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史话：秦代楼船遗址揭示大规模建造技术

19世纪初，考古学家发现太平洋诸多岛屿上，大都有一种被称为“有段石锛”的石器。所谓“有段石锛”，就是新石器时期的一种石制工具，外形类似木工的推刨，颇有中国特色。于是专家们推测，这些岛屿不仅有新石器时期人类居住，而且与中国先民大有关系。1929年，杭州“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类似的“有段石锛”。此后广东的海丰、香港的南丫岛等地也先后出土类似的“有段石锛”。解放后，中国东南沿海及山东等地也多次发现“有段石锛”。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新石器时期先民曾经率先登上太平洋诸岛，同时也表明中国先民首创竹木筏漂洋航海的历史记录^〔842〕。后来在殷墟甲骨文研究中，一个多次与舟船同时出现的“凡”字，也不断引起专家们高度注意。经过著名古文字学家马叙伦先生考证，这个“凡”字就是商代的船帆。1989年10月，广东珠海市高栏岛发现6幅古岩画，其中一幅“岩画船图，船长110厘米，高70厘米。两头上翘。分为三舱，船的中部和尾部各挂一帆”^〔843〕，被确认是4　000多年前的作品。这不仅证实了马叙伦先生的研究结论，而且将中国船帆的发明追溯到夏王朝前期。据专家研究，这种中国式船帆与古埃及首创的三角帆有所不同，是一种平衡式梯形斜帆，也是世界公认的一项重大发明。

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开始建造风帆战船。这种风帆战船同时采用风帆和划桨技术，使战船的驱动力得到双重保障，具有更大的航速优势。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吴国与楚国展开“长岸之战”，吴军旗舰——“余皇”，就是一艘既有风帆又有船桨的“楼船”。此后越国也效仿吴国发展水军，称为“楼船军”。秦国夺取巴蜀之后，充分利用长江水系的交通条件，大力发展水军。据《华阳国志》记载，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约18．2万吨^〔844〕），浮江伐楚，取商於（陕西商洛市商州区）之地为黔中郡（湖南怀化市沅陵县）”^〔845〕。可见，战国时期的秦国不仅能够动员上万艘船只参战，而且船只的平均荷载能力达到18吨左右。秦始皇用兵岭南时也将部队编制为4大兵种，即轻车（车兵）、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湖南怀化市洪江市黔城镇）之岭，一军守九嶷（湖南永州市宁远县境内）之塞，一军处番禺（广州市番禺区）之都，一军守南野（江西赣州市南康市）之界，一军结余干（江西上饶市余干县）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846〕。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岭南），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847〕。秦始皇两次兴师动众的南征，都曾经大量动用“楼船之士南攻百越”^〔848〕，可见当时的水路交通已经相当发达。1975年，广州市发现一处秦代船台遗址，共设有3座船台，其滑道宽度约1．8—2．8米，长度约100余米。专家们认为，这3座船台的规模已经可以建造50吨级的大船。由此可见，秦代已经具备大规模建造“楼船”的物质技术条件。

西汉时期，船舵的发明再次掀起中国的造船高潮。《淮南子》所谓：“心所说，毁舟为杕（duò）；心所欲，毁钟为铎。”^〔849〕《释名》解释为：“其尾曰柁。柁，拕（拖）也，在后见拕（拖）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850〕所谓“弼正”，就是纠正；所谓“不使他戾”，就是不偏离航向。这说明汉代对“舵”的认识已经十分明确。尽管这里所说的“杕”，如《玉篇》所言，“杕，船尾小梢巴”^〔851〕，还只是舵的雏形——“梢”。中国古文献关于船舵的记载，已经不断被考古发现所证实。1953年，长沙市伍家岭西汉墓出土一只船模，“船身是由整木雕成，船形细长，头部较狭，尾部稍宽，中部最宽，船底呈圆弧形。在船首、船尾上又各接出一段长方形平板，总长1．54米。在船身两侧和首尾平板上都有模拟的钉孔。两侧有较高的护舷板，左右共16只桨，为内河快速船型。尾有桨1只，可用来操纵航向”^〔852〕。这表明西汉时期的木板船已经采用先进的钉接技术。该船模设有3间舱房，第1间舱房位于船体前部，体积较小；第2间舱房位于船体后部，体积稍大；第3间舱房位于船体中部，体积最大。1956年，广州市皇帝岗西汉木椁墓也出土一件船模，“船体也是用整木雕成。船底中部略平而首尾部分略上翘，船中部有两个小房，前房较高呈方形，上为四阿（坡）式盖顶。后房稍低，长形，篷盖是両坡式。在两小房的两侧有用长木条构成的通道。前房以前为操舟之所，有木俑4个，持桨并坐两排，各持短桨一把。尾部有狭小的小房，顶盖是三面斜坡。在这尾区还有一木俑持一桨，疑为是用以掌握船的方向的”^〔853〕。西方国家的船舵，首见于德国埃尔滨市城徽图案，出现时间是1242年，这显然比中国船舵的发明至少晚1　200多年。

汉代的船舶不仅普遍使用船舵，而且按照不同用途分别设计为不同的船型。其中最为著名的船型就是所谓“楼船”。汉武帝为讨伐南越割据政权曾大力建造“楼船”，并设置“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统率水军舰队。《史记》记载：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是时（南）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854〕据史料记载，汉武帝的水军，将500斛（约10吨^〔855〕）以上列为大型战舰，将200—500斛（约4—10吨）列为中型战舰，将200斛（约4吨）以下列为小型战舰。当时汉军的大型“楼船”已经拥有100吨的排水量，建有3层甲板：第1层称为“庐”，第2层称为“飞庐”，第3层称为“爵（雀）室”。3层甲板均设有女墙，蒙有皮革保护层。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856〕。可见汉代的水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以“楼船”为主力舰，以至整个水军被称为“楼船军”，水兵被称为“楼船卒”。此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楼船”一直是中国水军舰队的核心力量。东汉时期的“楼船”采用“平衡式纵帆”，能够利用不同风向，甚至可以逆风航行。三国东吴孙权进一步建造大型5层“楼船”，但是物极必反，“楼船”越造越高的结果，战斗力不仅未能增强，反而使航速减慢，抗风力减弱。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命董袭“督五楼船往濡须口（安徽巢湖市含山县东关镇）。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董）袭出。（董）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董）袭死”^〔857〕。1975年，四川、陕西、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先后发现汉代的“船宫（造船厂）”遗址。此外，汉武帝设置于豫章（南昌市城区）、浔阳（江西九江市浔阳区）、吴县（苏州市吴中区）、句章（浙江宁波市余姚市）、博昌（山东滨州市博兴县）等地的军港也都设有造船基地。由此可见，汉代的造船能力以及航海经验，已经为“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842〕见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843〕见王冠倬《中国古船图谱》（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6页《帆、舵与桨》。

〔844〕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秦代1斛（石）粮食约120斤，1斤约253克。

〔845〕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3卷第194页《蜀志》。

〔846〕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18卷第617页《人间训》。

〔847〕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47页《秦始皇本纪》。(www.xing528.com)

〔848〕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675页《主父列传》。

〔849〕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17卷第579页《说林训》。

〔850〕见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卷第30页《释船》。

〔851〕见顾野王《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12卷第245页《木部》。

〔852〕见席龙飞《中国造船史》第4章第4节第76页《从出土文物看汉船形制》。

〔853〕见席龙飞《中国造船史》第4章第4节第76—77页《从出土文物看汉船形制》。

〔854〕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191页《平准书》。

〔855〕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西汉1斛容量约100升，1升约200毫升。

〔856〕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192页《平准书》。

〔857〕见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卷第1291页《董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