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建立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确立与巩固，道路交通事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其特点有四。
其一是夏代道路交通的开辟，已经是全民动员的社会集体行动。据《史记》记载：“（大）禹乃遂与（伯）益，后稷奉（舜）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大）禹伤先人父鲧（gǔn）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jú）（滑竿）。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136〕就是说，大禹与伯益、后稷等人接受舜帝的任命之后，立即指挥诸侯百官组织实施治水工程。为制订工程计划，大禹忍受着父亲因治水失败被处死的悲伤，一路上翻山越岭，不辞辛劳，苦心思索，树立木桩作为标志，测定高山大川，在外面奔走13年，多次经过家门都不敢回家探望。他节衣缩食，居住简陋低矮的房屋，毅然将全部资产用于治水。他陆路乘车，水路乘船，沼泽地中乘木橇，山路上乘坐滑竿。左手拿着测量水平及标高的准和绳，右手拿着绘制方圆的规和矩，背负着测定方向的仪器，终于开发了九州的土地，开辟了9条道路，整修了9个湖泊，测量了9座大山，最终赢得了治水工程的成功。
据《史记》记载，大禹受命治水的时间是尧帝去世后不久，舜帝即位之初，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推算，大约是公元前2107年。大禹治水的故事，发生于中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变革时期。此时虽然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机构，但是国家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这就为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参与治水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大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结果惨遭失败，大禹治水13年，结果大获成功，二者之间的差异，显然与不同的组织条件大有关系。至于大禹采用众所周知的疏导治水方法，这当然是他取得治水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也不能全盘否定鲧的“壅塞”治水方法。时至今日，疏导分洪与筑堤设坝仍然是抗洪的两大措施。大禹的高明之处，不仅是想到了疏导治水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悟出了先修路，后治水的必胜之道。中国的国家权力之所以出现于大禹之时，表明大禹治水推动了社会进步，其中交通工程的社会意义也就不言而喻。直到1 500年后的春秋时期，人们仍然经常缅怀“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137〕。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动员全社会参与的结果，也是交通先行的结果。
其二是夏王朝与周边方国的政治、军事往来，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大戴礼记》记载：“舜有禹代兴，禹卒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138〕《战国策》记载：“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139〕《竹书纪年》记载：“（帝相）七年，于夷来宾”〔140〕；“（少康）二年，方夷来宾”〔141〕；“（帝芬）三年，九夷来御”〔142〕；“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143〕；“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144〕；“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145〕。可见，夏王朝与周边方国的交往已经十分频繁，这有赖于道路交通的保障，同时也促进了道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其三是夏王朝对周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是促进道路交通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左传》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146〕这清楚地表明，夏王朝与周边方国的广泛经济联系也有赖于道路交通的保障。
其四是夏代各地域之间的物资交流推动了道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山海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147〕，王亥的弟弟王桓日夜兼程逃回商邱。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这个有易国就是屈原《楚辞·天问》所说的“有狄国”。它位于黄河以北的易水河畔，也就是河北保定市易县境内，与商侯国当时所在的商邱（河南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相距约1 000公里，可见王亥的经商路线已经十分遥远。《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王）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148〕就是说，王亥被有易国杀死的时间是帝泄十二年。按照《夏商周工程年表》推算，大约就是公元前1826年。由此可见，夏王朝建立百余年之后，尽管还没有形成民间商业，从事物资交流活动者还仅限于王亥一类的“官商”，但是由于大禹“经启九道”的交通之便，各地域之间的商务活动已经扩展到至少1 000公里之外，已经突破地缘的封闭，通达于四面八方。这不仅丰富了社会生活的内涵，而且必然会促进道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从近年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夏代的道路交通已经有历史性长足进步。1974年，山西运城市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一条夏代纪年范围的道路，路面宽约1．2—2米，厚约5厘米，采用陶片和碎石铺筑路面〔149〕，其道路的宽度显然已经可供人力车辆通行。据《毛诗正义》所言，“‘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是军行必有辇，皆人挽以行也”〔150〕。夏禹的座车既然是20人牵引的人力车，这就必然要求有比较宽阔的道路条件。河南洛阳市偃师市二里头是大约4 000年之前的夏代都城遗址，其城垣南北宽约1 500米，东西长约2 500米，面积约3．75平方公里。其中的城市道路不仅有用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而且还发现一条铺设特别讲究的“石甬路”，路面宽度约0．6米，其西段采用石板铺砌，东段是用鹅卵石砌成，路面十分平整〔151〕。专家们认为这条“石甬路”就是专门为贵族统治者服务的“高等级道路”，与一般平民百姓通行的“土路”相比较，显然具有鲜明的等级差异。
【注释】
〔136〕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6—7页《夏本纪》。
〔137〕见李维琦注《左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51—352页《襄公四年》。
〔138〕见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卷第217页《少闲》。
〔139〕见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第830页《魏策二》。
〔140〕见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第118页《帝相》。(www.xing528.com)
〔141〕见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第123页《帝少康》。
〔142〕见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第124页《帝芬》。
〔143〕见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第14页《荒》。
〔144〕见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第14页《泄》。
〔145〕见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第15页《发》。
〔146〕见李维琦等人注《左传》第243页《宣公三年》。
〔147〕见沈薇薇译注《山海经》第14卷第166页《大荒东经》。
〔148〕见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第125页《帝泄》。
〔149〕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委会《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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