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有一段名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68〕著名交通史专家王子今先生根据多年的研究，也明确得出结论说：“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形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往往‘必须重新开始’，历史上甚至多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极灿烂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事例。”〔69〕可见交通事业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史记》曾明确记载：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即凡山，位于山东潍坊市诸城市境内），及岱宗（泰山）。西至于空桐（即崆峒山，位于甘肃平凉市境内），登鸡头（即鸡头山，位于甘肃庆阳市镇原县境内）。南至于江（长江），登熊（即熊山，位于湖北神农架林区）、湘（即湘山，位于湖南株洲市境内）。北逐荤粥（匈奴），合符釜山（河北保定市徐水县境内），而邑于涿鹿（河北张家口市涿鹿县）之阿（ē）（土山丘）”〔70〕。由此可见，黄帝时期的道路交通已经贯通三山五岳，既体现出中华远古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推进着华夏各民族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黄帝时期的交通要道已经设立有“封堠”制度。所谓“封堠”者，按《康熙字典》的解释就是：“土堡也，又封土为坛，以记里也。五里只堠，十里双堠。”〔71〕简言之，就是用石块堆砌道路沿途的“里程碑”。据《拾遗记》记载：“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黾（mǐn）（即天鼋鳖，是夏代的图腾）印其上。”〔72〕可见黄帝创立的道路“封堠”，也曾被大禹用作为治水工程的标记。
据《绎史》记载：“玄女为（黄）帝制司南车当其前，记里鼓车居其右。”〔73〕这就是说，黄帝出行时不仅有车可坐，而且前有辨别方向的“指南车”开道，后有记录行程的“记里鼓车”随行。所谓“记里鼓车”，就是在车上设置有与车轮联动的“记里鼓”，用以记录车辆行驶的里程。《古今注》记载：“大章车，所以识道里也，起于西京，亦曰记里车。车上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小钟）。”〔74〕于是，古老的道路里程碑——“封堠”，就成为道路交通发展的历史见证，引发众多墨客骚人的反复吟诵。韩愈写道：“堆堆路旁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75〕柳宗元写道：“岸旁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76〕罗隐写道：“终日路歧旁，前程亦可量。未能惭面黑，只是恨头方。”〔77〕殷尧藩写道：“烟树寒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南山北听鹧鸪。”〔78〕陆游写道：“驿前官路堠累累，叹息何时送我归。”〔79〕范成大写道：“墙上浮图路傍堠，送人南北管离愁。”〔80〕
【注释】
〔68〕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68页《德意志意识形态》。
〔69〕见王子今、王遂川《康巴草原通路的考古学调查与民族史探索》（《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70〕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1页《五帝本纪》。
〔71〕见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土部》。
〔72〕见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卷第37页《夏禹》。(www.xing528.com)
〔73〕见马骕（sù）《绎史》第5卷第35页《黄帝纪》。
〔74〕见王根林等人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古今注上卷·舆服第一·大章车》。
〔75〕见《全唐诗》（圣碟电子图书）第341卷第5518页，韩愈《路傍堠》。
〔76〕见《全唐诗》第351卷第5677页，柳宗元《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
〔77〕见《全唐诗》第659卷第11335页，罗隐《堠子》。
〔78〕见《全唐诗》第492卷第8140页，殷尧藩《旅行》。
〔79〕见《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6卷第24303页，陆游《果州驿》。
〔80〕见《全宋诗》第2244卷第25770页，范成大《枫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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