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除盛行马车和牛车之外，还出现过羊车。1987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一处车辙，经考证确认是商代的遗存。研究过程中专家们发现其中有14条车辙的印痕宽度为10—15厘米，深度为5厘米，并且有两条车辙平行出现，长度约19．3米，间距为1．5米，这显然与商代马车或牛车的轮距不符，于是就推断商代另有一种小车存在〔228〕。1989年，河南安阳市郭家庄商代墓地的发掘中，发现1座羊坑。羊坑中埋有两只羊及1个人，“两羊头部有小铜泡组成的笼饰，嘴旁有小铜镳，颈上方有铜轭首”〔229〕。这表明，商代曾经创制以两只羊牵引的独辀羊车，随同羊车的殉葬者应当就是羊车驾驶员。也许是由于羊车的速度和运载量缺乏竞争力，后来逐渐被挤出道路运输的行列，转而成为宫廷及城市短途乘坐的一种工具。《晋书》有两段文字言及羊车：其一是“（晋武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晋武）帝车”〔230〕。其二是“（卫）玠（jiè）字叔宝，年五岁，风神秀异……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231〕。前一段文字是说晋武帝司马炎喜欢乘坐羊车在宫中随意转悠，任凭羊车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于是后宫佳丽们纷纷在自己的住地附近插满竹枝，洒上盐水，用以引诱晋武帝的羊车到来。后一段文字是说，神童卫玠5岁的时候就长得特别讨人喜欢，有一次他扎着羊角小辫乘羊车去逛市场，被大家视为“玉人”，引起全城人追着争相观看。
南北朝之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法华经》就以羊车为“小乘”，鹿车为“中乘”，牛车为“大乘”，合称“三乘”，被视为脱离“苦海”的法宝，“如来亦复如是，无有虚妄，初说三乘引导众生，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232〕。隋炀帝时期，改用一种体形很小的“果下马”〔233〕代替羊拉车，但仍然称为羊车。《隋书》记载：“（羊车）其制如轺车，金宝饰，紫锦幰（xiǎn）（车上的帷幔），朱丝网。驭童二十人，皆两鬟髻（huánjì），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为，谓之羊车小史。驾以果下马，其大如羊。”〔234〕可见隋代宫廷的“羊车”已经是一种别致的轻便马车，装饰特别豪华。唐诗中有所谓“闻说羊车趋盛府，何言琼树在东林”〔235〕；“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写有“灵机入证，穷象载于初髫；妙谛因心，释羊车于弱冠”〔236〕的碑文；元代诗人萨都剌曾写道“离宫夜半羊车过，别院秋深鹤驾遥”〔237〕；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也留有“游丝不系羊车住，倩何人传语青禽”〔238〕。可见商代创制的羊车，尽管只是昙花一现的交通工具，但其影响也可谓深远。
【注释】
〔228〕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1期）。
〔229〕见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杨锡璋《安阳殷墟一般保护区墓葬与车马坑》。
〔230〕见房玄龄《晋书》第31卷第962页《胡贵嫔传》。
〔231〕见房玄龄《晋书》第36卷第1067页《卫玠传》。
〔232〕见李利安注释《法华经》（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譬喻品》。(www.xing528.com)
〔233〕果下马：果下马是一种罕见的马匹种类，因身材特别矮小，可以在果树下骑行而得名。1968年，河北满城县中山靖王墓发掘时，就曾经发现果下马的遗骨，马身高度仅有69厘米，身长约85厘米，体重约50公斤，但身体强壮，善于奔走，牵引能力可达600公斤。
〔234〕见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卷第209页《礼仪志五》。
〔235〕见《全唐诗》第317卷第5141页，武元衡《至栎阳崇道寺闻严十少府趋侍》。
〔236〕见《王子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卷第109页《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慧寺碑》。
〔237〕见萨都剌《雁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卷第92页《四时宫词》。
〔238〕见王镇远《朱彝尊诗词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高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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