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桥梁：中国交通史话

1953年春，西安市灞桥区发现“半坡古文化遗址”。此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先后组织5次发掘，共发现比较完整的房屋遗迹45处，窖穴200多个、原始墓葬250座、陶窑6座、各种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1万余件，确认是迄今约6　300—6　800年的古人类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称：“在遗址内发现了三条沟道：一条是环绕居住区周围的大围沟；两条是在居住区中部的小沟。”^〔152〕“这条围沟的规模相当大，各部分形制基本一致。沟形上宽下窄。北部一段上口宽约在6—8米之间，底部宽度由1—3米不等，深5—6米。”^〔153〕1983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兴隆洼古文化遗址”。此后经过5次发掘，被确认为8　000年前的古人类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称：“兴隆洼一期聚落、查海和白音长汉聚落外围均发现有环绕房址的围沟。”^〔154〕因此专家推断：“半坡村居民出入，势必有桥。可能是独木桥或几根木材拼成的木桥。从半坡村居民制作巧妙的光底陶瓶作汲水壶的智能水平看，推想那时的桥也可能是可撤式的活动木桥。”^〔155〕就是说，目前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将中国桥梁史追溯到8　000年之前的新石器前期。

由于中国早期的桥梁总是与城门、关隘相联系，因此有“关梁”之称。春秋时期，各国出于争雄称霸的政治需要，“关梁”往往被视为国家的关键所在，因此《鹖冠子》有所谓：“此君臣之变（指用好人或坏人），治乱之分，兴坏之关梁，国家之阅也。”^〔156〕意思就是，国君任用好人治国，就可以实现大治；如果任用坏人治国，就势必出现大乱。或治或乱的关键就在于用人，这是国家领导人必须高度重视，务必明察秋毫的要点。由此可见，原本是指“城关和桥梁”的“关梁”一词，早就被赋予“关键”的引申含意。

夏代的道路交通已经拓展到比较广阔的领域，出现跨越河流的桥梁。中国最初的“桥”，被称为“梁”。《说文解字注》说：“桥，水梁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宫室所以关举南北者也。然其字本从水，则桥梁其本义而栋梁其假借也”^〔157〕；“梁，水桥也。梁之字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见于经传者，言梁不言桥也”^〔158〕。《国语》引据《夏令》说：“九月除道，十月成梁。”^〔159〕就是说，夏代曾经颁布法令，要求民众利用农忙之后的空闲时间，乘雨水较少，河水干枯的季节修葺道路，架设或维修桥梁。这项强制性法令表明夏代不仅建有大量桥梁，而且明确规定有桥梁保养制度。周王朝将这项法令奉为“先王之教”^〔160〕，发展成为“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161〕，显然是继续加大了保养交通设施的密度。1980年，四川广元市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出土一批木牍，其中也曾有明确记载说：“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限，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162〕这表明，直到战国时期仍然有明确规定：九月开始维修道路，清除塌方或杂草造成的阻碍；十月开始修建或维修桥梁；其他时间如果发现道路塌陷不能通行，也必须及时予以修复。由此可见，夏代明令颁行的“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制度，至少沿袭执行了1　600年之久。

据《中国桥梁史纲》所言，“20世纪末，在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距今4　100年左右）发掘中，城周有护城河，其南河宽34—90米不等，经初步考研，河上建过桥梁，是木梁木柱木桩桥”^〔163〕，可见夏代的桥梁已经是城邑的对外通道，显然不再是“独木桥”、“双木桥”之类的原始概念。《拾遗记》曾记载说：“舜命禹疏川奠岳、济巨海则鼋鼍而为梁，逾翠岑则神龙而为驭。”^〔164〕这表明，大禹治水的宏伟工程首先就是以构建桥梁、开辟道路交通为发端。由此可见，早在4　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之初，中国的桥梁已经从跨越原始村落的围沟，发展到跨越大江大河，显示出新的历史进步。

据专家研究，“桥梁是渡河或跨越其他沟谷障碍的建筑，在原始社会早就存在。最初出现的人工建筑可能是踏步桥，然后是梁、桥、梁桥、桥梁”^〔165〕。这就是说，中国古人对桥梁的认识是从“踏步桥”开始，然后才是“梁”、“桥”、“梁桥”、“桥梁”等不同的概念。

所谓“踏步桥”，就是古人所说的“矼（gāng）”。“先是堆乱石于河中”^〔166〕，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有意识地分布石块，构筑成为便于通行的“矴步”，俗称“矴步桥”。据考察发现，浙江雁荡山区的温州市泰顺县，境内溪流纵横，历来建有大量“矴步桥”，“迄1987年末，全县有矴步245条，短的10多齿，长的200余齿”^〔167〕。其中“什水矴步俗称仕阳矴步在仕阳镇溪东村。矴步共223齿，全长133米。石齿长1．78米，厚0．24米，露出滩面部分高0．7米。齿距0．6米。每齿由高低两级组成。高级长1米，采用斑白色花岗石。低级长0．78米，全部为青石彻成。低级抵住高级，一如桥墩的扶壁石撑以抵御漂流物撞击损害。矴步形如一字，齿形平整，可以3人并行，来往之间，足以互让。是泰顺最长最好的矴步”^〔168〕。据地方史志记载，在清代乾隆年间，当地还有一处长达360齿的矴步桥，可惜后来被洪水冲毁。1989年，泰顺县什水矴步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所谓“梁”，其最初的含义就是“独木桥”或“双木桥”。后来由于车辆的出现，于是仅供人行的小桥就被称为“徙杠”，可供车马通行的大桥就被称为“舆梁”。随着“舆梁”跨度的延长，于是出现支撑多孔结构的桥墩，“梁”就演变成为架设于桥墩之上的上层构造，由桥墩引申而出的“桥”字，就逐渐成为整座桥梁的名称。“桥”字之所以从“木”从“乔”，显然与其上层木结构的“梁”大有关系；而“乔”字的繁体是“喬”，也就是最初的桥墩，除有表音之意之外，也还有表意的作用：下面是层层堆砌的石块，上面是高高在上的云天，俨然是桥墩的形象，因此“乔”字的本意是“高大”也就名副其实。桥墩的出现，促成了“桥”的概念形成。随着桥梁技术的发展，桥梁的类型不断增多，特别是完全不同于“木梁桥”的“石梁桥”、“拱桥”出现之后，就自然引申出“梁桥”与“桥梁”的区别。但是就夏王朝时期而言，中国的桥梁还处于“梁”的时代，一直到西周时期仍然还是“言梁不言桥”。《诗经》305篇作品中，有9篇作品12次说到“梁”，但是还没有出现1个“桥”字。

【注释】

〔152〕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2章第4节第49页《沟道》。

〔153〕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2章第4节第49页《沟道》。

〔154〕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报告》（《考古》1997年第1期）。

〔155〕见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第1章第2节第36页《原始桥梁》。

〔156〕见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上卷第111页《道端》。(https://www.xing528.com)

〔157〕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篇第490页《木部》。

〔158〕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篇第490页《木部》。

〔159〕见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第76页《周语中》。

〔160〕见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第76页《周语中》。

〔161〕见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第76页《周语中》。

〔162〕见《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

〔163〕见项海帆等《中国桥梁史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章第14页《夏朝》。

〔164〕见王嘉《拾遗记》第2卷第33页《夏禹》。

〔165〕见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章第1节第23页《梁的起始》。

〔166〕见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章第1节第23页《梁的起始》。

〔167〕见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2章第1节第25页《梁的起始》。

〔168〕见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2章第1节第25页《梁的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