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航海与《甘石星表》：中国交通史话

中国的竹木筏航海发端于新石器中期，夏商时期已经有木板船航海的遗迹，到春秋时期曾经出现一个高潮。“春秋五霸”的第一霸主齐桓公，就是利用沿海交通的便利，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增强国力，先后消灭山东半岛30多个诸侯国，进一步获取沿海之利，奠定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433〕的霸主地位。《说苑》记载：“齐景公（公元前490年—公元前547年）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434〕由此可见齐国的航海规模之大，续航能力之强。后起争霸的吴国，也是利用长江下游太湖沿岸的水利资源，在大力发展农、牧﹑渔业的同时，积极发展造船业，促进江河湖泊及沿海水域的交通运输，并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师。据《史记》所记，周敬王三十五年（公元前485年），“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435〕。吴王夫差这次航海远征，是中国史籍记录的首例海战。地处江南的吴国能够运载大量兵员出征1　000公里之外的山东沿海，可见当时中国的沿海航行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后来称雄于世的越国虽然一度被吴国所灭，但也利用杭州湾的江海之利迅速崛起，以强大的水军“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436〕。就连越国著名政治家范蠡也是利用沿海交通的便捷，“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chī）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437〕。

近年的考古发掘中，日本的佐贺、福冈、长崎等地先后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从中国输入的青铜剑、青铜币；朝鲜全罗北道、忠清南道、黄海南道，以及平壤等地也发现春秋时期从中国输入的青铜短剑、铜铎、铜镜等文物。这表明，中国春秋时期的航海活动已经到达日本和朝鲜。从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发现，正是由于公元前3世纪前后中国的农耕技术、青铜技术、冶铁技术传入日本，日本很快从单纯使用石器的“绳纹文化”时代，迅速发展到金石并用的“弥生文化”时代，从而揭开了日本历史的新纪元。

春秋时期的航海活动不仅扩大了地理认识，而且促进了气象学、天文学的发展。反之，气象学、天文学的进步又促进航海学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商代对“风”的认识仅限于东西南北4种风向，春秋时期就出现“八风”之说。所谓“八风”，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就是“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liú）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438〕。与此同时，大量天文学著作也纷纷问世。《晋书》记载：“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其巫咸、甘、石之说，后代所宗。”^〔439〕这就是说，当时发表天文星相著作者，有鲁国的梓慎、晋国的卜偃、郑国的裨灶、宋国的子韦、齐国的甘德、楚国的唐昧、赵国的尹皋、魏国的石申夫，可谓群星闪烁，光彩照人。甘德和石申夫的两部著作后来合并为《甘石星经》，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名著，也是全世界成书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德和石申夫系统观察了金、木、水、火、土5大行星的运行周期，初步掌握了5大行星的运行规律，记录了800多颗恒星的命名，测定了121颗恒星的方位，认识到日食和月食是天体相互掩盖的真相。后人把甘德和石申夫测定的恒星记录称为“甘石星表”。这个“甘石星表”，至少比古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的“欧洲第一恒星表”早出200多年，可惜《甘石星经》后来失传于宋代。目前所知的“甘石星表”内容，仅是唐代《开元占经》保存的片断，以及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书目中保存的全书梗概。

【注释】

〔433〕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770页《货殖列传》。

〔434〕见向宗鲁《说苑校证》第9卷第207页《正谏》。(www.xing528.com)

〔435〕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199页《吴太伯世家》。

〔436〕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282页《越王勾践世家》。

〔437〕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283页《越王勾践世家》。

〔438〕见张玉春译注《吕氏春秋》第297页《有始览·有始》。

〔439〕见房玄龄《晋书》第11卷第277—278页《志第一·天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