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道路修建规范与中国交通史话

“周道”是西周王朝连接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邑的道路交通主轴线，从镐京（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沿渭河南岸东向，经过骊邑（西安市临潼区）、郑邑（陕西渭南市华县），然后出桃林塞（河南三门峡市灵宝市函谷关镇），沿黄河南岸直到洛邑（洛阳市老城区），行程约500公里。后来西周王朝又将“周道”继续东向延伸，经过巩邑（郑州市巩义市）、东虢（郑州市荥阳市）、管城（郑州市管城区）、老丘（河南开封市开封县陈留镇），直到宋邑（河南商丘市睢阳区）。然后分为东西两条路线通往东北方向：东线从宋邑东北向，经过彭城（江苏徐州市铜山区）、郯城（山东临沂市郯城县）、其邑（山东临沂市沂水县）、莒（jǔ）县（山东日照市莒县东莞（guǎn）镇）、营丘（山东潍坊市昌乐县营丘镇），然后南下经过历下（济南市历城区），直到曲阜（山东济宁市曲阜市）；西线从宋邑直接北上到曲阜；同时在彭城与曲阜之间，以及郯城与曲阜之间，也修建有直接连通的路线。这条环形封闭的“周道延伸线”，将周王朝设置于东方的齐、鲁、卫、宋、曹等重要封国连成一片，全程约2　500公里，其政治、军事、经济意义十分重大。《诗经》曾有这样的描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321〕，“维北有斗，西柄之揭”^〔322〕。诗人把磨刀石一样平坦、箭杆一样笔直的周道，比作周王手中的长柄汤勺，不断取食于东方封国的民众，难怪民众因此而“眷言顾之，潸（shān）焉出涕”^〔323〕，无比的悲痛。

西周的道路修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规范。所谓“经途九轨，环途七轨，野途五轨”^〔324〕，就明确规定了道路的宽度标准，即：东、西两都的道路按九轨宽度修建，东、西两都的环城道路按七轨宽度修建，王畿的乡郊干线按五轨宽度修建。周代所谓“轨”，也称为“二彻”，就是左右车轮之间的宽度，规定为8周尺，约为1．593米^〔325〕。九轨约14．335米，七轨约11．15米，五轨约7．964米，三轨约4．78米。与此同时，周王朝还明确规定：“环途以为诸侯经途，野途以为都经涂”^〔326〕。这就是说，七轨之制适用于诸侯国都城的城市道路，五轨之制适用于诸侯国都城的环城道路。“卿大夫的食邑，又次一等。城内经纬涂（途）宽5轨，环涂（途）均为3轨”^〔327〕。可见西周道路的宽度标准，不是按照交通流量设定，而是视行政级别确定，这也是西周政治制度的体现。

“周道”及其延伸线，不仅是以成周洛邑为中心的交通主干线，而且是纳入国家管理制度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动脉，是周王朝强化统治的重要设施。此后直到唐宋时期的两千多年时间，中国历朝历代均以西安——洛阳——开封一线作为道路交通主轴线，即使到元明清时期，这条道路主轴线仍然是中国北方的重要交通干线。成周洛邑之所以最先被称为“中国”^〔328〕，就是因为当时的道路交通确定了洛邑的“中心城市”地位。由此可见，“周道”的历史意义确实十分深远，堪称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的伟大奠基。

【注释】

〔321〕见蒋见元注译《诗经》第208—209页《小雅·大东》。

〔322〕见蒋见元注译《诗经》第208—209页《小雅·大东》。

〔323〕见蒋见元注译《诗经》第208—209页《小雅·大东》。(www.xing528.com)

〔324〕见王华宝注译《周礼》第430页《冬官·匠人》。

〔325〕根据《中国古代度量衡》：西周1尺约19．91厘米。

〔326〕见王华宝注译《周礼》第430页《冬官·匠人》。

〔327〕见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第1章第1节第14—15页《西周道路的建设》。

〔328〕“中国”一词始见于《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指西周东都洛邑。此后，《诗经·大雅·民劳》也有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则是指西周西都镐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