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史话：舟楫发明者及其历史回溯

中国史籍记载的舟楫发明者，居然有“8种古书，提出了11个发明人”^〔47〕。此外，《淮南子》有所谓：“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yú）木（中间挖空的木头）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48〕，“见窾（kuǎn）（挖空）木浮而知为舟”^〔49〕；《周易》有所谓：“刳（kū）木为舟，剡（yǎn）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50〕。总之是说法众多，大体上都是将舟楫的发明归功于黄帝，或者黄帝之后的一些著名人物，可谓“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51〕。实际上，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舟楫的发明已经可以追溯到新石器中前期，比黄帝时代早出大约3　000年。

2001年，杭州市萧山区发掘出“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据“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实验室对五个地层所出的六个木头标本的测定数据（树轮校正）显示，其时间在距今8　000年至7　000年间，是浙江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52〕。该遗址“出土了制作精美的彩陶和黑陶器及石器、骨角木器、玉器等大批珍贵史前文物……最可宝贵的是出土了一艘距今7　500年到8　000年的独木舟。经测量，船体显露处宽50厘米，船身最宽处70厘米，船舱深约15厘米”^〔53〕。“2003年1月，浙江省文物部门邀集全国的文物保护专家议定将独木舟就地保护，并建设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长期保存及展出独木舟等有关文物。萧山跨湖桥独木舟，是中国唯一的新石器时期的独木舟。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罕见的”^〔54〕。由此可见，中国舟楫的发明者，不是黄帝时期或黄帝之后的古人，而是比黄帝早大约3　000年的新石器前期的原始人类。

划船所用的木桨，也就是古人所称的“楫”，应当是划船技术趋于成熟的产物。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楫”是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7　000年前的古楫，残长约63厘米，翼宽约12．2厘米，它用一根整木制成，做工比较细致，还刻有线型图案^〔55〕。此前浙江湖州市钱山漾遗址也曾经发现一只5　000年前的古楫，是用青冈木制成的长楫，柄长约86厘米，翼长约96．5厘米，翼宽约19厘米^〔56〕，这显然是需要系在桨脚上划动的大桨，而不是一般独木舟用的手桨。

1973年，浙江宁波市余姚市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据专家测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4文化层距今近7　000年”^〔57〕，发现有“骨镞、骨哨、骨鱼镖、石球、石丸和木桨等不少渔猎工具”^〔58〕，还有“水生动物遗骸21种”^〔59〕，其中就有海洋鱼类多种。由此可见，7　000多年前的中国先民已经开发了海洋渔业，也就是说新石器中期的中国渔船，就已经昂然驶入大海的惊涛骇浪之中。

据《尚书》记载：“无若（莫要学）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不分昼夜）頟頟（é）（不休息），罔水行舟（洪水消退之后继续要求别人推船）”^〔60〕。这位“丹朱傲”就是尧帝的儿子，特别喜欢游玩。尧帝让他乘船躲避洪水，洪水消退之后，他仍然继续漫游，日夜不停地寻欢作乐。因此“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61〕。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寻，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62〕；据闻一多先生所言，“浇伐斟寻”即“言少康灭斟寻氏（寒浞）”^〔63〕，是少康复国的关键战役，也就是屈原《楚辞》中所说的“覆舟斟寻，何道取之”^〔64〕。斟寻其地位于洛阳市偃师市翟镇镇二里头村，地处古伊洛河北岸，与黄河近在咫尺。这就是说，早在4　300年前的尧舜时期，中国古人已经可以动用大量的舟船，或躲避洪水、或漫游江河，到夏王朝时期，就已经将舟船用于战争，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独木舟可以作为者。显而易见，尧舜时期不仅拥有独木舟，而且已经拥有具备远航能力的木板船。

【注释】

〔47〕见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章第3节第12页《独木舟及其出现的年代》。

〔48〕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13卷第423页《汜论训》。

〔49〕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16卷第538页《说山训》。

〔50〕见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第8卷第301页《系辞下》。

〔51〕见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章第3节第12页《独木舟及其出现的年代》。

〔52〕见《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

〔53〕见席龙飞等人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章第2节第18页《新石器时期的独木舟》。(www.xing528.com)

〔54〕见席龙飞等人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章第2节第18页《新石器时期的独木舟》。

〔55〕见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6〕见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57〕见席龙飞《中国造船史》第1章第1节第5页《远古时代的海洋文化及舟船起源》。

〔58〕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7章第4节第374页《先民的经济生活》。

〔59〕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3章第3节第198页《动物遗骸与植物遗存》。

〔60〕见顾宝田《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虞夏书·皋陶谟》。

〔61〕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3页《五帝本纪》。

〔62〕见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帝相》。

〔63〕见《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卷第587页《天问疏证》。

〔64〕见周秉高《楚辞解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天问》。