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第二次巡游时，就有“齐人徐巿（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768〕，此后秦始皇一直急切盼望着徐福带回神丹妙药。第二年（公元前218年）二月，秦始皇急不可待地第三次巡游，匆匆赶到琅琊郡（山东青岛市胶南市琅琊镇）翘望大海，但并没有得到徐福的消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巡游又把目光投向碣石（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改派燕国方士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人继续出海寻求“不死之药”。卢生等人出海转悠一圈之后，弄到一本图书来蒙混秦始皇，说是得到神仙的告诫：“亡秦者胡（匈奴）也”〔769〕，企图将秦始皇的注意力由东方转向西方。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卢生等人实在蒙混不下去，只好选择逃亡。秦始皇一怒之下“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770〕。这就是说，秦始皇因为卢生等人的逃亡，立即命御史立案审讯其他的儒生，儒生们经不住刑讯拷问就互相牵扯，先后抓捕460余人，全部活埋于咸阳，史称“坑儒”。此前一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引经据典反对“郡县制”，要求恢复分封子弟的古制。秦始皇立即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博士馆以外的私人藏书，严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公开处斩），以古非今者族（灭族），吏见之不举（报）者与同罪”〔771〕，史称“焚书”。这两大事件的合称，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到达琅琊郡，“方士徐巿（福）等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772〕。就是说，徐福因为第一次出海空手而归，白白耗费许多钱财，害怕被治罪，只好谎称是受到大鲛鱼的阻拦，并宣称已经见到“海中大神”，但大神嫌礼物太少，不肯赐予“延年益寿药”。于是，秦始皇就下令“遣振（童）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773〕。《括地志》记载：“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774〕此后徐福东渡的故事广为流传，有的学者竟然集毕生之力研究徐福的身世和家谱，单是徐福的故乡是山东烟台市龙口市，或是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县，就争论了两千多年，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就徐福东渡日本一说，其主流意见倒是比较一致，尽管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徐福所到之处是琉球或菲律宾，但总少不了“渡海”二字。据专家考证，徐福东渡是从琅琊港北上，经过成山角到芝罘港，然后沿庙岛群岛继续北上，绕过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之后，继续沿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到釜山，随即横渡对马海峡，沿日本九州岛海岸进入濑户内海，最后从大阪湾到达和歌山熊野津，这大概也就是《史记》所说的“平原广泽”。据日本《和歌山县史·迹名所志》记载，徐福之墓位于日本和歌山县新宫町徐福公园，墓碑刻写有“秦徐福之墓”5字，另立有《徐福显彰碑》，碑文是：“相传往昔秦始皇时，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谷种籽及耕种农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津登岸，从事耕种，养育男女，子孙遂为熊野之长，安稳度日。”〔775〕此外，日本佐贺县、鹿儿岛县、山口县、广岛县、高知县、京都府、三重县、爱知县、东京都八丈岛、山梨县、长野县、秋田县、青森县等地，也有大约50余处徐福东渡的遗迹，应当可以佐证徐福东渡日本的史实，同时也足以表明秦代的航海已经开始由近海航行发展到渡海航行。徐福东渡的结果是将中国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到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加强了中日两国的往来，同时也揭开了中国航海事业的新纪元。正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先生所言，“（日本古代社会）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四至五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这种情况如果和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的人类文明发祥时代比较，落后了两千年到四千年以上。和希腊、罗马的古典古代文明时期相比，也落后了一千年左右”〔776〕。
【注释】
〔768〕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46页《秦始皇本纪》。
〔769〕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47页《秦始皇本纪》。
〔770〕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48页《秦始皇本纪》。
〔771〕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47页《秦始皇本纪》。(www.xing528.com)
〔772〕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49页《秦始皇本纪》。
〔774〕见李泰《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卷第252页《东夷·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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