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代商业：司母戊大鼎与货币革命

商代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特别重视跨地域的物资交换，后人把做生意者称为“商人”，其实就发端于此。商族人出于异地交换物资的需要，因此比较注重改善道路交通条件，提高运输能力。“服牛乘马”的创举之所以出自商族人部落，显然并非历史的偶然。专家们认为，商代商业发展较快的社会原因有三：一是手工业突飞猛进，可供交换的产品增多；二是城邑蓬勃兴起，商品需求日益增大；三是道路交通空前发展，为商品的远程贸易提供了必要条件。

商代的手工业主要有采矿业、青铜冶炼业、青铜器制作业、陶器制作业、玉器制作业、兵器制作业、纺织业、造船业、造车业，以及酿酒业。1988年，江西九江市瑞昌市铜岭矿区发现一处商代青铜矿遗址，存有27个商代矿井，井巷中搭建有木柱支撑的顶棚，被确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矿井支撑技术。矿井遗物中有大量的青铜采矿工具，及木铲、竹筐、辘轳等辅助工具。尤其是发现其中有一段长3．5米的木溜槽，将中国古代的洗矿、选矿技术发明向前推进了1　000余年，成为又一项世界纪录。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量最宏大的青铜器，就是中国商代的“司母戊大鼎”，已经确认是商王文丁时期的作品，迄今已有3　100多年，重量达875公斤。由此可见，商代的手工业制作技术已经表现出当时人类智慧的最高水平。

商代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目前发现的殷商卜辞中，频频出现“邑”、“大邑”、“天邑”、“大邑商”、“天邑商”一类词语，这表明商代的城邑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就目前发掘的商代城邑遗址而言，大体都是以夯土围墙或壕沟隔离的方式，在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甚至数百万平方米范围内构筑大量住房、宫室、宗庙，以及手工业作坊、交易市场等建筑，有些城邑还圈入有大量耕地。

大量城邑的建立，以及城邑之间日益频繁的商业交换，必然需求沟通城邑之间的交通线，势必促进全国性道路交通网络的形成。目前发现的商代玉器，不仅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陕西的“蓝田玉”、甘肃的“酒泉玉”，而且主要是辽宁的“岫岩玉”和新疆的“和田玉”。由此可见，商代的商业交往之遥远，道路交通之广阔，以至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汉唐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夏商周3代“玉石之路”的历史演变。《诗经》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271〕的诗句。据专家研究，“‘有截’是当时嵎夷的别名。其聚居地相当今之辽宁北镇县。夏代将此处划在青州辖地之内，原是商族的故乡。当时相土已移居在商丘，从中原地区回望他在渤海北岸的故土，自然把嵎夷地区视为相土的属地，并与山东半岛之间设有一条定点的往返航线，这条航线，从现代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272〕。可见商人不仅开辟了陆路交通线，而且开辟了海上商业航线。据《尚书》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273〕，说明商人后裔的宋国人仍然有远出做生意的传统。考古发现表明，商代的商业发展已经开始引发中国的货币革命。“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3枚铜贝，殷墟西区620号墓地墓中的2枚铜贝”^〔274〕，已经被专家们视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货币。尽管这些铜贝的数量与商代流行的天然海贝币相比较，还只是凤毛麟角，当时“贵族和平民的墓里都发现过货贝（海贝），单座墓里少的几枚、十几枚，多的几十枚、几百枚，装在麻布袋里。著名的殷墟妇好（商王武丁的妃子）墓随葬有7　000余枚海贝”^〔275〕，可见商代的人工金属贝币还处于萌芽时期，但毕竟是天然贝币向人工金属贝币过渡的开端。到西周初年，金属贝币已经“在货币舞台上充当主角”^〔276〕，“单个墓葬里发现货贝最多的是河南浚县辛村一号周墓，共出土贝币2　915枚”^〔277〕。“1957年2月，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发掘出一座西周铜器窖穴，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周共王时的《裘卫盉（hé）（烫酒器）》，或叫《卫盉》，上面有一篇重要的铭文，提到盉的主人裘卫用一个价值80朋（800枚）的堇璋换取了十田（1　000亩），又用两张虎皮、两件鹿皮蔽膝、一件皮披肩共值20朋（200枚）的东西，换取了三田（300亩）”^〔278〕。这显然表明，西周中期的商品交换，已经完全按照货币数量进行价值换算，同时也表明当时通用的人工金属贝币具有较高的购买力。

【注释】

〔271〕见蒋见元注译《诗经》第351页《商颂·长发》。

〔272〕见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第1章第2节第23页《夏商周三代航海事业的初创》。(www.xing528.com)

〔273〕见顾宝田《尚书译注》第129页《周书·酒诰》。

〔274〕见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章第32页《夏商西周的贝币》。

〔275〕见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第1章第30页《夏商西周的贝币》。

〔276〕见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章第32页《夏商西周的贝币》。

〔277〕见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第1章第32—33页《夏商西周的贝币》。

〔278〕见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第1章第32—33页《夏商西周的贝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