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肩舆──中国古代交通史的重要文物

战国时期的车辆，除传统的马车、牛车、羊车之外，还有驴车、骡车、骆驼车、人力车，以及没有车轮的“人力车”——“肩舆”。所谓“肩舆”，就是流传至今的“轿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禹治水时期的“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ú）”^〔683〕。这个“檋”字，按照南朝学者裴骃《史记集解》的说法，就是“钉鞋”；按照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存稿》的说法，就是“山轿（滑竿）”。我认为，就“乘车”、“乘船”、“乘橇”、“乘檋”的4个“乘”字而言，“乘檋”就是“坐山轿”似乎更为妥帖。可见，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肩舆”已经是一种重要交通工具，只是还处于比较简陋的“滑竿”形式。此后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乘车、乘骑因其方便、快捷，很自然地发展成为陆路交通的主流方式，而“肩舆”因其安全性和舒适性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以致历代封建王朝大都有限制“肩舆”的规定，其用意显然是防止官僚队伍的腐化。汉唐时期，轿子在官场上几乎绝迹；宋代虽然已经兴起用花轿迎亲的民间风俗，但是官场上仍然有严格限制。明代初年，朱元璋就明确规定文官3品以上才可以乘坐4人抬小轿，武官和勋戚则一律不准乘坐轿子；清圣祖康熙也曾经明确规定：“满洲官惟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乘舆。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舆。其余文、武均乘马”^〔684〕。乾隆时期“轿禁”有所放松，但仍然规定“文大臣内年及六旬实不能乘马者，著照常坐轿，其余著禁止”^〔685〕。直到嘉庆、道光之后，“禁轿令”与“禁烟令”一样成为一纸空文，即便是“未入流”的末吏也可以公然乘轿出入，民间富商豪绅更是竞相演绎“轿舆文化”，于是轿子的制作越来越精良、舒适，城乡道路上到处有官轿、民轿流行。

1978年，河南信阳市固始县的考古发掘中就出土有3乘“肩舆”。经专家考证，这3乘肩舆是战国初期不可多得的文物，因此也是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据考古资料介绍，这次发现的战国“肩舆”是金字轿顶的“屋式结构”，用竹、木材料制作，其舆身、舆顶，及舆杠、抬杠均保存完整：舆身以木柱和栏杆构成房屋形状，长约1．34米，宽约0．94米，高约1．23米；栏杆用方木条套合榫眼连接；舆顶呈伞形屋顶状；舆门高度约0．82米，宽度约0．38米；舆杠长度约3．47米，刻有装饰图纹，两端套有装饰构件；抬杠长度约1．5米，宽6厘米，厚4．8厘米，通体刻有云纹装饰图案，两端也套有铜饰包头^〔686〕。由此可见，战国初期的“肩舆”已经是一种时髦的交通工具，显示出制作精美、装饰华丽、乘坐舒适的成熟技术。

【注释】

〔683〕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7页《夏本纪》。(www.xing528.com)

〔684〕见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2卷第3030页《舆服志一》。

〔685〕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02卷第3031页《舆服志一》。

〔686〕见《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第1—8页（《文物》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