝绸之路”。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有11批约3 000余人，及朝鲜半岛各国的朝贡使79批、渤海国的朝贡使130多批，均先后从登州口岸进入中国。诞生于福建莆田市的“妈祖文化”，也通过“登州海道（东海丝绸之路）”传入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最后穿越白令海峡一直传播到北美洲。
宋元时期，泉州（福建泉州市鲤城区）口岸脱颖而出，很快超过广州口岸。泉州的“刺桐港”，当时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中国输出的瓷器也逐渐超过丝绸，成为西方各国竞相珍藏的奢侈品。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之后，日本海盗开始骚扰中国沿海。当时明王朝的主要矛盾是北元的侵扰，及重庆的大夏割据政权，云南的蒙元残余。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罢太仓（苏州市太仓市）、黄渡（上海市嘉定区黄渡镇）市舶司”〔870〕。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下令“罢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宁波）、广东之广州三市舶司”〔871〕。洪武十四年十月十八日（1381年11月4日），朱元璋“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872〕。洪武二十年六月初九日（1387年6月24日），朱元璋“废宁波府昌国县（浙江舟山市定海区），徙其民为宁波卫卒”〔873〕，原因是“昌国县濒海民尝从倭为寇，故徙之”〔874〕。昌国县改设为昌国乡后，仅留547户、8 805人，迁徙舟山等46岛居民约3万余人，致使舟山岛逐渐沦为倭寇的据点。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1390年12月2日），朱元璋再次“申严交通外藩之禁”〔875〕。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1394年2月14日），朱元璋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876〕。洪武三十年四月初三日（1397年4月30日），朱元璋“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877〕，以“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等严厉处罚断绝海运交通。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虽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仍然限制民间航海贸易。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cōng）又下令“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878〕。这种“一口通商”的“鸵鸟政策”后来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曾经使中国走向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终于伴随着近代的衰弱与屈辱，黯然走进迷茫的黄昏。
【注释】
〔864〕见班固《汉书》第95卷第3865页《朝鲜传》。
〔865〕见班固《汉书》第95卷第3865页《朝鲜传》。
〔866〕见范晔《后汉书》第85卷第2820页《东夷传》。
〔867〕见范晔《后汉书》第85卷第2821页《东夷传》。
〔868〕见班固《汉书》第28卷下第1671页《地理志下》。(www.xing528.com)
〔869〕见范晔《后汉书》第88卷第2920页《西域传》。
〔870〕见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卷第1848页《职官四·市舶提举司》。
〔871〕见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卷第1848页《职官四·市舶提举司》。
〔872〕见《明太祖实录》（红格抄本）第139卷第3896页《十四年十月己巳》。
〔873〕见《明太祖实录》第182卷第5079页《二十年六月丁亥》。
〔874〕见《明太祖实录》第182卷第5079页《二十年六月丁亥》。
〔875〕见《明太祖实录》第205卷第5872页《二十三年十月乙酉》。
〔876〕见《明太祖实录》第231卷第6579页《二十七年正月甲寅》。
〔877〕见《明太祖实录》第252卷第7234页《三十年四月乙酉》。
〔878〕见张廷玉《明史》第75卷第1848页《职官四·市舶提举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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