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的奠基者夏禹是黄帝之孙颛顼的孙子，姓“姒（sì）”，称“夏后氏”。据《史记》所记，夏禹奉舜帝之命主持治水，经过13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制服洪水，被舜帝确立为接班人。又经过17年时间，舜帝辞世；治丧3年之后，夏禹让舜帝的儿子商均接管政权，自己悄然归隐故乡。但是“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夏）禹。（夏）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118〕。
夏禹称王之后，立即将当年治水的九大责任区设为九大行政区，称为“九州”，即：冀州（河北西部及山西）、兖州（河北与山东之间）、青州（山东北部）、徐州（山东南部及江苏和安徽北部）、扬州（江苏及安徽南部和江西东部）、荆州（湖北和湖南及江西西部）、豫州（河南及湖北北部）、梁州（陕西南部及云贵川北部）、雍州（陕西北部及甘肃和青海）。夏禹设立九州的史实，表明当时通过长期的治水活动，已经大大提高地理认识水平，同时也表明中华大地已经完全摆脱原始社会的封闭，全国各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开始趋于频繁。
夏禹即位之初，仍然以平阳（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为国都。随后迁都到安邑（山西运城市夏县）、晋阳（山西运城市永济市），后来又迁都到阳城（郑州市登封市告成镇）、阳翟（河南许昌市禹州市鸿畅镇）。阳城和阳翟是夏禹部落的老根据地，夏禹从山西迁都到河南，显然是出于稳定政治的需要，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千里迁徙，这对于4 000多年前刚刚建立奴隶制国家的中国先人，绝非一蹴而就的小事。由此推断，夏代的道路交通已经具备多次迁都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当时不仅可以利用尧舜时期形成的汾河古道往来于山西南部，而且利用“盐池古道”的畅通，开辟成为山西与河南之间的通车大道，同时也应当具有大规模横渡黄河的水上交通运输能力。
夏禹的儿子夏启接管政权后，曾迁都到“黄台之丘”。夏启之子太康即位之后，又迁都到斟寻（洛阳市偃师市翟镇镇）。4年之后，由于太康沉湎声色、不理政事，东夷族首领后羿乘机起兵夺取政权，以太康的弟弟仲康为傀儡，史称“太康失国”。据专家研究，后羿进军夺权的路线，是从帝丘（河南濮阳市华龙区）西进到斟寻，行程约400公里。仲康充当13年傀儡之后病死，其子帝相继位。不久，后羿干脆取而代之，自己直接登位称王，史称“后羿代夏”。8年之后，后羿的部将寒浞（zhuó）也如法炮制，率部发动兵变，勾结后羿的亲兵杀死后羿及家属，再次篡夺政权。只有后羿的妻子嫦娥因事前偷服灵药得以升天奔月，成为后羿家族唯一的幸存者。经过32年的“无王时期”，帝相的遗腹子少康起兵夺回政权，恢复夏王朝的统治，成为夏王朝第6任国王，史称“少康中兴”。据专家研究，少康复国的进军路线，是从商（河南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北上到帝丘，首先攻占过（山东莱州市）、豷（yì）（山东德州市德城区）、历下（济南市历城区）等地，瓦解寒浞的根据地，然后挥师西进夺取斟寻。由此可见，当时河南东北部与山东西南部之间的道路交通已经比较完备，以至于少康能够以区区500人之众一举突袭成功，赢得各部落的响应。从“后羿代夏”到“少康中兴”，夏王朝的王统曾一度中断40余年。其间帝相曾经一度迁都帝丘（河南濮阳市华龙区）。帝丘是颛顼的故都，也是开发较早的中原名都。此后名存实亡的夏王朝又先后迁都到轵（zhǐ）（河南济源市轵城镇）、老丘（河南开封市开封县陈留镇）、西河（河南安阳市殷都区），其地均在河南北部。这4次频频迁都，表明后羿及寒浞的篡权不得人心，存在严重的政治危机。少康中兴之后，夏王朝一直定都于阳翟（河南许昌市禹州市鸿畅镇），直到夏王朝亡国之君夏桀再次迁都到斟寻（洛阳市偃师市翟镇镇）。
关于夏王朝的文化，由于缺乏原始文字资料的佐证，曾经引起史学界多年的争论，国外某些史学家甚至断然否定夏王朝的历史存在。后来考古发掘发现夏代陶器上印刻有个别字符，专家们视为开启夏代迷宫的钥匙，称之为“陶文”，但是始终未能破译。尽管清宣宗道光十七年（1837年）出版的《邹县金石志》已经记载邹县纪王城出土的陶文，但其年代仍然局限于春秋战国，不足以追溯金文、甲骨文之前的文字体系。1953年春，西安市灞桥区发现“半坡文化遗址”，经过5次发掘，发现迄今约6 000年前的大量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其中刻划于陶器的文字符号很多，“不同的种类有四五十个之多”〔119〕。1972年春，西安市临潼区发现“姜寨文化遗址”，经过11次发掘，发现迄今约6 600年前的大量文物。其中的陶器“有120多个刻划符号，共39种”〔120〕。“1974年在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出土的彩陶壶上也发现一些符号，已收集的达50种之多”〔121〕。经专家研究，发现有些陶文符号曾经多次出现于不同的遗址或不同的陶器，显然有表达特定内容的含义。经过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对照甲骨文字形进行对比研究之后，“认为这种陶文就是我国汉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122〕。1990年，高明先生出版《古陶文汇编》，已收录“自商至秦各种陶文二千五百种，其中少数拓片局部印迹不清，同选两件互相参照，故共收拓片二千六百二十二纸”〔123〕。由此可见，“陶文”的源头已经可以追溯到夏代之前的新石器中期。
1992年1月2日，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第5次发掘山东滨州市邹平县“丁公村文化遗址”，发现有一片刻有11个字符的陶器残片，确认为4 200年前的“丁公陶文”。1993年4月，南京博物院张敏研究员第4次发掘江苏扬州市高邮市龙虬（qiú）庄“南荡文化遗址”，也发现一片刻有8个字符的黑陶残片，确认为4 900年前的“南荡陶文”。经专家研究，认为丁公陶文和南荡陶文是东夷族的古文字。由此可见，中国汉字的起源，显然与中华民族的起源一样，是由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三大组成部分融合而成，其文字萌芽应早于三大部族的结盟，黄帝时期的“仓颉造字”，应当就是三大部落结盟之后的文字统一。此后逐渐演变为甲骨文、金文，形成完全成熟的文字体系。据王显春先生研究，“汉字生存了6 300年，发展了6 300年，而生命力正旺；汉字伴随着科学的宇宙观而来，这些原始的、朴素的‘一分为二’、‘阴阳变化’的思想至今还在指导着人们的科学实践。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具备如此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汉字对世界进行了抽象的概括和形象的描绘，它所提供的信息是全方位的”〔124〕。
1996年之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夏文化的探索再度成为学术热点。近年以来，通过对瓦店（河南许昌市禹州市火龙乡瓦店村）、王城岗（郑州市登封市告成镇）、二里头（洛阳市偃师市翟镇镇二里头村）、新寨（郑州市新密市刘寨镇新寨村）、西金城（河南焦作市博爱县金城乡西金城村）、徐堡（河南焦作市温县徐堡镇）等古文化遗址的发掘，终于使早期夏文化的学术研究获得重大突破。特别是“二里头文化”的最新发现，更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经专家研究，二里头王城就是夏王朝两次建都的斟寻。现已初步查明，二里头王城的“宫城位于遗址中心区，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东城墙长378米，其上发现门道2座。西城墙长359米，南部发现有城门1座。北城墙长约292米。南城墙长295米，西部有城门1座，整个宫城面积约为10．8万平方米”〔125〕。“在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发现有纵横交错的道路，4条大路垂直相交，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方向基本一致，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路土一般宽12—15米，最宽处达20米”〔126〕。
2002年春，二里头王城的一处墓葬中，发掘出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由2 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长13．6—15．6厘米，宽11厘米。龙头隆起于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漕装饰。扁目（所谓‘梭形眼’）圆睛（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脊微凸，外缘立面粘嵌一排绿松石片。由颈至尾至少连续装饰有12个单元的用绿松石片构成的菱形花纹”〔127〕。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年代之久，堪称中华龙文化中弥足珍贵的瑰宝。
【注释】
〔118〕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9页《夏本纪》。(www.xing528.com)
〔119〕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章第4节第123页《文字的产生》。
〔120〕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章第4节第123页《文字的产生》。
〔121〕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章第4节第123页《文字的产生》。
〔122〕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3章第4节第125页《文字的产生》。
〔123〕见高明编著《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前17页《古陶文汇编序》。
〔124〕见王显春《汉字的起源》（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自序》。
〔125〕见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方孝廉《二里头遗址新的考古发现与思考》。
〔126〕见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第19页，郑杰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些重要遗迹的分析》。
〔127〕见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第96—97页，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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