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现的证据以及对甲骨文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同商代已经利用比较发达的道路交通网络建立驿传系统,创设了驿传制度。商代的驿传方式与西周之后的接力传递有所不同,是专人一送到底。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说:“通信之最早者为驿传,其初盖亦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189〕目前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诸如“郑夹告”(《天理》159);“三日乙酉有来自东画”(《合集》6665);“缶其来见王”(《殷缀》301);“先伯来告”(《乙》192);“贞其有来艰自沚”(《合集》5532);“犬来告有鹿,王往逐”(《屯南》997)等大量记载,都是指当时通过驿传系统传送的情报信息。同样,商王朝的各项命令也是通过驿传系统传送到全国各地。因此诸如“往西,多尹致王伐”(《丙》76);“呼雀往于帛”(《丙》56)“使人于吴”(《天理》196)等史料记载,也屡屡见诸殷商甲骨文中。专家们认为甲骨文的“幸”字,就是指“信息”;而“信”字,则是指“送信人”;“闻”字,就是通过“送信人”传递“信息”,向商王“提供情报”,后来又引申为“获悉”情报信息。殷商卜辞中有大量记录商王通过卜告验证情报信息,询问吉凶的内容,可见商代已经十分重视信息传递。
商代的信息传递系统称为“驲(rì)”,所用的车辆称为“传”。为保障信息传递渠道的安全畅通,商代的交通要道上还逐段设置有驻军据点,称为“堞”;道路沿途提供食宿的接待站,称为“羁”。商代的“堞”和“羁”都以数字为序进行编号,可见已经有一定的管理制度。据甲骨文记载,当时不仅是使臣传命要利用驲传系统出行,而且连商王的田猎活动,也是“必乘用驿站所设的马车而往”〔190〕。
西方的驿传系统,创始于亚述帝国的帕拉沙尔三世,时间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比中国商代的驿传大约晚500年,但史料记载却比较清晰,构建规模约2 400公里,设有110个驿站,亚述国王可以通过这个道路交通系统,及时了解到60个省区的情报信息〔191〕。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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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章第343页《衣食住行·交通》。
〔190〕见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第8页《商代的传》。
〔191〕见郑若葵《中国古代交通图典》(云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2章第131页《逐鹿中原的商代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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