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交通史话中探寻军用舰船的发展历程

随着水路航线的不断扩展，春秋时期的船舶也出现空前的进步。《史记》曾记载著名纵横家张仪的一段说词：“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四川阿坝州茂县），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hàn）关（瞿塘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重庆市彭水县）、巫郡（重庆市巫山县）非王之有。”^〔445〕张仪的这段说词，显然是因为秦国消灭蜀国、巴国之后已经具有长江水运之便的优势，可以威胁楚国就范。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因为反对张仪的游说，被楚怀王放逐致死。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水路交通条件，已经是一张政治王牌。据浙江社科院董楚平研究员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有五大港口，即碣石（今河北秦皇岛）、转附（今山东烟台）、琅琊（今山东胶南县）、会稽（今浙江绍兴）、句章（今浙江宁波）”^〔446〕。《越绝书》记载：“舟室者，勾践船宫也，去县五十里。”^〔447〕这就是说，越国首都会稽城外50里就设有造船基地（船宫）。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水路交通的发展，不仅形成了众多的沿海港口，而且促成了船舶制造业的专业化趋势。

据交通史专家郑若葵先生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船舶已经分别有不同用途的类型。特别是从民用船舶发展而来的军用舰船，就有余皇、楼船、大翼、中翼、小翼、突冒等不同名称^〔448〕。所谓“余皇”，就是舰队的旗舰；所谓“楼船”，就是双层甲板的主力舰；所谓“大翼”，就是大型运输舰；所谓“中翼”，就是中型战舰；所谓“小翼”，就是小型战舰；所谓“突冒”，就是冲锋艇。目前考古发掘所见的“大翼”，长度约40米，最大宽度约5．3米，排水量约30吨，编制有93人。其中军官2人、弩兵26人、矛兵12人、水手3人、桨手50人；装备有弩机32张、长矛12杆、盔甲32副、箭3　300支。“中翼”战舰长度约32米，最大宽度约4．5米，排水量约20吨，编制有86人。“小翼”战舰长度约30米，最大宽度约4米，排水量约15吨，编制有80人^〔449〕。至于“余皇”和“楼船”，目前尚无实物发现，只能从文物史料中去寻找踪迹。《后汉书》有“方余皇，连舼（hóng）舟，张云帆，施霓帱”^〔450〕的说法，这就告诉我们，所谓“余皇”，其实就是类似“方舟”的连体船。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件古代铜鉴图案中窥见“楼船”的概貌。这件铜鉴发现于河南新乡市卫辉市山彪镇古墓，是古人盛水照“镜子”的生活用具，外形类似洗脸盆，被确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文物。铜鉴腹部刻画有4组水陆攻战图案，包括292个人物，以及车船和大量旗鼓、兵器。其中水战部分就刻画有两艘双层战舰交战的战斗场面：上层是士兵们的生死搏斗，下层是船夫们摇桨划船，“甲板之上在船首树立大旗，旗杆顶端安有戟头。旗后排列三名战士，为首的一个正俯身挥剑杀敌，看上去像是阻止和刺杀欲登船之敌人。随后的两个战士手持长柄的戟和矛，正在厮杀”^〔451〕。后来发现成都市百花潭古汉墓的两件汉代铜壶上也刻画有类似的图案^〔452〕。由此推知，春秋战国时期的“楼船”是一种双层甲板的战舰，其上层用于陈兵作战，其下层用于划桨驱动。

【注释】

〔445〕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448页《张仪列传》。

〔446〕见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章第2节第278页《吴越的造船、水师与航海》。

〔447〕见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卷第184页《越绝外传计倪》。(www.xing528.com)

〔448〕见郑若葵《中国古代交通图典》第3章第297页《木板船》。

〔449〕见张静芬《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节第27—28页《舫和船舶的日益大型化、多样化》。

〔450〕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0卷上第1964页《马融列传》。

〔451〕见席龙飞《中国造船史》第3章第4节第43页《战国时代战船的形制》。

〔452〕见席龙飞《中国造船史》第3章第4节第44页《战国时代战船的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