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史话》王亥驯马及牛车改进的贡献

关于马的驯化，中国古代传说有“王亥驯马”的故事。王亥其人是商汤的第7世祖，被尊为殷商的3位“太祖”之一。夏少康十一年（约公元前1935年），王亥的父亲冥受命治理黄河，王亥就开始协助主持治河工程。夏杼十三年（约公元前1914年），冥死于治河工地，王亥正式接替成为商侯国第7任首领，随即就改造少昊发明的牛车，解决了交通运输的严重困难，取得了治河工程的胜利，同时使商族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致出现物品生产过剩。于是王亥又利用牛车的运输能力，开始进行远距离的物资交换，开创了中国古代的商业，被视为中国商人的鼻祖，使商族人成为中国最初的经商者。夏芒三十三年（约公元前1890年），王亥带领商族人迁居到殷（河南安阳市殷都区），为商族人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地理条件。此后王亥又奉命饲养野马，他不仅使野马繁殖成群，并掌握了骑马的方法，组建了300人的骑兵，首开骑马作战的先河。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169〕；《世本·作篇》、《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勿躬》等古文献也有“相土作乘马”的说法。相土其人是商族人第3世祖，比王亥早4代，是夏王朝第4代君主帝相的诸侯。这里的所谓“乘马”，就是用马驾车。可见早在夏王朝初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开始使用驯马驾车；夏王朝中期的王亥又首开骑裸马（马鞍和马镫是秦汉之后的发明）的先例。王亥虽不是驯马的首创者，却是驯马得法的成绩卓著者，同时也是牛车制作技术的改进者。《管子》所言：“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170〕，就是指“相土作乘马”、“王亥驯马”，以及王亥改进牛车对于商族人事业发展的贡献。所谓“皂”，就是喂养牛马的饲槽；所谓“牢”，就是圈养牛马的牲口棚。

其实中国古文化遗存中早就有野马的踪迹。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到新石器时期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几乎都发现有野马的遗骨。中国古文献中，家马和野马的区别也一直是泾渭分明。《山海经》说：“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táotú）。”^〔171〕很显然，这里所说的“马”是指已经驯化的家马，所谓“騊駼”则是指贝加尔湖一带的野马。《山海经》又说：“又北百里，曰罴差之山，无草木，多马”^〔172〕；“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173〕。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考证，“罴差之山”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鲜水”就是源出于杭爱山的鄂尔浑河；“涂吾之水”就是“余吾水”，即蒙古乌兰巴托的土拉河。《山海经》又说：“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碧，多马。湖灌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海。”^〔174〕按照谭其骧先生的考证，所谓“湖灌之水”就是现在的白河，流经天津入海；所谓“湖灌之山”就是河北独石口的大马群山，即白河的发源地，与桑干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许家窑相邻，其出土的马骨化石也特多。《山海经》还说：“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棕楠，多竹箭，其兽多□牛、羬（yán）羊（大野羊），其鸟多鷩（bì）（锦鸡），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175〕晋人郭璞注释说：“桃林，今宏农湖县阌（wén）乡南谷中是也。饶野马、山羊也。”^〔176〕清人毕沅也说：“山，一名秦山，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南。”^〔177〕从上述古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夏王朝时期的中国古人就已经建立蒙古草原的牧马场，以及天津和河南灵宝等地的养马基地。由此可见，马与中国古人相处170万年之后，终于成为人类改造环境，开拓生存空间的忠实伙伴。“王亥驯马”的成功，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中国古人养马、驯马的经验积累，已经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养马先民。

【注释】

〔169〕见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第118页《帝相》。

〔170〕见谢浩范、朱迎平《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篇第1025页《轻重戊》。

〔171〕见沈薇薇译注《山海经》第8卷第137页《海外北经》。

〔172〕见沈薇薇译注《山海经》第3卷第42页《北山经》。(www.xing528.com)

〔173〕见沈薇薇译注《山海经》第3卷第42页《北山经》。

〔174〕见沈薇薇译注《山海经》第3卷第48—49页《北次二山》。

〔175〕见沈薇薇译注《山海经》第5卷第90—91页《中次六山》。

〔176〕见张步天《山海经解》（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卷第261页《中次六经》注释文。

〔177〕见张步天《山海经解》（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卷第261页《中次六经》注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